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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年就读的广东银行学校作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培养的既是国家干部，也是广东省银行干部队伍的中坚。当时，大中专毕业生都是国家按部就班地根据其入学时确定的干部或工人的身份，由国家包分配。不像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要自己找工作。

　　当时的广东银行系统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广东银行学校毕业的学生比国家各类财经大学毕业分配来广东银行系统工作的学生更吃香。为什么呢？人们考证后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省以下的银行的工作主要是事务性的日常业务，不是非要理论上顶尖的人才不可。相反，银校毕业生更有实践经验，更快上手。二是广东银行学校的校长是省人民银行的行长兼任，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极尽呵护之能。要求学生在学完每一门业务课后都到基层实习，由各支行的骨干包干培养，能放手后再返回学校学新课。而接受实习的支行把培养实习生当成完成上级领导的任务来认真对待，这样，教的和学的都同受一个上级的约束，质量就有了保证。实践也证明：学生毕业分配到银行后确实好用。数十年下来，就应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古训，这银行学校就成了广东银行系统的“黄埔军校”了。

　　我毕业的时候也是抢手货。起先是学校本身在我未毕业时就多次要我留下当教师，我没有多少主意；后来又说省分行要一分为三，我们全班都要留在省里。也是因为当时年青，我们每天晚上散步在珠江岸边的长堤，在夏天，看到很多人睡在长堤上过夜，就觉得在广州生存太难了，还是老家舒服。于是，就由父亲出面，由平远县人民银行写了个公文说我父亲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身体不好，需要照顾。而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即将毕业，请予安排返回老家工作照顾其父亲，云云。此公文发到广东省人民银行，省人民银行的行长黄维礼同志是建国前父亲所在部队的首长，看到这个公文，二话没说，批准了文件，即叫秘书送给省银行学校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校长肖钦华同志办理。因此，我就由谁都想留下，而又谁都没有阻拦地一竿子插到底——分配到平远与我父亲同住一栋楼。

　　当时，平远刚刚完成人民银行与农业银行分设，父亲在农业银行，我在人民银行。

　　我到了县银行后恰逢银行招了20多个新员工，那么多青年人突然凑在一块，自然十分热闹，而父亲的老同事们对我表现出很热情的样子。我父亲还比较冷静，他曾对我说：“建国后，在你之前，平远只有两个银行学校的毕业生，一个是刘行长，他24岁就当了副行长到现在。另一个是早年当了行长后被打成右派刚复出的黄同志。你回来后，可能什么看法都会有的。”我在平远工作12年，后来的情况说明我父亲说的还是对的。

　　在这篇文章里不说别的，就说说我眼中的几个行长。

　　（一）我认识的两个支行行长

　　一、我要说的第一个支行行长

　　我认识的第一个行长叫冯志元。他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前在部队已经官至县、团级了，而在国家行政26级中的级别是18级。

　　现在的人们对行政26级的概念可能已经不太清楚了，事实上它不仅是国家干部凭以领工资的规范，更是个人在干部系统中地位高低的标志。一般说来，8级以上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15级以上是中层干部，18级以上是基层干部；而18级以下就没有说法了。以前，很多中央文件在注明传达范围时都会注明行政级别，如“此件传达至县、团级和行政18级以上干部”。

　　据说，冯行长从部队转业时，被安排在县里科（局）下面的股级公司当经理。也就是因为有一次县委召开会议，末了，主持人要求18级以上干部留下，要传达一份中央文件。很多局长都因为没有资格听而不得不走了，而这冯同志就坐在台下，没有走，与县领导一起听传达。这时，台上的领导人显然比台下的人多。县领导一看，觉得对他的转业安排定职不妥。于是，很快就安排他当了商业局副局长，后来调到县人民银行当副行长。

