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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

　　每当我在世界各地一个个伟大的废墟间看到文明殒灭的证据时，总是感到非常震撼。只要看到一次就能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能震撼十次，震撼的力度一点儿也不会减弱。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个结论，那就是：每一种文明都有可能突然面临灭亡，而这种灭亡是正常的，不灭亡才是偶然的。

　　灭亡有多种等级。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灭亡。最高等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而记忆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灭亡。

　　可以设想一下，当侵略者进入一个国家，废除了这个国家的文字，类似祭司这样能够读懂文字的人很快也被遣散，随着他们的老去，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载就再也没人能读懂。于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一种文明，就此失去了“身份证”，成了一种不知道自己父母亲和子女在哪里的文明，这个人群的文化记忆也就从此消失了。

　　世界上如此多的古文明都灭亡了。有的遗迹还在，传承没有了；有的连遗迹也不多了，只剩下传说；有的连传说也没有了，失去了最终的记忆。这种情景既让人感到苍凉，又让人产生达观。天下匆匆，能留在历史上的事情是不多的，而且它们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因此，就产生了佛家和老庄对于历史的不在乎，甚至对于记忆的不在乎。

　　中华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类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没有中断，不仅遗迹处处，而且传承显豁，甚至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连很多琐碎的细节也在被后代长时间折腾。

　　大家知道，太琐碎的记忆，很容易导致记忆的失去。而且，我们的很多记忆往往是宫廷化、征战化的，与我们最看重的文化记忆有很大距离。因此，我们这次为时一年的讨论型课程，一开头就要设立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记忆，最好从哪里开始呢？

　　王牧笛：

　　我认为应该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开始。整个中华文化正是在诸子百家的背景下得以展开的，而且，诸子百家的记忆比神话传说要真实可信；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记忆应该起源于秦汉，因为中国真正延续到现在的一种文化体系，不论是正统还是道统都是以秦汉作为基本的规制。

　　万小龙：

　　我觉得应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最初的文化记忆大多来自于物质，来自于生产生活，无论是半坡还是河姆渡，物质文明提供了记忆的可能，否则记忆怎么可能流传？

　　王安安：

　　我倒觉得，“文化”记忆并不一定要以物质为依据。早在那之前，我们的远古时代就流传着许许多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它们才应该是文化记忆的开端。

　　余秋雨：

　　文化问题往往没有简单的是非。作为中华文明的子民有这样一种奢侈感：从不同的记忆起点出发，都会延续到我们脚下。能够讲这句话的民族，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多了。

　　把神话作为记忆的起点，我赞成王安安同学的这个想法。其实，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后世记忆而产生的。如果给“神话”这个词更多的诗化定位，那么，那些主干性的神话故事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原型”，它们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形态，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基础，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渗入我们的文化DNA。

　　但是，这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和艺术哲学才能阐释的高度。我们国家的神话研究大多还没有抵达这个境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专门谈论一下这个问题。话说回来，对于我国多数传统型学者来说，神话只是一种浪漫的传说，缺少历史说服力。因此，大家都期待着切实的证据。他们希望，中华民族的记忆应该依凭着实实在在的生态资料和精神资料。刚才万小龙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是指生态资料；而王牧笛所说的诸子百家，是指精神资料。

　　那么我们也只能把安安设定的神话起点暂时搁置一下了，来看看多数文化学者心目中的文化记忆。

　　但是，文化记忆的获得，并不像万小龙和王牧笛设想的那么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种发现激活全盘，就像在欧洲，维纳斯、拉奥孔雕像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们的遥远记忆。记忆不是一个严整的课本，而是一个地下室的豁口。记忆不是一种悠悠缅怀，而是一种突然刺激。

　　我想在这里讲一段往事，说明一种文化记忆的被唤醒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事情。

　　中华文明也曾经面临过差一点灭亡的时刻，最严重的一次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十九世纪晚期。也许有很多学者听到这种说法会不同意，心想：当时还有那么多懂文言文的人，还有那么多热血的知识分子，中华文明怎么可能灭亡？但多少热血也没用，多少古文化也没用，当装水的盘子被敲碎了，水就会慢慢地漏光。当时的政局、当时的国土、当时的民心就像盘子一样出现了很大的裂缝，盘子里的文明之水眼看一点点地漏光。中国在与西方交手的过程中居然浑身散架，这几乎使每一个国民都大吃一惊。我们怎么会败得这么彻底，这么狼狈？一次次炮火、一次次流血、一次次惊人的结局、一次次屈辱的条约，中国似乎变得处处不如人。虽然中间也有很多英雄故事，但无法挽救整体上的江河日下。一开始是撕肝裂胆的痛苦，后来很快因为不断的失望而到了麻木的程度。

　　10年，八国联军要攻进北京了。朝廷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国家只能靠乡间的巫术和蛮力来与西方文明周旋。而这些巫术与蛮力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的真正力量，所以在寒冷、肮脏、混乱的北京、天津等地的街道胡同里，发生了一场场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追逐、打斗与围攻。由于民族感情的原因，对于这场混乱的评价，到现在还存有分歧，但是这场混乱的后果却可以想象：民族将不可收拾，文化将支离破碎。当时世界上很多人都得出了结论：中国没救了，中华文化没救了，它很可能像过去已经消亡的那些文化一样，夹带着高贵的怨气飘荡在云中，再也没有未来。

