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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冒一下险，把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试着表述一下，而且故意放在这篇文章的最前面，触犯了写文章绝不能“由深入浅”的大忌，望读者诸君硬着头皮忍耐一下。

　　我认为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有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司马迁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

　　《史记》以不可超越的“母本”形态一鸣惊人，成为今后两千多年一代代编史者自觉仿效的通例。因此，是他，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前后一贯的历史兴趣、历史使命和历史规范，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始终有史可循、以史立身的文明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本人虽然早已去世，却是全部《二十五史》的总策划。他使书面上和大地上的两千多年历史变成同一部通史。

　　他使历朝历代所有的王侯将相、游侠商贾、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会想到悬在他们身后的那支巨大史笔。他给了纷乱的历史一束稳定的有关正义的目光，使这种历史没有在一片嘈杂声中戛然中断。中华文明能够独独地延伸至今，可以潇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与他有关。司马迁交给每个中国人一份有形无形的“家谱”，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成为彻底的不肖子孙。

　　第二，司马迁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写史，开启了一部“以人为本”的中国史。

　　这是又一个惊人的奇迹，因为其他民族留存的历史大多以事件的纪年为线索，各种人物只是一个个事件的参与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司马迁把它扭转了过来，以一个个人物为核心，让各种事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并不是一种权宜的方法，而是一种大胆的观念。在他看来，所有的事件都是川上逝水，唯有人物的善恶、气度、性格，永远可以被一代代后人体验。真正深刻的历史，不是异代师生对已往事件的死记硬背，而是后人对前人的理解、接受、选择、传扬。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的那些著名人物，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原型”，也就是一种精神模式和行为模式，衍生久远，最终组成中国人集体人格的重要部件。

　　这种轻事而重人的选择，使司马迁这位史学家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而同时具备了文学家和哲学家的素质。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选择使早已应该冷却的中国历史始终保持着人的体温和呼吸。中国长久的专制极权常常会采取一系列反人性的暴政，但是有了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念，这种暴政实行的范围和时段都受到了制衡。人伦之常、人情人品，永远实实在在地掌控着千里巷陌，万家灯火。

　　第三，他在为中国文化创建“以史立身”、“以人为本”传统的时候，自己正承受着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

　　他因几句正常的言论获罪，被处以“宫刑”，又叫“腐刑”，也就是被切割了生殖器。当时他三十八岁，作为一个年岁已经不轻的大学者，面对如此奇祸，几乎没有例外都会选择赴死，但是，就在这个生死关口上，让我产生巨大感动的吊诡出现了——

　　他决定活下来，以自己非人的岁月来磨砺以人为本的历史，以自己残留的日子来梳理中国的千秋万代，以自己沉重的屈辱来换取民族应有的尊严，以自己失性的躯体来呼唤大地刚健的雄风。

　　而且，他一—做到了，他全部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

　　我想，说到这里，我已经约略勾画了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然而，还是无法倾吐我的全部感受。

　　我经常会站在几乎占据了整整一堵墙的《二十五史》书柜前长时间发呆。想到一代代金戈铁马、王道霸道、市声田歌都在这里汇聚，而全部汇聚的起点却是那样一位男性：苍白的脸，失去光彩的眼神。

　　我还会在各种有关中华文化的豪言壮语、激情憧憬前突然走神，想到这种浩荡之气的来源——汉代，那些凉气逼人的孤独夜晚。

　　历代中国文人虽然都熟读《史记》，静静一想却会觉得无颜面对那盏在公元前九十年之后不知道何年何月最后熄灭的油灯。

　　我曾无数次地去过西安，当地很多读者一直问我为什么不写一篇有关西安的文章，我总是讷讷难言，心中却一直想着西安东北方向远处滔滔黄河边的龙门——司马迁的出生地。我知道韩城还有司马迁的墓和祠，却又无法预计会不会有太多现代痕迹让我失望，不敢去。但我想，迟早还会去一次。

　　那年历险几万公里考察其他人类文明回来，曾到黄帝陵前祭拜，我撰写的祭文上有“禀告始祖，此行成矣”之句。第二天过壶口瀑布，黄河上下坚冰如砥，我也向着南边的龙门默念祭文上的句子。因为在我看来，黄帝需要禀告，司马迁也需要禀告。

　　甚至可以说，司马迁就是一位无可比拟的“文化君主”。我对他的恭敬，远远超过秦汉和大唐的那些皇帝。 寻觅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