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世界史的故事（套装共6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35 瘟疫

　　532年到544年间，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统治挺过了一场暴动，拜占庭军队击败了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却没有战胜波斯人，腺鼠疫在金角湾暴发。

　　532年，萨珊波斯和拜占庭的君主共同决定停止边界争端，使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国内问题。他们发誓休战，保持永久的和平。这样的和平持续了8年。

　　58岁的波斯国王喀瓦德一世已于一年前去世，临终前指定他最喜欢的儿子（第三个儿子）库思老作为他的继承人。由于库思老不是长子，为了捍卫王权，他不得不与自己的手足对抗。他还镇压了乘机造反的马兹达克派的残余势力。库思老命令屠杀造反者，把领导造反的人斩首，还把造反者的财产都分给了波斯的贫民。

　　正当库思老在波斯建立他的势力的时候，查士丁尼差一点就失去了他在君士坦丁堡的皇权。他的叔叔查士丁一世曾勉强地维持帝国的现状；而查士丁尼是一个改革者，一个建设者，一个充满活力、亲自参与实践的皇帝，对帝国的大事小情他几乎都要亲自过问。据普洛科皮乌斯的记载，查士丁尼的睡眠和饮食都很少，有的时候一晚上只睡一个小时，一天甚至很多天都顾不上吃饭。庞大的法典在他的宏伟蓝图中只是冰山一角。他计划在君士坦丁堡大兴土木，收复西部的失地，还兴致勃勃地要把帝国打造成上帝在人间的天国。

　　所有计划的实现都要靠税收。查士丁尼征收新的赋税，导致民怨沸腾。为了获得支持，查士丁尼呼吁蓝党对皇帝忠诚（他从年轻时就一直支持蓝党）。不过派系是不可能安分的：他们有武器，有野心，随时可能打起来。要求党派忠诚是很荒谬的：“他们既不关心神的事，也不关心人的事，只对征战感兴趣，”普洛科皮乌斯写道，“当他们的国家在最艰难、最迫切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视而不见，除非时势可能对他们的党派有好处。”

　　对于查士丁尼来说，蓝党的支持是完全靠不住的。532年1月，两名罪犯——一个是蓝党，一个是绿党——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庭被判处绞刑。公开行刑的时候，他们碰上了一个笨拙的刽子手。一连两次，绞索都没有发挥作用，罪犯降到地上的时候还活着。正当刽子手要试第三次的时候，附近一个修道院的僧侣上前干涉，要求对罪犯进行庇护。可是为时已晚。犯人遭受的折磨已经引起观众的愤怒。绿党和蓝党都造反了，他们联手对抗君士坦丁堡的政府。

　　党派成员被（似乎是正义的）悲愤点燃，进而变得疯狂。城市里的生意人被肆意屠杀。君士坦丁堡的建筑被纵火，索菲亚教堂、宫殿建筑群的一部分、市场和几十座富人的房子在大火中化为乌有。暴徒们要求查士丁尼交出民众最憎恶的两名政府官员，并处决他们。官员并没有被交出来，所以，暴动变得更加激烈。暴徒冲上街头高喊“尼卡！”（“尼卡”是希腊语，意思是“胜利”）。

　　这时，查士丁尼、狄奥多拉和君士坦丁堡的高级官员“把自己关在宫殿里，不敢出声”。也许他们希望叛乱之火自行熄灭。他们不知道，暴徒们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统治者。去世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有一个侄子，叫伊帕提乌斯（Hypatius），他和妻子住在君士坦丁堡；伊帕提乌斯听说暴动的消息后，就赶回家，锁上门户。但暴徒还是强行把他拉出来，拥立他为帝，并护送他到他们在竞技场（城市中心的大型战车竞赛场地）搭建起来的皇位上。

　　听到这个消息，查士丁尼觉得自己最好去最近的码头，乘坐那里的一艘帝国战船逃跑。狄奥多拉拦住了他。“一个皇帝，绝不可以逃亡，”她说，“如果你想活命，很简单。这里是大海，这里有船只。但是请考虑清楚：一旦你活下来了，你可能会情愿用一死代替苟安。至于我自己，我相信一句古话，紫袍是最好的裹尸布。”狄奥多拉的早年生活极其艰辛，她不想再回到那种生活。

