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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认识的三个分行行长

　　其一，一个大器行长。

　　1982年，中国人民银行梅州分行调来了一个新行长。在任职三个月后，觉得对全区的情况做足了功课，对各县业务干部有所了解后，就决定带领计划、信贷、会计、储蓄的科长到各县走一走。他虽然是平调上任，但作为新官，烧烧他的三把火也是很自然的事。

　　一天上午，行长叫我去参加行务会。什么叫行务会呢？就是由行长牵头组织各股长参加的会议。

　　当时，我虽然还没有正式任命为信贷股长，但已经实际负责了一年多了。因此，支行每次召开行务会都会通知我参加。

　　会上，行长通知大家，分行领导带领各业务科长检查工作，下午到达。看看各股有什么事要协调的？要做什么准备，等等。会议很短，散会后各人就做汇报准备去了。

　　下午三点，分行长一行来到支行会议室。

　　这位新行长约摸四十出头，脸上表现出坚毅的神情。大家寒暄了几句客套话后，正题就开始了。分行计划科长提了各部门的汇报要求，点名下午由会计、信贷两个部门汇报。这样，就由会计股长从支行业务量、经费、职工住房等讲了半个下午，行长不时拿全省的平均水平和先进水平做比较，提醒要加强管理。这让各股长觉得分行的人不是只带来了两个耳朵，可能有事发生。

　　轮到我汇报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一个副行长说：“不要怕，向分行汇报吗！”

　　这时，分行行长看了桌上的一个小本子，划了一下，又看了我一眼，跟坐在旁边的信贷科长说了一句什么，就看着我说：“不用紧张，慢慢说。啊？”

　　这时，我恢复了平静，从本县国营工业、二轻、物资供销企业、商业企业的总的情况说起，然后，重点评价本地工业与全省平均资金占用水平的差距，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重点要求省地分行帮助解决重点项目改造的资金的重要性和金额。这行长一边听一边记，没有讲一句话。而坐在他左右两边的分别是信贷科长和计划科长，他们的表情则有点特别：计划科长一边听，一边微微笑着；信贷科长一边听着，那脸始终紧绷着，生怕我讲话出什么纰漏影响信贷系统。

　　我用了一个多小时，讲完后也就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我讲完后，分行行长说：“好！哪位是计划股长？”

　　计划股长忙点头说：“我是。”

　　行长又说：“什么时候参加银行工作的？”

　　股长说：“1951年。”

　　行长又说：“老银行了，难得。”

　　这股长脸上泛起一丝笑意，说：“混日子。”

　　行长又说：“明天听你汇报，看你的了。”

　　股长唯唯诺诺，就散了会。

　　当晚，支行在县新旅社招待了分行行长一行。参加会议的同志都陪同进餐，这样摆了两桌。席间，支行行长对分行行长，股长对科长地对等招待着，大家十分融洽地吃完了晚饭。

　　晚饭后，分行行长回到支行，在行长的办公室喝茶。我因为觉得职级上距离太大而不方便进去，但又担心行长要什么资料，找不到而误事，也留在与行长室隔壁的信贷办公室。

　　一会儿，在不经意间听到分行行长在询问我的情况。

　　后来，只听分行行长问：“为什么不用呢？”

　　支行长解释说：“我们很重视，已报给财办，地方有不同看法。”

　　分行行长对在场的计划科长说：“明天下午，我们到财办时，不要忘了这事。”

　　第二天上午，汇报会继续进行。要求计划股长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信贷现金计划和货币流通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邻近的江西、福建边境对本地货币投放量的影响。这后一个问题是理论性很强而实际操作难度也很大的课题，属于宏观经济务虚的范畴。

　　只见老股长时而信心很足的侃侃而谈，时而又支吾其词。偏偏在此时，这分行长就特别多提问，有些问题还特别专业，让股长一回答就知道是做了工作还是虚以应对。一个小时下来，这老股长已经汗流浃背了。

　　支行的几个股长也看到了厉害，坐在沙发上动弹不得，心里说道：“这回真是老猫烧须了。”

　　不多时，股长汇报完了，分行行长板起脸孔说道：“大家都在听吧？我们做经济工作，不能满足于‘大概、可能、估计、基本上’这些空洞的词汇。当行长的干什么去了？”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看见三个行长的脸一个比一个红，便缓和了口气说：“行长要怎样当？无非是看人、用人！当行长的就是要经常看部下在干什么，估计他在想什么。当一个业务部门，写的分析报告，每个季度都一模一样，我们还要这人干吗？就是不能用这样的人！你们不是缺乏有水平的人，不是没有努力工作的人。但是，作为领导，要去发现他们，任用他们，你的行长就好当了，各项工作就自然上去了。”

