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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征服和暴政

　　在希腊，公元前687年至公元前622年间，斯巴达和雅典试图消除罪行。

　　亚述巴尼拔去世那年，希腊殖民者已经在外建成了许多城镇，这些城镇零星分布在西南至东北这条中心轴的周围。希腊人在亚洲沿海重建了一座新城，它就位于历经400年沧桑的特洛伊废墟之上。希腊城市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的殖民者已经在意大利半岛上建成了至少9座城市，而且还往爱琴海北部派出更多殖民者。实际上，哈尔基斯的殖民者众多，因此整个爱琴海北部地区都成为哈尔基斯的殖民地，被称为哈尔基季基（Chalcidice）。爱琴海沿岸遍布希腊城市，借用柏拉图的生动比喻，希腊人已经成为“一片沼泽地周围的青蛙”。

　　这些勇于去建造希腊新城镇的殖民者必须放弃他们故乡“母城”的公民身份。只有在新的土地上圈地建成希腊城市，他们才能够保住自己希腊人的身份。他们在异乡种植希腊的粮食作物，还带上希腊的火种去点燃异乡的炉火。他们靠希腊的粮食生存，靠希腊的火种取暖，建造起希腊神庙，向人们讲述希腊传说，派出代表团前往希腊参加运动会，编织出一张希腊之网把希腊半岛和世界上其他遥远的地方连接在一起。

　　希腊半岛上土地稀缺，因此所有的中心城市都派出殖民者，以免城市人口饱和。各殖民地与母城共同发展，而其他各民族就围绕在这些殖民地周围。从一开始，希腊就融合了亚细亚、意大利、腓尼基还有非洲的各民族的文化元素。希腊殖民者在色雷斯繁衍起来，这里正处于地中海到黑海通道的北部，而弗里吉亚人很久以前就已经渡过黑海进入小亚细亚地区。希腊的冒险家们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到黑海，从米利都（Miletus）来的男男女女在黑海周围及其北部地区建立了多达70个殖民地。米利都是爱奥尼亚的一座城市，100年前迈锡尼殖民者在这里定居下来。殖民者从迈加拉城（Megara，就在雅典的西面，连接着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半岛的北部地区）出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占据了两个绝佳位置，建成了迈加拉的双子城：西岸的拜占庭和东岸的卡尔西登（Chalcedon）。

　　在色雷斯岛上，土地极度匮乏，于是吃苦耐劳的色雷斯人只能回到火山口附近重建城市。殖民末期，也就是公元前630年前后，色雷斯人选出一半的青壮年去往利比亚，即南边的非洲海岸。

　　据色雷斯人自己记载，这只探险队最早在非洲海岸附近的一个岛屿登陆，然后又（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出一半的殖民者）去往非洲大陆建立殖民地。希腊在北非沿海的殖民地被称为昔兰尼。但是，昔兰尼人记忆中的那段历史要更为丑陋。他们声称，早期的殖民者在他们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饥饿难忍，生活窘迫，于是想要重新回到色雷斯。然而，他们却无法回去：

　　色雷斯人不许他们上岸……他们的船只一靠近海岸，色雷斯人就冲他们开枪，让他们回到利比亚去。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回到了利比亚。 注释标题 156–157.

　　希罗多德说，在昔兰尼前两任国王统治下的56年间，“昔兰尼的人口与之前他们刚建成利比亚这个殖民地时相差无几”。换句话说，利比亚沿海地区的生存条件十分艰难，殖民者只能勉强生存下来。但是即使在这里生活艰辛，也比色雷斯的情况要好。重回色雷斯的殖民者可能让这个小岛人口过于密集，因此色雷斯人反对他们归来，这也表明希腊人让自己人去建立殖民地实际上也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事情。

　　位于伯罗奔尼撒中部的斯巴达在人口增长问题上则采取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斯巴达的居民是多利安人，他们在迈锡尼的遗址上建成了自己的城市。斯巴达地处发源于北部山脉的欧罗塔斯河（Eurotas）东岸的河谷之中。这条河是斯巴达的饮用水源，但河水浅而且岩石多，因此不适合航行，所以斯巴达人没有船只。沿海的希腊城市派出船只向东方和西方运送殖民者时，斯巴达人就把自己武装起来，翻越西部边境的泰格特斯山脉，去攻打位于另一侧山脚的城市美塞尼（Messene）。这场战争的动机十分现实——大约70年后，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在描述这场战争时写道：“地域广阔的美塞尼……适于耕作，适于种植。”

