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内迁创业十五年的奋斗，新天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光学仪器生产基地。此时，市场经济开始了。有人曾用“笼子里的变革”，概括80年代国企改革的思路。意思是，一方面要为企业松绑，一方面又不能让它飞出国有经济体系的笼子。

　　葛民治主政的最后三年，面临重重困难。50年代就接受过马列主义哲学专修的老战士，对《资本论》并不陌生，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迅猛来到时，他还是有些措手不及。

　　新长征路上没有枪炮轰鸣，也得披荆斩棘，有受伤与牺牲。

　　出山探海

　　葛民治（时任新天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两厂合并成立新天公司以后，不到一年就十分明显地受到改革大环境的冲击。1980年，军品潜望镜的生产任务转移到其他厂，新天公司不再生产。国家指令性计划几乎全部改变为指导性计划，产品由国家包销全部转向自销。过去的新光厂是保密单位，外面知之甚少，连出口产品也用上光厂的标牌。过去公司产品入库就是进了国库，只按国家调拨单发货就行了，市场情况企业不必操心，企业对市场也是“两眼一抹黑”。加上贵州交通、通讯落后，信息不灵，突然间要产品全部自销，谈何容易！因此，1980年产值比1979年锐减22.4%，1981年又比1980年减了30%，销售收入1981年比1980年下降37%，仅有910万元，新天公司的生产经营陷入危机。(1)

　　产品销售被推向了市场。国企的生产计划和预算经济，还在系统和地方主管的统领下按部就班。上头有行业婆婆，边上有地方督导，下面是数千职工和上万家属的饭碗，背负着这一切，沉重的翅膀要扑扇起来，是多么艰难。而笼子外面，各种飞禽走兽和奇花异草，正在自由、蓬勃地生长。

　　那时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也没有阿里巴巴，葛民治从红头文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以及刚刚普及的电视机荧屏上，捕捉着山外世界的脉动。他依然嗅觉灵敏，决策果敢。屏幕上刚出现商品广告，新天人就带着宣传片直奔央视，时长5分钟、持续播出了一个月。销售人员从多年仅有的一名，猛增到30多人。技术小组分头去为各地工矿企业计量人员做培训服务，新天人坐在绿皮火车的硬木板凳上，在运货出山的卡车上，用茶缸冲调炒米糊，打个盹就穿过几重山。除西藏以外，有工业制造的省市都出现了新天厂的测量仪器。

　　之一、去厦门

　　1979年，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庆元在前往南京出差途中，接到一份电报，马上调转方向直奔厦门。

　　张庆元（原厦门仪器仪表公司负责人）：

　　1977年高校恢复招考，母校浙大希望我回去教书，葛民治说：“你别做梦了！”他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把企业搞上去，所以当时他不肯放人。

　　张庆元（左）和顾早明

　　改革开放破除了不少陈规旧俗，许多企业都在找机会突破界限，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想做。葛民治想让企业和产品走出深山，我提建议去沿海地区设点，拿几个小产品先试试水。他觉得可以考虑，就向总局打了报告。那时我还兼管全面质量管理方面工作，在一次去南京调研途中，接到葛民治电报，叫我速去厦门。总局在那里组织一个外贸公司，叫新天和四川仪表总厂、西安仪表厂等单位参股，共同组建，葛民治觉得这是个机会。我就被留在厦门搞筹建，几个月后才返回贵阳去做交接，葛民治派我去厦门代表新天参与工作。

　　仪表总局在辖线内做了挑选和整合，厦门公司成立时有10家股东，资本金100万元，每家出10万。那时企业都没钱，新光先出了3万元，四川仪表总厂拿来1万个电表，说卖出后钱款入股。总局先借10万元给外贸公司运营，我们买了一栋期房，借住在一位华侨的房子里，月租500元，我们把空余房间弄成了招待所，给各企业来出差的人住宿，费用抵扣房租还有盈余。我早上去买油条，给出差同志做早饭。1980年，挂牌成立中国厦门仪器仪表公司，来头还不小。一机部拨给一年6万美金的外汇额度，进口电子表等货物还能免税。我负责产品出口，那时中国仪表仪器只有水表、电表和显微镜拿得出去。东南亚一带使用日本标准，和中国产品标准不同。新加坡朋友给我一台生物显微镜样机说，你要能做出来我们就买。在新天和厦门光仪厂的努力下，我们第一年就完成了7000台显微镜出口任务，给职工极大的鼓舞。后来我三下菲律宾，解决了中国电表和水表出口菲律宾的标准问题，拿到了几万台订单。厦门公司最兴旺时，从昆明包飞机运输显微镜。

　　刚开始我连报价都不懂，就跑去厦门大学找资料先研究，再讲给公司其他人听。这样慢慢搞起来，有了经验和积累。葛民治把我们夫妇俩调去厦门，后来又派来两对夫妻。起先我代表新天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葛民治离休后，手下一位副经理也调来厦门，我就去管办公室了，再跑些业务。那些年经济形势和政策变化很大，仪器仪表市场不断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生意越来越难做，后来厦门公司在资金管理上出了一些问题，就难以为继了。

