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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天赋王权

　　536年到602年间，百济王向日本的大和统治者求助，佛教向东传入日本列岛，大和王朝颁布了日本的第一部“宪法”。

　　536年时，佛教已经传入新罗9年，新罗的法兴王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创立年号“建元”。至此，法兴王已经把佛教确立为国教，颁布了新罗的法典，新罗已经有了一套官僚机构。年号的创立标志着新罗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与邻国百济和高句丽的政治地位变得同等重要。

　　朝鲜半岛呈现出三国鼎立的局面。三个国家在语言、种族、习俗、文化、宗教方面，都是一样的。新罗羽翼日丰，国力可与百济和高句丽相抗衡。新罗、百济、高句丽都是佛教国家，都有君主、官僚机构和法典，都效仿中国，都想成为三国中的霸主。

　　无奈的是，朝鲜半岛上的扩张空间实在有限。半岛的南边和东边都临海，西面是中国，北方是寒冷地带。所以，三个国家总是挤来挤去，霸权不断从半岛的一边更迭到另一边。欧洲的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法兰克人都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拓展疆域，而不至于经常与其他国家相互挤压。而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之间则战争不断，相互制衡，谁也不能消灭谁，谁也不能控制谁。

　　540年左右，新罗国蓬勃发展，邻国百济也是万象更新。新罗的法兴王使用年号来统一人民，让人民感觉到他们在亚洲民族的宏大历史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百济的国王则是在地理上做文章。百济圣王把都城从狭小的被群山庇护的熊津移到了泗沘，泗沘位于锦江边广阔的中部平原地带。这次迁都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百济不再只是修筑城墙、小心防御了，它要开始扩张领土了，并打算控制整个朝鲜半岛。

　　为了在三个国家中称霸，百济圣王与中国的南梁结盟。高句丽也与中国南方的势力结盟，而百济的外交步伐比高句丽迈得更远一些，百济圣王与中国北朝的东魏和西魏进行外交接触。高句丽仍然是三国中最大最强的一个，也是中国北方王朝的死敌，这些王朝与半岛的距离很近，随时会威胁到半岛北部地区。百济与大陆隔海相望，所以百济圣王更愿意做出友善的姿态，尤其是做出陷高句丽于不利的姿态。

　　6世纪40年代，高句丽国内时常发生暗杀和内战。虽然它的国力仍然很强，但是都城平壤局势动荡，这就意味着它很少有精力防卫自己的边界。与此同时，新罗的法兴王去世，年轻而有雄心的真兴王嗣位，他继承了一个组织有序、和平稳定、准备扩张的国家。百济国王趁机说服真兴王与他联手，攻击高句丽。

　　百济圣王尤其看重汉江流域的土地，那里曾是百济的领土，但是一个世纪以前，高句丽的广开土王带兵占领了这片土地。在百济圣王看来，那是一块被掠走的土地。高句丽可能会把它看做自己的领土，但它是百济被夺走的土地。

　　地图36-1 6世纪时的远东

　　高句丽的兵力分散，所以国土很难防守。551年，新罗和百济的联军把高句丽的势力从汉江流域驱赶了出去。但是新罗的真兴王耍了一个两面三刀的阴谋。他接着就调转矛头对准他的盟友，自己把汉江流域的土地霸占了。

　　百济圣王派兵死死地守着汉江的下游地区，但是他的军队很快就被赶走了。百济与高句丽打了一仗，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百济圣王生气极了。他回国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派人给东边的日本国送去了很多礼物，包括金、铜制的佛像，还有佛经，请求日本君王相助。

　　至少两个世纪以前，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就知道他们东边的岛国住有居民了。那些居民被称作“倭”，他们有时会与朝鲜半岛贸易，偶尔也参与战争。

　　我们对于倭人的早期生活知之甚少。日本的早期历史没有文字记载，直到公元7世纪，日本才有了最早的史书——《古事记》。由于没有历史故事可以依据，考古学家考察了那时候的器物，把日本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叫作“绳纹时代”。这一时代得名于出土陶器的特征，“绳纹”指用绳索在陶坯上压出的纹样。

　　公元前400年左右，一种新的文化出现了，它从日本列岛的北边开始向南传播，新文化带来了新的耕作方法、铸铜工艺上的革新和其他方面的进步。这些技术很可能是由中国的移民带到日本的，或是从朝鲜半岛传入的，或是两者兼有。日本原住民文化与这些新技术的融合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弥生时代，这个时代起始于（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过渡期后）约公元前300年，结束于约公元250年。