　　地图3-1希腊的版图

　　然而，取胜并非易事，提尔泰奥斯说斯巴达与美塞尼之间的战争持续了20年。但是到了公元前630年，美塞尼已经成为斯巴达的一个附属城。斯巴达不再只是一个希腊城市，它成为一个小王国。在这个小王国里，美塞尼人完全被征服，全都沦为奴隶，他们为主人种植作物，所受的剥削如同中世纪封建农奴一般残酷。“就像驴子一般，在重担下活活累死，”提尔泰奥斯写道，“他们很不幸，必须为主人献上自己土地上产出的一半果实。”斯巴达人则成为贵族，成为武士，成为士兵的母亲。

　　斯巴达王国有一个其他古代王国所没有的特点：它有两个国王，这两个国王是很久以前曾经统治斯巴达的一对传奇孪生兄弟的后人，这对孪生兄弟“成年后一直在互相争吵”。而比起一个国王全权统治之下的王国，斯巴达人更喜欢有两个国王争执不休的王国。

　　二王制虽然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是避免了美索不达米亚式王权制度的兴起。斯巴达人不像亚述人那样，认为众神会指派一个人来统治所有人。亚述巴尼拔自称是“奉众神之命”的国王，众神派他“行使王权”，这不仅让人觉得闻所未闻，而且令人反感。斯巴达人很像苏美尔人，惧怕世袭的王权无休无止，这种恐惧从古代神话中王权因死亡而结束的故事中可见一斑。

　　尽管两位国王一直在进行权力之争，但斯巴达的王权始终没有集中在一位君主手中。所有古代王国的国王都拥有三种主要权力：率军宣战的军事权力、制定律法并执行律法的权力、与众神维系良好关系的神权。以色列是最早以法律来划分这三种权力的国家之一，这三种权力分别由先知、祭司和国王来掌管。而在斯巴达，国王则同时掌管这三种权力——当然其权力也受到诸多限制。国王是宙斯的祭司，接受众神的神谕，但是有四位官员也拥有聆听神谕的权力，国王不能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凶兆视而不见。国王有权单方面发动战争，但他们必须冲锋在前，最后撤退，这无疑使他们不能让军队卷入无谓的战争中。在希罗多德所在的年代，国王只能掌管两个微不足道的领域的司法权。他可以全权决定“那些父亲已故且尚未指婚的女子可嫁何人，还可以裁断公共道路上发生的案件”。其他的立法权由二十八人长老会来掌管。

　　但斯巴达真正的大权既不在国王手中，也不在祭司手中，更不在二十八长老手中。斯巴达是由一套严格的但却不成文的法律来统治的，这套法律涵盖了整个国家的各方各面。

　　我们对这套法律的了解大多来源于生活在几百年之后的普鲁塔克。虽然普鲁塔克对这套法律的记录可能会有偏差，但是可以看出，斯巴达的法律管理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生活琐事。每个家庭的孩子都不属于自己的家庭，而是属于斯巴达城；长老会有权对每个婴儿进行例行检查，并有权决定是允许其生存下来，还是将其丢弃在泰格特斯山区的一片荒地上自生自灭。男孩在7岁时就要加入“男孩团体”过集体生活，学习格斗和觅食技能。只要是出于有利于种族的考虑，丈夫就可以选择与其他女人生育，或是选择自己的妻子与其他男人生育。“假设一个年长的男人娶了一位年轻的妻子，并且同意妻子与一个高贵贤德的年轻男人生育……那么一旦自己的妻子怀上了这个年轻男子的孩子，他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视如己出。或者……如果一个品格崇高的男人因为一个女人端庄贤良、子女优秀而心生爱慕，那么即使这女人已经婚配，他也可以说服其丈夫，允许他与这个女人发生关系，这样他就可以把自己的种子播种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

　　这种针对公共行为的法律规定不可避免地衍生出针对私欲的立法。依据法律，为了避免贪欲，斯巴达人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公共食堂”吃饭，“这使他们无法在家里坐在舒服昂贵的椅子上进餐，”普鲁塔克解释说，“以免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就像那些在黑暗中贪婪的动物一般……狼吞虎咽，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堕落不堪。”斯巴达的女孩将成为斯巴达勇士的母亲，她们必须在成群的年轻男子面前赤身裸体地跳舞；这使她们必须保持苗条的身材（普鲁塔克补充说，对于这些女孩来说，权利也是均等的，因为斯巴达还有一条法律赋予这些女孩权利，可以“挨个奚落这些年轻男子，帮助指出他们的不足”）。所有房子的大门和屋顶只能由斧头和锯子来建造，使用其他更为精细的工具是违法的。这是为了防止人们追求精致的家具和织物，因为它们在粗糙的木头旁边会显得十分荒唐。

