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浪潮中，关于三线建设的争议也浮出了水面。当年对战争的可能性是否有误判，工矿企业大举西迁是否过于匆忙，东部城市因备战而减缓投资，损失了近20年的建设和发展，这一切到底是否值得？

　　理论界刚刚开始研究和争议，国务院已成立三线建设调整领导小组，针对不同企业现状，作出了关、停、并、转、迁的决定，并迅速推进，如壮士断腕。

　　孔雀东南飞

　　上海市政府闻风而动，迅速撤离皖南地区包建的“小三线”企业，留下厂房和设备，职工带家属一起返沪。据说当年选择皖南作后方基地，与时任市委书记柯庆施是安徽籍人有关。柯庆施于1965年赴成都开会期间突然病逝，没有看到小三线基地的完工。上海市在皖南投入巨资搞建设，生产和生活资料都从上海源源不断地专送而来，在调整中便有了止损撤退的理由。上海市政府十分明智地采取不声张、不惹麻烦的姿态，迅速推进撤厂走人的工作。当年参与决策的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阮崇武后来回忆说：“我们是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做这件事情。只有负责小三线的后方基地管理局很少的几个人，还有一个财政局的，因为要花钱，要保证这件事情顺利地进行。而且要干脆地、咔嚓一刀下去就完，不要拖拖拉拉。”

　　为妥善安置回沪人员，上海市计委专设42个技术改造新项目，还建造100万平方米住宅，接纳了7万多名赴小三线建设的上海儿女。(1)有些人自嘲为“赤膊穿三角裤”回到了上海，但有工作又有住房，孩子上学不再愁，上海于他们依然是温暖的故乡。

　　撤离皖南的80余家上海援建企业中，有一家生产军用光学测距机的安徽险峰配件厂，也是上光厂援建的单位，厂内998名职工和家属得到返沪安置。上光厂专门成立第三办公室，处置收尾事务，新天公司中层干部陶政祺被调至三办工作。险峰厂撤离后，有300多名员工进入上光厂，部分调去其他仪器仪表厂家，都得到了妥善安置。陶政祺最难忘的，是职工撤回前夕，厂长站在空荡荡的光学恒温车间里，抚摸那些精良的机器设备，忍不住伤心痛哭。

　　回家的喜悦终究会冲淡撤离的伤感。安徽险峰厂职工返沪消息传来，让贵阳新天人深受刺激。险锋厂和新天、赤光一样，同属上光厂包建的三线企业，为什么阳光没有照到我们头上？贵阳山高路遥，我们是被上海遗弃了吗？后来他们才知道，大三线建设因属国家战略布署，上海市政府无法参与调整和操作。

　　部分人到中年的大学生，抓住人才流动机会，考回上海或东部城市急需的专才岗位。有的自行联系，调往江浙或沿海地区事业单位。那些日子，宿舍里经常有人打包、装箱，不知谁家收录机里飘出《何日君再来》，唱得人心都要碎了。

　　1984年6月，公司批准了十五对夫妇离职。这次规模空前的放行人员中，热处理技术员姚涧秋和妻子王月桂名列榜首。

　　姚涧秋（技术员）：

　　我是家中独子，3岁时父亲去世，我娘独自把我带大的。1966年支援大三线建设时，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我娘也是支持的。那时大家都以为只要三线建设搞成功，作了贡献，我们就能回家了。随着时间推移，我娘年纪越来越大，还是独自生活。1973年我就打了报告，希望调去老娘身边，但直到1984年才被放行。此时要商调回沪难度加大，刚好嘉兴在撤地建市，我祖籍在嘉兴边上的嘉善。我们两个都有中级职称，当时来说也蛮吃香，嘉兴市人事局的调函不到20天就落实了。

　　一次放走十五对夫妻，是从未有过的。内迁时大家都年轻，父母还没有老透，这么多年过去，困难和矛盾都显现出来了。支援安徽小三线的同事都回到上海，老厂还接收他们，新天人就有情绪了。我得到通知时，人事部负责人恐怕动摇军心，还嘱咐我说：“任何人都不能讲！一旦泄露，有人来质问，厂部领导是不予承认的！”所以我们只能绝对保密，包括对老母亲，以及同厂工作的小舅子王月桂的胞弟，都未予告知。7月14日，小舅子和妻子抱着满月的儿子来看我们时，发现我们的家具都放在路边打包准备托运了，他除了吃惊、悲伤，还有怨恨。

　　我们定了7月20日的车票，离开新天厂时，大巴车上有四十多个同事为我们送行。我们心情很复杂，有逃离的喜悦，更有离别的痛苦和不舍。毕竟我们在那里工作生活18年，有很多朝夕相处的同事同学和好友，那也是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当我们回到家乡，回到上海，去见双方母亲时，老母亲竟不相信这是真的，以致喜极而泣。新天到嘉兴落户的，我们是第一家，我把儿子也带来了。上火车时，儿子想到离开了许多发小，伤心大哭……他读书成绩不错，高考成绩如果放在上海就是一本，在贵阳更不成问题，到浙江考生多名额少，竞争非常激烈，在嘉兴机会更少，最后只能读大专。后来他进了银行工作，结果还算不错吧。他好几次回贵阳去参加同学会，看到电视里有新天的镜头，都兴奋不已。