　　顿了顿，他又问支行一把手：“是不是这样？”

　　支行长立即点点头说：“是，是，是。”

　　话说这个股长被训了一通后，散会后就找了个机会私下问了计划科长，科长说：“这事在分行的时候，行长看了你的业务报告，就已经决定要批评一下你，改进工作。”

　　自始，老股长觉得没有面子，很难再呆下去了。

　　在1982~83年省金融专科学校准备升格为正厅级时，省人民银行要求老银行骨干支援学校教师队伍建设，他就强烈要求并借调到该校试用了半年。这年中恰逢我在广州，有一晚我到珠江岸边的长堤拜访老校长，后来又来了抓教学的副校长，这样，两个校长、一个学生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了一晚。

　　临别时，教学副校长握着我的手，十分委婉地对我说：“你那位同事，就教学与他原来的工作相比，我看他更适应后者。”

　　副校长这话说完后的一个月，他就回来了。但心理上的创伤有增无减，不久带着家眷回老家去了。

　　这位分行行长不久也调动了工作，到省里任职去了。

　　其二，一个随和行长。

　　这位分行行长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信贷副科长。他带一副近视眼镜，为人随和，不拘小节，也许他从来没有往上爬的意思，是时势造英雄般把他推上了分行行长的岗位上。

　　话还得从我刚回到梅州时说起。

　　那时的梅县地区人民银行分行信贷科只有三个人，科长被抽调到地区清产核资办公室工作，时任副科长的他就主持全科工作。当时，我们支行信贷股一些老同志退休的退休走了，生病的长住在医院里，升官的当了行长。因此，与地区协调汇报等一摊摊事情，就轮到我去处理了。

　　实际上，我在省行读书时见过这个副科长一面，那时，他坐在分行的运钞车里上到省行。当时，我们也很关注家乡来省行的车和人，也跟他打过招呼。

　　我第一次作为他的部下到信贷科是1980年七月份，分行进行半年总结的时候。当时我到达分行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一到信贷科，大家都起身，让座欢迎，而里面坐着的近视眼一边睁大眼睛看他的报表，一边写着什么，嘴上说了一句：“到了？”

　　我一看是见过面的，就说：“是。”算是打过招呼。接着，科里同志就带着我到梅县招待所住下。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走进会议室一看，各县来的都是将到退休年龄的老同志，便不好意思地选了一个最边角的座位坐下。而当这科长进来的时候，有处于中心的主持人位子等着他坐，而他偏偏来到我的身边坐下，并在开会时把我介绍给大家。自始，我就算认识各县的同行了。

　　在轮到我汇报工作的时候，心里紧张，读起总结来难免快了一些，科长说：“都是自己人，好事坏事都关起门来总结，不要紧张。”

　　这样，我的心里就放松了。

　　第三天是会议小结，轮到科长做主讲嘉宾了。他完全不像人们心目中的官样：他仍然坐在我旁边，讲话时，嘴上说着那是一定的，眼睛很认真的一个一个轮番看着大家，两个手也没有闲的时候：一个手拿着笔记本和讲稿，另一个手不停地来回摸着我的大腿。我也不好说什么，倒是大家觉得挺有趣。

　　有一回，我也是到分行开会。听说科里的小张病了，我们几个县的信贷股长，想去她家看望一下，便问科长：“小张住哪里？”

　　科长不经意地说：“住哪里？一起工作两年多，我还真不知道。”

　　后来他找了一个知道她住所的同事，他和我们一起看望了小张。像这样科长不知道科员住家的情形，在地、县级的管理机关是不多见的。

　　后来，他在省行的干部考察中，被认为德、能、勤、绩都优秀，被提拔为分行行长。

　　1984~1990年，是我在金融经济理论研究中出成绩的时期。有两次在韶关召开的省级经济金融理论研讨会，我都凭自己的论文受到省里的肯定而参加了。自始，我知道了韶关的南华寺和南苑、北苑宾馆，还第一次听到温州的情况介绍——尽管当时介绍时是负面看法多于正面。