　　人们看了这段介绍，也许对冯行长不要官、不强出头的秉性已经了然于胸。我要说的还有他在其他方面值得赞扬的地方。

　　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而又很宽厚的人。

　　1980年，保险业务恢复了，这业务就挂靠在我所在的信贷股。发展业务提成的手续费开了个存折，取名“张保”，由我保管。

　　当时，股内老同志要我向行长建议，从手续费中给信贷股的同志每人买一条毛巾，擦擦汗。我很小心地向行长提出来，他一边听着我的请求，一边用慈善的眼神看着我，生怕伤着我的自尊心，慢慢说道：“以什么理由买呢？外勤？储蓄股也有外勤。用什么钱买呢？如果外勤真的需要买，那就从单位费用里出，也不要用张保的钱。”

　　我听了行长的话，红着脸，还算服气地退出了他的办公室。

　　也是这年，我们一批年轻人入行后成立了团支部，我任书记。当时结合银行的中心工作出版了墙报。人们满意地看到行里呈现活气的同时，也对青年干部表现出担心。因为青年人的思想是最活跃的。譬如，老同志宣传储蓄，总是连哄带劝，不敢说负面的话。而我们的墙报就不同了，什么中性的、负面的、反面的案例都敢上墙。

　　一次，与我关系不错的储蓄股的老股长找到冯行长，说：“这墙报不行，搞下去会影响存款增长。”要行里干涉。

　　冯行长也不多说，对墙报的内容看了又看，始终没有否定墙报。

　　他是一个不爱占小便宜，而又喜欢与部下交心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国家干部是一帮穷干部。通常人们每月领到40来元工资，单位每人每月的伙食大约9~15元，剩下的就要养家糊口了。那时若碰上喝一顿同事的喜酒，十几个国家干部凑钱买一个热水瓶，弄张红纸写上十几个人的名字作为贺仪，大家就结伴去狠吃一顿。

　　冯行长的工资将近有一个半干部的工资那么多，虽然有五个孩子，生活也不宽裕，但遇到什么节日，他经常会叫主要业务干部到他家吃饭。他是个有心的人，生怕前来吃饭的人买一些东西来反而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因此，总是在下午下班商店关门后通知同志们到他家做客，因而大家都来不及买礼物。被请的人都很激动。

　　在他主持工作的时候，不论他来不来银行，各部门都是很认真地做好工作，从不敢马虎的。

　　他是一个讲团结的领导和德高望重的长者。

　　八十年代初、中期，银行开始在社会上吃香起来，上级为了还基层银行的福利欠帐而大幅度拨款为基层银行建设职工宿舍，我们山区行更加受到省行的同情。一轮拨款下来，建设的宿舍除了解决男职工的现时住房困难外，竟然还有剩余的房子等着未婚男青年职工结婚分房。当时，地方有一条规定：每个单位分房以男方为根据。这样，在银行工作的女职工不论住房有多困难，都不能在银行分到房子。

　　1983年，支行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召开。有的职工提了一条很尖锐的提案。说：“支行领导处事不公，有的男职工没有结婚就分到了房子，而有的职工再困难也没有房子。”而我就是没有结婚分到房子才结婚的人之一。

　　当时，一个收集提案的股长十分高兴，想用该提案发挥一下。而冯行长也是该提案涉及的当事人之一。他在审议会上仍不失笑容地说：“不要把方向引向具体的那个人分了房而那个人没有分房，这样会影响团结，也不是我们开职工大会的目的。以男方分房的原则是地方的规定，我们照办也没有错误。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我们有房等着人来住，可以请职工代表研究，提交员工大会通过，男女职工是否都可以在银行分房。行不行?”