　　之二、上北京

　　仪表总局沿用厦门窗口公司模式，在北京再建一个联合销售组织。葛民治选派“老北京”孙裕国代表新天赴京参建，此时另一路人马也在前往上海的途中。

　　孙裕国（新天公司驻京服务部首任负责人）：

　　1979年改革开放时，一机部仪表总局让几家三线援建厂联建一个销售组织，部里派一名处长当头头，葛民治就叫我去北京工作，也为筹建新光厂驻京服务部做些准备。我找了一年，在西单北大街找到一间3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合适做服务部。当时内地企业很少在北京设站，国家也不允许房屋买卖，只能私底下交易，没有发票，就不能报销。当时我跟业主谈价，2000块钱能成交，葛民治听汇报后马上表态说：“买！有问题我负责！”

　　这位“三八式”老干部，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思想还是相当超前的，他有强烈的意识，要让新天从山里走出去！我们在北京有了立足点，业务也得到了扩展。4年后，在这间房子后面又买了一间，同样大小，要价翻到14万元！我们还是买下了。后来房主反悔去法院告，还强行搬进来住着，官司打了3年，最后我们赢了。当然也找了些关系，咱是公家嘛，政府不能让公家吃亏吧。我们把前后两间房拆掉，盖了个100多平方米的小二楼，大家晚上就住在小楼里。

　　1983、84年间，因为女儿要参加高考，我回到贵阳，这期间北京服务部人员来回换班。1985年新班子成立后，我被正式派去建立北京分公司，担任法人代表，我妻子白学砾也被一起派往分公司工作。挂牌时名头还不小，叫作“国家仪表总局光学仪器服务部”，其实就是新天在北方的销售点。我们从无到有，建立起各种关系，销售情况也越来越好。当时进口仪器价格是国产仪器的八倍十倍，服务部销售最旺时，能完成全公司三分之一的销售任务，最高时到过2000万。我们还代销其他厂家的一些产品，做些小生意来自收自支。我们建立的维修站，公司先后派过十多人来工作，那段时间我们拓展得还不错。

　　年轻的电子装配施工技术员袁敏，当时在北京做产品服务。他在新天接受了从技校到电大的教育，还通过了引进项目的培训考试，不久将去美国培训，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他心里美滋滋，不料一场大祸从天而降。

　　袁敏（迁二代，时为技术员）：

　　那天美国公司人员来到北京维修站，我们准备了咖啡，但他们想喝中国茶，我就和一位同事出去买茶叶。那天气温很低，我把滑雪衫帽子翻起挡风，被一辆快速进站的公交车撞倒，当场昏迷。我先被送到附近的安贞医院，因为头颅粉碎性骨折，被转送一家三甲医院，立即施行开颅手术。进手术室前医护人员帮我脱鞋，发现我脚掌严重受伤，四只小趾被压碎粘在了鞋里，只剩下大脚趾，血肉模糊。本来要做头部手术的，结果对头部再行CT检查，发现碎骨没伤及脑髓，就先行脚部手术。妻子陈佳和丈母娘黄医生从贵阳赶到北京，看到我就哭了，我上眼睑也有严重创伤，头脸肿得很大，满脸缠着纱布，看上去很吓人。那时女儿才两岁，我对陈佳说，我成残疾人了，我们离婚吧。她哭得更厉害了……北京服务部负责人孙裕国，把公司赚到的20万元交去医院，嘱咐用最好的药，尽最大可能减少残疾，我记得当时用一种进口消炎药，每天仅此药就需要80元，是我月工资的好几倍。原本医生建议伤足要从脚踝处截肢，经家人及老孙的请求，做了保守治疗，只截去四个小趾，大脚趾被保留下来，不仅救回我命，还保住了行走的基本功能，但是去美国培训就黄了。

　　那时，公司对部分传统仪器产品进行数字化自动测量改造，很受欢迎，但需要上门安装。人手不够，我和负责光机部分的技术工经常外出做安装调试和维修。公司为照顾我，还挑个小伙子为我拿工具和行李，顺便跟我学技术。火车拥挤时，还特许我们坐飞机，那时坐飞机讲级别，还要公司经理特批。有家江西军工厂买了新天仪器，数控部分多次被烧坏，两位电子技术人员先后去了5次都没弄好，工厂告到一机部，还上了机械周报，影响到新天声誉。我厂主要领导找我，要求一定要找到问题并加以解决。我和另一位同事去了江西那家工厂，负责人一看又是年轻人，眼神里都是不信任。吃午饭时给两只搪瓷碗，叫我们自己去食堂排队。我仔细检查了仪器及外围设施，发现仪器金属带电，已属不正常，仪器接地线也被烧断了，再检查供电插座接地电线也脱开了，有人走动时碰一下，裸露的接地线头和火线触碰就造成短路。难怪之前派去的技术员再怎么维修，仪器都不可能正常工作。对方厂长和总师听过我的解释，终于承认了问题所在。仪器修复并经当地机构检测后，他们写出情况说明，为新天产品挽回了声名。那家涉外企业的总工程师也是上海人，马上安排我们入住总统包房，餐餐盛宴款待。厂长还送我们每人一把出口的游标卡尺留作纪念。