　　1986年，省里在韶关召开研讨会，我是在前一天到了梅县。第二天，与分行行长一行开车大摇大摆地往韶关进发。中午时分，在河源灯塔吃午饭。

　　我们找了一个小饭店，坐下后，行长说：“这里的白豆腐很好吃，一定要点上。不要放肉，叫清炒白豆腐一盘。”

　　我们按照他的吩咐，一行五人，点了四菜一汤，吃得差不多了，行长说：“再来一盘白豆腐，一样不要放肉。”

　　上盘吃完后，行长又说：“再来一盘！”

　　于是，我们又吃了一盘灯塔的清炒白豆腐。就这样，这顿午饭，我们吃了三盘白豆腐。

　　这顿饭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数十年间，我在广州、深圳——梅州的路上往返，少说也有数十次之多，我都特别经意地在灯塔吃午饭，也特别喜欢点上清炒白豆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好味不常有，好菜不再炒。如今的灯塔豆腐正迈步坚定的步伐向现代的味道变化。——这是后话。

　　话说当日，我们吃过午饭，抱着十分满足的心情，开车经连平、忠信的省道向韶关进发，下午五点多钟，到了翁源县城，车里的“军师”说：“到县招待所住，不要在那里吃。晚饭我带你们到小店去吃。”

　　得到行长首肯后，小车就开上了一个山岗，岗上是一个集市。我们停好车就在集市上买起了菜，计有草鱼一条、猪肚一个，咸菜半斤，青菜若干。

　　然后走进了一个小饭店，请饭店给我们加工。行长吩咐饭店：“鱼头配咸菜打汤一盆，猪肚炒咸菜一盘，红烧草鱼一盘，两个青菜一个清炒，一个蒜蓉白灼。”

　　我们刚找了一个饭桌旁坐下，行长就像美越战争中的美兵班长一样，十分熟练地指挥着他手下的每一个兵：“小卢：你去买一瓶米酒，吃鱼时没有米酒很腥；老陈：你去弄壶铁观音来；小肖：你去看着给我们加工鱼的师傅，他们的习惯动作是喜欢把切好的鱼从身边往地上掉。”

　　我一听，心想：“这事都有？”于是飞快地出了门，到饭店的厨房当监工去了。

　　刚一到，就看见刀工用菜刀习惯地将切好的鱼肉刮到了地上，我急忙说：“师傅：你看，不小心把鱼肉掉在地上了。”

　　师傅听到讲话，看了一眼地上，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哎，对不起！”旋即将鱼肉捞了上来。

　　我在监工的行当上做出了成绩后，心里也有点高兴，晚饭吃得很香也不再表。

　　回到招待所后，我由衷地说：“你们老同志经验太丰富了，真的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行长笑着说：“这么说吧：人走多了夜路，就会遇到鬼。”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我们驱车再往韶关方向前进，十点到了位于曲江县的南华寺。行长说：“南华寺是名寺，下来看看。”

　　平心而论，我已经到过一回南华寺。在1984年的时候，也是省里在韶关召开经济金融理论研讨会。当时，我们来到南华寺参观的时候，还破天荒地吃了一顿佛家用素菜做成的鸡、鱼、猪、牛的菜肴，那味道至今仍可津津有味地回忆。

　　据说，当时每桌价格是800元人民币——这个价格在当时也是破天荒的。为什么我们能享受到呢？人们找了个理由，说是专家、学者研究经济理论，不给他们吃好一点，他们能讲得出来吗？——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吃了一顿南华寺的丰盛的斋菜。

　　行长对南华寺的气派非常满意，看到有南华寺的历史传承的书籍出售，行长吩咐我说：“小肖，去买一本给我，机会难得。”

　　于是，我就去买了两本，一本给行长，一本自己留着。我再看了那几副对联，越看越爱，又抄了一回。一个多小时下来，我们才上路。

　　到了宾馆，人们无心看论文，因为带论文来的代表，已经按照要求把论文印刷了400份，除了满足这次会议的需要，有一部分是要给省里带到国家在陕西召开的经济理论会议的材料。我翻开南华寺的小册子，里面介绍了开基祖惠能六祖和尚当初在受到师傅慧眼识真金的时候，道出成名谒语：“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来受到同门师兄的迫害，历尽艰辛，创建了南华寺。

