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幕 死去的与活着的
镜头19：精神病人
汶川大地震中，无数灾民因失去家园而捶胸顿足痛心疾首；无数灾民因失去亲人而悲痛欲绝生不如死。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多数人咬着牙抹着泪扛过来了，挺过来了，虽痛苦依旧，却还能正常地生活，正常地工作，正常地活着；然而另有一部分灾民，却实在承认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们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后，又失去了一个正常人原有的正常精神！
这部分灾民，被称为“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不等于神经病人，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大众常常把二者混为一谈）。所谓精神病人，通俗地说，就是脑功能受到损伤，或者说脑子受到刺激的人；因脑子受到刺激而导致的精神疾病，就是精神病。这种疾病在中国较为普遍。北京大学心理学专家杨甫德告诉我说，中国的精神病患者大约有8300多万！光重型的，就有1600多万！
中国人最多，精神病人也最多。患病诱因，复杂多样，历史的，现实的，都有。据我调查，其中一部分人，则是被人为地整出来的，比如政治运动整的；单位掌权者整的；冤假错案整的；职称级别整的；恋爱婚姻整的；升学考试整的；金钱名利整的；等等。而汶川大地震，又将无数原本精神正常的人，震成了精神不正常的精神病人！
那么在480多万灾民中，又有多少被汶川大地震震出的精神病人呢？
成都精神病医院副院长文荣康告诉我说，四川大约共有20余家精神病医院，其中有五家是综合医院里设置的精神科，比如华西医院的精神病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精神病中心，其余十几家都是专门的精神病医院。另外还有四家精神病医院，比如民政系统的德康医院、公安系统的安康医院等。这些医院在地震后到底收了多少精神病人，根本无法统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遇有外在的刺激，新的成员还会不断增添。
我几经努力，试图将这20家精神病医院的精神病人作一准确的统计，最终却失败了。但是，仅成都精神病医院，即成都精神卫生中心，便收治了110多位精神病人，却是我亲眼目睹的实事。
在灾区走访的日子里，我曾先后五次进入成都精神病医院，每次见到那些被大地震催生的精神病人，恍惚中我感到自己好像也成了一个精神病人。他们中，有的地震前在都江堰住院；有的地震后被送进医院；有的地震前病情已经好转，地震后又加重了病情；有的地震前已经准备出院，地震后又旧病复发。不得不继续留在医院；有的地震前精神稍有问题，但还不算精神病人，地震后便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病人；而有的地震前完全是一个健康正常的正常人，地震后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正常的精神病人！
文荣康副院长告诉我说，地震发生后，在毛文君院长的亲自指挥组织下，全体医务人员紧急出动，在第一时间将医院600名精神病人进行了紧急转移。而后又于5月13日凌晨将都江堰精神病院的80多个精神病人转至他们医院，此外还从灾区收治了30多个精神病人。由于医院对病人安排及时妥当，使惊恐万状的病人有效地得到了控制和稳定。文荣康是个典型的羌族汉子，家乡就在汶川。他对家乡有着很深的感情，非常热爱他的民族。家乡地震后，他心里非常难受，戴了三天的黑纱。有人问他，你家人是否去世？他说，我的家人平安，但我家乡的同胞受难，这是国殇，我悼念我的同胞！尤其看见那些地震后患病的精神病人，他心里更难受，精神更受刺激。于是他用拼命工作的方式，来排解心中的悲痛与精神的焦虑。
精神病区的谭樨医生告诉我说，这些病人从灾区刚来到成都时，心里都很恐慌。开始，医院把他们安排在三楼，很快发现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很紧张；如果有余震，就更恐慌。于是又把他们调换到一楼大厅，睡在地铺上，医务人员则坐在边上，不睡觉，陪着他们，守着他们，安慰她们，还给她们洗脸、梳头、泡脚、洗澡，帮着联系亲属，等等。这些病人，病情有轻有重，时好时坏，有的情绪狂躁，充满敌意；有的对地震非常敏感，一有余震，便跑出病房，不愿回来；有的稍有一点动静，就神色慌张，到处打听情况；有的不与任何人说话，不和任何人沟通，整天坐在病房，望着窗外，独自发呆，默默流泪……但不管他们病情轻重，表现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心里始终想着自己的家乡，想着自己的亲人！
