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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从金玺诏书到波罗的海远征

　　1218年至1233年，匈牙利国王被迫承认贵族的权利，条顿骑士团踏上了漫长的征服普鲁士之路。

　　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中露了个面便打道回府的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二世，回国后发觉国内有种力量正蠢蠢欲动。

　　这种不安在他前往圣地之前便初现端倪。到1218年已经在位13年的安德烈二世称王之路并不光彩。14年前，真正的王位继承人是前任国王埃默里克4岁的儿子，本应做摄政的安德烈却决定将王位据为己有。他的嫂子带着孩子逃到奥地利，男孩1205年因病夭折为王权争夺画上了句号。

　　幼主夭折的3个星期后，安德烈安排匈牙利大主教将他加冕为匈牙利的合法国王。为了巩固统治，他把王室的土地肆意分给支持者。村庄、城堡、要塞：任何由他掌控的王室土地都被用于分封。

　　安德烈将此举称为“新体制”（novae institutiones），只要君主高兴，想怎样慷慨就怎样慷慨。但这种慷慨却导致国家动荡不安。他分封的土地之间没有纽带连接；如果你是安德烈二世的党羽之一，以忠心换来了一座村庄后，你与国王之间就两清了；不用再上交粮食什一税，或者是不用服役；你统治的村民生活好坏也不受任何人监督。

　　这已经够糟了，但更糟的是土地分配不均。那些不在国王核心圈子的匈牙利的公爵与伯爵们要承担不同程度的课税和兵役。安德烈向驻扎在匈牙利的德意志骑士抛金撒银也引起了国内不满。

　　这些问题在他第一次结婚时就出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格特鲁德（Gertrude）是梅拉尼亚公爵（Duke of Merania）的女儿，也是查理大帝的后裔。安德烈在1203年左右与她喜结连理，这也是让自己当上匈牙利国王的筹码之一；与德意志贵族联姻为他带来更多同盟者，但同时也带来了众多贵族家臣与亲戚。在安德烈二世的早期统治中，很多德意志骑士霸占了匈牙利的城堡与村庄。

　　另一大批德意志骑士于1211年来到匈牙利。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一支由日耳曼十字军组成的军团，于1192年获得了教皇认可。组建这支骑士团的初衷是保护位于耶路撒冷的德意志朝圣者圣玛丽医院；但医院于1187年被萨拉丁摧毁，条顿骑士团也失去了存在的目的。安德烈二世请他们到匈牙利帮助抵挡边境库曼人（Cuman）的侵袭，库曼人是一支由突厥人、蒙古人及其他中国北方民族组成的游牧部落联盟，他们的铁蹄一步步向西方迈进。作为交换，安德烈把匈牙利东部的一片土地赏给了他们，那片地区树林茂密，人称“密林”（Erdő-elve），拉丁语叫“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条顿骑士团可以在那里居住，自我管理，并抵御库曼人；他们本应对安德烈尽君臣之义，却不用交税也不用上贡。

　　1219年，安德烈二世从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回来的后一年，他宣布所有国王赐予的土地都可由被赏赐者永久保留，并可作为遗产传给子孙后代。这把匈牙利分割成了许多难以识别的邦国，其中还有不少在日耳曼人手里，匈牙利的骑士与伯爵们觉得国王这次的做法太过分了。在洪诺留三世的鼓动下（他认为安德烈对提高国内教会收益的事并不上心），他们起草了一份宪章保护自己与匈牙利基督教神父的权利。

　　由于忌惮群起而攻之的威胁，也担心贵族真的有可能让他十几岁的儿子贝拉（Béla）取代他，安德烈二世只好屈服。1222年的圣乔治节，他同意签署贵族提交的宪章。此宪章被称为《金玺诏书》（Golden Bull，因卷轴上挂着金质印信），宪章充满尖锐的谴责：“贵族及这片国土上其他人的自由，……都因某些国王的专制而遭受巨大损害与限制，邪恶的内心与无尽的贪婪让他们失去自我。”

　　《金玺诏书》如同《大宪章》，保护了贵族的财富与权利，不涉及平民百姓。国王不能向匈牙利贵族随意征税，不能强制贵族参加对外战争，也不能通过赏赐土地册立新的贵族。

　　《金玺诏书》规定之细，连普通农民都受其保护和约束。“在没有收到法律传票，司法调查也没有开展的情况下，”条款第二条写道，“一个人即使犯了罪也不能遭受指责、逮捕、监禁或惩罚。”与《大宪章》一样，《金玺诏书》明确了其地位高于国王。如果安德烈二世不遵守，“主教及国内的男爵与贵族，不论是特殊情况还是普遍情况……都可以抵制、控诉我们及我们的继承人，且不会受到叛国罪的指控”。

　　《金玺诏书》签订两年后，条顿骑士团——也许是看匈牙利国王失去了太多支持已经变得软弱无能——便想把特兰西瓦尼亚独立出去。他们向洪诺留三世递交请愿书，请求把他们直接纳入罗马的管辖，只对教皇负责——这将免除他们应对国王履行的义务。