　　这些法律都是不成文的。另外一条口头法解释说，把法律成文化是违法的。法律只有深入民众心里才能奏效，“这样立法者的意图才能深入每个人的心里”。斯巴达人自己不断地相互监督，看看是否有人违反了这些不成文的法律。普鲁塔克写道：“就算是富人，也不可能在家里吃饱喝足以后再到公共食堂去，因为其他所有人都很警觉，他们曾经发现周围有人不吃不喝，于是就嘲讽他们缺乏自控力。”

　　几代人之后，斯巴达人狄马拉图斯（Demaratus）试图给薛西斯解释这种持久不变的法律是如何影响斯巴达人的性格的。“虽然他们是自由的，但却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对这位波斯国王说道，“法律就是他们的主人，他们对法律的惧怕远远超出了您的子民对您的惧怕……法律如何要求他们，他们就如何去做，法律是一成不变的：无论面对多少敌人，他们都不会从战场上逃跑，他们不能擅离职守，要么取胜，要么牺牲。”

　　他们对法律的惧怕远远超出了您的子民对您的惧怕。斯巴达的法律体系是为了避免东方模式的君主专制，而其实际效果却远远超出了这一初衷。

　　在北方，雅典是连接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半岛其他地区的桥梁，雅典此时已经发展壮大，超出了一般城市的范围，而且雅典比斯巴达更为超前，直接废除了国王。

　　在十分古老的时代，雅典的迈锡尼城邦的统治者是神话人物忒修斯，其宫殿雅典卫城——意为“城市的最高点”——建在高高的岩石之上，地处雅典的中心位置。迈锡尼统治日渐衰落时，很多雅典人不是流亡在外，就是死于饥荒或瘟疫。但仍然有些雅典人留了下来。

　　两三百年后，雅典渐渐地摆脱了灾难造成的人口流失问题。殖民运动一开始，雅典就派出了自己的公民去往东部地区，在小亚细亚沿岸建立了一部分爱奥尼亚定居点。

　　对于这些发生在公元前650年之前的事情，很久之后才有所记载，而且流传至今的记载并不完整。公元310年左右，巴勒斯坦的恺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整理出一份雅典帝王表，时间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时间跨度为700年：

　　现在，我们要列出雅典的国王，第一位是刻克洛普斯（Cecrops）……他所有的后人总共统治了450年。 注释标题 Eusebius, Chronicle, in A. Schoene and H. Petermann, trans. Armeniam versionem Latine factam ad libros manuscriptos recensuit H. Petermann (1875), pp. 182–183.

　　这份帝王表的历史真实性就像希腊神狄俄尼索斯事迹的历史真实性一样。据说狄俄尼索斯出生于第五任雅典国王统治时期（是从宙斯的大腿里生出来的）。但这确实表明雅典曾经有过国王，只不过国王的权力渐渐地被削弱了。450年后，国王不再被称为是国王：雅典的统治者依然是子承父位终身世袭，但是统治者现在被称作执政官（archon），即首席法官。另一个官员掌管军队，还有一个官员掌管神权。

　　经过十三名执政官的统治后，雅典人投票决定把执政官的任期改为10年；又过了70年之后，任期又发生了变化，被改为一年。优西比乌写道：“第一位一年期的执政官是克瑞翁，他于第二十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84年上任。”

　　这就是我们从优西比乌的记载中得到的所有信息，之后他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列出连续24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各个项目的冠军。但是结合其他支离破碎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雅典正缓慢而曲折地从君主制发展成为寡头政治，即一种贵族民主制。公元前683年，一个由9个地主组成的会议担负起执政官的职责。他们是由其他地主推选出来的，但是必须经过一个由全体希腊人组成的会议——市民议会——认可才行。前任执政官成为战神山议会的成员，战神山议会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北侧一座名为“战神山”的小山顶部。

　　这种议会制比斯巴达的体制更为复杂，效率更低。但要认识到，雅典人不需要一直镇压那些心存不满的臣民，也不需要发动战争扩张领土。到了公元前640年，雅典已经兼并了其近邻，而邻近的村庄已经看到了在希腊保护下的好处，因此这种兼并的道路是相对和平的。雅典南部一个名为阿提卡的地区几乎完全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雅典东部、西部和北部三面环山，因此并没有向更远的地区扩张势力范围。

　　公元前632年，这种半民主体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一位名为基伦（Cylon）的奥林匹克冠军（他出现在优西比乌的冠军表里，是八年前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四百米竞走比赛的冠军）提出要改变执政官体制。