　　十九世纪末，在中华文明快要灭亡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信号：899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个人，他发现了甲骨文。这次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

　　这个人叫王懿荣，山东福山人，时任国子监祭酒，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掌门人。他生病了，于是家人到北京菜市口的一个药店里买药，在送来的药包里，他发现了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料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对这些文字非常敏感，于是他把北京中药店里的这种甲骨都收集了起来，有一千多块。他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遥远的古人占卜用的一种记录，这里有祖先的声音。

　　遥远的古人在行事之前，往往要卜问冥冥上天。卜问的方法是在乌龟壳或者动物的骨头上打洞，背面用火烤，然后根据裂纹的形状看事情的凶吉。在用火烤之前，已经有字刻在这些动物的甲骨上面，记录的内容大多类似于能不能和哪一个部落打仗、什么时候发兵为好等这样的问题。古人几乎天天占卜，大事小事都卜。这样通过甲骨的卜文，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许多情况，于是，这种甲骨就成为了打开遥远记忆的一扇最真实的门户。

　　王懿荣发现了这扇门户后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他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王懿荣当时还担任着另一个很紧迫的职位，叫做京师团练大臣。朝廷派他和义和团联系，同时处理关于防卫北京和抵抗八国联军的事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那些防卫性的最后职务，往往会交给一个文官。

　　这与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关，与传统中国文化人的气节有关。此时的王懿荣被迫要用大量的精力去处理当时已经濒临沦陷的北京城的防务，并处理朝廷和义和团的关系。而那一千多块甲骨就只能安安静静地躺在他家的书房里，他没办法去梳理这个记忆，只能搁在那里。

　　1900年8月15日，也就是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早晨，他得到消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已经逃离了北京。作为一个负责防卫事务的长官，他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成为象征一个文明古国首都沦陷的道具，于是他选择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会选择的道路一自杀殉国。

　　他先是吞金，但这个山东大汉居然没死。然后他又服毒，但是他依然没有死去。于是他选择了最后一个方法——投井，他的妻子和儿媳妇也跟着他一起投井了。

　　我相信他去世前肯定有很多不舍，最放不下的也许就是他书房里边的那一堆甲骨。他刚刚听到了祖先有关这个民族凶吉占卜的启示，还没有完全听懂，就没有时间了，决绝地走向了死亡。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甲骨文的突然发现，在这风雨飘摇、血迹斑斑的时刻，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启示这块土地：你们不该这样灭亡，你们应该去听一听童年的声音！此时的情景，中华民族就像一个遍体鳞伤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自己童年的歌声。他会精神一振，想起有关自己生命的本原问题，重新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一定会撑着长矛慢慢地站起来，这就是我们民族当时的形象。而那童年的歌声，就来自甲骨文。

　　世界上所有其他古文明灭亡的时候都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而当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他们远古的声音时，这种文明早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童年的歌声传来时，武士们已断气多时。1839年玛雅文明被发现时，它已经灭亡几百年了；1871年特洛伊古城被发现时，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了3000多年；1899年古代巴比伦文明被发现时，古代巴比伦文明也已经灭绝了3000多年，这个时间和甲骨文被发现是同一年。甲骨文连接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但是古巴比伦文明已经灭亡很久了。1900年，也就是王懿荣自杀的那一年，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被发现，而这个文明在3600多年前就没能继续；再晚一点的1902年，当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现在考古学家面前时，这个文明也消失几千年了。

　　幸运的是，当中华民族童年的歌声传来的时候，这个文明还存在。

　　上天似乎担心我们听不懂甲骨文的声音，就在王懿荣自杀前不久，敦煌的藏经洞又被发现了。接二连三地让我们听到自己童年的声音、青年的声音，告诉我们这种文明命不该绝。正是这种歌声，重新唤起我们对文明最初的记忆。

　　王安安：

　　刚才听到秋雨老师讲王懿荣的故事，我感到更多的是一种遗憾。王懿荣面对文化遗产和政治困局的时候，他选择了政治的责任，而没有选择文化的使命。我想到了一个小故事，数学家阿基米德在临死前，当古罗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请让我演算完最后一道题再杀死我。”如果是王懿荣，他会做出这种选择吗？

　　余秋雨：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人确实太政治化，但是对于王懿荣这样的情况，我不赞成安安的意见。如果身处其间，我的选择一定会和王游荣差不多。作为父母之邦的首都已经沦陷了，自己又担任着这座城市的防卫大臣，其间已经很难把文化单独析滤出来。因此，王懿荣的选择无法像阿基米德那么潇洒。如果王懿荣带着甲骨文远走高飞了，可能他会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就会对他的整体人格有另外一种看法，而人格也是文化。如果说得开脱一点，王懿荣之死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文化仪式。学术很重要，但是一种关系民族荣辱存亡的学术一定要在某种整体气氛当中才能显现出它真正的价值。王懿荣在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用生命投入了卜问，只是这次的卜问，他像一片甲骨一样折断了。

　　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以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来了。人们都忙着处理和列强的关系，忙着给朝廷找台阶下。王懿荣之死对于朝廷而言似乎很没面子，八国联军也不会说什么，老百姓更不了解内情，以为他只是朝廷的一个殉职官员而已，所以他很快就被埋没了。大家都忘记了他，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不仅仅是记住这个人，更要记住那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有一个结束中国学者生命的井台，以及井台附近窗子里边的那堆甲骨，就证明这个民族、这种文化，还没有灭亡。 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