　　我曾有机会去哈工大读书，但家里两个姐妹，就我一个儿子，老娘怕我大学毕业回不到她身边，我也只好放弃，去读了电大，毕业3年就被破格评上工程师。如果不是在北京遭遇车祸，我的命运可能会不同。

　　新天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小楼，在后来的城市动迁中得到150万元补偿。孙裕国花120万元买下一座四合院，作为北京公司的驻地，2000年新天破产清算时售出1500万元。孙裕国和妻子白学砾是北京工业大学同学，毕业时妻子分在天津光仪厂，后随迁贵阳在光研所工作。两人虽被派往北京工作多年，户口却难以迁回首都。后来他们在保定购房，按当地政策入了河北户籍。

　　之三、回上海

　　上海是华东地区的销售枢纽，新天和上光厂有同类产品，销售上也有竞争，葛民治很重视协调两厂关系，先后派遣从上光厂内迁的曹福昌、杜文藻、黄乐强等骨干驻沪，展开售后服务。1986年服务部升格为上海分公司，曹福昌为副经理。几年后，新天销售处处长杜文藻出任经理。分公司也在上海购置房产，销售业务得到进一步发展。

　　黄乐强（曾任新天上海分公司经理）：

　　1966年内迁时我只有17岁，在装配车间做过很多仪器装配调试，还做过万能工具显微镜等精度要求较高的仪器。1984年，我被派上海搞售后服务。当时各省市都有计量局，轻工业、机电、冶金各局下面也有计量部门，我们都上门去提供培训和服务，一年中我七个月都在外地工作。上海办事处还把苏州、无锡、青岛、芜湖、福建等地的计量部门组织起来，开年会联络感情，上海服务部成立不久，销售额就达600多万，万工显销量一度还超过了上光厂。

　　我们还为湖州分公司带销售业务，提供技术服务也有些收益，做到了自收自支。分公司人员的待遇超过贵阳职工后，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们从提成利润中拿出12—15%，给生产科及方方面面。虽出于好意，但结果适得其反，人家以为我们拿得更多。后来光学产品销售难了，总公司经营更困难，各种意见也更加多了。

　　内迁职工大批退休后，一部分返回上海定居。上海分公司增加了探望病患的任务。有个党委领导退休回来，兄弟不让入户口，只能借钱买房落户，后来得了脑梗，看病都没钱了。我向公司汇报后，开出几万元支票去救急。有老职工在上海逝世，公司也委托我们参加追悼会。上海所有的火葬场，浦东乡下、大柏树处理车祸身故的，我都去过，不知读了多少次悼词。老单身沈师傅退休时老娘还在，他回到上海，到去世还是一个人，大殓那天只有两只花圈，一只妹妹送的，一只是我买的。我对着一个死人和一个活人念悼词，读了两句，眼泪就止不住了。

　　新天销售处处长杜文藻在上海办事处当家时，花18.2万元买下淡水路一座石库门房子，上下两层共101平方米。后来房子动迁得到56.6万补偿费，又在万航渡路上买了176平方的三层房子，到新天公司破产清理时以460万售出，上海分公司再回到生产资料市场租房办公。

　　1987年，国家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召开“窗口”经验交流会，那时已有800多个三线企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口和苏州、广州、天津、大连、秦皇岛等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开设出1200多个窗口。这些企业是数千家三线厂矿的领跑者，彼时的新天还在这一阵仗中。

　　告别

　　在企业从市场经济波澜中走出低谷，订货大幅回升、趋势向好的1982年，葛民治构想过新天的未来：用十年夯实基础，之后十年振兴崛起，到2000年产值比1980年翻5倍，企业规模从3500人扩大到6500人，产品要接近或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建设“东方蔡司”雄心犹在，但未及施展，葛民治就离休了。

　　1982年底，中央制定了有关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文件。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老干部、人民共和国第一代管理者，秉持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信念，突然被告知使命完成，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葛民治在去北京开会时得知消息，在毫无思想准备中，职业生涯戛然而止。按照组织决定，他和夏维带着小儿子葛大杰前往宁波定居。少小离家老大还，故乡已成他乡，葛民治已不太适应浙东的阴冷，更不适应骤然松弛的节奏，多年积攒的病痛袭上身来。67岁的他，忽然就感觉自己老了。

　　新天举办创建20周年庆祝活动时，葛民治正住院治疗心肺病，接到邀请后依然撑着病体重回旧地。他想再看看那些厂房，向大家道个别。国庆节刚过，满山金枫红叶时，他出现在新添寨上，还戴着那顶卡其色绒线帽，抵御山里的凉风。在厂里兜兜转转，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老的小的职工，曾经的邻居，都热情招呼他：老葛啊，你身体哪能啦？要多保重哦！有人拉着他说，我们是你带来的，现在你走了，把我们留在这里不管了呵……大家都有点伤感。

　　河上礼堂举行庆祝大会时，人们又听到他熟悉的宁波普通话。葛民治深情回忆创业时的一幕幕，最后说，一个人得有信仰才活得有意思。台下鸦雀无声，带有人生况味的感叹，让大家陷入了沉思。

