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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城堡领主与摄政

　　790年至872年，贵族世家控制着新罗，而藤原氏家族则掌控日本。

　　在摇摇欲坠的唐朝以东，统一新罗和渤海国的诸王正在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格局。由于唐朝军队的因素，二者之间曾一直存在敌意，如今没有了唐朝的影响，他们达成了协定。几十年来第一次，新罗人不再置身于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之中，而是可以投入一些精力，考虑一下国内的情况了。

　　当时的情况不算太好。8世纪的时候，新罗的权力所在几乎完全基于血统，这被称为“骨品制”。一个贵族，若其父母双方都具有王室血统，他就拥有傲视天下的“圣骨”地位；如果父母只有一方是王室出身，孩子就是“真骨”。直到7世纪中叶，还只有圣骨贵族才能统治新罗，但在太宗武烈王时代之后（他在660年已通过征服百济，开始在朝鲜半岛实现统一），真骨贵族也坐上了新罗的王座。

　　在这些王室出身的特权阶层下面是一个又一个贵族阶层，他们持有各种“头衔”，地位根据其家庭血统的纯洁性依次递减。一共有17个不同骨品，若是没有骨品出身，就终生无法享有任何特权。在新罗，骨品等级是仕途发展的关键，一位名叫薛罽头的官员十分厌恶地写道：“新罗用人论骨品，苟非其族，虽有鸿才杰功，不能逾越。我愿西游中华国。”

　　薛罽头最终的确去了中国，在那里，他希望通过尽忠职守得到晋升。在8世纪中国的儒家书院里，一名勤奋的学生若能努力奋斗，德才兼备，精通支撑儒家社会的各项礼仪，就能在身份地位的等级上一路攀升。而在新罗，骨品制则继续固化新罗社会，过细的社会等级划分保持不变，让权力只集中在贵族手中，禁止有能力的平民爬上高位。

　　790年前后，新罗元圣王开始想方设法绕过这些僵化的、不能变通的规定。元圣王是真骨出身，但他不是直系王裔。5年前，由于宣德王无嗣，所以死后由他继承了王位。元圣王能够掌权，要感谢的是真骨贵族，但正是由于这些真骨贵族坚持世袭特权，导致国家衰败。

　　因此元圣王决心把权力赋予那些具备经国之才的人。他在继位5年后，创立了一套新的国家选拔制度；候选人不再按照各自出身的骨品等级获得官职，而是必须展现自己对于中国儒家经典和学说的理解。这些内容在国家设立的太学中都有讲授，太学成立于4世纪的高句丽时期，历经数百年乱世而延续下来。元圣王建立了新的考试制度，其核心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德才兼备，而不是仅凭社会关系，这是新罗的领袖人物需要具备的素质。

　　强调学识，而不仅仅是出身，这是儒家子弟所支持的，比如薛聪，他出名是因为他能将中文经典转译成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他的传记作者在《三国史记》一书中这样告诉我们。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文字是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的，有学问的人都使用汉字，但他们使用汉字也都是用来写作汉语作品，新罗的语言仍然没有一个自己的文字体系。为了完成翻译工作，薛聪只好发明了一套新的体系，用中文字符来记录新罗的词汇。虽然字符和词汇之间的匹配十分别扭，不够完善，有成千上万个新罗词汇没有对应的书写形式，但薛聪的方法仍然沿用了差不多有700年的时间。朝鲜半岛正在非常缓慢地从中国文化这把巨大的保护伞之下一步步走出来。

　　就像薛聪的文字体系一样，元圣王的改革也不是那么完善的。他试图让政府向那些骨品等级较低或非骨品出身的人开放，这在真骨贵族当中很不得人心，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对权力的掌握就松动了。新罗政府中最有权力的高官执事史带头反对元圣王的改革。元圣王的儿子先他而死，留下一个体弱多病的孙子作为他唯一的继承人，这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力量。798年元圣王死后，他的孙子昭圣王统治了不到2年的时间也过世了。昭圣王年幼的儿子哀庄王继承王位，但他此时尚不足13岁，所以由其叔父担任摄政王，掌握实权。

　　统一新罗自此缓慢走向衰落，历史学家将这一阶段划为新罗晚期。统治者更换十分频繁，过程充满暴力。809年，年轻的哀庄王被叔父杀害，后者登基为王，是为宪德王。宪德王一上台就有一场叛乱需要平定，叛军首领是武烈王的后代，他以宪德王篡权为借口，在中部城市忠州自立为王。叛乱被镇压之后，叛军首领的儿子再次领导叛乱，又再次被镇压。