遗憾的是，截至我进入医院，这些病人与他们的亲属几乎没有什幺联系，有13个病人根本无人认领，其中有一个还是痴呆；甚至有的人到底姓甚名谁，医院根本搞不清楚，他说他叫张三，实事上你并不知道他是不是叫张三，说不定他叫李四。有什么办法？他是精神病人。而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地震刚过，灾区情况非常特殊，非常复杂，到处乱得一团糟，单位与单位、个人与个人，信息几乎中断；而这些病人大多数家在山区，家里一无固定电话，二无手机；加上他们的亲属死的死，伤的伤，即便没死没伤，天天余震不断，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又怎么可能顾及他们？尽管医院也想过不少办法，却收效甚微。因此，这些病人虽然每天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但地震当前，依然无家可归！
当然，有一部分病人见不着亲人，或者说亲人不来见病人，也确有隐情。
谭医生告诉我说，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每月住院费在3000元左右，生活费在300元左右，还有其他一些小的费用，一月下来，将近4000元。这笔费用对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是根本无法承受的。北京大学心理学专家杨甫德也告诉我说，精神病患者承担的医疗费用是非常重的，在全国所有疾病中，排在前10名，而在这前10名中，精神病患者就占了五个，其中抑郁症患者，列第二位。而问题还在于，对于精神病的治疗，与别的疾病不同，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不像长个肿瘤，或者有根盲肠，一刀切除，万事大吉，永不复发。比如，有的本来病情渐好，一旦遇上什么刺激，当即加重；有的甚至好不容易已经痊愈，这次遇上地震，马上再次复发。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除了当官的，或者大款，谁承担得起啊！更何况，这些来自灾区的病人，哪家哪户，不是穷人！因此，一些“老病号”，家里本已负债累累，汶川大地震后，突然被国家收治，亲属自然就不愿再露面——顺水推舟，岂不两全其美？而一些这次才被地震震出的“新病号”，国家更是统统无条件收治，这类亲属因祸得福，自然心安理得，心想既然国家包住、包吃、包治，他们自身难保，何必出面，自找麻烦；将来万一医院要医药费，就是拉出去枪毙八次，也付不起呀！所以，有的能避就避，能躲就躲——躲都躲不掉，何必自己往里钻呢！
幸而，有医院白衣天使们的真诚呵护，细心关照，这些从灾区逃出的病人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窝，一张治病的床。因此，当我走进病房，与她们融入一起，并与他们倾心交谈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感到多数人和正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跳动着一颗肉长的心！尤其他们对家乡、对亲人那份无法割舍的深情，如同大山的溪水，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心中奔涌。
一位病人告诉我说，他逃出来已经10来天了，家里什么消息都没有，家里还有老婆和女儿，他非常想念她们；
一位病人告诉我说，他的妈妈79岁了，多年瘫痪在床上，地震的时候，不知道跑出来没有？他的爸爸在1960年就饿死了，就剩下他和妈妈两个人，从那以后，他最怕的就是饿肚子。地震后，他每天都觉得饿，刚吃完上一顿，就担心下一顿。每天都在想，妈妈今天吃了没有？妈妈今天吃了没有？
一位病人告诉我说，地震那天他看见雷神爷了，黑脸，黑头发，样子凶得很，还大声吼，大声叫，发脾气，他的儿子就是被雷神爷给劈死了。后来解放军又把儿子救活了，不知道儿子现在在哪里，问我能不能帮他找到儿子？
还有一位病人告诉我说，他家养了三头牛，有一头母牛马上就要生小牛了，没想到突然地震了！地震那天他正在山上放牛，一个大石头滚下把他的母牛砸死了！他吓得抱着头跑了，还有两头牛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他每年就是靠这几头牛给孩子交学费，现在牛没了，孩子也没了，但还有一个学期的学费没交，咋办……
一天上午，我正在精神科病区与几位病人聊天，一位中年男子突然来到我的身边，很有礼貌地对我说，同志，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手机，我想给家里打过电话？中年男子个子较高，一米八左右，大眼睛，高鼻梁，若不是一身病号服套在身上，你很难判断他是一位精神病人。我说当然可以，便把手机递给了他。他接过手机，一转身，发现他身边一位胖胖的病友正用比他还着急的眼睛望着他。他好像一下就看穿了对方的心思，忙把手机递给这位病友，让他先打。这位病友拨通电话后，他又贴过去，专心听着电话的回音，好像这个电话不是打到病友的家，而是打到他的家——一个精神病人，居然对病友表现出如此的关心，这是怎样一种情怀啊！