　　葛民治在上光厂的部下王惠芬也已离休，在上海家中颐养天年，文革中葛民治曾在她家借居避难，得知老葛去宁波定居消息时，她给老领导打过一个电话。

　　王惠芬（原上光厂副厂长、离休干部）

　　我叫他想办法争取回上海，他从上光厂调去支援大三线建设，在西南山区艰苦奋斗这么多年，作出很多贡献，应该能争取返回上海养老。他有支气管炎和心脏病，夏维也有心脏病和糖尿病，宁波的冬天太冷了，不利于健康。但葛民治对我说，不能跟组织谈条件，一切服从安排，就和夏维带着小弟回宁波去了，离休金也是贵州标准，远低于上海离休干部待遇。后来他们去深圳，住在女儿葛兰的家里。临走前他写信给我说，把宁波房子卖掉后有了点钱，买了两个玉镯，要送给我和妹妹作纪念。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孩子在我们姐妹家住过，还说如果不是我们相助，他早就没命了。我怎么能收这个礼物？那时我妹妹在带孙子也跑不开，所以没有见面。我曾经问他，你后悔过吗？他说，世上哪有后悔药！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为自己的信仰奉献了一生。

　　王惠芬（摄于2015年）

　　茅台乡飞出金凤凰

　　葛民治夫妇和小儿子离开后，新添寨上的葛家冷清起来。葛大庆从上海机械学院毕业回厂结婚成家，大女儿葛莲从北京航空学院分去了遵义，小女儿葛玫读完贵州大学去了杭州，热闹的大家庭各散了东西。1984年秋，仪表总局在深圳开设窗口公司，需要多语种的翻译，问到学过日语的葛兰愿不愿去，她脱口而出：“我去！”

　　葛兰对日语很感兴趣，先跟光研所一位老大学生学习，后来去哈尔滨科技大学参加专训班。她学得很拼，每天凌晨就起床看书，熟读、背诵每篇课文。七个月后结业考试，获得88.8分的好成绩，甚至超过学了几年的工农兵大学生。之后，她去贵州铝厂参加引进成套设备的翻译实习，穿着劳动布工装和大头皮鞋，戴着钢盔在工地上爬上爬下，在实践中翻译水平大有长进。

　　1984年的深圳湾，还是个巨大的工地，所有的规划还在图纸上。葛兰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新天。那个从未谋面的新城里，没人再指着她说，这是“葛民治的女儿”。未来已来，而她还年轻。

　　葛兰（迁二代）：

　　我们家人都以为在贵阳待几年，三线企业搞起来，爸爸就能调回上海工作，没想到他一直干到离休，全家人都在新添寨待了这么久。我爸被耗得太厉害了，几千个职工和上万名家属，事无巨细，都要他管，有的夫妻吵架都跑来我家，我们看着都心疼。我的成长记忆中，还有很多难忘的伤心画面。爸妈离休走了，我感觉这里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1984年11月初，我来到深圳，拿着新单位地址，找到了国贸大厦工地对面的国商大厦，这是当时深圳的最高建筑。仪表总局开办的工业公司就在里头办公，20来个员工中配有德、日、英、法几个语种的年轻翻译，都是女孩子，被称作“五朵金花”。我很快就被派去日本出差，给佳能复印机引进项目当翻译。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许多专业词汇从未接触过，我带着词典抓住一切时间补习。上班当翻译，下班还要陪团员去新宿买东西，要我去还价。那时出国可以带回三大件，大家都想方设法省钱。早餐在酒店吃，中午由佳能公司招待，晚饭自己解决。在东京吃碗拉面要500日元，团员们都回酒店吃自带的方便面。我是行前去北京集合才知道食宿安排的，啥都没带，只想好好完成任务。每晚回到酒店，我就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每天熬到深夜，总算顺利完成了。我觉得新天的积累，能让人应对很多困难。我和发小们交流时，不少人也有这样的感受。

　　当时全国各地人才都在涌向深圳，入户门槛蛮高的，我刚去时户口和人事关系也没解决。也是机缘巧合吧，有个日本厂商来采购皮革时，翻译不在，朋友就叫我去帮忙。日本人懂一点中文，说我把95%的意思都转达得很好，提出聘我去他那里工作，开出了5000港币的月薪，还包吃住。这是1986年，大学毕业生工资也就一百来块吧，于是我就跳槽出来了，编制先挂在南山区。我在新天做过描图员，对生产流程也不陌生。去皮革厂上班后，我才发现，天哪，这也叫工厂吗？和新天相比，生产规模和管理差距也太大了吧。这期间，朋友还拉我做兼职导游，带日本旅行团。我做事认真有了口碑，国旅、青旅、康辉，大旅行社都点名要我在深圳接团。每个休息日我都在工作，那段时间收入也不错。