　　元圣王的后裔依然留在宝座上，但王权已开始旁落。而且，虽然新罗贵族也加入了抵制国王改革的运动，但贵族们没能保持团结。相反，那些高骨品的贵族蓄养私兵，开始彼此争斗，他们好不容易从国王手中夺取到权力，每个人都想多分一点。他们努力保持自己生来即已具有的权力，但在不经意间，这种权力的基础开始有了变化：一个人的私兵规模及其战斗技巧，而不是他的骨品级别，成为其影响力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篡权者宪德王死于826年。继任者是他的弟弟兴德王，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武装起来的、斗争不断的农村。国王的部队已向内地收缩，向首都撤退。来自中国的海盗沿着海岸逡巡，阻挡贸易路线，绑架没有防备的新罗人，再把他们当奴隶卖掉。当兴德王手下一名年轻的指挥官张保皋请求允许他在西南方的莞岛上组建一支沿海驻军时，兴德王立刻就同意了：“大王与保皋万人，”《三国史记》这样告诉我们，“此后海上无豁乡人者。”张保皋在黄海巡逻，将大部分海盗赶出了新罗水域，但这也使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他的海上基地，在国王看不见的地方，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私人王国。

　　兴德王死后无嗣，公开的战争爆发了。他的堂兄弟和侄子对王位展开了争夺。一个被杀害，另一个在宝座上坐了不到一年就自杀了，第三个宗亲戴上了王冠。但几个月后，他也被当时已是黄海霸主的张保皋及其盟友金祐徵赶下台去。两人一同步入都城庆州，金祐徵自立为王，是为神武王，张保皋则在幕后掌权。

　　神武王登上王位4个月就一病不起，其子文圣王继位。但与前几任新罗王不同，文圣王在王位上一坐就是将近20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已经有了让新罗贵族和他们的私兵比较满意的权力分配办法。他们不再争取控制都城，夺取王位，而是转向外围，就像张保皋一样，他们在边远地区经营自己的领地，在那里称王称霸。在他们的私人王国里，他们像张保皋那样，与中国唐朝和日本进行贸易，在掌握权力的同时也累积财富。文圣王之所以能在王位上坐这么长的时间，部分原因其实是他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846年，张保皋——第一个建立这种私人小王国的人——提出要将他的女儿嫁给文圣王，这样一来，他就跟王室有了直接的关系，这对他蓄养私兵和维持海上霸权都有利。真骨贵族认为这样一来他的权力就太大了，于是几个人联手刺杀了张保皋。

　　文圣王留在了宝座上，但已无实权。不到一个世纪，统一新罗已经徒有统一之名而无其实。最有权势的贵族蓄有最强大的私兵，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心建起堡垒，在地方上当土皇帝。他们被称为“城主”，有权自己收税，不需要将税金上交给设在庆州的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分散在乡下各处的佛教寺院利用国王的软弱，也如法炮制，为私人利益圈地敛财。农民和商人没有军队，也得不到王的保护，于是越来越不遵纪守法，许多人都落草为寇、占山为王。

　　新罗已是摇摇欲坠，大厦将倾。

　　在一水之隔的东方，也开始飘过几片云朵，掩住人民的北极星——日本天皇——的光芒。

　　坐在宝座上的是桓武天皇，但他已不在曾颁布《养老律令》的首都奈良。相反，他决心与过去决裂。他现在统领的崭新的朝廷位于奈良西北约50千米的地方——长冈京。

　　桓武天皇是日本的北极星，是国家与上天联系的纽带，是秩序和法律的保证——但这些听上去很响亮的职责正迅速变成象征性的。日本的权力分散在全国各地，各部族领袖在这些地方继续保持自己的权威。从桓武天皇时期的编年史中可以看出，奈良的寺院和贵族一直在积极为自己聚敛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在朝廷搬迁前后，有历史记录告诉我们，“比来，或王臣家，及诸司、寺家，包并山林，独专其利”，而“丰富百姓，出举钱财。贫乏之民，宅地为质，至于迫征，自偿其质，既失本业，迸散他国”。像寺院一样，贵族们也放高利贷，还不上钱的人就要以其田产抵债。

　　地图19-1 统一新罗与日本

　　有一个贵族家族藤原氏——天智天皇的终身挚友中臣镰足的后代——在奈良的权势比其他家族都大。藤原家族从中臣镰足那里继承了监督朝廷礼仪和仪式的特权，这给了藤原氏控制宫廷中心的权力。桓武天皇统治伊始，这个家族有多达4个主要分支生活在都城内外。

　　桓武天皇迁都至长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摆脱一天到晚包围着他的来自藤原家族的朝臣们。迁都的决定是一怒之下做出的，甚至有些孤注一掷，进行得十分仓促。30万人夜以继日地劳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建成了一个完整的皇家宫殿建筑群。但是，虽然天皇可以离开奈良，却仍然难逃藤原氏权势的包围。他的正妃是藤原氏贵族之女，左右大臣都是藤原氏，而且他还不得不任命了一名藤原氏官员为他督造新都。