　　到公元250年，日本像它西边的邻国一样，已从一个充满了武士联盟的地区变为一个有君主的国家。被称为“宇治”（uji）的武士部族仍然存在。这个国家的地理特点（由四个大的岛屿和一群小岛组成，山脉又把大的岛屿切分成了小的独立地带）使它被多个独立的集团管辖。然而，到了公元270年，日本至少有一个君主和一个王室家族。大和国统治着日本最大岛屿上平坦肥沃的平原——大阪平原，这里有到内海最近的通道。

　　大和国统治第一个时期的标志是公元4世纪末有神话色彩的应神天皇加冕。应神天皇是《古事记》里记载的第一位有真实历史原型的日本君王，他70多岁即位，统治时长令人难以置信——达到了40年。

　　实际上，真正的应神天皇可能不是一位继承祖先王位的国王，而是一个降服了邻国的英勇酋长。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应神天皇的家族可能在大阪平原进行统治，但是他们不是整个岛屿的统治者，就更别提统治附近的岛屿了。尽管后来，他们被称为“天皇”，但他们并不能指挥征服世界的军队，也不能控制贸易路线，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人神之间的连接点、一个稳定的中心（当时的史料并没有提及神是怎样为岛国的人民提供这个中心的）。

　　大和国周围的土地被很多氏族首领和战将控制。南边九州岛上的居民被叫作“蕃”，意思是“外族”。据人们的记忆，蕃的祖先们是从朝鲜半岛或是中国中原地区移民到日本建立新家园的人。北边是北海道岛，那里的居民被大和人叫作“夷”，也就是“野人”。完全不需要王室系谱，一个民族就在文明（它自己）与野蛮（别的民族）之间划清了界限。

　　522年百济送给大和统治者的礼品，让后者面临两个选择——接受并结盟，或者拒绝并孤立。

　　据日本的史书记载，钦明天皇召集对他忠诚的氏族首领们，并询问他们的意见——是否应该接受百济来的礼品。天皇名义上是人神之间的连接点，但是在倭人的土地上，氏族首领们行使着很大的真实的政治权力，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掌管传统拜神活动的中臣氏首领和担任大连（最高级官员之一）的物部氏首领以佛教是外来的为由，反对接受百济的礼品。另一方面，日本权力最大的是苏我氏的首领，他认为，既然其他的国家都追随佛陀，日本也应该皈依佛教。很显然，他被百济圣王的巧言说服了。百济圣王的来信是这样说的：“且夫远自天竺爰泊三韩，依法奉持无不尊敬。”在中国及其以东的国家，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无佛教的落后状态里，脱离主流。

　　钦明天皇想保留那尊金、铜制的佛像，所以他派遣了一支军队去支援百济。之后，百济圣王对天冠山要塞发起了一次进攻，这是新罗边境的防守要塞。虽然获得了日本的援军，百济仍然战败。百济圣王被杀，百济军队被赶出新罗，新罗战胜后，真兴王信心大涨，挥师南下，不仅获取了汉江周边的土地，还占领了洛东江沿岸直到半岛南部海岸的土地。

　　几年后，在真兴王的统治下，新罗成为半岛上面积最大、国力最强的国家。半岛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新罗取代高句丽，成为三国中的霸主；百济的新王威德王，也就是圣王的儿子，仓皇地与百济先前的敌人高句丽结盟，以保护自己不受到攻击。

　　与此同时，在半岛以东，佛教正处于危险中。

　　大和国的钦明天皇准许苏我氏的首领苏我稻目建一个寺院，开始行持佛陀的教诲，但是佛教在这个国家还是新生事物。中臣氏的首领早就警告说，日本的古老神明一定会惩罚这个入侵的外来宗教。最初，苏我稻目对这个警告置之不理，直到一场传染病在首都暴发并愈演愈烈。最终他不得不听从中臣氏的建议，把佛像扔到河里，并烧毁寺庙。

　　但是佛陀的教诲已经在人心中扎下了根。我们很难完全弄清楚在佛教进入日本之前，日本的传统信仰（后来被称作神道教）是什么样的。佛教是与文字一起传入日本的，所以，我们得到的所有文字记述都书写于佛教进入日本文化之后。最早的神道教要为神（kami）举行一些仪式。在象征神的圣地，世俗存在与神圣世界是相交的，氏族首领要监督这些仪式的进行，保证圣地不受玷污。