　　洪诺留痛快地答应了，但此举明显是在分裂匈牙利。安德烈二世暴跳如雷。据国王的一位史官记载，条顿骑士团已成为“国王的眼中钉，肉中刺，一群忘恩负义的混蛋”。他召集军队，进军特兰西瓦尼亚，于1225年把条顿骑士团赶了出去。

　　没了匈牙利的落脚地，条顿骑士团无所适从。但此次冒险也使他们有了新的目标：国内十字军运动，专门对付国内的异教徒。他们的新定位恰逢其时。洪诺留三世追随英诺森三世的脚步，而且比之前任何教皇都更热衷于召集十字军对抗穆斯林，他认为这样的召集（及其所得的回报）对十字军来说是值得的。

　　在匈牙利北部边境，罗斯的西部住着一群人，他们在周边国家的势力角逐中一直默默无闻。波兰人属于西斯拉夫部落，两个世纪以来他们占据着喀尔巴阡山脉与波罗的海之间的肥沃土地。1115年匿名人士编写的《波兰王公行纪》（Gesta Principum Polonorum）首次记录了他们的存在；据《波兰王公行纪》记载，他们由皮亚斯特王朝（Piast）统治，在10世纪的某个时期改信基督教。1025年，皮亚斯特王公鲍莱斯瓦夫（Boleslaw）将自己加冕为波兰的第一位国王，但国王的称号并没有带来统一。皮亚斯特家族的兄弟们为了王位钩心斗角，各部落首领则反对任何称王的人。到13世纪初，波兰分裂成一些公国，各自独立但也欣欣向荣、井然有序：小波兰（Little Poland）、马佐夫舍（Mazovia）、库亚维（Kujawy）、大波兰（Greater Poland）、西里西亚（Silesia）。

　　位于北方的波兰公爵马佐夫舍的康拉德（Konrad of Mazovia），意图征服其领土以北的土地。这些土地属于另一个部落，他们被称为讲立陶宛语的人；这些人又分为三种，每种都说着不同的立陶宛方言。最北边是拉脱维亚人（Letts），濒临波罗的海，东部与罗斯人的土地接壤。在维斯瓦河（Vistula）盆地居住的是第二种说立陶宛语的人，他们被称为普鲁士人（Prussian）。在他们之间是人数最多的称自己为立陶宛人（Lithuanian）的群体。

　　在欧洲人眼中，立陶宛人都生活在文明的边缘。根据帕德博恩的奥利弗记载，他们“崇敬流水、树木、山丘与洞穴……崇拜各种神话中的生物”。“他们火葬死者，焚烧马、武器与华丽的衣服”，13世纪匿名作者写作的编年史《世界概览》（Descriptiones Terrarum）中记载，“因为他们相信人死后会在另一个世界用上这些烧掉的东西。”这些都是异教的标志。洪诺留三世已经派出传教的主教到立陶宛的土地，试图让那里的部落转信基督教。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普鲁士的“邪恶、充满罪恶的邪恶”，德意志历史学家尼古拉·冯·哲罗辛（Nicolaus von Jeroschin）写道，“让他们无比固执，没有任何教诲或劝告，或是祝福，可以让他们摆脱错误”。

　　但普鲁士人有个优点，尼古拉·冯·哲罗辛补充道，他们“与生活在一起的基督徒友好相处”。可好景不长。

　　波兰比立陶宛稍微发达一些，将立陶宛人视作好欺负的人。马佐夫舍的康拉德给了条顿骑士团一个机会：他们可以进入他的公国打击住在维斯瓦河沿岸的基督教之敌。作为交换，他答应把公国北部的一大片土地“永远”给他们，“……此外，在上帝的帮助下，今后征服的土地也归他们所有”。

　　相对来讲这样做成本并不高，因为康拉德由此便可以得到装备精良、热情高涨、经验丰富的边境武装力量。条顿骑士团获得了战备基地，并有机会去征服一个王国，此外还有圣战的全部好处：1226年，洪诺留三世宣布新一批十字军将远征讲立陶宛语的人，远征结束后所有参加远征的人都可得到原罪赦免。

　　地图45-1 波罗的海十字军

　　条顿骑士团准备了一番后，于1233年横跨维斯瓦河，开始了对普鲁士的首次入侵。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几十年。“波罗的海十字军运动”成了一场邪恶、血腥、漫长的煎熬［历史学家肯尼斯·塞顿（Kenneth Setton）如此形容］，“为了抵抗占优势的西方势力，没有共同政治组织的原始部落不得不绝望地保护自己的性命、农场、部落的独立与宗教”。没多久，战争分成了两个战场，一个针对异教徒立陶宛人，另一个针对想从波罗的海东部抢块肉的附近的基督徒。

　　“悲伤肆虐，到处都是苦战，”十字军成员尼古拉·冯·哲罗辛写道，“……在充满恐惧与野蛮之地……基督教的侠义之剑贪婪地吞噬着罪人的血肉。”在接下来的50年里，条顿骑士团把立陶宛人的土地变为废墟——也许他们是为了基督而战，但想要得到自己的王国无疑也是他们的目标。 世界史的故事（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