　　狄奥多拉的这番话让查士丁尼一下子冷静下来。于是，被围困的皇帝和朝臣决定再坚守一下。查士丁尼的总兵贝利萨留（Belisarius）和恰好在君士坦丁堡公干的伊利里库姆军队的指挥官，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他们已经从附近城市召集援军，那些士兵很快就能到达这个城市。有了援兵的支持，他们就可以带兵从竞技场两侧的两个门闯进去，他们希望这样的突袭能造成人群惊慌逃窜。与此同时，查士丁尼的一名秘书冒充帝国的叛徒，对叛军的首领说查士丁尼已经逃跑，使叛军放松了警戒；另一名官员拿了一袋子钱到竞技场贿赂叛军，挑拨离间结盟的蓝党和绿党。

　　增援部队赶到后，两位将军就带兵悄悄穿过街道。那个时候，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因为大家都在竞技场为新皇帝欢呼。贝利萨留召集士兵在靠近皇座的右侧小门集合，而伊利里库姆的指挥官则绕到被称为死亡之门的入口。士兵们突然闯入，竞技场上的人群登时大乱，预料中的恐慌出现了。很快，贝利萨留带兵扫平了叛乱；根据普洛科皮乌斯的记述，超过3万人在那一晚被屠杀。第二天，伊帕提乌斯被抓，后被军队里不知名者暗杀。

　　尼卡叛乱是对查士丁尼权力的最后一次挑战。接下来的30年里，查士丁尼都推行独裁统治，这部分源于他深信自己是上帝派来统治帝国的，部分是因为他下决心绝不再被这样的叛乱威胁。很明显，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偏向蓝党；在查士丁尼此后的统治时期里，两个党派一直有矛盾冲突。

　　这次暴动给城市留下了创伤——几十座公共建筑被烧毁，大片的富人区也化为灰烬。查士丁尼规划了一个宏大的建筑项目，任命塔拉勒斯的安特米乌斯（Anthemius of Tralles）为监工。一座座宏伟炫目的建筑物从废墟上拔地而起。圣索菲亚大教堂成为重建的城市建筑中的明珠。安特米乌斯是一位成就显赫的数学家，他设计了一个新型的由拱支撑的圆屋顶，普洛科皮乌斯曾评价它是一个神奇的设计。普洛科皮乌斯写道：“这个设计非常优雅动人，但是也让人胆战心惊，因为它看起来好像是浮在空中，没有什么坚固的基础，非常危险的样子。”天花板表面涂了金粉，上面还镶嵌了石头来增添色彩和光亮。教堂的内部装饰用了4万磅的银子，里面陈列了各种圣物和珍宝，“就像一片鲜花盛开的草地”。普洛科皮乌斯暗暗称奇：“满眼是紫色的、绿色的、红色的、白色的器物。”

　　查士丁尼不仅让都城大放异彩，还计划收复一部分西部失地。先前，拜占庭的一些行省被蛮族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人、北非的汪达尔人、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和高卢的法兰克人，这些蛮族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但是在查士丁尼看来，那些都算不上王国，它们只是罗马土地上长出来的杂草。他不打算入侵，他要收复失地。查士丁尼一直把西部的土地看成是罗马的土地，也自然应当是他的土地。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北非，他任命贝利萨留带兵出征。贝利萨留率领5000骑兵和1万步兵乘船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他到达北非海岸的时机恰到好处——半数的汪达尔士兵被派往别处镇压起义去了。汪达尔国王盖利默（Gelimer，开国国王盖塞里克的远亲）没有足够的兵力抵挡拜占庭人。于是，他带着自己的护卫从迦太基的王宫逃走。贝利萨留到达汪达尔都城的时候，还带着历史学家普洛科皮乌斯。普洛科皮乌斯是这样记述这次侵略的：“完全没有人阻止我们入城……迦太基人打开了城门，城里到处都点着火把，亮如白昼。剩下的那些汪达尔人都坐在教堂里，恳求饶命。”

　　拜占庭人和平占领了这个城市；后来，盖利默召集旧部攻城，企图夺回王位，但是最终他的军队被消灭了。最后一次战斗发生在533年11月中旬，汪达尔人被击溃，他们的国家灭亡了。自从477年汪达尔的开国国王去世之后，国家就在衰落。根据普洛科皮乌斯的记载，到533年的时候，迦太基的城墙就开始破败坍塌了。在盖塞里克统治的50年里，国家政局稳固，但是一旦没有了他，这个国家就很难存活。它的臣民甚至没有除了“盖塞里克的跟随者”之外的身份认同。