　　1987年，深圳特区报来采访我，报道题目是《茅台乡里飞出的金凤凰》。南山区区长看了报道后指示房管所，作为引进人才，给我提供一套微利房，当时房价才9万元。随后我又接到通知，户口指标也下来了，就这样我成了深圳市民，身份证号码440301打头。其实我至今还不习惯深圳的夏天，闷热潮湿，墙壁都会淌水，这时就会想念贵阳的清凉。我爸在宁波肺心病加重了，公房楼梯都走不动。我就接他们来深圳养老，互相有个照顾。那时我在手袋厂工作，常常带活回家，用手工在皮革上贴双面胶。这个活如果聘固定工成本太高，厂里就让职工带回家做。那时我哥嫂和大姐也来到深圳，晚上大家围在一起贴胶，家里第一套家电就是这样贴出来的。我们在深圳完全是白手起家，重新开始的，爸爸在深圳生活了10年，到2001年去世。最后几年，他烟也不大抽了，有时一支还分两次抽。同房间一位病友也是离休干部，养老金比我爸高出许多，但我从没有听爸爸抱怨过。他最后因心肌梗塞去世，几乎没有存款。我感觉他就像一根蜡烛，燃烧得干干净净。

　　后来，葛兰到一家日企工厂当高管，生产相机闪光灯。老板和研发人员在香港，工厂全部交她管理。深圳的打工者流动性很大，每回招工面试，葛兰要看过应聘者的手，有足够的细巧灵活才允许试工。每个工作日清早，她都到厂里安排生产销售事务，接洽各种社会关系，哪个环节都不能松懈和怠慢。在管理企业过程中，她愈发体会到父亲当年的不易。

　　风从东方来

　　1978年末，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访问学者启程，50名学者将在美国开始为期2年的学习，年龄最小32岁，最大的已49岁。与此同时，国家向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提出了各派500名留学生的请求，并希望美国能接纳5000名中国公派生。(2)

　　这是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后的重要决策。同年春天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上，科学家们获得了令人振奋的信息：政府不但允许而且鼓励他们与西方科学家交往。在会见美国科学家代表团时，邓小平对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普赖斯说，建议美国立即接受700名中国留学生。普赖斯一刻都未耽误，在电话中将卡特总统从凌晨三点的睡梦中叫醒，请他准予700名留学生立刻赴美，并在未来几年接待数量更多的留学生。(3)

　　此时的中国正在急切地打开门户，要请进来，更要走出去。

　　何开钧（左）与侯尔志80年代初在欧洲

　　主导留学生工作的教育部，拨出其中3%名额给央企的科技人员。新天是仪器仪表行业国家重点企业，光研所科研人员何开钧、柏汉祥、侯尔志等通过审查与考试，分别被派往德国、美国和法国进修。

　　何开钧在德国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的进修接近尾声时，接到贵阳来信，得知葛民治离休了，新的经理人选中有他的名字，并已进入群众测评。此时，何开钧在德国已专心致志学习两年多，对新添寨上很多人和事都有种疏离感。他是个痴迷于技术的人，从未想过当一名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这消息让他感觉到，遥远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变。挑选人才走上领导岗位，不再论资排辈了。

　　何开钧（时为工程师）：

　　改革开放后，新天公司得到少量出国培训名额，葛民治、陈商诚都看中我并极力推荐，部委也查过学习档案，我在北京初高中都是三好学生，高考时物理满分，我获得了阿登纳基金会人才开发奖学金的资助，去德国学习。在广州外语学院学了8个月德语，再赴歌德语言学院接受四个月高强度训练，通过考试后，前往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跟应用光学研究所所长、世界光学协会主席罗曼教授，学习光学信息处理、眼视光学和光学概念新应用等前沿技术。

　　初到德国，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环境之整洁、有序。我们一行20人乘飞机再转火车去哥德语言学院，为了省钱，从曼海姆火车站出来后，拉着行李步行三十分钟去报到。做计量仪器的人对质量很敏感，看到街道两边的建筑就感觉特别舒适，虽然不是新建筑，但看上去品质很高。在歌德学院时我们自己做饭，去超市购物也很有感触。1981年我出国前，粮油肉食还定量供应，鸡蛋要上黑市去买，每人每月半斤猪肉大都省给小孩吃。我们去德国小城的超市也应有尽有，非常丰富。当时一马克换算0.71元人民币。猪肉在贵州卖0.69一斤，这里卖一个马克左右。剔除鸡腿和胸肉的骨架，才卖一马克多点，能做个很好的菜。阿登纳基金会给的奖学金，按照中国生活标准个人拿600多马克，其余都交给大使馆。两年多我上交了2万多马克，直到1984年才停止上缴。

　　有时周末组织我们去旅游，有不同的地点供选。一次我选择去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离我学习的地方不远。走进纪念馆参观的全是中国人，德国人很疑惑，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为什么不从自己的文化中找寻发展的道路？德国研究所同行有基民党、民主党和社民党等不同党派，但他们上班时从不说党派观点，业务争议也不会去攻击别人，你表现好，我争取比你更好。我想起文化革命期间厂里搞两派，坐在一起都不能，看对方都是缺点，即使自己不行，你也不怎么样！

　　我们还去东德参观，那里是宽马路、高建筑，商店空空，就像到了北京，一个西德马克在东德消费能抵四个马克。我们去东德就喝啤酒、看电影，这两样都比西德便宜。西德人在生活上没什么特别的追求，只担心生育率太低。在东德电影里，能看到人们对汽车的向往。我们那时还处于提高生活水平，取消凭票供应的层次上。这个时期公派出国的知识分子，学习非常刻苦用心，都有强烈的动力，学成归来要加倍努力，追回因文化大革命失去的岁月。

