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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前，是一个风尘万里的杰出旅行家。

　　博学、健康、好奇、善学，利用各种机会考察天下，他肯定是那个时代走得最远的青年学者。他用自己的脚步和眼睛，使以前读过的典籍活了起来。他用辽阔的空间来捕捉悠远的时间。他把个人的游历线路作为网兜，捞起了沉在水底的千年珍宝。

　　因此，要读他笔下的《史记》，首先要读他脚下的路程。

　　路程，既衡量着文化体质，又衡量着文化责任。

　　司马迁是二十岁开始漫游的，那一年应该是公元前一一五年。这里出现了一个学术争议：他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对此，过去一直有不同看法。到了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和梁启超都主张他出生在公元前一四五年，至今沿用。但也有现代研究者如李长之、赵光贤等认为应该延后十年，即公元前一三五年。我仔细比照了各种考证，决定放弃王国维、梁启超的定论，赞成后一种意见。

　　二十岁开始的那次漫游，司马迁到了哪些地方？为了读者方便，我且用现在的地名加以整理排列——

　　从西安出发，经陕西丹凤，河南南阳，湖北江陵，到湖南长沙，再北行访屈原自沉的汨罗江。

　　然后，沿湘江南下，到湖南宁远访九嶷山。再经沅江，至长江向东，到江西九江，登庐山。再顺长江东行，到浙江绍兴，探禹穴。

　　由浙江到江苏苏州，看五湖，再渡江到江苏淮阴，访韩信故地。然后北赴山东，到曲阜，恭敬参观孔子遗迹。又到临淄访齐国都城，到邹城访邹泽山，再南行到滕州参观孟尝君封地。

　　继续南行，到江苏徐州、沛县、丰县，以及安徽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诸多故地。这些地方收获最大、感受最深，却因为处处贫困，路途不靖，时时受阻，步履维艰。

　　摆脱困境后，行至河南淮阳，访春申君故地。再到河南开封，访战国时期魏国首都，然后返回长安。

　　这次漫游，大约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算是快的。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男子疾步行走在历史遗迹间的神情。他用青春的体力追赶着祖先的脚步，根本不把任何艰苦放在眼里。尤其在楚汉相争的故地，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却也因为心在古代而兴致勃勃。从后来他的全部著作中可以发现，他在贫瘠的大地上汲取的是万丈豪气、千里雄风。

　　这是汉武帝的时代，剽悍强壮是整个民族的时尚。这位从一出生就听到了黄河惊涛的青年学者，几乎是以无敌剑客的心态来完成这次文化考察的。从他的速度、步履和兴奋状态，也可推断他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感悟。

　　这次漫游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很低的官职——郎中，需要侍从汉武帝出巡了。虽然有时只不过为皇帝做做守卫，侍候车驾，但毕竟也算靠近皇帝了，在别人看起来相当光彩。而司马迁高兴的，是可以借着侍从的名义继续出行。后来，朝廷为了安顿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曾派他这样身强力壮的年轻小官出使，他就走得更远了。

　　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排列他的行程。

　　二十三岁至二十四岁，他侍从汉武帝出巡，到了陕西凤翔，山西夏县、万荣，河南荥阳、洛阳，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宁夏固原，回陕西淳化甘泉山。

　　二十五岁，他出使四川、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二十六岁，他刚刚出使西南回来，又侍从汉武帝出巡山东泰山、河北昌黎、河北卢龙、内蒙古五原。二十七岁，又到了山东莱州、河南濮阳。

　　二十八岁，他升任太史令，侍从汉武帝到陕西凤翔、宁夏固原、河北涿州、河北蔚县、湖南宁远、安徽潜山、湖北黄梅、安徽枞阳、山东胶南，又到泰山。

　　我在排列司马迁青年时代的这些旅行路线时，一边查阅着古今地名表，一边在地图上画来画去，终于不得不惊叹，他实在是几乎走遍了当时能够抵达的一切地方。那个时期，由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各地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面貌都有很大进展，司马迁的一路观感大致不错；当然，也看到了大量他后来在《史记》里严厉批评的各种问题。

　　这是汉武帝的土地和司马迁的目光相遇，两边都隐含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伟岸。只要是汉武帝的土地，任何智者见了都会振奋，何况是司马迁的目光；只要是司马迁的目光，任何图景都会变得深远辽阔，何况是汉武帝的土地。

　　司马迁已经开始著述，同时他还忙着掌管和革新天文历法。汉武帝则忙着开拓西北疆土，并不断征战匈奴，整个朝廷都被山呼海啸般的马蹄声所席卷。

　　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司马迁跨进了他的极不吉利的三十七岁，也就是天汉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 寻觅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