可惜，手机里传回来的是忙音。病友又打了一次，还是不通。中年男子这才接过电话，开始给自己的家打电话。我见他拨号码时很紧张，手指都在哆嗦。也许他怕遭到同样的命运，不愿让同伴承受他的痛苦，拨完号码后，他就拿着手机躲到墙脚边上，独自倾听去了。可惜，我一看就没拨通。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又拨了一次，还是不通。他的手臂慢慢垂了下来，却没有转身。我走过去，这才发现，他的眼角挂着泪痕。
我想安慰他几句，可他却突然转过身来，把手机递到我的手上，然后一个立正，向我敬了一个礼——一个军礼！我很奇怪，也很感动，想不到当今中国社会少有的人间真情，居然会在一个精神病人的身上体现得如此的淋漓尽致宴实在在！这个世界，到底是正常人不正常，还是“不正常人”正常？也许，“不正常”的人永远不知道正常人的内心秘密，而正常的人也永远不清楚“不正常”的人的情感世界。
还有一位女病人，叫何凤英，33岁，都江堰向阁乡人。精神科病区主任段明君告诉我说，何凤英送到他们医院后，被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病情比较严重，其主要表现特征是，发呆，发愣，神志恍惚，眼神麻木；时而笑，时而哭；不吃饭，不睡觉，不与人说话，不与人交流，甚至有时半夜三更爬起来，冲出病房，大声喊着女儿的名字，要回家找女儿！何凤英有两个女儿，小女儿3岁，大女儿15岁。地震那天，大女儿在学校，小女儿在家。结果，大女儿死了，她的公公也死了。她每天就坐在废墟上，望着天空，发呆，不停地叫着女儿的名字。像这种病人，她不知道时间，不知道睡觉，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去想过去，也不去想将来，只知道坐在哪儿望着倒塌的楼房等，幻想着女儿突然活过来，走出来。但女儿没有活过来，走出来，她自己却被送进了医院。
段明君还说，地震后，大部分人都会出现急性应激反应，但大部分人几天就会消失；有的要两周，有的要四周，有的更长。像何凤英这种病人，除了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很重要，就是要让她多回忆，多谈，当时听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受？然后纠正她一些想法，补充一些信息，尽量让她把事情回忆出来，谈出来，她的心里就会好得多。
在段主任的安排下，我与何凤英见面了。见到何凤英的第一眼，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善良、聪明的年轻母亲，而且有想说话的愿望；但一开始我便注意到，她说的话，不是四川话，而是非常糟糕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被四川人幽默地称之为“椒盐普通话”，即四川话与普通话混杂一起的“川普话”。我提醒她我是四川人，能听懂四川话，但她还是坚持要说普通话。她说，你是北京来的客人，我就应该说普通话，不然就不礼貌了，对不对嘛？其实她并不知道我来自北京，更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但她就是坚持要说普通话。后来我才知道，除了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不管是谁和她谈话，她都认为是北京来的，一定要说普通话。她说北京是首都，首都来的人，就要尊敬嘛！
我问她，家住什么地方？家里人怎么样？有没有联系？
她说，我的家在都江堰向阁乡。家里妈妈对我好，妹妹、侄儿、大姐、二姐对我好，老公对我好，我的心情好。老公对朋友好，朋友对他也好。我的老公要去打工，我说好。有一次我骂他，他心情不好，但他不骂我，我的心情好。我现在就担心我的婆婆，妈妈，还有老公，他们活得怎么样了？只要他们好，我就好，帮我打听一下，好不好？我没有给老公通电话，我记不得老公的电话了。他在外面打工挣钱，很辛苦，从外面赶回来了，走路回来的，舍不得花钱，我见他很伤心。他要在家里把玉米、谷子晒一晒，要不然明年吃啥子嘛？老公姓罗，我到罗家去看他，我就看上他了，只要人好，对我好，就行，对不对嘛？
我问她，什么时候结的婚？
她说，18岁，但没有办结婚证，我们去办过，没办成，后来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就结婚了，谁也不知道。我还受过伤，被火烧了，在我妈妈家，我在洗碗，才12岁，点火，不懂事。当时谁也不知道，只有我妈知道。过去的人要老实些，对不对？火烧了，都不知道，现在地震了，全国都知道，全国都跑来了，是不是嘛？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啥子嘛，问这些又起不了作用，你又不去都江堰，不去向阁乡。