　　得知自己入选总经理名单，我感到很意外。我觉得自己是搞技术的，最多能做个光研所所长。回来后我对机械部仪器仪表局领导也表达了这个想法，他们说，你是党培养的干部，党叫你上就得上。领导做了不少工作，我也认识到不能再退缩不前，那就边干边学吧，后来我还去宁波向老葛讨教治理经验。

　　侯尔志接受总工程师任命时，也从法国留学返回不久。他在光研所从事测试技术研究，有技术组织能力，还有一个为人称道的特点，无论大小会议都留下详尽记录，整理好相关资料，存有完整的业务档案。

　　侯尔志（新天公司总工程师）：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在上海机院读完大专就进了上光厂。1961年开始在光研室工作，同时坚持夜校进修，我学过2年英语、2年德语。1966年宣布内迁名单的上午，研究室书记找我说，你老实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如果有，我可以给你挡掉，留在上光研究室。我很硬气地大声回答说：“没有！”那时我没时间谈恋爱，到了贵阳之后才认识易学俭的。

　　葛民治很早就有意识培养开放型人才，抓住一切机会把新光人送出去学习。那时有个中法合作交流项目，每年互派8个仪器仪表人员，上光厂和新天都派出过工程师。我去法国进修，是1981年公司党委会讨论决定的。我先去北京二外学法语，再去浙大学计算机，做了不少准备，才前往法国计量研究所进修。研究所在巴黎蓬皮杜中心附近圣马丁街上，我在那里一年，学到不少先进技术。法国人问，你夫人来了么？我们每月拿3200法郎奖学金，近一半要交给组织。如果夫人陪读，法方就加付1000法郎，但中国人都不让带家属。我们那批有6个人一起去法国，只有我一个在研究所，还有一名带教导师。当时这种机会分到企业并不多，可见国家仪表总局对新天的重视程度。

　　当时贵州省工业是高落差状态，比如做个陶瓷盆，贵州做出来的可能就是全国最差的，因为没有工业基础。但三线建设迁建的011、061、083都是全国最高端的企业，新天公司发展到80年代，技术力量和产品水平在全国民用光仪企业里也处于领先水平。那时我们有不少项目，各种计量、物理光学测量仪器，有高档显微镜，后来又做生化仪器，都处于行业前端。在国家计量等级标准评定时，新天公司也是唯一达到一级计量标准的光仪企业。我当总工程师几年内，公司有50位高级工程师，一些1981、82年分来的大学生还来找我说，上面有这么多清华、浙大等名校毕业生，他们没法出头。那时的新天公司虽然走了一些人，还是人才济济，特别是在追求新技术方面，还是做出点事情来的。

　　国家治理走向了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

　　邓小平取消了沿袭几十年的“阶级出身好”的用人标准，采取了精英治理原则。新一代干部的选用标准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新天公司新一届班子成员，大多符合这个“四化干部”的标准。何开钧、侯尔志之外，副经理程祖珍也是前苏联的留学生，上一届新天总师。另一位副经理李国祥是在光研所精密机械研究室主任岗位上被提拔的，他自上海机械学院毕业后从车间“摇手柄”起步，参与过不少新产品研制，有丰富的科研生产实践经验。新班子六名成员平均年龄43.9岁，五位有工程师职称，是历史将他们推上了舞台。

　　站在聚光灯下，何开钧拿起指挥棒才发现，此时此地，要演奏一台和谐美丽的乐章，难度系数实在太高了。

　　阿拉族酋长

　　改革浪潮日益高涨的年代，空气中弥漫着骚动与不安。何开钧走马上任没几天，经理办公室就传出了吵架摔杯子的声音。

　　何开钧（新天公司经理）：

　　1984年11月初，我上任没几天就得罪了一位公司领导级别的工程师。我们是邻居，两家的夫人都是医生，私人关系还挺近。当时他和上海一位名家开设的公司有个合作项目，要新光投资20万，我起先答应了。但有知情者反映说，那家公司不靠谱，我就警觉起来，把钱拦下了。工程师不高兴，就来和我吵，还摔了杯子。这是我第一次跟人吵架，不久那家公司就倒闭了。经过反思，我觉得要当好这个家，就不能把私人关系带进办公室，我开始“六亲不认”。有位一起来新光厂的仪表院同事，送来两斤家乡的花生，被我谢绝了。他惊讶地说，你连老同事都不认了？我又没事求你！我坚持说，你要不拿走，明天我就把它吊在厂门口，他拂袖而去。这事传开后，再没人给我送东西了。在德国上班是工作关系，下班是私人关系，不能将私人关系带到工作中来，但在中国凡事都凭关系，有关系和没关系大不一样。我按照德国人的方法处事，得罪了不少人。