　　大家都表示服气。从此，平远的银行系统就有了男女都享受分房的待遇。

　　他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1982年前后是平远工业的崛起期，一方面，产值、销售、利润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各种消耗、资金占用水平相当高，很浪费。当时，国家进行清产核资，开始强制调控经济运行，银行作为资金管理的职能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但也受到地方**前所未有的压力。很多时候，冯行长在不明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到县里开会，受到县里批评，他硬是顶着压力、承担起责任，然后骑着自行车急忙赶回银行了解问题，提出善后方案。我们经常半开玩笑地说：“在这样的行长领导下，做死了都愿意。”

　　最后，我要说的是：冯行长还是一个充满童真的人。

　　在2001年春节的时候，我到平远看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冯行长。他住的房子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1993年前我家就住在他家的楼上。那时，冯行长离休后活泼不减当年，他一边炒菜一边清唱一曲“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住在上一层楼的我们全家听得如痴如醉，就像夏天喝了一瓶冰红茶那般舒服。这年春节，我们一到他家，他们夫妻俩都很高兴，只见他爱人——我们叫丘阿姨，一边比划着手，一边说：“老冯，泡茶！”

　　他躺在沙发上，嘟哝着他那掉了门牙的嘴说：“你自己不会泡哇！”

　　大家听后都是满脸的笑容。

　　二、我要说的第二个支行行长

　　我认识的另一个行长也是部队转业的干部，他是建国以后参的军。到了部队发扬了在家吃苦耐劳和善于交流的本质，很快就由士兵中脱颖而出，先是班长、排长，再是指导员、副教导员这样往上升。他的老婆是标准的客家妇女，劳动吃苦不说，独立生存能力也很强，在“全国农业学大寨”时期，是大队“铁姑娘队”的队长，与老公结婚后，她在大队一边劳动，一边独立地拉扯着三个小孩长大。后来随了军，在惠州的一个工厂里打工，赚钱帮补家用。由于自己独立持家惯了，练成十分精打细算、看钱很大的功夫。她随军两年后，就和转业的丈夫来到了银行，丈夫当了人事秘书股长，而她因为没有什么文化，就成了办事员。

　　这股长刚到银行时发扬了在部队学到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热情待人，群众关系极好，虽然不懂银行业务，但搞人事这摊还是可以胜任的。不久，就提为副行长，又过了半年，因为机构分设干部不够用，就勉为其难地当起行长来了。

　　解放前的军队有句土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说的是：军事主官在准备战役的时候，有意让军事参谋们为发表看法而争吵，每个参谋讲的话都不用承担责任，发言热烈的时候，谁也不一定能说服谁。而当参谋长一声断喝：“不要吵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他们所崇尚的只一个“长”字了得。而在地方当官就更难把握了，有一句话大致能让人听个明白：“正职只说一句话，副职能上又能下。”因此，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正职说了算，只要正职思想不正确，想不犯错误就很难了。

　　其实地方和军队是两码事，以前有人生动地说：“宁愿带领千军万马，不愿管理三顶笠麻（三个农民）”，又有人说：“胜任一个军长，不一定能当好一个县长”。说的就是地方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纷繁复杂。

　　话说这行长一上任的感觉就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新鲜的事情特别多。银行这工作有趣的地方在于：有时是别人有求于你，被人“大爷”、“奶奶”地叫个不停，有时是你求别人，也是一个劲地管别人叫“爷爷”、“奶奶”，角色不断变换。协调也出奇的多：有横向跟县**及各办、局协调的，有纵向与省、地分行请示的，理得稍为顺一点也就一年过去了。而行长家里的人气也比当股长的时候大不相同了，每晚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刚开始，行长夫人还埋怨丈夫这官当得太苦了，弄得全家不得安生。但一看到水果不断，礼物不断，自己只赔了点茶水，也就舒服了不少，心里说：“这人吗，还不就是这样，争个头面。”久而久之，偶尔一晚、两晚没有人来时就不惯了。有时，夫人会在睡觉的时候，跟丈夫说起行里谁多久没有来了，来过我们家的那个公司贷款给了没有？某个单位送的礼重，他的事办了没有？这老公行长开始时还会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过多管理行里的事啊！俗话说：‘拳头打过了墙就拔不出来了。’你不要让我难做。”但行长是性情中人，想到老婆操劳半生就是为的这个家，参谋参谋也未尝不可。到了后来，人们都知道要找行长办事，夫人这关是要过的。