　　贝利萨留胜利回到君士坦丁堡。535年，查士丁尼派贝利萨留第二次西征，目标是意大利。帝国象征性的心脏仍然在那里，而东哥特国王并没有完全控制那里的土地。年少的国王不堪忍受摄政和贵族之间常年的激烈争吵，只能借酒消愁。18岁时，他就因饮酒过度而死。他年长的亲戚狄奥达哈德（Theodahad）被选为新的东哥特国王。

　　地图35-1 君士坦丁堡

　　535年末，贝利萨留登陆西西里岛，轻而易举就攻取了这个岛。之后他来到意大利的海岸，占领了古老的海滨城市那不勒斯。在那之前，那不勒斯是被东哥特控制的。

　　失去那不勒斯的狄奥达哈德王位不保。城市陷落后，狄奥达哈德想通过出卖一部分国土给查士丁尼来换得和平，东哥特人对此大为不满，于是他们请出一名叫作维迪吉斯（Witiges）的勇士废黜并杀死国王。那时候，日耳曼流行的一个习俗是从战争领袖中挑选人作为国王。维迪吉斯在一封公告信中对人民说：

　　请记住，我们的同胞，哥特人，世世代代都是在刀林剑雨中、站在盾牌上长大的，按照神的旨意，我们都有王者的尊严，因此对于一个从战争中赢得声望的人来说，武器就是荣誉的象征。我不是在宫殿的大厅，而是在广阔的平原上被选为国王的。我不是因为巧言令色，而是因为在战场上的勇猛被选为国王的。当哥特人凝望着他们的王——一个从战士中站出来的王时，他们与生俱来的勇敢会被唤醒。 注释标题 Cassiodorus, p. 444.

　　当维迪吉斯在拉韦纳接受加冕时，贝利萨留正从海滨挺进。536年11月，贝利萨留攻克了罗马。

　　但是贝利萨留无法复制在北非轻松取得的胜利。他又花了4年时间才进入拉韦纳，俘获了维迪吉斯。540年，贝利萨留宣布自己为意大利的总督。

　　100多年来，拜占庭帝国第一次处于复兴的边缘。但是，皇帝和将军之间的沟通却出了问题了。查士丁尼认为贝利萨留想自立为意大利的国王。于是，他命令贝利萨留回到君士坦丁堡，而不允许他留在意大利巩固征战的成果。贝利萨留开始带着维迪吉斯返回君士坦丁堡，在意大利留下一支主力部队来维持拜占庭的统治。为了保护拜占庭的要塞，查士丁尼与北方的三个联盟的部落（格皮德人、伦巴第人、鲁尔人）签订条约，让他们在亚平宁山脉东北面的意大利边境安居，这样一来，万一有外敌入侵意大利，这些部落可以作为缓冲。

　　图35-1 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

　　图片来源：Panoramic Images/Getty Images

　　贝利萨留一走，东哥特人就选出一个名叫托提拉（Totila）的士兵做国王，并且开始反抗拜占庭的占领。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东哥特人和拜占庭军队一直在拉锯，轮番控制意大利。维迪吉斯在狱中死去。查士丁尼的部落联盟一直在意大利的边境安扎，但是他们并不出手干预这场拉锯战，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彻底结束这场战争。东哥特的一个使臣说：“这场战争看起来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这样说其实是口下留情了。

　　拜占庭在意大利和北非的战争已经掏空了国库，更不要提浩大的建筑工程。萨珊波斯和拜占庭之间所谓“永久的和平”规定，拜占庭需要每年向波斯帝国进贡，但是查士丁尼已经拿不出贡品了。拜占庭开始欠债。540年，库思老一世带兵挺进叙利亚，作为惩罚，他们洗劫了古城安条克。

　　此时贝利萨留还没有带兵返回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没有力量可以抵挡外敌。他派人给库思老一世送信，承诺说一旦状况改善，他一定会奉上迟交的贡品。库思老一世接受了他的承诺，就开始缓慢地撤兵，带着安条克的俘虏穿过叙利亚行省。他一边退兵，一边向沿途的拜占庭城市勒索赎金，作为对这次征战的回报，他威胁城市居民，如果不给钱，他就把他们烧死。