　　上任一个多月，12月28日下午15点10分，仪表局劳资处来电话，说劳动工资计划调整，给我们增加工资额度26.97万元。在当时这数字相当于全公司多发一个月的工资，还有三天这一年就结束了，年内必须把钱发完，过时作废，还影响下一年的工资总额。我马上组织加班，怎么都得把额度分配到职工头上。同时还得把多发的工资和补贴额度冲抵成本、削减利润，做好的账全部推翻重来，还有一大堆后续事情处理。劳资科、组织科连夜突击，等账目全部做完，要发工资时，财务说没有现金！这就是我接手新天时的状况。当时生产材料都提前列入预算，有些工装夹具要提前3年购买，很多东西搁在仓库里，最后用不上就报废。而产品出去后钱款一时还回不来，资金很紧张。我了解到这些关节和原因，马上让人把完成产值的销售款催讨回来。1984年我们资金周转期是434天，到1985年一季度就回来二三百万，日子才好过了。在四年经营期内，我们将资金周转期缩短到294天。而今天戴尔计算机中国公司的资金周转天数是7天，这是何等的差距啊！

　　我上任一个多月后，央企下放地方已成定局。我提的诉求头一条就是把预算中企业办社会部分划拨给地方政府承担，第二个要求是下放中得多给些工资额度。当年底，总局就给了一次人均2级的工资额度，1985年底又给职工普遍上浮一次工资，从1级到2.5级不等，每年还有3%—5%的浮动工资，还有与利润挂钩的承包工资。我在四年任期内，将工资总额，包括奖金，从原年度计划281万元增加到了608万元。加上富余人员、离职调走人员和新进厂人员，每年有350人—500人不加工资等因素，生产一线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收入基本翻番。我本人月工资从73元，加上部里给的职务工资提到了154元，后来的浮动工资我都放弃了。

　　但三线企业办社会的问题，部局和省市领导都解决不了。1985年，国家经委主任吕东来新天考察，省里市里都来人了。吕东看产品听汇报后很高兴，认为企业改革创新做得不错，有活力。到了中午，我说还有几件事没有汇报完，备了工作餐。当时已有规定，领导下基层不得给基层企业增加负担，不准在下面吃饭，我再三挽留说是工作餐，领导才勉强留下来。我在饭桌上说，公司防洪的那条河每年受灾，要派人力物力去抗涝，能不能从企业所得税中补一点？经委主任就对主管经济的副市长说，给他们补一点吧，于是我们得到了80万返税。那顿十几个人的饭局，我们才花了80块钱。

　　德国人办事，事前都做充分的准备，这是我在德国学习管理经验感受最深、最重要的一条。吕东来访前，我们就认真研究过接待方案，三线内迁企业办社会是影响经营管理的最大问题，国家一时又解决不了，如何利用吕东的影响力为我们说几句话？陪同的省市领导有什么权限、能解决什么问题？都进行了分析。事后，廖副市长对我说：“你真会抓机会、钻空子要钱。”

　　何开钧似乎掉进了钱眼里，像葛民治那样到处找钱、要钱、管钱，把企业和职工利益放在头等位置。最让他头疼的是人际关系，他实在不擅长此道。三线企业的人际关系牵丝攀藤、叠床架屋，尤其复杂。何开钧的耳边成天响着“阿拉阿拉”的声音，阿拉怎么样，阿拉要哪能……许多从前没有接触、不曾关心的事，像沼泽地里冒出无数气泡，一点就燃，令他头脑发胀，感觉不是在管理一个科技企业，而成了“阿拉族酋长”。

　　何开钧（新天公司经理）：

　　内迁职工的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和当地人不同，20年间在内部循环，生出许多亲缘关系。公司人事部统计过两户大家族，在新天上班的成年人就有71个，遍布各车间和部门。加上内迁职工中从前在不同厂家的师徒关系和门派，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派性，各种盘根错节，很难管理，有时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把人得罪了。

　　当时3500个职工，从事本公司经营活动的只有2300余人。非生产建设投资比沿海同类企业要高出40%。我们运输队有75个人，要接送家住市内的职工、上学的孩子，往来火车站的人，还要拉煤、运货，负责消防。公司还有公安与保安任务，要修路、供水、防洪，直到粪便处理，除了火葬场和法院，什么事都要解决。到月底出产加班，到车间去鼓劲，就有人找我说，侬把房子分给阿拉，生活就出来了。我想这样纠缠怎么做事，就把分房事务交给工会。他们说留三套房子作为机动给经理调配，我不要，我不给任何人开后门。三线内迁企业的管理，如何把权力分配出去，还让大家满意，真是一门艰深的艺术。

　　1985年元旦刚过，机械工业部下达1号文件，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各级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机械部直属单位除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所属企业，全部下放地方管理。新天精密光学仪器公司也在机械部62家下放企业名单中，所有交接将在一季度内完成。

　　专业条线与社会板块，是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那些日子，何开钧这一届的班子成员白天扑在科研生产第一线，晚上八点开会讨论直到夜深。何开钧还要看文件和报告，直到万籁俱寂，才踩着自行车回家。岁尾年初，坡道上结着薄薄的冰霜，他有时滑倒在地，累到无力爬起。