我问她，家里这几年生活好不好？
她说，这几年生活好一些，我们是农村人，要劳动，才有吃的，对不对嘛？我们家住在山上，山上很困难，条件不好，交通不方便。我家在向阁乡二七队……（她开始使劲回忆）我们家以前是木头做的房子，木头房子你说好不好嘛？木头房子很好，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对不对嘛？但现在都垮了！我们那儿过去有很多木头，我们砍树去买，维持生活，还砍竹子，卖了，再买肥料，买种子。现在木头很少了。我们那儿的山很高，但空气好，山上不冷不热，有花，有草，有树，成都很热。我们种的菜，很新鲜，很好吃。我没说你们城里的菜不好啊，我是说我们哪儿的菜好，新鲜。因为好多外地人，都来我们山上避暑，都说山上好，都说山上的菜好吃，都说山上很凉快。是热天，不是冬天啊！但我不喜欢，我喜欢我们家里人团团圆圆，只要团团圆圆就好，对不对嘛？
何凤英在与我的谈话中，应该说思维基本还算正常，尽管表述有些混乱，语句也不连贯，时而普通话，时而四川话，而且说话像快板，每说一句，好像都在故意讲究押韵；每遇到一个问题，总要反问一句“对不对嘛？”或者“是不是嘛？”但意思我都能听懂。我注意到，每当谈到她的家人和家乡，她便一脸喜色，心里像有一只小兔子。看得出，这是一个非常爱家、恋家的女人。
我问她，地震的情况还能想起来吗？
她说，我不知道，想不起来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地震，好怕呀！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地震，我才读了四年书，我大女儿也不知道地震，要知道，就跑出来了。我和小女儿跑出来了，小女儿才3岁，但大女儿没有跑出来，被学校的楼房给砸死了！学校三层楼，三层楼全垮了，地震的时候，我去了，但我没有见到我大女儿，我看见好多孩子都死了，死了几百个，很悲惨。我不说假话，都是真的。我很伤心，我就没有回家，带着我的小女儿，坐在那里。我在那里坐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家了，下雨了，我又去看大女儿，我看见大女儿被人抬上山了，雨把大女儿全身都淋湿了，头发也淋湿了，我很伤心。我大女儿在都江堰向阁乡亲中学上学，叫罗丽，就是美丽的丽，知道吗？她很乖，已经上初二了，学习成绩好，平时还帮我做事。她很关心同学，同学也很关心她。女儿对我很好，说妈妈你不要干重活，要做轻巧的活。女儿还说，一家人只要团团圆圆，坐在一起吃稀饭也好。可为什么要15年地震呢？我的女儿还没满15岁啊，为什么就地震了呢？
我问她，你女儿平时最喜欢什么？
她说，我儿女最喜欢花。我们那儿的山上有好多好多的花，桂花，兰草花，玫瑰花，鸡冠花，还有什么花，我也记不得了。反正桂花很香，9月份的时候，山上到处都是，好香好香，很漂亮，比你们城里的塑料花好看。我是说你们城里的花只能看，不能吃，我们那儿的花可以吃，吃起来香得很！女儿什么花都喜欢，做了作业，星期天，就跑到山上，摘一大把桂花回来，放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坐在凳子上，画，画一天。我女儿最喜欢画画，没找老师学过，她看见同学画，就会了。但她不让我看，我偷偷翻她的书包，就看见了，画得很好，真的画得很好，跟山上长的花一模一样。昨天下午看见医院的花了，我就想起我的女儿了，她什么都会，还会用剪刀剪纸，贴在窗户上，特别好看。我没有钱给女儿买纸，买笔，买不起，都怪我，都是我的错。女儿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十二多里路，每天坐车，去一元钱，回来一元钱，要2元钱。有时没坐上车，就走路，全是山路，下雨，路滑，女儿没有鞋，鞋子穿烂了，就打着光脚板走。我们那儿的路稀巴烂，没人帮着修一下。女儿很苦，但她说，她要读书，她要读大学。我对女儿说，妈妈没有钱，女娃娃读个高中就可以了，不要读大学了。我女儿就跑到山坡上哭了，哭了好久好久，不回来吃饭。都怪我，都是我的错啊！地震那天我要去叫老天爷就好了，老天爷来了，女儿就救出来了，就不会死了！
何凤英说到这里，突然哽咽了。随后，我便听到了她的哭泣声，非常伤心、非常压抑的哭泣声。她用手捂住脸，不想让我看见她的眼泪，像面对一桌客人吃饭，突然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喉咙，很想吐出来，却又不愿让人看见。我忍住泪，小声开导她。渐渐的，她的情绪有所好转，又止不住地说开了，并不停地忏悔。