　　也是因为1986年的一场洪水，使全行公、私都受了灾。行长带着人秘、会计一贯人等向省行作了汇报，省行十分同情，不但给每个员工发了慰问金，而且还下拨50万元改造危房。

　　这钱呢，有人叫它为孔方兄，是个没有什么脾气而又人缘挺好的好东西。50万元一到支行的帐上，全行皆大欢喜，就连行长走路也轻飘了许多。于是，立即张罗着设计新宿舍楼和挑选工程队的事情。不用分说，行长家里自然是车水马龙，忙成了一锅粥。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工程项目上。

　　在行长到建委设计室的当天晚上，一个当时在县城很出名的包工头就到了他家，一番寒暄之后，拿出一个信封，信封正面歪歪扭扭地写着“项目申请书”五个字。

　　行长一看，比他刚读小学二年级的三女儿写的字还难看，也没有打开里面的申请书看，再聊了一会儿天包工头就走了。他走后，行长打开信封一看：什么申请书！连一个字儿也没有。里面装着一叠50元面额的人民币，一数，整整30张，不多也不少。也不知是激动还是愤怒，脸上顿时涨得通红。

　　因为他住的是半回字形的套房，前一半与楼下相望，而楼下住着另一个老行长。他低声叫老婆来看，夫妻俩虽说近年来收受了很多礼物了，但一次收1500元现金还是第一次，想着、想着，两人的脸都激动得更红了。

　　也是这钱造的孽，当晚，行长夫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晚都没有合眼。

　　十来天后，宿舍的草图出来了。

　　晚上，这包公头又到了行长家“请示工作”。喝过茶后，夫人表现得很亲近地拉着包工头参观她家每一个房间，这包工头当时的灵感上跟《水浒传》上的王婆分析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好事时的“十可十不可”的描写有同一个感觉，觉得事情已经成了一半。于是，立即起身，十分认真地看了她家所有的摆设。第五天，又用手扶拖拉机送来了一张木床、一个木柜。夫人觉得这人真会办事，没有说什么就收下了。

　　一个月后，这包工头领衔的建筑施工队就在银行宿舍工地上忙碌起来了。

　　别看这包工头拉了十几个项目赚了个上百万元，就可以把他管叫能人。其实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小学还没有毕业呢。也不是说他小时候不聪明，而是因为早年家里穷得叮当响而无钱读书。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给一位姓凌的小包工头打短工。也是天性使然，他就这样，东混一天木匠，西买一点材料，居然学会了做包工头的全套本领。不到五年，比这姓凌的包工头发迹多了。家里建起了一栋五层近600平方米的小洋楼，让乡里乡亲都傻了眼。

　　当时，县城岗子上有一个靠卜卦看相混饭吃的“姚半仙”，私下跟人说，这工头吃的是他自己脑袋上挂着的一对耳朵。

　　人们都好奇地问：“为什么呢？”

　　姚半仙说：“相书上说，‘耳大无陀，累死老婆。’‘耳长珠大，吃香喝辣。’你看他耳朵上长的那两个珠子多顺眼，走起路来那肉珠子就一颠一颠的，虽然比猪八戒的小，比刘玄德的短，但也算得上是耳中上品。我告诉你，有的人一生的吃喝靠嘴，有的人靠眼睛。而人的五官中只要有一项可人，就能管上这人半生的吃喝。”

　　我是读了几年书的人，如果自吹自擂地说：“我可以算半个知识分子了！”也有人相信，当然不能听“姚半仙”说什么就是什么。相反，这包工头或者就是因为耳朵长得差强人意，而让他倒了霉也未可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改革（尤其是物价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物价放开后全国一度相当紧张，中央随即开展整治经济领域的专项斗争，对各类经济犯罪活动实施重拳打击。

　　也是因为钱作怪，这包工头腰包鼓了起来后，自信心大增，说话做事就牛了起来。人们都说，言多必失。他有时跟新交的朋友吹起牛皮，也有意无意讲了他拉关系争项目的内幕。

　　如：“在梅县我不敢说，但在本县，只要我想做的工程项目，县建委还没有人敢不给我。”又如：“设计室主任跟我每晚联系。”再如：“张三是瞎眼狗，吃了我不少，就是不为我办事。”云云，让旁人听了吃惊不已。

