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18：北川的悲伤北川的希望

　　一走进绵阳长虹培训中心大院，一副巨大的横幅令人心头为之一振：天降大任于中国！

　　这个大院，是北川中学的师生们的临时驻地，也是临时学校。凡是从死亡线上逃出来的北川中学的师生，除了遇难的、住院的、失踪的，全都临时栖居在这里，大约共有1300余人。但走进这个大院，除了一排排深绿色的帐篷，表面上你几乎看不到灾难留下的任何痕迹。

　　我曾两次来到这个大院。第一次到这里，正是中午开饭时间，孩子们一个个端着饭菜，笑得很甜，吃得也很香，好像汶川大地震像一只捉迷藏的小猫，一不留神，转眼间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我第二次到这里，美国南加州先锋大学合唱团正在此慰问演出，于是一千多个北川中学孩子的笑脸，像一千多束盛开的花朵，一扫灾区连日来死气沉沉的悲痛气氛，让整个大院一下变得热闹非凡，喜气洋洋，给人一种寒冬过后花又开的感觉。

　　然而，汶川大地震后，北川中学的孩子包括灾区所有的孩子，心灵的花朵真的一下就完全“开放”了吗？

　　有关资料显示，唐山大地震后，有专家通过对2000名幸存者进行心理测试，测试结果，87％以上的人都有心理创伤。具体表现为：有的害怕下雨；有的害怕打雷；有的害怕住在楼房；有的害怕开窗户；有的不能听火车的声音；有的不能看刺眼的灯光，有的感觉有人掐她的脖子；有的常常从噩梦中惊醒；等等。越南战争结束后，国外有专家也做过统计，创伤人数高达30—40%！

　　那么汶川大地震中的心理创伤者，又是多少呢？有专家也做过粗略统计，大约有五六十万人！实事上，何止五六十万！由于现代新闻传播媒体的高度发达，汶川大地震后一个星期里，中国有多少人每天拿着报纸或者守在电视机旁以泪洗面啊！“5.19”全国哀悼日这天，中国至少有几亿人在失声痛哭或者默默流泪！谁能准确统计，他们中有多少人的心理受到了或轻或重的创伤？尤其是全中国的中小学生，他们稚嫩的心灵，经受了多么沉重的一击？在灾区，有人曾告诉我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有天晚上，一个只有2岁的小女孩，她妈妈刚一打开电视，她无意中看见了一个楼房垮塌的镜头，便突然发出一声惊叫：妈妈，快跑！由此可见，汶川大地震对人心尤其是对童心的震撼，该是何等的强烈广泛啊！

　　在灾区走访的日子里，我曾采访过几位国内有名的心理学专家，其中有武汉市心理学医院的童俊教授、上海复旦大学的申荷永教授、北京大学心理学院的杨甫德教授等。他们不远千里，赶到灾区，就是为了抚平孩子们心灵的创伤，拯治孩子们心灵的疾病，重建孩子们心灵的家园。特别是申荷永教授，他与夫人带着一群研究生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灾区，出现在北川中学孩子们的身边，为不少悲伤和绝望的孩子，重新点燃人生希望的火苗。他的研究生表示，即便不要学位，也要去灾区；其中一个研究生还把生命留在了灾区！

　　童俊教授告诉我说，创伤的研究其实从二战后就开始了。一场战争或地震过后，创伤在所难免。直接受伤的人，心理学上称为初级创伤；救援者、老师、医生、作家、记者等称为次级创伤——美国有过统计，10-20%的人都有次级创伤；初级创伤者和次级创伤者的亲朋好友，叫三级创伤；而凡是接触过有关地震信息的一般大众，比如看了报纸，看了电视等，也会受到创伤，叫四级创伤。甚至有人还认为，人的出生就是一种创伤。分离是一切创伤的来源。因为分离就意味着与过去告别，意味着丧失。正常的丧失就是生老病死。但灾难是一种不正常的分离，不正常的丧失，所以会有创伤。创伤的记忆会像一个深藏在体内和灵魂深处的发炎的肿瘤，不断影响着肌体，也不断影响着心灵。

　　的确，尤其那些曾经埋在废墟下被救出的孩子，百分之百都有心理创伤；有的孩子即便身体没有受伤，心理上也有创伤。因为地震是一场噩梦，它让成千上万的中国孩子经历了这场噩梦——尤其北川中学的孩子！这些孩子过去从小有父母的宠爱，有爷爷奶奶的呵护，有社会的关照，心灵充满了阳光，从未经历过挫折与失败，悲伤与痛苦，更未经历过大灾大难，生死别离。于是便会有一个错觉，认为世界永远是美好的，生活永远是美好的，人生没有曲折，更不会有灾难。但一场大地震，痛苦。悲伤、眼泪突然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乃至爱情观。他们这才想到，原来居住的地球是危险的！人是会死的！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随时都会离开的！于是他们的心理便和地震中倒塌的房子一样，一碰即碎。比如一个双腿锯掉的孩子，原来自己是个活蹦乱跳的人，一个不需要照顾的人，现在一夜间就变成了一个残废人，一个什么都需要别人照顾的人，个离开了别人就不能走路不能出门不能穿衣不能吃饭甚至连上厕所拉屎撒尿都必须有人搀扶的人。一句话，一个什么都不行的废人！于是他就会想，既然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人生还有什么意思？