　　我们在嘉兴站稳脚跟后，把小姨子和小舅子两家分别从安徽、贵阳调到了嘉兴。后来由于落实知青政策，他们又先后将自己家的三代人户口迁往上海，而我们是“支内”而非“知青”，什么政策都无缘。

　　嘉兴地方不大，生活也清静。我在这里工作到退休，每月养老金3108元（2015年），比贵阳退休的同事高一点。这里每天有48趟火车到上海，半小时就到了，我们有时去上海看病，再办点事。火车票12.5元，动车24元，高铁38元，我们总是买最便宜的票。落户嘉兴的新天人现在有七八户，有时也走动走动。这是山区企业生活的交流方式，自娱自乐，大家都喜欢闹猛。落户嘉兴的人家，血亲关系大多数还在上海，要么留在贵阳。到嘉兴有的为照顾老人，有的是孩子大学毕业来工作，大人再跟过来，家家户户故事不一样。光研所情报室德文翻译赵永飞，刚来时不认识人，他老婆只好闷在家绣十字绣，赵永飞说再绣下去，家里都没地方堆了。说起来，插队知青能回上海，服刑释放户口能报回上海，留洋的“海龟”，无论原籍哪里都能入户上海，而我们“大三线”建设者，要靠户口在沪的父母、配偶或子女，三者居一，否则户口回不了，居住证也办不出。所以我还是想不通的，国家应当对三线建设者有真正的认同与尊重。

　　考察杭嘉湖

　　姚涧秋夫妇调去嘉兴后不久，新天公司赴杭嘉湖考察队启程出发了。

　　葛民治主政后期曾赴杭州、厦门等地，为新天前景而探路。之后的过渡班子沿袭这一想法，组织了8人小组去考察。1984年10月，考察组抵达杭州就发现，这个旅游名城不会接纳生产企业。到了嘉兴，也没有土地和资金优惠，只有小城湖州欢迎新天将大本营迁来，希望建成一个光学仪器科研生产基地，吸引湖州籍的清华和浙大生回来工作。

　　考察队离开湖州时，每人买了一只当地特色的竹篮。有人提起篮子开玩笑说：“我们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参加考察的顾早明闻听此话，不觉一愣。在8名考察队员中，他最盼望企业整体搬迁，如果能调过来，所有烦恼都迎刃而解了。

　　顾早明（时为中层干部）：

　　“八大金刚”杭嘉湖考察由书记、代经理带队，还有即将上任的新经理，离开湖州时，湖州工业局赵局长和大家握手说，希望你们早点过来，一定要来啊！

　　企业搬迁据说在公司高层就有争议，再和机械部、包括贵阳市主管方商量来、商量去，果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决定拿出两个产品，抽调小部分人去湖州工作，我晓得自己走不掉了。当年我写了血书来三线，这次又参加考察队，不能和人争抢。那些年我们宁可违背老爸心愿，也不能对组织反悔。我小妹在新疆，大妹妹嫁去了婆家，我只能动员父母到贵阳来养老，他们也同意了。我对叔叔说，如果老爸老妈在贵阳过得惯，我家浦东的三间平房就给你了，他有4个儿子。父母到了贵阳，三代同堂开始也蛮开心，后来厂里造技校，每天放炮挖土，老人烦躁不安，就吵着要回上海，我只好把他们送回家。叔叔都准备好三合土，要翻造房子了。我简单修修，屋顶不漏就算了。谁知这时接到同事来信说，我老婆沈菊英住医院了。

　　顾早明（中）和父亲儿子

　　我赶回贵阳，去职工医院肝炎病房看望。她牙床出血不止，吃饭喝汤，碗里水就变红，全血指标低得吓人，但查不出原因。我只好带她回上海，把3个读书的孩子扔在贵阳自己生活。我们去长海医院，那时没有B超，查不出毛病，病房也进不去。医院要抓存活率，只有救护车送去，死了才不占指标。正常人血小板指标是10万，她最低时只有8千，就被看成快进太平间的人了，医院就是不收。我妹夫的大姐夫找了老中医，脉一搭就说病已入骨，没法救。再找另一个中医开几帖药，血是止住了，还是没找到问题。无奈之下，我给二军大党委书记写封信，讲当年响应党的号召去支援三线建设，现在回来求医无门……一口气写了几张报告纸。老婆情况越来越差，有一次拿到验血报告，当场就哭了。门诊主任医生走过来，眼镜一脱，问我，你叫顾早明？你给院长写信了？我赶紧说是是是，他说，我给你破格开个门诊输血吧，每次200cc，输三次再看看。就这么维持下来。病急乱投医，碰到医生就求教，我堂弟有个医生同学说，会不会是某个器官出问题？不久，老婆的弟弟为美国医学专家做翻译，谈起姐姐病情，美国专家也认为是脏器问题，应该剖腹探查。经过七转八弯，终于住进新华医院普外科，提高血小板和免疫力，术前准备了一个月，终于可以手术了，可是她又发起了高烧。这下医生都没信心了，说回家好了再过来吧。我再三恳求，在手术单上特别写上：医院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进行抢救性手术。那意思就是，出任何问题与他们无关，签名时我的手都在发抖。