　　这情景，真像一部电视剧里说的：

　　真君子无惧无畏，大丈夫能屈能伸；

　　饱受磨难真男儿，不被人忌是庸才。

　　其实，行长是个乐天派。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中，他都还有一大堆问题等着他解决，他在茫无头绪地过着日子。就像他自己也不太相信地当了分行行长一般，有人看着他的进步，发表感想说：“这官运要是追上了你，你就是拆下门板来挡也挡不住！”

　　我回忆起对不起他的事情也是有的。

　　那是1982年的时候，我刚接手县五级电站的贷款管理工作。我在调查研究几个月后，觉得按照原定计划和资金概算要完成五级电站的项目是不可能的，如果成为烂尾工程将对县水电局和银行构成灾难。当时，贷款给电站的资金是省行的专项贷款，我认为有必要向省行汇报真实情况。于是，就写了《关于我县五级电站建设情况和资金概算缺口的报告》，以银行正式文件主送省人民银行，抄报地区分行。

　　文件发出三天后，当时仍是信贷科长的他，打电话给我，说：“你发这个文件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一声？我刚刚向省分行说缺口120万，你的文件就说缺口150万。我的文件说可以按原计划还款，你的文件就说推后三年还清是‘可望的’。这样，省行听谁的？老兄，我收到你的文件与省行收到文件几乎是同一时间，省里打电话给我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次被你们害死了。”

　　两天后，我又接到他的电话，他说：“省里要来人，你准备一份文件，说我们经过进一步的挖潜，增加120万可以拿下五级电站，归还期限也是按照原来的，由县水电局统筹还款，并与县里协调好。”

　　这样，我又忙碌了一回。

　　人们想象不到的是：省里下来的科长是比我高两届的学长，名叫吴广生。原来，他看了我写的文件，觉得这种文件不多见，就打了电话问地区分行，决定下来看看。他先到了地区分行，然后由我的科长陪同他到了县里。

　　当时，我们县里接待上面来人有个规矩：来到的时候在支行吃平餐，每顿交三两二角钱。走的时候，由支行像样的款待一顿。

　　也是因为当时年轻，接到地区分行通知，省、地分行要来人时，我向行长汇报后，就向总务借了10元钱，到市场上买了一斤多的一刀切猪肉和青菜，自己下厨煮了两个菜，等待他们到来。

　　那个时候没有专车，坐客车从梅县到平远一般要三小时左右，有时候坏车就更把握不定了。他们到来时已经是中午一点多钟了，我请他们两人到饭堂吃了饭，安排在办公室稍事休息。我就去收拾他们吃过的碗筷。发现两人都把肥肉剩在碗里，我顿时觉得很难为情，很对不起他们。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有这个感觉。

　　而他们两人，虽说都是省、地的科长，一点个人的要求都没有，也没有因为吃的问题而影响工作，下午就听汇报。第二天，和我一起，坐客车到了热柘乡，然后向乡农业银行营业所借了自行车，骑车五公里到了电站工地。回来后又到了县农委，协调统筹还款事宜。

　　在事情处理到近尾声的时候，我的这个在刚毅脸庞上长着一对虎虎有神大眼睛的学长，已经知道我是他的学弟了。他很真诚地说：“这事谢谢你！虽说水电专项资金，钱是省里的，但管理主要在下面。如果我听不到真话，就会被人害死。事情是怎样，就应该怎样，你看，这事一出来，说项目投资不够，效益也打了折扣，我心中有了数，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不就很好吗？”

　　地分行科长在旁边听着不便吱声。

　　我通过与这两个科长一起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使我在思想深处对省行机关乃至省**机关的工作作风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正面印象。改革开放后有了飞速发展的深圳，如果让我评价，深圳的速度和效率与广州的广东省机关的正派与坦诚同样令人称道。我们每到省里办事，我所在的山区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物，但到了省里却受到格外关照。

　　有一回，一个刚从本县外单位调任的支行行长到省行请求省里拨款修建宿舍，心想能弄个十万、八万也就不错了。谁知，省行行长听了汇报后问支行长：“50万够了吗？”

　　支行长一听，以为自己普通话不准，听错了，就很认真地问道：“什么？”

　　省行办公室同志补充说：“行长问你，50万够不够，不够的话给你加点。”

　　支行长听得真切，差点儿晕死过去。待回过神来后，把头点成货郎鼓般连连说：“够了！够了！够了！”