　　而且，童俊教授说，孩子们普遍都有一种负罪感。童教授曾做过一个调查，70%的中学生都认为自己有错。比如，有的学生说，我当时要是跑快一点就好了，就没事了；有的学生说，我看过有关地震的书，书上说了，地震百分之百都是人类引起的。甚至老师也是如此。有的老师说，我有罪，我当时没有带好学生，要是早点让学生跑，也许这几个孩子就不会死了。总之，一场大灾难后，产生群体性的创伤是一种必然。心理的创伤如同脓肿，如果没有挤出来，过去的就没有过去，一旦碰上新的事件，心灵的记忆就会被再次激活，甚至可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带到明天，直至永远。

　　于是几位心理学专家——包括灾区所有的心理学专家——都在大声疾呼：做好孩子的心理干预工作，是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的一件大事，应该引起各界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就像一个伤口，如果能在第一时间止血，就不至于恶化。

　　因此，当我一旦深入到北川中学孩子们的帐篷，一旦深入到帐篷里的孩子们的内心，便感到孩子们的惧怕与伤痛其实依然存在，大地震的阴魂还深深潜藏在孩子们的内心。比如，有的孩子虽然身体已经离开了北川，但心还埋在废墟，每当夜幕降临，或人去楼空，便会想起那一幕，闪回那一幕，于是睡不着觉，失眠，头晕，甚至恶心；有的孩子失去了父母，由老师来填充，但面对替代的父母，孩子的反应是，不愿提起过去，不愿提起父母，用外表的坚强，来掩盖内在的伤痛。当然，有的孩子也很高兴，因为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来关心他，帮助他——不是今天发牛奶，就是明天发可乐，这种对物资从未有过的享受，让他们无法不高兴。但当这种“关心”一旦消失，或者暂时消失，或者得不到完全满足时，他们又会产生一种失落感，甚至有的还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有的同学没有安全感，不能听见声音，一有响动，就惊吓。特别是刚住进长虹培训中心的前几天，由于距离铁路很近，一听见火车隆隆驶过的声音，全身都在抖；有的同学没有确定感，一见水龙头的水流得小了，马上条件反射，立即跑回去拿个大桶来，接上满满一桶放在帐篷里。别人问他你接那么多水干嘛？他说不多接一点，到时地震来了没水喝咋办？不少学生告诉我说，现在睡觉不踏实，容易惊醒，甚至失眠，记忆力明显衰退，许多课文看了N遍，就是记不住；好不容易记了，却记得不准；有的刚才还背得滚瓜烂熟，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像换了个脑袋似的。一个老师还告诉我一件不该发生却偏偏发生的事情：北川中学一个高三的学生，有一天听见火车从院外驶过，他以为又是地震了，吓坏了，竟然从二楼纵身跳了下去！结果，8级汶川大地震没有损伤他的皮肉，一列火车从旁边驶过，却吓断了他的一条腿！

　　是的，地震摧毁了家园，摧毁了生命，伤残了身体，固然令人悲痛，令人惋惜，但地震对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摧残，却远大于对物资和身体的摧残。近一百年来，我们民族经历的创伤实在太多太重！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还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天灾人祸以及世人皆知的“文化大革命”，都在中国人的心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创伤，一道一道的阴影！过去我们对灾难，对悲剧，对伤疤，总是采取回避或者掩盖的态度。有了创伤，总是说，忘了算了，忘了过去，放眼未来。然而心理的创伤，说忘就能忘吗？

　　毫无疑问，汶川大地震创伤最重的是人，人群中创伤最重的是孩子，而孩子创伤最重的是心灵！因此，重建生活的家园固然重要，但如何为孩子的心灵疗伤，如何在废墟上重建心灵的家园，重构民族精神的大厦，同样重要，甚至尤为重要！

　　在灾区，我曾听说，有的学校的废墟原来是不准备清除的，想留住它，以警示后人。我认为这个创意很好，可不知为什么，后来又听说不让留了，让推土机给推掉了，让大铲车给铲平了——干干净净，不留痕迹。而在我看来，我们应该留住这些废墟学校，只有留住了这些废墟学校，才能留住血迹，留住泪水，留住伤痛，留住记忆。甚至我还想建议，灾区所有新建的学校，都应该与废墟学校相依为伴，相邻而居。唯其如此，方能警醒劫后余生的人们以及不曾遭遇劫难的同类。倘若这些废墟学校能换回全国学校的安全可靠，那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两万多个孩子，死也值了！

　　令人欣喜的是，我在长虹培训中心看到了北川中学孩子们脸上的笑！以至于我也情不自禁地跑过去和孩子们凑在一起，一起合影，一起欢笑——这是我在灾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笑。虽然我不能断言孩子们心理的创伤已经愈合，但从孩子们的笑脸上，至少让我看到了明天的希望！他们把哭泣变成了歌声，把痛苦变成了欢乐，把哀叹变成了笑容。尽管这笑可能是短暂的，但再短暂的笑，总比长时间的哭好。

　　然而，我不得不惦记的，是孩子们的记忆。人类最珍贵的，是记忆；最可怕的，是遗忘！中华民族不应该是一个患有失忆症的民族。我不希望失忆的病根再继续遗传到这些孩子的身上。我祈愿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当我再见到这些孩子时，他们会调皮地搂着我的脖子说，李鸣生伯伯，我们已经不是当年您在地震棚里见到的那些孩子啦！ 震中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