　　做手术要申请输血指标，要单位开证明，我跑到老娘家上光厂，医务室不肯开给我。后来我知道，那年他们厂献血任务没完成，所以没法开证明。没有用血指标就无法手术，我走出上光厂，眼泪啪嗒啪嗒落下来，觉得自己像无依无靠的孤儿。恍恍惚惚骑着自行车去医院，不晓得怎么对医生说。就在这时听到有人叫我名字，一看，是多年没有见面的初中同学。他见我垂头丧气就问情况，听好居然笑起来说，巧了，我就在血站工作，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想这是天要留人啊！沈菊英被推进手术室后，我在外面一支接一支抽烟。1982年，她只有43岁，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实在有愧于她。正胡思乱想，手术室里跑出一位医生说：毛病找到了！一只脾脏肿得像小砂锅，是自发性充血，需要摘除，但情况比预想的要好。我赶紧说，听医生，全部听医生！她被推出手术室时已经醒来，我说，你晓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她说七一七，我们结婚纪念日。还告诉我说肚子一拉开，就听到医生在叫，“哎呦，这只肝脏哈嗲！”造血的肝脏没坏，我千方百计弄来的1000cc血票也没用上。然后她就像吃奶的小毛头，一天比一天好了。我每天顶着太阳，踩自行车从五角场去十六铺，买黑鱼回来烧汤，她吃不完就让我收拾掉。一个礼拜后回家，老娘捏捏我面孔说，你是肿还是胖呢？这时，我想起了丢在贵阳的3个孩子，有点担心，听说干打垒有几个孩子出了件大案。大女儿来信说，她负责买菜烧饭，姐弟三个能照顾好自己，叫姆妈安心养病。我感到很欣慰，三个小囡总算没有白养。

　　经历如此艰难的求医，让我感觉不能在山里再待下去了，何况还有两个老人需要照顾。新天公司和湖州合作最后成了小规模联营，我就知道要自己去寻找门路了。

　　党员关系没了

　　光学工程师诸镜清的调离报告被打了回票，一气之下，他不辞而别，跑去了湖州。他是第一个自行离开的中层干部。

　　诸镜清（前新天公司分厂负责人）：

　　我自己联系了湖州市工业局，那时他们和浙江大学在规划建设光学仪器基地，新天考察队还没有去呢。湖州市工业局长代表政府部门和我个人签协议，欢迎我全家一起调去。我回到贵阳办手续时，人事部门头头却说，你有办法走，我也有办法把你捉回来。我一气之下，掉头走了。厂里果然派五个人过来，向湖州市政府递交公函要我回去，还说可以派5名工程师来顶替我。我找到主管市长说，如果要推翻协议，我就主动离开。市长态度明朗：你不要走，他们要来，我们也欢迎。这样，我就去了工业局下属的南浔手表厂，请来几位退休老师傅开模具，帮他们把生产搞起来。第二年，新天迁来一百多人办联营厂，工业局想把两家厂合并，我不想介入矛盾，就自己找地方去落脚了。上海宝山高境镇政府办的事业单位，一家摄影技术厂，工厂快要办不下去了，镇长欢迎我去。我请新天退休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过来帮忙，两年内工厂就评上先进企业，镇上奖励了我一套房子。我从那里退休后，不少单位还请我去帮忙。我担任过全国光学工艺学会领导小组成员，在这方面有点小名气，但我不想再去外地，大半生奔波劳碌已经太辛苦，我在虹桥镇上借房买设备，自己开厂。光学仪器行业竞争很激烈，我们就搞点技术难度高的产品，和法国人合作制作数码X光机，还有些军品监视仪器、导弹零件等等，虽然发不了横财，生活总归过得去，做到70岁，我就把工厂交给女儿诸黎华管理了。

　　内迁前我就是工程师，离职后什么职称、级别都没了，最伤心的是党员关系也没有了！湖州工业局派专人去贵阳，帮我把户口和档案迁往上海宝山县高境镇，档案打开后没有党员关系材料。谁都知道我是1956年入党的，在湖州时我还参加过整党学习班，我还回贵阳补交过一年多党费！高镜镇政府做和事佬，说你重新办个入党手续吧。我一听就来气，补办手续，重新入一次党？这不是我的过失，为啥要我来补？

　　中共中央至今没有统一印制颁发过党员证件，组织关系以入党志愿书和介绍信为证。入党申请书在个人档案内由单位保存，调离时单位出具证明，关系转至新单位。没有了原始材料，无法获得认定，诸镜清就此失去了共产党员身份。

　　张惠君（诸镜清妻子）：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内迁时就是双党员家庭。老诸是直筒子牛脾气，就是不肯回去求人补办证明。20多年党员关系说没就没了，将近20年的奉献得到这个结果，真是很伤心。