　　几个月后机械部仪表总局发通报，旗下20家骨干企业中有7家在一季度利润增长速度大于产值增长，新天公司产值增长46.1%，实现利润增长158.3%。

　　小谷垅的春天

　　新天公司生产和科研不断登顶，成了熠熠生辉的“高原明珠”。小谷垅农场的新天人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

　　1984年11月，家属工厂厂长赖福兴和副厂长周银龙，走进新经理何开钧的办公室，要求将胶木厂搬来新天，就近生产配套的变压器、胶木插头和插座等，在生产管理上理顺关系。赖福兴是哈尔滨工大毕业生，文革前分到上光厂再内迁贵阳，家人从福建随迁而来，住在小谷垅。农场的四十多户家属先是种菜养猪挣工分，每月只拿13元生活费。后来受新天委派，赖福兴带领大家组建了生产电器配件的小厂，让家属们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小工厂经营得有声有色，到1984年，每个职工能拿到50到58元的月薪，但若得不到主管部门接纳，家属工仍是编外人员。新一届公司领导登场后，赖福兴决定再作一番努力，从东部农村随迁而来的家属，已为大三线建设作了16年奉献，是时候让她们归队了。上门找公司领导时，正值编制下年度预算的当口，两位家属工厂厂长的诉求也合乎情理，就得到了何开钧的首肯。公司管理层讨论后决定，让胶木厂搬入梅兰山厂区，改造厂房的资金7.8万元由小工厂自筹解决。新天公司投资16万元改造宿舍，腾挪调配，迎接农场家属入住。

　　何开钧和赖福兴跑去乌当区工业局，提出以胶木厂做试点的方案，人员财物和产供销自理，在管理上归口到区工业局，工厂固定资产和小谷垅厂房无偿调拨给乌当区政府，将家属工的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那是1984年底，三线建设企业投资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纳入轨道的政策，在第二年底才会出台，新天人的探索提前了整整一年。待主管方批文正式下达后，工厂成为区属大集体企业，子女升学、就业招工等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给小工厂请个属地化管理的“婆家”，审批流程跨越了两个年头。新天人没有坐等程序走完，就在新场地展开了生产。1986年除夕之夜，农场家属们在新天社区放起了炮竹，庆祝走向城镇化的新生活。

　　在母腹中随迁而来的农场女孩陈红霞，17岁时被招入新光厂当了翻砂工。这力气活通常属于男生，年轻的红霞却乐乐呵呵地，有种满足感。农场人户口陆续转为了城镇户口，红霞还是那个红霞，对未来却生出了美好的憧憬。将来她的孩子出世，就能拿到定粮、肉票、布票和代乳票，不用再喝米汤啦！那时她想不到，所有票证将在几年内消失殆尽，之后有许多奶粉和各种物资蜂拥而至，让人目不暇接。

　　只是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还有左邻右舍的长辈、发小，已将岁月献给了艰难。

　　8户农场人家的部分小孩

　　陈红霞（迁二代）：

　　1983年8月，我还在上高中时，新光厂招工了，据说这是三线企业下放给地方前的最后一批招工。进厂做工是迁二代期盼的事，对农场子弟更是意义非凡。两个姐姐在上技校，家里商量一下，我就辍学进厂了。农场的孩子像落地的种子，要自己顶出头，父母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也不高，很少有许家三兄弟那样个个成为经典的，荔峰是我同班同学，那时他在准备高考了，我觉得自己天分不够，还是工作吧。我们那批进厂有40名男生，6个女生。我在女生里考第三名，人家做铣工、刻工、油漆工，我被分去做大件翻砂，是第一道炉的工浇，要用大力气把融化的铝和铜，灌到模具沙子里冷却成型。有色翻砂都是男工，就两个女的。那时我一顿吃三两米饭，还要加馒头，翻砂工每月有42斤定粮。我一直做到结婚、怀孕。我爱人是最后一批顶替父母的孩子，被叔叔从江苏带来不到一个月，他爸就走了。

　　农场孩子每天乘着敞篷卡车往返去十公里外的学校上课

　　1986年春节前夕，农场人全部搬进杨梅山宿舍，这里原本已破旧不堪，经过公司统一装修，我们就搬过来了。政策宽松后，内迁职工家属也从农业户口陆续转为贵阳市城镇户口，彻底解决了问题。父亲支援三线建设这么多年，我们这些家属终于有了归属感。

　　小谷垅农场宿舍腾空后，起先还住过当地农民，后来他们自家房子翻新，把农场的房梁都拆走，剩下没有房顶的砖墙现在还在那里，我还记得原先的家家户户，能说出哪一间原来住过谁。

　　新班子走马上任半年，总经理何开钧就大病一场，被送进医院治疗时，血压都快量不出来了，紧急输血2000多毫升后，他被死神推回来。他的使命尚未完成，还有大堆工作等着他。一张统计表显示，到1985年元旦，已有327人要求离开新天，其中工程师61人，调动和离职申请还在持续送来等待审批。

　　几个月后，公司人事部门放行54人，另有12人不辞而别。

　　昔日的小谷垅农场家属宿舍

　　(1) 参见葛民治《艰苦奋斗建设新天》

　　(2) 参见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3) 参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