　　不管神道教还包含其他什么东西，在6世纪时，神道教与一些特定的地方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最严格的意义来说，它成为了一种地方性信仰。佛教的普世意义意味着两种信仰不会冲突。佛教讲的是普遍真理，它的关注点非常广泛，它可以解答神道教不会探讨的问题。那尊金、铜制的佛像可能已经沉在河床的泥土里了，但是在552年以后，佛陀的话语已传遍日本的土地，势不可当。

　　通过摈弃佛教，苏我稻目保护了自己氏族的势力；而中臣氏再也不能以异端邪教为理由来挑战苏我氏对天皇的掌控了。钦明天皇和他的皇族自称“大王”，但是这种称呼值得商榷；因为，他们代表了神性，天赋予他们王权，但是他们在人间行使权力却越来越要倚靠苏我氏的势力。

　　钦明天皇的三个妻妾中，有两个来自苏我氏族。钦明天皇亲自安排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敏达天皇与自己的一个女儿成婚，这个女儿是钦明天皇的一个出自苏我氏的妻子所生，是皇子同父异母的妹妹。钦明天皇此举是为了让苏我氏坚定地忠诚于君王。钦明天皇去世后，敏达天皇和平即位。13年后，敏达天皇去世，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用明天皇统治不到2年，之后，另外一个弟弟崇峻天皇统治5年。这些皇子都是钦明天皇的苏我氏妻子所生。作为既得利益者，苏我氏也努力维护他们的权力。

　　崇峻天皇，像他的哥哥们一样，是靠着苏我氏的影响力而获得了皇位并维持统治。与兄长们不同的是，他与拥戴自己的人非常不和。

　　他与苏我氏的首领也是自己的舅舅苏我马子发生过争执。史书中记载：“崇峻帝即位，（马子）为大臣如故。帝甚恶马子骄恣专权。”“有献山猪者，帝指猪曰：‘朕有所疾，何日得斩之如猪头！’”苏我马子听到这样直言不讳的话，就先下手为强，派人刺杀了自己的外甥。先前，他还率领自己的氏族对苏我氏最大的敌人——不信佛教的物部氏——发起了攻击，物部氏是同样不信佛教的中臣氏的盟友。尘埃落定后，物部氏遭受重创（尽管没有被毁灭），崇峻天皇也死了。

　　皇位候选人中地位最高的是一位女性，名字叫推古，她非常有资格掌权：她是钦明天皇的一个女儿，也是前面几任天皇的妹妹，她的母亲来自苏我氏，她不仅是敏达天皇的妹妹，也是他的妻子。苏我马子希望推古登上皇位。除此之外，他还安排一个苏我氏亲戚做摄政——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是一个佛教学者，后成为日本第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593年，圣德太子被任命为摄政时仅有19岁，到30多岁的时候，他的事业达到鼎盛。他派使臣到中国学习；为了削减氏族首领的权力，他建立了一套中国式的政府组织，设立“冠位十二阶”官位制度，以分大小的六种美德订立十二级官衔，以此提醒官员们，他们是因为自己的品行而不是自己的出身在政府服务的。对于大和家族执政的原则，他亲自制定了一个书面的规定。有史以来第一次，天皇掌权时可以不再含糊地说自己得到了神明的认可和支持。

　　604年，日本的《十七条宪法》颁布。这不是一部西方意义的宪法；它没有对政府的结构做出安排，也没有对统治者的权力做出限制。相反，这部宪法规定了大和君主统治国家以及人民应当被统治的原则：

　　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诏必慎。不谨自败。

　　百姓有礼，国家自治。 注释标题 Kuroita-Katsumi, Prince Shotoku and His Seventeen-Article Constitution (1940), pp. 20–22.

　　这部宪法的字字句句都在向人们传达一个信念：君王就是政府，君王就是法律。如果君王是法律，那么就没有必要制定书面的法律条文来限制君王。统治者的品德高尚是最重要的。宪法不意在订立法律，而是定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格。品格是一切其他事情的源头。

　　它依据一个非常简单优雅的理念——如果皇族品德高尚，心灵纯洁，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太平。它的核心思想是一种否定苏我氏权力的政治哲学。如果皇权天赋，君主还是人间法律的化身，那么日本就可以彻底摆脱苏我氏的操纵。苏我氏族长任命圣德太子做摄政，结果反倒拆了自己的台，削弱了自己的权力。

　　然而，像天命论一样，《十七条宪法》也有一个让君王感觉芒刺在背的地方。君王如果失德，就意味着法律的精神力量不再具有继承性，天皇不再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而仅仅是以王者的形象示人。失德意味着君王可以被废黜，这完全符合宪法。 世界史的故事（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