　　我一直在厂部党办工作，凡事都主动带头，和同事之间感情也很深。在新天宿舍时，我家每晚都坐满人，有时饭还没吃完，单身同事敲着饭碗就进来了。那时过年回不了上海，大家轮流坐庄凑热闹。有一次我准备好久，弄了三十几个菜，谁知女儿馋了，每天偷吃一个蛋饺，我发现后打了她一顿，我们把同事友情看得比母女情都重。回到上海，隔壁人家姓啥都不知道，我很长时间不习惯。所以新天老朋友在上海搞聚会，大家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在虹桥镇找地方，老诸还赞助了一点费用。虽然组织关系消失，老同事情谊还在，能出力总归义不容辞。

　　我从新天退休后回上海，街道社区党员有参观活动起先也不通知我。有人还说风凉话，说你们外地回来对上海建设作过啥贡献？这些人完全不了解三线建设的历史，我们三分钟迁走户口，抱起生病小囡上火车，为上海援建外地作贡献时，你在哪里？

　　人才流动

　　新天光研所工程师李春堂，与在职工医院工作的妻子陈佩贞一起，带着孩子回到了上海。1985年，在各地大力引进人才的形势中，他们抓住机遇乘上了回沪直通车。

　　1953年《解放日报》发布的高考录取名单上，李春堂在浙江大学机床与工具专业班上名列第一，那时他觉得李春堂的堂字有点土气，改成了海棠花的棠，到毕业工作才改回原名。

　　李春堂（光研所工程师）：

　　1957年我从浙大毕业分到上海仪器仪表研究所光学仪器仪表研究室，在第二年机构调整中，光研室并入了上光厂。我搞产品设计，后来负责仪器的结构设计，还参加了物理光学仪器中的阿贝比长仪、光谱投影仪的设计。过了一两年，德国博士航测专家刘雋快主任提出成立非标准设备设计组，让我当组长。在光学刻划专家宋长标指导下，我参与了物理光栅和计量光缆的刻划工作。

　　内迁贵阳新天后，我参与了光学仪器产品的设计，在测长机系列中以“万能工作台”为主。期间还有个小插曲，厂里为投入全国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的制作，要我接受一个硅片平面度检查仪的设计，在上一个仪器尚未完成测试时，就把我抽出去工作。后来仪器在调试中读数一直不稳定，整个研究室都未能解决，到我任务完成返回发现问题所在，才想出了解决方法。我还负责设计用于航空上的一些产品，其中有两个获了奖，甚至我调回上海后，还追加给了我奖。

　　李春堂、陈佩贞夫妇

　　陈佩贞（外科医生、李春堂之妻）：

　　1984年底，我来上海联系人事调动工作，市卫生局询问我的调动意向，我想自己长期在职工医院工作，也以职工医院作为首选吧。那时调动牵涉到户口名额，并非卫生局一家就能决定。我在上海房地局职工医院通过了业务考核，还要主刀一台难度很高的胃癌手术。在台上打开一看，肿瘤组织和周围大血管有明显粘连，肿瘤部位有炎症水肿，组织非常脆弱，很难做根治术。在一位高年资医生协助下，我完成了这台手术。他们觉得我操作步骤还比较规范，就被录取了。这期间新光职工医院的几位同事也先后去了各大城市医院，赵家鳌医生也调回上海，后来成为华山医院的手外科专家。

　　上房职工医院在江苏路上，后来医院要创办乳腺专科，形成特色，我和科里几位医生一起下去搞普查，搜集起几十万人的数据资料，整理出一套乳腺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经过几年努力，建起了一个特色学科，后来被并入了华山医院。我做肿瘤切除、巨乳症、转移腹部脂肪做义乳等手术，退休后被返聘工作至今。我丈夫李春堂也同时被引进了上海。

　　李春堂：

　　改革开放后国家全面重视科技文化建设，我与机械学院教授戈兆祥、上海第二光学仪器厂余庆寰工程师，三人合作编制了《光学仪器丛书》中《光学计与接触式干涉仪》一书。光学计量仪器是各类机械制造厂内的精密量具——各等级的量块、量棒、分厘卡、卡尺精准度的主要检测装备，而它的本身精度主要由两个著名的原理——厄泊斯登原理与阿贝原理来保证的。由于我对阿贝原理有较好的理解，在书中我把在测定工作中有时会发生的违反阿贝原理的问题作了纠正，得到了戈教授的好评。

　　1985年上海机械学院把我调回上海，充实一个新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力量。在办公自动化专业中，我参加静电复印机的教学工作。静电复印机在当时都是引进的，我们缺乏这方面设计力量，相关教学在中国也是首创。我做了深入研究，编写教材，安排了教学事宜。与此同时，我还接受外单位的一些协作项目，在教学中发表的专业文章，也引起技术学会的重视，在第五次全国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大会发言。