　　后来，这事在省行机关被当作基层老实人的正面形象而传开。自此，我们到省行办事，真是要哪壶提那壶，十分顺手。也许省里的同志认为：行长都老实成这样，下面再调皮也调皮不到哪里去。

　　两年以后，地分行科长当了分行行长，而省行科长则当了处长。县里班子换届后，县长破天荒地带领计委、经委一帮人到了省行，请求省行支持而找到了这位处长，他意味深长地对县长说：“你们县银行有一支过硬的信贷队伍，县**应该支持和依靠他们。”

　　而这个带队的县长正是我所熟悉的从经委的一个工厂的厂长起家的。

　　话说这分行行长，因为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分家而与我脱离了从属关系。此后，有一次他到县里检查工作，又来到我的办公室闲聊，我笑着说：“老领导，我再投到你门下怎样？”

　　他两眼发着亮光，很认真地问：“真的吗？”

　　我因为思想准备不足，不敢再说下去了。从此以后，我没有再见到他。

　　其三，一个长者行长。

　　我认识的另一位分行行长是我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崇拜的偶像，也是我与之神通的长者。至今，我的处事方式仍然保留着认识的这位长者的痕迹。

　　说起他，与共和国成长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国前，他是广东人民熟悉的东江纵队的小战士。建国后，因为根正苗红加上年轻，就在共青团某地委任科长、副处长。年轻时，因为自己的光荣历史，养就了他敢想敢说的性格，到了1957年的时候，因为他那张嘴，几乎成了一个地道的反角。

　　话说回来，行长虽然在反右运动中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但到了后来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停职、批斗、进“五·七干校”，一样都不少。到了后期，由原来的处级降为正科安排到了银行。他从枪林弹雨中走来，又在科、处级岗位上锻炼了那么长时间，加上年轻有朝气、肯学习，无论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还是业务水平，都不低。在银行科长岗位上游刃有余，领导艺术和成绩很快受到大家的肯定，不久，被提为分行副行长。

　　我们之间相互认识是因为我的文章。1981年，国家在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人们开始有了效益、效率的概念，银行信贷部门也加强了对工商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的力度。当时，我写的一份《本县国营工业资金活动分析报告》，在给信贷科的同时给了金融研究所。行长看到后，对我所采取的“阐明成绩结合因果，分析问题围绕手段”的分析手法倍加赞赏。指示金融研究所长和支行长要约谈我，逐步加大经济研究的分量。当年底，我的第一个业务职称在分行评审并获通过，他和信贷科的同志都发现了我在述职报告中所表现出的素养。从此，我在梅州信贷队伍中是一个有根基的人。

　　1984年夏天，我的成名论文《论加强资金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在送给王伟民教授审稿时，也给了一份给地区金融研究所。行长看后，对我的支行长说：“我看了五遍。”可见他的重视与兴奋的心情。后来，这篇文章在地区与在省里发表的篇幅是不同的。原因就是经过不同长者的圈阅和审改。

　　这位长者行长是个挺有意思的人。

　　有的时候，对支行长特别严厉，简直让人难于接受。当时，有个支行长因为身上挂着的啤酒肚越来越大，裤头和皮带跟不上肚子的发展速度，裤子的拉链难免拉一半放一半，有可能出现“拉链门”的问题了。

　　这分行长也不露声色，在一次会议总结发言时说：“有人说我们国家当前的经济问题是临界理论研究不透，导致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我联想到有些行长穿裤子时对拉链都是拉一半放一半，一定是触类旁通想把自己的肚子搞活。我想，你们是总结过国家经济层面的这个教训的。如果不是这样理解，那么，一个连裤子都穿不好的人，怎么让人有理由相信，能领导好一个支行？”

　　自始，每位行长到分行开会，穿着就讲究起来了。

　　还有一个支行长是猴年出生的人，坐姿喜欢像和尚一样盘腿而坐，在开会听领导讲话时也一样盘腿坐着，他一边做笔记，鼻子里还真像猴子一样规律性地“咔、咔、咔”个不停。分行长每当与他同室开会，没事时，就经常看着他“咔、咔、咔”来着，也不吱声。后来，行长很客气地对他说：“你可以参观一下梅州制药厂，看有什么好药。哎，那个喉风散怎样？”

　　有一回，我脸上奇痒难熬，就买了瓶癣药水往脸上一涂，痛快倒是痛快极了，但痛快过后脸上难看，行长见到我，趁在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俩时，他用极温柔的声音说道：“年轻人脸皮薄，脸上问题要用肤轻松。”