　　有时，一些话传到当事人耳中，却让他们暗暗叫苦，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几年下来，县政法部门就盯上了这个工程队及其项目单位。先由税务局对工程队进行查帐，发现蛛丝马迹后又明查暗访了半年，最后，以偷税漏税案件的名义把包工头收进了县看守所。

　　有人说，不管你再牛，只要失去自由，那性情就会变，人也会古怪起来。这话应在这包工头身上一点不假。他进去以后，有半个月都没有人找他审讯什么的，更加没有人来看他。他越是闷得慌，那心情就越古怪。不到一个月，终于要求见公安局长。为什么呢？他想来个轰动效应：“要说，就干脆竹筒倒豆般的从上到下的倒个痛快。”

　　公安局长在请示了县委和县政法委后，列好了问话提纲，就提审了包工头。这包工头一见到局长，呼爹叫娘地要局长为他“做主”，一会儿说张三向他索要两千元现金，李四叫他送10吨水泥；一会儿又说王**子拿走了他五吨钢材。

　　这可苦了公安局长，搞得大家连饭都不敢吃。为什么呢？因为局长怕万一停顿下来，断了包工头竹筒倒豆的念头而影响办案。

　　经过两天两夜的审问，这包工头的“竹筒倒豆”也倒得差不多了。这豆一倒出，他自己倒是轻松了不少，但却害苦了40多个家庭。其中有县处级、有科（局、部）级、有股级干部，一般都是单位的一把手。任你说行贿也好、受贿也罢，甚至说索贿也行，对当事人而言，那结果是一样的难堪。小县城啊，一有风吹草动，全县哗然。当事人就跟患了麻风病一样，近不得人前。

　　县政法部门也算有点人情味，放出风来，说包工头事件导致不少干部犯了错误，自首者可从轻处理。

　　可怜这些领导干部，一世威风，有的出生入死、走南闯北成就了今日地位，有的寒窗苦读，刚刚在重视知识分子的气候下爬了起来，有的已经考察为接班梯队，准备进一步重用。就因为这包工头鼓捣一下而栽了跟斗——心有不甘哪！但是，不自首怎么办？等着抓去坐牢吗？这些牵涉其中的干部，在自首期限内，利用月黑风高的夜晚，通常是在老婆的陪同下，到了检察院投案自首去了。而这行长夫妇就是其中一对。

　　当时，检察院门口建了几栋**机关宿舍，干部们在吃完晚饭后喜欢散步，这段时间就徘徊在检察院的门对面不肯离去，想看看又有谁进去了。

　　你别说山区因为地方小，就会消息闭塞。其实，晚上发生的事，到了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已经传遍了半个县城。真是好事不出门，歪事传千里，不多久，这些事就上了省报。

　　话说政法部门突破了案情，自然对包工头抚慰一番。叫看守所长通知他的老婆到看守所探望他。看守所长告诉他说：“这是十分破例的了，说明**对你的关怀。”

　　这包工头十分激动地点了点头。

　　话说包工头娶的老婆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农家妇女。一看她的长相就知道是个老实人，一米五的个头，十分朴素的穿着打扮，人们不敢把她与有钱人的太太联系在一起。脸上五官还算端庄，就是上嘴唇往上收缩得太多了一点，以至包不住她那本来长得不坏的上排牙齿，于是，就造成了一个假象：当人们远远看到她时，总觉得她在笑。

　　这天，她买了一些食品，带了几件老公的衣服，便牵着六岁儿子的小手前往县看守所探望老公去了。

　　县看守所由县中队的武警战士守着。

　　这天，站岗的是三个月前从北方入伍来到南方，刚完成新兵训练编入执勤的十八岁的小战士。这北方青年来到南方，在部队里祖国情、战友情、家乡情、兄弟情交织在一起，一切都是新鲜的，心情好、吃得也好，那脸上长得跟红富士苹果般白里透红，煞是好看，让南方少女们看了甚是心仪。