　　陈佩贞（李春堂之妻）：

　　全家刚回上海那阵也很艰苦，住在学院教师宿舍里，过段时间才分到房子，只有10平方米，但我们很满足了。总之我们两个是比较幸运的吧，在大三线基层锻炼了实践能力，碰上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午夜昙花

　　整体搬迁湖州的计划流产，使得一些盼望调回江南、解决家庭困难的职工希望落了空。于是，有四户人家的男主人开始相聚密谋，准备去上海郊县的乡镇企业。商量下来，包括金工、磨工、镀膜和刻度在内的技术力量，十来个人就能配齐。新天是技术人才的大仓库，拉一个人出去就能带出一支队伍来。他们跑到地处浦东的陈行乡，镇长表示乐意接收，还答应解决户口和住房。但是当他们返回新天办理调动手续时，却被打了回票。

　　四户人家决定不辞而别，于是行动起来，有的先去陈行镇做准备，有的做收尾工作。为避免横生枝节，那些天他们谢绝来客，拉起窗帘，整理打包。因为此前有一对大学生夫妇离开时，人到车站还在被厂里追堵。

　　1985年那个离开前的夏夜，顾早明的女儿小红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嗅到一阵奇香。屋角的昙花突然绽放，玉白色的花瓣挣扎着，呈现迷人的惊艳。顾小红呆立花前，掉下了眼泪。这盆花在家很多年了，几片叶子总是恹恹的毫不起眼，爸爸用鱼肠沤肥精心喂养，也从未见它吐过一个花蕾。莫非它知道别离在即，才使劲爆开了花瓣？小红知道，过不了一天，这洁白如玉的花朵就会凋落，像岁月转瞬即逝。

　　顾早明的妻子沈菊英老师也很伤感，许多难忘的景象恰似昙花般绽放。每个大年初一的早晨，孩子们一波一波，叽叽喳喳地来给她拜年，惊飞了门前树上的小鸟。她教过的大孩子都进厂上班了，有的手里抱着娃娃，能喊她师太了。那些美好的日子，都成了她生命中的昙花。

　　四户人家不辞而别，惊动了公司上下。党委领导还专赴陈行镇，劝他们返回，但开弓哪有回头箭。四户人家在沪郊的重新出发并非一帆风顺，居住的平房周围全是农田，比新天宿舍区还荒凉几分。四户人家11个户口，也是历经一番周折才迁落了地。期间顾早明的儿子考取宝钢技校，因户口未落实，不能领取每月8元的饭贴，还遭到同学讥笑，他把铺盖一卷，索性不读了。

　　车间支部讨论了顾早明的党籍问题，他托人代缴的党费也被拒收。顾早明不甘心20年党龄说没就没，飞回贵阳缴纳了两年党费，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同年，他看着老父亲闭上了眼睛，十年后又亲手为母亲穿上寿衣，完成了浦东乡俗的圆满。

　　卞晴虹后来回看19岁那年逃离新天的路途，越来越懂得父母的苦心与决绝，让她重构起全新的人生。时光的碎片，在她生命河流中不断幻变，如泣如诉。已经很难想象，若没有当年的出走，现在的她是什么模样。

　　卞晴虹（迁二代）：

　　那年出来前，我在光研所试造车间工作。妈妈在医务室加班，积累了很多假期，能匀给我使用，所以我几乎没怎么上班，在外面读高复班。在我们姐俩之间，父母似乎更倾向让妹妹读书，而让我进厂“摇手柄”吃技术饭。但即使在贵阳考上大学，分配时我还得回厂，所以我对未来感觉渺茫。父亲和同事一起密谋时，担心计划泄露无法实现，嘱咐我和妹妹别对任何人说。我们整理东西时，连热水瓶都打包带走，玻璃台面藏在棉花胎里，小心地包裹起来。回到上海开包时，一件都没弄坏，那时都以为家具是要用一辈子的呀。

　　1985年8月3日，我们全家离开了新添寨。那时我还没去过浦东，陈行镇的工厂开了大发车来接我们，穿过长长的打浦路隧道出来就是浦东，满眼都是挑着扁担卖菜的农民，乡下女人扎着头巾。那时行李还没运到，妈妈就买了新衣服给我们穿。陈行村里的蚊子就像直升机，嗡嗡叫着在我们身边飞来飞去。头几年我们上不了户口，所有需要户口的学习，我都不能参加。在乡下生活，又听不懂本地话，星期天去浦西的伯伯和亲戚家，那才叫“去上海”。一条黄浦江把上海切割成两个世界。我进了乡镇厂做镜片平面抛光，在陈行生活了10年，户口挂在当地人家里，直到结婚后才迁入丈夫单位分配的新房。