　　我也低声说：“谢谢。”

　　他有的时候与一些普通员工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让一些支行行长无法理解。我的一个同事因为篮球打得好，调到梅县。这行长隔三差五、有事没事地与他在一起聊天。梅县的行长觉得在他身边放了一个窃听器般难受。有一回，这位同事打完篮球后穿着裤叉跑到行长家，喝完冰红茶后就聊起了官场之道。期间就问起了我的情况，行长顾左右而言它地说：“树大遮死草，你看我那位亲戚小文，表现好吗？能力强吗？为什么不能当科长？就是因为我是行长。”然后说道：“艺高压弯腰，你同事可能是这种情况。你说我不喜欢他吗？我看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时就爱不释手，是有才的。但是，你知道蒋介石的用人原则吗？‘宁要庸才，也不用人才，’现在是和平时期，不少人在学习他呢！问题是，配置单位副手要看正职的想法，这就是干部任用的难点。”

　　他是一个爱才的领导。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南方发现稀土矿藏，开采成本比北方低了很多，大有一窝蜂发展之势。有的靠近公路的个体户不用出门，在家门口摆一个桌子，挂牌收购稀土，然后送到镇上，每天就有一万元利润。1989年，长者行长吩咐支行长找我谈话，要我在半个月内写出一篇有份量的稀土研究文章，他要亲自送到北京总行。支行长不敢怠慢，跟我热乎了几天后，就把分行长的意图告诉了我。我说：“半个月完成是不可能的，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完成有可能。”

　　这个想法反馈到分行，分行长表态说：“行吧，要注意质量。”

　　就这样，我用15天时间在粤赣边界的数十个稀土矿山进行考察，用了半个月时间学习全球稀土杂志和国内研究机构的可行性报告。又用半个月时间写成《关于平远稀土开发情况》，以秘密文件的形式向省、地行报送。可以这样说，我这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观点鲜明、立论有据，否决他人意见铿锵有力，不容争辩；更可贵的是，在狂热氛围中不失冷静思考，在盈利时说到亏损风险。这篇文章写成二十多年来，稀土经营几经起落，我数次自读该文，仍不失它的科学性。

　　分行长收到文章后，读了几回，觉得能说明问题。又多要了几份，装在自己的公文包里，专门到省里汇报去了。当时，省行对稀土一无所知，看了文章，又听了汇报，十分兴奋，迅速研究在两个地级市投入资金上项目。后来，省、地**组织有关部门到了平远作项目可行性论证，当时我正好出差在外，长者行长要支行长转告我：“这篇文章是立了功的，我拿到文章后到省里逢人就说稀土。你是有功于省、地行的人。我表示肯定。就是文章上报的时间稍晚了一点，没有赶到北京立项的时间。”

　　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八十年代煤气炉刚刚兴起，支行给每人发了一套，支行长对我说：“也不知这日本名牌过不过关，给分行长送一套去，请他试用发表看法，向日本人提提意见也好。”

　　我把炉子送到他家并装好，发现少了一个气管的卡扣，我就用铁线绑好管子，说改天给他换个卡扣。他一家都担心这炉子因为没有卡扣不安全而被害了性命，而我则忘了这事，害得他一个月后托人向我要了一个卡扣。

　　有一回，他坐在地委招待所的会客室里看着茶几，许久才对在场的我说：“你们县生产的理石茶几质量好啊？”

　　我不知就里，客气地说：“不行。”

　　然后，他便搂着我的肩膀一起到梅江岸边散步去了。这亲热劲，让各县的同僚嫉妒不已。

　　一个月后，支行长跟我说：“听说分行长跟你说了要一个茶几，你怎么不给他办？”

　　我懵懵懂懂地说：“哦？”然后猛敲了自己的脑袋，说道：“嘿——你看我这记性，就是误事！”

　　后来，我利用一次出差广州的机会，在广州新大家具城买了一个梨木理石茶几给他送去。

　　他还是我敢于说他不是的长者。

　　我与他通过两封信，一封是求他办事，一封是批评他用人的失误。两封信他都没有回复，但信上所述之事他都很重视，亲手处理。

　　我与他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离开梅州——我是调动工作，他是离休赋闲。

　　此后，我在梦中与他神侃了数次，梦境中都是因为我年纪比他轻而数落他的不是。而他呢，则似笑非笑的应付着我。 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