　　修昔底德写道：“基伦在德尔斐神庙里请求神谕，神告诉他机会就在雅典卫城宙斯的盛大庆典上。”德尔斐的神谕说帕纳索斯山（Parnassas）上有一块巨石，是神谕石，而一位女祭司就坐在这块巨石旁边的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面。前来祭拜者要爬到巨石上，然后向女祭司提出问题，而女祭司就向土地女神盖亚询问，并从巨石的裂缝中得到答案。接着她在出神状态下把答案交给一起前来的祭司，这些祭司就把答案写成六步格诗歌，然后再交还给提问者。巨石裂纹、出神状态和六步格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令人费解的答案，怎样解释都可以（也就很难证明神谕是错误的）。

　　基伦思来想去，认为“宙斯的盛大庆典”一定指的是即将到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有什么时机比赢得奥林匹克冠军之后夺权更合适呢？于是他从岳父那里借来一队士兵，还纠集了一群朋友，占领了雅典卫城，并且宣布“他想要成为僭主”。

　　“僭主”（tyrant）是希腊政治中的一个术语；它指的是一个政治家越过正常获得权力的道路（选举），通过武力夺取一个城市的统治权。僭主不一定要手段残忍，但是为了保住其手中的权力，他们往往很专制，而分布在整个半岛上的希腊各城邦是由不同的僭主统治的（事实上，基伦的岳父是迈加拉城的僭主，迈加拉在雅典东部不远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借出自己的军队）。

　　但是基伦所选的“宙斯的盛大庆典”是错误的。神谕所指的显然是之后城外的一个庆典，而基伦选错了夺权的时机。

　　这表明他并不是一个有经验的阴谋家。任何参与过政治阴谋的人都应该了解，只有当城里所有的男人都去城外参加活动时，夺权之举才更加行之有效。基伦非但夺权失败，还惹怒了雅典人：

　　雅典人觉察到（基伦要夺权）之后，就坐下来围在城堡周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守卫的职责落在了九位执政官的身上，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全权安排一切……与此同时基伦和那些被围困在城里的同伴缺少水和食物。基伦和他的弟弟逃跑了；但是剩下的人深受其苦，有的甚至死于饥饿，死前还围坐在雅典卫城圣坛周围苦苦哀求。 注释标题 Thucydides, 1.126.

　　这些叛乱者围在雅典娜的圣坛旁边，请求宽恕。执政官同意饶了他们的性命，但是当他们顺梯而下爬出来时，执政官下令杀死他们。有些人跑到女神得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的圣坛那里，但还是没能幸免于难——这是严重违反宗教原则的，因为任何在神的圣坛前请求庇护的人是应该获得饶恕的。

　　而这些下令屠杀的执政官正是犯下了这种罪行，因此其他雅典人将他们驱逐出境。当他们试图返回雅典时，又被强行驱逐出去，他们同僚的尸体还被挖出来丢出了境外。基伦侥幸逃生，从此在雅典的历史上消失了。

　　而此次反抗与动乱表明雅典人对执政官的统治并不满意，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执政官都是为所欲为的。几百年后，亚里士多德在撰写雅典政治制度的历史时指出，雅典的“民主”其实是由少数特权阶层来决定的。斯巴达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实际上这种自由却受到法律的限制，而雅典人的自由却仅仅是名义上的。亚里士多德写道：“其实穷人自己，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实际上都是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六分之一佃户，因为他们要交出耕种产物的六分之一给富人作为地租，而全国的土地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如果他们无法交上地租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都要被捕……因此在这个国家的公共事务中，最令人痛苦的事情就是大众沦为奴隶。不是因为他们对一切都感到不满，而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根本一无所有。”

　　为了避免动乱，雅典人做了斯巴达人拒绝做的事情：他们认为是时候把口口相传的雅典法律付诸文本了。治理整个城市不能单凭贵族的英明决断，雅典需要一部法典。

　　一位议员把大量不成文的惯例中最重要的部分记载下来，并且系统化整理出来，然后编纂成了法典，这个人就是德拉古（Draco）。德拉古法典的独特之处不仅因为其罗列了各种罪行（谋杀、盗窃、通奸），而且还对很多罪行处以死刑。和汉穆拉比法典一样，德拉古法典对于罪行轻重毫无区分，普鲁塔克写道：“几乎所有罪行的惩罚都是死刑，这意味着，即使人们不工作也会被判死刑，而偷窃水果或是蔬菜和抢劫神庙还有杀人一样，都会被判死刑。”