　　小战士远远看见对面来了一个女的，看着他笑，他想：“女人再大方也不能大方到这个程度啊，这样大老远就笑不觉得累吗？”

　　转而又在心里说：“我还年轻，不能对女的过分热情，会犯错误的。”他右手持着半自动步枪，全身直立着，把头埋了下来。

　　这时，包工头的老婆已经来到跟前，跟战士问安说：“小同志，你好啊！”

　　她仰头一看这战士的脸，吃惊地脱口而说：“哟，你多漂亮啊！简直是潘安再世！”继而又说道：“又害羞，这样更讨人喜欢！”

　　小战士不敢看她，呐呐地说：“我知道！但我还年轻。”

　　这女的笑了笑，说：“我是来找老公的。”

　　小战士又说：“我知道……”

　　她估计他误会了，便不好意思地小声说了一句：“我老公在里面。”

　　刚说完，小战士已经回过神来，问道：“哪号房？”

　　女的从裤袋里拿出一张纸条给小战士，小战士看了手续完备，便如释重负地放这母子俩进去了。

　　话分两头，各叙一方。

　　话说行长夫妇自进了检察院出来后性情就变了，单位的同事与他们打交道也越来越找不到北。人们如果仍然笑容满面地与他们打招呼，他们认为是冷笑，不怀好意；人们如果见到他们不说点什么就走过去，夫妇俩就会私下议论一番：“这人忘恩负义，是小人！”

　　久而久之，大家一见到他们夫妇两个就远见远走。而县里因为这案件牵涉的人太多，也不得不放慢节奏处理——人们管这叫冷处理。这样，办案的时间就拖长了，这可更加害苦了行长夫妇。他们有时想：“这样被人冷眼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他们有时也作自我批评。老公说：“要是我当时就打开信封看他的‘申请书’多好！我肯定不会收下他的钱！”

　　而老婆则说：“如果我不再贪心，不带他看我们的房间，就不会收下他的木床和木柜，这样，金额就少了，大家理解起来也就顺溜多了。”

　　有的时候，他们夫妇俩也难免相互埋怨起来。老公说：“都怪你，常常把一分钱看得比铜锣还大，弄到现在不可收拾。”

　　这时，老婆就会很快流出眼泪，边哭边说：“你在部队一身轻，丢下一个家叫我一人担着。你子女的吃、喝、拉、撒、睡，家里的油、盐、酱、醋、茶，你管了吗？去年家里死了两头猪，我都哭了三天，你以为我对猪有感情吗？我哭的是钱！是哭穷！呜呜……”

　　听到老婆说到这里，老公自然是无话可说，坐在竹椅上，用葵扇一边招着风，一边拍打着蚊子，长叹一番。

　　时间久了，夫妻双方都认为不能这样等着，要主动出击。于是，就采取了下面的几招。

　　一是主动邀请银行里处于骨干岗位的年轻干部作为培养对象到家里来聊天，言谈中不断暗示要提他当股长什么的，着实让这些年轻人兴奋不已。

　　但是，一年半载下来，只听雷声响，不见雨水落。俗话说，肚子饥饿的时辰易熬，盼望升官的日子难受。久而久之，他们就心生怨言，说这行长只有嘴上功夫。

　　二是以挽回老公的政治生命为目标，联络起战友、老乡和关系客户中的政法纪检人力资源，解释求情。每天下午下得班来，两人草草吃了晚饭，各人骑一辆自行车，拎上一袋水果，夫妻双双一起消失在夜幕中——找人去了。

　　人们不知道，银行作为中央企业，员工的大多数以国家干部的规定管理，其职务任免由垂直管理，但党管体系既设有受命于垂直领导的党组，又设有地方领导的党委、支部，党员的奖惩则由地方党委负责。这样的情况，协调起来是十分困难的。