　　2009年，王小帅探望老邻居 右一为卞晴虹

　　1994年，亲戚介绍我进一家印务公司做美工，起薪600元，是公司部门里工资最低的人，同时进部门的美术专业大学生是800元。我觉得很满足，至少在大上海我有了一个真正起步的机会，那年我已经30岁。用了整整一个冬天，下班后和大学生一起骑自行车去上夜课，学电脑平面设计，那些刺骨的寒冷至今记忆犹新，最终我拿到了上海第一批苹果电脑设计专业证书。公司发展后迁入南京西路三五大厦，还成立了广告公司，我平时有点空闲就去媒介部帮忙做事，公司决定把我调入媒介部，当时有两个方向可选：媒介购买或搞计划。媒介购买很吃香，算是甲方嘛，但我选择做计划，要分析收视率，是个技术活。日本“三得利”在全国的投放计划就是我做的。我是公司公认的最努力最好学的员工，收入也是原来的好几倍了。六年后，我又想挑战自己，跳槽去了一家很小的传播公司，从新建媒介部、普及电脑操作、规范操作流程开始，发挥我的技术强项，为公司赢得了更多的媒介平台和更多的大客户，并和各大4A公司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业务。公司迈入了上海媒介传媒公司前三甲，我也从媒介部总监，升为公司副总经理兼媒介总监。有次我和老总一起出差，在航班上看到报纸刊有王小帅的报道，老板说这个导演不错，他和我们是同龄人。我淡淡地说，这是我同学。我从不谈过去，因为说起来太复杂。老总知道我经历后，很惊讶又很欣赏，说难怪你这么独立和能干哦。43岁那年，我又开始折腾，报名去复旦大学读EMBA，并申请了辞职。老总说你深造可以，但辞职不同意。但我去意已决，于是没做任何移交和办理手续，毅然离开打拼了八年的公司。这家知名公司，在金陵路外滩的大楼里，我的办公室能看见黄浦江两岸的风景，听得到江轮的汽笛声。后来听前同事说，我离开后老板遗憾地说了一句：我没有能力再留她了，还为此闷闷不乐了很长时间。我的办公室一直空关着，没有招收新的副总。我在复旦大学了却了深造的心愿，也开拓了视野。后来我自己开了传媒公司，代理电视杂志广告。我儿子长大后去英国学了艺术设计，妹妹的女儿大学音乐系毕业在重点中学高中部当音乐教师，还在彩虹合唱团唱歌，我老爸卞铁夫的艺术细胞，终于被第三代继承下来了。

　　王小帅和我们家是新天生活桥宿舍的邻居，我爸和王家驹老师一起为厂里编导过一出话剧。我们回到上海以后，小帅来我家做客，我爸给他讲逃回来的故事，他听了非常激动，说要把它拍成电影，后来就拍了《青红》，还在国际上得了奖。

　　离开新添寨30年后，卞晴虹在上海给父母举办了金婚派对，感恩双亲让她的人生变得丰富又宽阔。

　　曲折求生

　　顾早明、卞铁夫等四户人家神秘失踪之时，偏僻荒凉的海南突然被炒热了。在金工车间上班的贾春，没有倒卖汽车的批文，也没有外汇可炒，只有离开新添寨的念头，就跑向了海南。干打垒的贾家已经散得不成样子，每块砖瓦都知道他的悲伤。

　　大姐贾华的生父黄明初获释出狱了，可以留在劳改农场生活，也可返回原籍，但得有容身之地。命运又一次给周惠懿摆出了难题，她同情前夫的遭遇，开始操心其安置问题。思前想后，她回到浦东高桥农村，要回了自家的老房子，然后与贾国英协议离婚，要回上海与黄明初复婚。贾国英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决定，对周惠懿说，你去吧，好在贾冬和贾春已经长大了。

　　离家28年后，黄明初顶着一头白发，回到了高桥镇。

　　贾春（周惠懿之子）：

　　我姆妈个子瘦弱，但有极强的毅力。她要回了老家的房子，把户口报回上海川沙县高桥镇，然后把老爹户口从劳改农场迁回了上海。那年，母亲要我回上海，让我了解她现在的生活，介绍我认识大姐的生父，叫我喊他老爹。老爹知书达理，写得一手好书法，乡邻婚丧喜事都请他写字。老爹没有收入，每天踩黄鱼车，摆摊做小生意，我妈也跟着搬运东西，日子过得也很艰难。但看得出来，老爹对母亲非常尊敬，这让我感觉安心了一点。

　　贾国英（中）和儿女摄于1983年

　　母亲在高桥落户后不久，就以身边无孩为由，要把我办回上海，这时我有点明白她的心思了。我从电大毕业后成了金工车间技术员，领导又培养我入了党，冥冥之中我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姐姐贾冬做铣工时手指受过伤，年龄也上去了，我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她。听我这么说，贾冬当场流下了眼泪。母亲有点遗憾，但看得出，她对此很欣慰。

　　这期间有个插曲，老爹黄明初曾在抗战中参与救助过美国飞虎队队员，留有其名字和部队番号。生活稳定后，他开始寻找这名飞行员。几经辗转，海外媒体报道了这个故事，上海报纸也刊发了新闻。参与营救的川沙地方武装头目张阿六，在美国飞行协会帮助下，从中国台湾移民去了美国。黄明初收到飞行员的感谢信和一块纪念手表，也成了新闻人物，但生存的困境却没有任何改变。