她说，我的女儿天天向上，从来没有逃过学。女儿说，她不做活路，农村做活路很累，要读书，多读书才好，读书才有文化，打工也要有文化，有文化，打工都要好一些。女儿说，读了书，她想当个老师，教孩子画画。但我们家条件很差，交不起学费。我在家种点菜，赶场（赶集）要十多里，不方便，种菜，种玉米，自己吃，还要在家带小女儿。她爸爸去打工，挣点钱，交学费。老师说，我女儿成绩好，从来没有逃过学，下雨也上学，打雷也上学，要让她好好读书。老师说我们家很困难，就给女儿免了学费，还让她住校，说家太远，住校可以好好读书。可今年刚刚住校，学校就垮了，女儿就没有回来了！都怪我，都是我的错！以前，以前啊，我和女儿的爸爸关系不好，我没有问寒问暖，没有给他做衣服，买袜子，还有酒和烟，惹他不高兴了，骂女儿，都是我的错！以前，我和邻居不说话，没有去她们家耍，都是我的错！以前，女儿对我说，妈妈，不要那么累，你太累了，你要休息，我要好好读书，我要上大学，我要让你过好日子。我对女儿说，妈妈没有钱，读个高中就可以了，不要读大学了。都怪我，都是我的错啊！地震那天我要是去叫老天爷就好了，老天爷来了，我的女儿肯定就救出来了！都怪我，都是我的错啊！
说着说着，何凤英又哭起来了。这一次，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了。段主任说，让她哭吧，她哭出来，心里就好受一点了。
后来，我对她说，你现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说出来好吗？
她说，我小女儿在我婆婆家里，我们娘家还有四个人。我担心他们活得怎么样？请帮我打听一下，好不好嘛？我没有老公的电话，我很担心家里的人，我希望他们活下来，还有大女儿的同学，都活起来，我很伤心。只要家里团团圆圆，我就好。现在大女儿没有了，走了，但我希望大女儿还是读书，她说过，她要读大学，我就让她读大学。还有，她画了好多画，画了好多花，我想给她送去。女儿说过，她要当一个老师，教孩子画画。可我不知道女儿在哪儿？我找不着女儿……
说着，何凤英又放声痛哭起来，趴在桌子上，哭得很伤心很伤心，再也说不下去了。
临别时，我掏出几百元钱，想塞进何凤英的衣兜里，可她非常敏感，双手捂住衣兜，坚决不要！她说，我不要你的钱，我们那儿的人从来不要别人的东西，不要别人的钱。你帮我家里联系一下，我就谢谢你了，我现在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我很着急，你一定帮我找找，都江堰，向阁乡！都江堰，向阁乡！还有女儿的画，怎么送给她？她现在哪里？在哪里？
本来，我什么也不想说了，但我还是说了一句欺骗她的话，我说，你女儿在天堂，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你身体好，你女儿在天堂看见你，就高兴了。
她眼睛突然一亮，说，真的？真的有天堂吗？
我继续欺骗她说，真的，真的有天堂。
真的有天堂吗？
上述两位精神病人，只是汶川大地震中的个案。
实事上，在地震中精神受到损伤的，远不止成都精神病医院这些。据说，灾区还有不少这样的精神病人，他们流落荒郊野外，或者街头路边，生活很难自理。而在灾区走访的日子里，我也亲眼见过不少这样的灾民：有的坐在灾棚前，发愣，发呆，一坐就是一天，第二天接着再坐；有的反复向你表述地震时的恐怖情景，反复向你哭诉遇难孩子生前的乖巧与聪明，反复向你忏悔各种过错；有的对身边的一切不再关心，不再有任何兴趣，谁也不愿搭理，整天不吃不睡，围着废墟反复转悠，唉声叹气……每当望着这些灾民，我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地震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一切，上苍为何还要让他们失去一个人最起码的正常的精神？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天地良心？有，在何方？在哪里？一个精神正常的人生活在这个世上都如此艰难，这些精神不正常的人要继续生存下去，又该是何等的不易！而且，昂贵的医疗费用，谁来承担？漫长的日常生活，谁来护理？心灵的创伤，谁来医治？虽有志愿者，但志愿者不是亲人；虽有心理学专家，但心理学专家不能包治百病，虽有医院的人道主义关怀，但长此下去，哪个医院又能关怀得起？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是持久战，不仅需要物资、金钱、实力、条件，还需要社会的支持，大众的理解，亲情的关怀，人心的温暖。那么亲情的关怀人心的温暖，又从何而来？这些人原本平静的日子，何日才能恢复平静？他们原本正常的精神，何时才能重新正常？
我想起发生在欧洲的一个典型病例：一场灾难后，有一个病人一直尿不出来尿，医生问他你为什么不尿尿？病人说我不敢尿尿。医生问他为什么不敢尿尿？病人说我一尿尿，怕把城市给淹没了！医生说，那你赶紧尿吧，我们的城市有大火正在熊熊燃烧，你只要尿了，熊熊燃烧的大火马上就会灭了！
病人一下就尿出来了。
那么，面对汶川大地震中的精神病人，我们是不是也要对他们大声说一声：灾区的大火正在熊熊燃烧，你尿吧，只要你尿了，熊熊燃烧的大火马上就会灭了呢？ 震中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