　　半年以后，省里明确下来，说撤不撤销行长职务，看地方党委对其党内处分的情况。

　　夫妇俩觉得，这球就在地方的球场上，而关键是认定受贿金额是2000元以上还是以下的问题（2000元以上就要开除出党）。这样，就涉及到那木床、木柜的金额折算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行长和纪检部门双方都不肯让步，一个说只有300元，一个说超过500元。到了后来，也不知是谁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外交技巧，在错误事实认定一栏中写道：“……收受现金1500元，和实物：木床一张、木柜一个。”

　　三是在行内党员中，寻找同情、宽恕、支持票。

　　事情过去了一年多，夫妇俩已经从当时的不好意思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最多的不是我，有4000多元的呢！最少、最倒霉的也不是我们，有300元就丢了面子的呢。”这样想着、想着，心里就坦然多了。

　　接下来就是银行支部研究处分建议，逐级呈报的问题。他们又在行内忙开了，这情景绝对不亚于行长当年在部队从班长争取表现升排长的劲头。

　　但是，部队有一句话说得好：“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部队支部的党员流动性也很大。而到了地方就不同了，有不少人在一个单位从入伍到退休，从来没有挪动过。处理这种人际关系，如果军转干部不善于切入和把握特点，就会吃亏。这行长夫妇就犯了这方面的小错误，今天封官许愿，明天奉承一番，只开花不结果，让谁听了都心烦。在地方，人们看领导处事，是一件、一件的看，形成印象之后就很难改变了。

　　在支部大会上，开始形成了两派意见：

　　行长老婆为首的一方认为给予警告处分就可以了，夫人发表了意见后还加重语气说了句：“我看就是警告啊！”

　　以副行长为首的一批人认为性质恶劣，必须开除党籍。

　　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支部委员开口表态说：“行长同志犯这个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影响也非常不好。但人生奋斗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的看法，除了终止其政治生命以外的任何处分都是合适的。”

　　这话一出，受到没有表态的党员和先前要求开除其党籍的党员支持。事实上，这也是县、市纪检部门能接受的底线。

　　三个月后，纪委和监察局的处分下来了，给予这行长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建议撤销行政职务。又过了一个月，省行也来了文件，撤销他的行长职务。

　　不久，他们一家因为在县里呆得别扭，就到了市里就业去了。

　　公元2006年7月19~20日，也就是作者写到这个故事的当晚，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再说长江》节目，讲到长江源亘古至今滋润着成都平原，都江堰两千年来造福中华儿女，堪称鬼斧神工的杰作。

　　当晚，我在甜甜地进入梦乡后，忽然看见风景秀丽的都江堰的分水岭的房屋上面，从天上飘下的两条绳子挂着两个大气球。两个气球下面各挂着一副横幅，横幅两端挂着一副对联。气球、横幅和对联在微风吹拂下形成一个又像弯刀，又像旧钱币似的图像。我在朦胧中睁大眼睛，看见其中一副横幅写着“爱恨交织”四个字，这条横幅挂着的对联是：

　　“人无横财不富，”

　　“马无夜草难肥。”

　　在梦中，我好像又费了很大的劲，再睁开眼睛看见另一个气球挂的横幅写着“福祸连理”四个字，而这一条横幅挂着的对联上则写着：

　　“水流两路，去之必须有道；”

　　“君子爱财，取之应该有理。”

　　这时，我忽然清醒地思考：这梦境是讲水呢，还是讲钱？还是讲自然与人的共性？又或是讲做人的道理呢？——不得其解。

　　我看过《周公解梦说》，也读过《水浒传》中宋江每遇困境被托了梦，马上叫醒军师吴用解梦的故事。我虽然经常做梦而且不知梦境，但也没有必要养一个军师帮助我分析梦中意义。因此，养就了我对梦不甚了了的态度，久而久之就忘了。

　　不过，古人在《吕氏读诗记》里说：“人之精神，与天地阴阳流通，故梦各以类至。知此则可以言性命之理矣。” 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