　　贾春（金工车间技术员）：

　　贵阳新添寨让我经历了许多事，妈妈和姐姐相继离开后，我也觉得没劲了。1986年沿海地区改革开放蓬勃展开，很多新光人都想走出大山。报纸上刊登了十万精英过海峡的信息，我和发小王建德悄悄跑去海南岛，想看看有什么发展机会。在招聘市场转了几天，发现那里根本不具备搞工业的基础。当时新天人眼界都很高，我们兜了一圈还是返回贵阳。后来，我爸爸在上海打杂的校办工厂要做手枪钻，工艺技术不过关，爸爸推荐我去试试。校方说如果能做好，就把我调来。我找了两位同事做帮手，还弄来设备，三个月后交出10套高精度可互换的手枪钻部件，学校工厂也拿到了长期订单。到商量调动时，答应帮忙的人没了下文。那些年我们就像无头苍蝇，乱打乱撞，在山沟里蹲久了，人家随便说一句，我们都信以为真。但总算明白了一点：大上海出去只要一秒钟，再进来可比登天还难！那些天我心情沮丧，看不到前途和希望。直到有一天，上海朋友对我说，你还在想回上海？你知道现在上海人都在想出国了！你干嘛不直接出去呢？我找到了复兴中路上的前进外语培训部，那里贴着信息说可以去澳洲，再去澳洲上海领馆看看，门前正排着长队。那是1988年底。

　　重返三线

　　吕鹤延、陈赛珠的儿子吕克勤，20岁就大学毕业回到了贵阳，在航天航空基地011系统开始职业生涯。他秉承了父亲的明智和母亲的乐观，总是乐呵呵地面对一切，顺其自然，从不愤世嫉俗。

　　华阳电器厂宿舍楼的夜晚，充满了三线建设企业的欢腾与嘈杂，吕克勤却沉浸于书山文海，看古今中外的智者拆解世界。他给自己定下了每年读书100本的计划。

　　吕克勤（迁二代、毕业分配至011航空基地）：

　　我本科读的沈阳航空学院，是航空工业部直属高校，到毕业时我才知道，部里有两大生产基地，一个在成都，一个在贵州。那时候个人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我就回贵州吧，去安顺的011航空工业基地总部报到后，再被分到华阳电器厂，在贵阳小河地区，离新天不算太远，我爸妈笑得嘴巴都合不拢。更好笑的是，走进华阳厂我听到的全是上海话，和新光厂一模一样。不过新光是一家企业，而011是个庞大的军工系统，有40多家工厂，7万多名职工加上家属，共有15万人。内部架构纵横交错，社会关联也很复杂。华阳厂是上海华林电器厂援建的，制造飞机上的各种开关。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进厂就碰上一个关于有限元算法的科研课题，领导派我去和贵州大学和贵州农大计算机老师一起做，在市计划生育中心上班，那里有最先进的电脑，还是联合国送的。课题完成后，我被安排到工厂企管办管电脑室。

　　大学毕业后我就感觉逃不出贵阳，更不要说回上海了。我13岁时就喜欢外婆隔壁人家一个小姑娘，朦朦胧胧谈了10年恋爱，只拉过一趟手。姑娘愿意跟我去贵阳，但她父母是上光厂职工，熟悉内迁情况，不会同意的。我知道没有任何机会，就对自己说算了，人可以有各种活法的。身在山里，又没什么关系和背景，干脆定下心来学点东西。我定下目标每年读100本书，这是不用依靠别人就能完成的计划。然后我和同厂女孩结了婚，那年我还不到25周岁。领导大概觉得我扎根了，开始培养我。我结婚才一个月，就被派去四川外语学院学习一年英语，由此我掌握了与世界沟通的重要工具，能开口和外国人对话交流了，这也是我命运的转折点。1986年华阳厂转型做民品开关时，领导带上我去深圳、宁波等地引进外资，和香港人打交道，再和日本人合资。我成了厂里主导对外合作和谈判专人。到1995年，华阳就和韩国、日本、德国建了3个合资厂，这在贵州都很少见。29岁那年我被提拔当了副厂长，之后又兼任几家合资企业董事。

　　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个人能做的选择并不多，但我认识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何情况下都要把自己做好。我老爸当年报名支援三线建设，也是那个特定环境下，很多希望被社会承认的人都会做的事情。那时的政治正确就是举手响应，家庭和孩子都不顾及，还会计较户口和房子吗？这是我爸那一代人的主流价值观，无可指摘。如果不是处于被动情况，任何人也不会将自己放到被批判的境地吧。

　　在持续学习和修炼中，这名新光子弟焕然一新，能量爆棚。从搞技术到做管理，在航母级的三线企业系统内一路晋升，29岁就被提拔为副局级干部。几年之后，他将从官场抽身而去，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再次让人刮目相看。

　　不曾离去

　　江浙地区有两家企业，向虞和清和郑罗珊伸出橄榄枝，还许以带一个子女随迁的条件，虞和清迟迟不作回应。此时他回归技术队伍，在编写工艺流程，精神疾病也没有再发作。新天从德国莱茨引进偏光显微镜项目中，有个热压铸件技术难题亟须破解，葛民治将任务交给他。虞和清非常投入，完全忘掉“破坏三线建设”罪名让他吃的苦。在不少人千方百计离开时，他却专心于技术攻关。