　　据说，有人问德拉古为什么刑罚会这样严重时，他说道：“即使是犯下小罪也该当处死，而我无法为那些大罪找到一种更加严厉的刑罚。”这种严厉，我们会称之为苛刻而且极端；这是在苛求众人皆是完人，这不仅让人联想到斯巴达人对罪行的态度。

　　普鲁塔克提到，一个希腊人问一个斯巴达人如何处罚通奸罪，斯巴达人回答说：“他必须接受处罚——从他的牛群中挑出一头牛，这头牛必须像泰格特斯山一样高大，喝得到幼发拉底河的水。”希腊人问道：“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牛？”斯巴达人则反问说：“斯巴达怎么可能有人通奸？”斯巴达法律的目的是消除所有的罪行，这些法律铭刻在斯巴达人的心里。雅典则与斯巴达不同，雅典的统治者认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公民如果接受正确的培养还有足够的警告，就不会犯下罪行。这两个城市都剥夺了国王的权力，都认为另有法律执行者来取代专制君主之位。

　　而这两个城市都希望自己的每一个公民都力争完美无瑕，因此所有的公民都在相互监督。雅典废墟出土的一块石碑清楚地表明，德拉古的死刑可以由雅典公民自己来执行：人人都可以处死绑匪、通奸者，或是当场抓住的窃贼。这旨在确保法律的人人平等，使每个公民都成为了法律的执行者。

　　公元前600年左右，一个叫梭伦的雅典人更进一步，尝试制定一部更公平的法典。这个年轻人出身很好，但是他的父亲有失考虑，把大部分家产都慷慨散尽了，这使他的儿子不得不从事贸易。梭伦生活奢侈，喜爱美食和美酒，而且因其风流韵事而臭名昭著。“梭伦对年轻貌美的男子没有抵抗力。”普鲁塔克一本正经地评论道。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像许多后来的生意场上的名人一样，卷入了当地的政治之中。普鲁塔克记载了梭伦生活的大部分细节，他写道，当雅典内战即将爆发之际，“最为明智的雅典人开始把目光转向梭伦”，因为他是正派的中产阶级：“他既没有参与富人的任何不法行为，也并没有陷入贫穷的困扰中……因为他很富有，所以富人可以接受；而他的诚信让穷人也可以接受他。”

　　梭伦被选为执政官，他废除了德拉古法典（除了惩罚杀人罪之外），并且开始重新制定法典。他撰写新的法律法规，涵盖了方方面面的内容，从担任公职的资格到祭拜死人的限制（可以表示哀悼，但是杀牛、自残或是祭拜家人以外的死人就是不得当的行为）。

　　但是，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财富不均等的问题，这注定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普鲁塔克指出，“双方都对他寄予厚望”，这意味着梭伦一定会让一方失望。他立刻取消了穷人的沉重债务，并且重新分配土地，这样农民终于拥有了几代人一直耕耘的土地。

　　这一举措使雅典的贵族感到不满。而穷人也并不领情，因为他们所期望的远远不止取消债务；他们希望土地重新平均分配给所有人，但是最为贫困的那些人仍然一无所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得罪了雅典大多数人，因为他没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普鲁塔克写道。他还引用了一首有关梭伦的诗：“他们心中曾经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但现在充满了愤怒，他们怒视着我，好像我是他们的敌人。”

　　实际上梭伦的友人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此人不是雅典人，之前曾经来到雅典，发现梭伦正在忙着制定法典。这位友人笑道：“你们的这些法令与蜘蛛网无异，这些法令不仅禁锢住了那些微不足道的弱者，还会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撕成碎片。”

　　可梭伦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没有人会破坏法律，只要法律能够兼顾每个公民的需求。这是对人性的理想主义观点，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法律一生效，梭伦就离开了雅典长达十年之久，以免有人找上门来申诉。“他自称要周游列国，”希罗多德写道，“但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废除任何他所制定的法律。”（还有可能是为了避免麻烦。普鲁塔克写道：“他的法律一旦生效，每天总有人来找他表示同意或者反对，或者来建议在法律中加上或是去掉些什么……他们会问他有关法律的问题，请他详细解释每一条法律的含义和目的。”）

　　那么这部法典效果怎样呢？

　　梭伦一离开，雅典的政局很快就回到了之前的争斗状态。“法律的结果，”普鲁塔克遗憾地写道，“证明了那位友人的猜想，否定了梭伦的假想。”雅典的实验失败了，既没有带来公平，也没有带来和平。一小部分雅典人开始重新谋划不可避免的专制。 世界史的故事（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