　　桓武天皇在他位于长冈的奢华宫殿里生活了10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厄运连连，经历了罹患疾病、家人离世、朝官内讧，到了794年，他确信这座城市遭受了诅咒。但他也不愿再回奈良，因为那里同样令他头疼。于是他再次迁都，这次迁往的是山城国。怀着美好的愿望，他下令将其改名为平安京，意思是“和平之都”。

　　这次，都城在这里固定了下来。长冈京逐渐衰落，而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在之后近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日本的首都。

　　桓武天皇死于806年。他在位20余年，生了32个子女。806年至833年间，他有3个儿子先后继承皇位。这几个儿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主动退位将皇位传给下一任的。他的长子，平城天皇，在位仅3年，就因病重而退位，将皇位传给了弟弟嵯峨天皇。在位14年后，嵯峨天皇也退位了，他将皇位传给了三弟淳和天皇。淳和天皇在位10年，又于833年将皇位传给了侄子，嵯峨天皇时年23岁的儿子仁明天皇。

　　这一系列退位、传位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天皇不是皇帝，不是中国、拜占庭或波斯的君主。天皇不像皇帝那样进行统治，不能控制军队、制定法律。他统而不治，其光芒所及之处，权力分散在其他人身上。藤原家族出身的官员们掌管着朝廷的礼仪及其日常运转。远离京城的各国由地方长官掌管，他们负责自行收税——而且经常将这些税款留为己用，而不是上交到都城去。

　　他们还经常虚报税单，而无论都城内外，日本的农民和小商小贩都不断发现有人压榨自己，逼迫自己从微薄的利润中再多拿出些钱来上交。这样的敲诈勒索，天皇并不加以制止，结果本来受到桓武天皇两次连续迁都所累已经压力深重的乡村地区，更加不堪重负了。每次迁都，既要建设新都，又要打造天皇的新居，都需要提高赋税、摊派徭役。842年，在仁明天皇统治期间，史书中有一条记载，让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一点平安京城墙外极端贫困的状况：“敕左右京职，东西悲田，并给料物。令烧敛嶋田及鸭河原等髑髅，总五千五百余头。”《续日本后纪》这样告诉我们。沿着流经平安京的鸭川而居的农民极端贫困，甚至连死后埋葬在坟墓或墓穴里的费用都负担不起，他们只能在沙地上挖个洞将尸体埋住，结果河水将沙子冲走，骸骨都被冲上岸来。

　　仁明天皇于850年退位。他娶了一个出身藤原家族的妻子，其具有一半藤原氏血统的儿子文德天皇即位。文德天皇时年23岁，在任期间几乎无事可做。藤原氏官员代他治理国家，他的时间似乎大半都在后宫度过。他在30岁出头的时候，已经生了27个子女。

　　但他的正妃藤原顺子是野心勃勃的藤原良房的女儿。这桩婚姻是藤原良房一手策划的，他满意地看着顺子诞下了皇位继承人，然后利用自己与皇家的姻亲关系于857年被任命为众臣之首——太政大臣。一年后，文德天皇去世，终年31岁。他的儿子，年仅8岁的清和天皇继位，而作为孩子的外祖父，藤原良房借口天皇年幼，把持了朝政大权，几年后更是正式就任摄政。

　　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外人”、一个不是出身皇室的人，登上摄政的位置。但此时，皇室和藤原氏的血脉早已错综交缠，所谓纯净的皇家血脉只是象征性的——就像年幼的天皇手中的权力一样。清和天皇坐在宝座上，像一颗北极星一样，美丽、崇高，却没有什么权力，代他进行统治的是摄政。

　　即使在清和天皇成年之后，摄政仍然不肯下台。他不受法律约束，不属于皇家范畴，他的权力来自天皇，但凌驾于天皇之上。藤原良房甚至替清和天皇安排婚姻大事，让他娶良房自己的侄女为妻（她是年幼天皇的表亲，和他隔了一代）。这让藤原良房同时成为皇帝的外祖父、摄政和岳叔父。这个婚姻使皇室和藤原氏之间又多了一重联结，藤原氏的权力又大了一点。这位年轻姑娘藤原高子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选择权。她有自己的爱人，但后世的诗歌告诉了我们她这个爱人的不幸命运：他被逐出朝廷，被迫遁入空门，直到年老体衰都没再见到自己心爱的人。

　　872年，藤原良房过世，但他将自己的职权传给了养子藤原基经。清和天皇此时22岁，并不需要什么摄政了，但藤原基经急于行使摄政的所有权力。4年后，清和天皇26岁时，藤原基经说服其退位，将皇位传给了太子，清和天皇年仅7岁的儿子阳成天皇。

　　天皇死后将皇位传给年幼的继承人，这种事往往不可避免，但天皇主动退位将皇位交给一个小孩子，这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天皇不再需要进行实际统治。摄政身上体现着天皇的荣耀，将替他进行统治。而天皇本人则只需要存在即可：他将人民与神圣秩序连接起来，他的存在是必需的，但也是被动的。 世界史的故事（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