　　虞治玮（虞和清之子）：

　　偏光显微镜是德国引进项目，用在采矿勘查上的高级设备，镜头能放大100倍到200倍，支撑镜头的架子像手臂一样要能转动，是个比较复杂的压铸件，先要解决热压铸件的技术问题。厂里有热浇铸，但没搞过热压铸件，那是不同的东西。爸爸在清华大学读了五年铸造专业，能理解产品的性能。葛民治和工艺处负责人赵德甫叫他拿下这项技术，做个什么攻关小组长，手下有两个人。爸爸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每天天不亮就拿着草帽出门，在山沟里爬上爬下，跑到有热压铸设备的工厂去，还到011基地那里去研究，经常搞到深夜，小办公室只有一桌一椅，样品都没地方摆，但他很享受技术研究的感觉。那时他神采飞扬，健步如飞，眼乌珠都在放光，就是枯木逢春的感觉，和以前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所以我能理解，他哪有心思在此时调往东部乡镇企业。他设计出了这铸件的生产工艺，一直跟到投入批量生产。可惜这样的机会来得太迟、太少了。

　　郑罗珊（虞和清之妻）：

　　我跟他说，浙江的工厂要我们去，给的条件也蛮好。但他觉得乡镇企业不行，制造企业规模过小，综合实力也差，单枪匹马过去做不出什么成绩。他眼界高，责任心强，也是有点抱负的，如果做不出成绩，既对不起人家，也对不起自己，不如留在厂里做点事情。

　　后来我发现他吃油腻东西时会呕吐，就带他去做检查，医生说是慢性胃炎，不要紧。后来腹痛加剧，眼睛发黄，黄疸都出来了，我急哭了，再带他去贵阳医院。那里正在装修，病人都躺在走廊里，也不能手术，再转省医院做胃部插管造影，结论是胆囊肿胀。医生说要做大扫除式的手术，胰腺边上的东西都要切掉。手术前签字时，我看心电图是好的，但没有做其他检查，心超都没做。推进手术室时，儿子在对天上的阿娘祷告。那是一台大手术，腹部的刀口像个袋子一样，开出来发现是胆结石卡住了胆管。从手术室出来时他已经苏醒，儿子还开心地说：“阿娘哪能介灵啦！”

　　术后第三天要拔导尿管和胃管，我要去买点好吃的给他补补身体。临走时，他还同我说了声再会哦。我刚跑到小菜场，就有人来找我说赶紧回医院。我想就这一会儿，会不会是大出血？厂里去了许多人，鲁良权跑在最前头。

　　我进病房时，喊他都没有回应了。可能是黄疸时间太长，术后没退掉，引起突发性心脏病，应该是长期服用精神病药物副作用导致的。儿子像发疯一样地跳着喊：“爸爸！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我哪能可以没有爸爸啦！”

　　我只好叫医生给儿子打镇静剂。这是1986年，虞和清只有55岁，一辈子就这样结束了。

　　虞沁璇（虞和清之女）：

　　那一刻我感觉家里的墙轰然倒塌。叔叔赶到贵阳找公司组织部门，提出要给我爸平反，对方说向我爸口头表示过，一切错加的罪名都不存在了。叔叔说他挨了这么多年整，至少要公告表示一下吧，也没获得同意。组织上说，从没有正式宣布过我爸的罪状，没有戴过“破坏三线建设”的帽子。也就是说，所有的罪名只是流言蜚语。叔叔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连夜写了10张纸，讲述爸爸的生平和遭遇。我在朗读时，几度泣不成声。那天去了许多同事工友，还有我和弟弟的同学，坐满10辆大客车和3辆卡车。会场上有很多抽泣的声音，大概是产生了共鸣吧。我为爸爸守了一年，第二年他的忌日刚过，我就飞往深圳，投奔闺蜜葛兰，再也不想待在这个伤心的地方了。

　　虞治玮（青年车工）：

　　父亲的去世彻底改变了我，姆妈一瞬间就衰老了。动手术前，爸爸曾经把妈妈支出去，和我单独谈了一次话。他好像有预感似的对我说，妈妈嫁给他以后，从没过上太平的日子。叫我努力工作，找个合适的姑娘结婚，好好孝敬妈妈。我答应了他。我对爸爸一直很敬畏，从来不和他顶嘴。

　　那天在医院，我跪在妈妈跟前一边哭一边说，我们以后怎么办啊？妈妈摸着我的头说，怎么办，应该问你了。这一刹那，我突然惊醒，觉得自己一直调皮捣蛋，太不像我爸妈的儿子。经过这次深刻的交流，我决定脱胎换骨。从技校毕业后，我刻苦钻研车工技术，做到全厂青工第一，拿了许多奖，还参加了全国青工技术大赛。

　　(1) 参见徐有威《上海小三线，抓住机遇的调整》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