　　与此同时，查士丁尼正努力搜集拼凑贡品给波斯。库思老一世虽然同意退兵，但是坚持要留一支波斯部队在拜占庭境内。他还下令开始一个建筑项目——实际上，他的目的是激怒拜占庭皇帝——他让建筑师在自己的国土上复制一个和安条克一样的城市，后来他把俘虏都关在这个城里。阿拉伯的历史学家泰伯里写道：“俘虏们走进城门，他们发现这里完全复制了他们之前在安条克的每座房子，就仿佛他们从未离开过那个城市一样。”大部分波斯人都把它叫作希腊人之城（Town of the Greeks），但是库思老一世把它叫作“更好的安条克”。预见到战争要爆发，库思老一世还修建了城墙来加强杰尔宾特（Derbent）的防御工事，这个城市护卫着里海隘口。

　　地图35-2 重新征服罗马土地

　　查士丁尼并不急着刮空他所剩无几的钱库来发动更多的战争，他写信给库思老一世，请求恢复和平，但是库思老一世对此不予理睬。库思老一世决定结束“永久的和平”，于541年再次入侵拜占庭。

　　这个时候，贝利萨留已经回来，奉命在东部指挥防御作战。他赢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但是不久之后，形势就开始偏向波斯一边。库思老一世的军队夺取了佩特拉要塞和周边的土地，贝利萨留收回尼西比斯（Nisibis）的计划失败。

　　拜占庭军队的战况不好，但是此时，一个更可怕的敌人在逼近。542年，正当库思老一世率领军队跨过幼发拉底河，准备再次对拜占庭的边境发起攻击的时候，一艘运输船停靠于金角湾码头。它从尼罗河口岸带来了拜占庭急需的粮食。过去几年因为夏季阴冷，拜占庭的食物供给减少，东部的人口正在挨饿，体质越来越差。这艘船抛下锚不久，一场疾病就在海滨蔓延开来。一些古老的民族知道这种病，但是它对君士坦丁堡的人来说是全新的疾病。染病的人会突发高烧，腹股沟和腋下肿胀，然后就会昏迷甚至死亡。

　　医生解剖死者的身体，试图找出病因，他们看到身体里有奇异脓肿，在脓肿部位的中心有死亡的组织。他们束手无策，完全阻挡不住疾病的蔓延。最初，疾病致死的情况和其他的流行病一样，发生在君士坦丁堡人口密集的郊区。但是仅仅几天后死亡人数就翻倍了，然后又翻了一番。这不是简单的流行病。它已经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腺鼠疫（黑死病）暴发了。普洛科皮乌斯写道：“人类几乎要因为这种疾病灭绝了。”

　　疾病在这个城市全面暴发，持续了整整3个月。普洛科皮乌斯说：“据说，每天的死亡人数达到了5000人，然后是1万人，后来更多。”一些病人浑身都起了黑色豆大的脓疱，然后吐血而死。还有一些人，因为高烧而神志昏迷，身上的肿胀部位开始腐烂破裂，最后他们在痛苦尖叫中死去。一些人在被病魔折磨好几天之后才死去；还有一些人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还是健康的，走在路上就突然高烧倒地了，然后躺在路上直到死去。“人们出门之前都会在脖子或是手臂上戴一个写有自己名字的标牌。这样的话，如果染病死去，他们损毁变形的尸体就能被活着的亲人认领。”瘟疫的幸存者以弗所的约翰（John of Ephesus）说道。

　　君士坦丁堡的腺鼠疫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带来的，这些老鼠随船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此前，君士坦丁堡没有暴发过腺鼠疫，但是535年之后的湿冷夏季造成了三种影响，成为腺鼠疫的诱因——低温为鼠疫杆菌的产生和繁殖提供了理想环境；君士坦丁堡的作物多年歉收，不得不增加粮食的进口，所以，大量船只从地中海各个地区抵达金角湾；此外拜占庭人也比以前更加虚弱和饥饿。船只把死神带到这个城市，是迟早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人在死去。历史学家埃瓦格里乌斯身上也出现了脓肿，但是最终他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但是他失去了妻子和子孙。他写道：“有的人因为失去孩子和朋友而想死去，他们故意与死者接触，但是他们却没有死，就好像是瘟疫在故意和他们作对。”那些尸体最初被埋葬在君士坦丁堡的墓地。后来墓地没有空位了，人们就在城里到处挖大的墓坑。没有什么丧葬仪式，那些尸体被尽快地扔到了墓坑里。查士丁尼（据普洛科皮乌斯说，查士丁尼自己也染上瘟疫而出现炎症，但是他后来康复了）意识到，城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做墓地了，他就命令人们砸开金角湾对面的塔顶，把尸体都扔到塔里。“城市里臭气熏天，让住在里面的人愈加痛苦。”普洛科皮乌斯写道。

　　瘟疫暂时中止了拜占庭和波斯之间的战争。瘟疫在波斯都城泰西封也出现了，于是库思老一世放弃了战争，渡过幼发拉底河回自己的国家照顾臣民去了。下一年，瘟疫向西蔓延，一直到了法兰克人的土地。图尔的圣格列高利曾记述了543年阿尔勒暴发的“腹股沟肿胀”。

　　但是，瘟疫的致命性也恰恰是它的弱点。到543年，瘟疫夺走了太多人的生命（仅仅在君士坦丁堡就有20万人丧生），由于没有未被感染的受体了，它的势头开始减弱。

　　这意味着，库思老一世可以再次攻击拜占庭了。544年，他率领大军直捣拜占庭的要塞埃德萨（Edessa）。如果埃德萨陷落，库思老一世就可以扫平拜占庭，一路向前，占领小亚细亚。埃德萨是一座防守严密的要塞，所以库思老一世周密地部署了进攻计划。库思老一世的士兵在城墙外面把土和木料层层叠放，筑起一个巨大的环形土墩。“土墩越来越高，几乎高过埃德萨的城墙了。这样，进攻者就可以从有利地势朝守城者投掷石弹。”埃瓦格里乌斯写道。惊慌的守城者想拆除那个土墩，他们从城墙下面挖地道一直通到土墩，土墩底下被挖出一个地洞，他们打算在那里放火，可是地下的空气稀薄，火烧不起来。

　　后来，他们使用硫黄和柏油的混合物，把土墩里的木头点燃了。烟从土墩里冒出来。为了不让波斯人发现地下起火了，城墙上的士兵把点着的箭射向土墩，这样小火的烟就能掩盖住大火的烟。终于，土墩上的木料和土都被吞没在熊熊火焰中，随即坍塌了。

　　库思老一世命令军队向城墙发起最后的进攻，但是城里的男女老少组成人梯，把加热的油从城墙上泼向敌人。于是，波斯军队开始撤退，库思老一世也无法迫使士兵冲锋。当一名翻译来到城墙上，提出订立一个协议时，库思老一世答应了。埃德萨城赔付给波斯大量的金子，波斯撤军了，之后不久双方就签订了一个五年协定，这给两个饱受战争和瘟疫之苦的帝国带来了暂时的和平。

　　普洛科皮乌斯和埃瓦格里乌斯都把埃德萨的解围归功于一个圣物，这个圣物被保存在埃德萨好几百年了。据埃德萨城里的人说，公元30年的时候，一个名叫阿布加（Abgar）的国王统治着埃德萨。后来，他病倒了，就派使者去耶路撒冷，请先知耶稣治愈他。耶稣回信承诺会通过这封信和送信的门徒来治愈他。当信到达埃德萨的时候，阿布加已经康复。恺撒利亚（Caesarea）的主教优西比乌在4世纪早期宣称见过那封信，还把它从叙利亚语翻译过来。

　　不久以后，这个故事的情节变得丰富起来。据说，送信的弟子不仅带来了耶稣的信，还带来一块有神奇力量的布，上面有耶稣的真容，非常神圣。这块布被称为曼德兰（Mandylion），埃德萨人把它当作宝贝珍藏起来。普洛科皮乌斯说，人们相信，只要曼德兰布还在，城池就不会被攻陷。埃瓦格里乌斯坚称，当洗过曼德兰布的水撒到木头上时，土墩下面的火才烧了起来；炙热的大火让库思老一世被迫意识到“自己竟然想战胜我们崇拜的上帝，这是多么可耻和愚蠢”。

　　与关于瘟疫的记述相比，埃德萨解围的这个故事展现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基督教与纯粹自然力量共存，尽管很不稳定。普洛科皮乌斯的记述很直白：“人们无法解释这场灾难，只能认为它是上帝的旨意。”后来他补充道：“我不知道，是身体的不同造成了病症的多样，还是把疾病带到世间的上帝的意愿造成了病症的多样。”埃瓦格里乌斯把瘟疫的进程归因于“上帝的好意”；以弗所的约翰说，恐怖“是恩典的象征，也是对忏悔的呼唤”。然而，这两个6世纪的历史学家都没有说，解救埃德萨的上帝为什么不能把人们从瘟疫中解救出来。战争是人和人的战争，而瘟疫是另外一码事，它按照上帝的旨意发生，又与人世间的事情搅在一起。 世界史的故事（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