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子弟一茬接一茬地长大成人，在厂矿大院里晃来晃去，像一根根无处安插的竹竿。在计划经济的盘子里，三线企业不能自主招工，内迁职工也得承受子女就业难的压力。为缓解多子女职工家庭的困难，企业只能巧立名目，安排临时工、家属工，不惜成本建设知青点，作为迁二代正式就业的前置。孩子们在知青点就像待在候车室，等待一班班迟到的列车。

　　阳光灿烂的日子

　　1977年工厂恢复招工后，贾冬从插队落户的公社被抽调出来，顶替母亲周惠懿进了工厂，为让孩子能早日进厂，周惠懿四十多岁就办病退，让出了自己的岗位。此时，和贾冬同一天下乡插队的30多名新光子弟，在当地农户家已生活两年多了。

　　在新天寨长大的姑娘，右起：葛兰、何玉菁、吕虹、贾冬摄于70年代末

　　这批孩子是内迁职工家的头茬子弟，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出世，他们的愿望是像父母那样成为新光工人，找个对眼的发小结婚成家。重重山峦束缚了他们的想象，比起父母的年轻时代，他们的选择愈发单调，可如今连这点指望都落了空。刚进入成年就面对升学无望、进厂无门的窘境，让他们的父母始料未及。

　　贾冬清楚地记得离开厂区的那天，在车上往窗外挥手时，同学们其实没有父母那般忧伤。暂时逃离了大人的管束，他们还生出一点偷着乐的小喜悦。山里长大的孩子乐观又单纯，相信无论跑到哪个犄角旮旯，新光厂都不会对他们弃之不理。那天大喇叭里播放着欢乐的乐曲，送别辞都很励志：“今天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我们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阳光照着一张张年轻光洁的脸庞，照在花花绿绿的铺盖卷上。汽车拐出大山的弯道，扬起一阵尘土。贾冬和一位女生入住布依族农家，男主人是生产队长，专门腾出了家中阁楼，给两个女孩子下榻。身手灵活的贾冬从未爬过这种阁楼，一脚踏空就摔在了泥地上。

　　贾冬（贾国英之女）：

　　我是新光厂第一批插队落户的子女，共有三十来个知青吧，葛民治的大女儿葛莲也在其中。如果赖在家不走，也看不到任何希望，招工已经停了两年。1974年7月28日，我户口迁到了乌当区罗吏大队白坪生产队，成了农民。大队有四个知青点，我们都住在少数民族农家。屋里黑不隆咚，我在爬阁楼时不小心摔了下来，爸爸很心疼，他是木模技工，就做了木扶梯送过来。农舍里有很多跳蚤，我身上被咬得一塌糊涂。我们在农户家吃饭，有时吃苞谷，有时红米饭，辣椒拌拌，端起碗就飞来一层苍蝇。那时有盐巴炒菜的农家就算有钱人了，我们藏着一点从上海带来的酱油，有小姐妹来就才弄一点冲个汤。新米收割时，队长让我爸妈用购粮证去买来40斤计划陈米，在他那里换了新米给我们吃，陈米去交公粮。刚去时我们不会砍柴烧土灶，厂里还开车送煤来。在山里长大的新光子弟，干活倒也不怕，赤脚下田也没觉得很苦。最怕的是在山路上被人追赶，从生产队到公路要走十里小道，一边是山，另一边就是悬崖。有人跟着走时，就怕得要命。那时我们还不满20岁，又不能因为怕就不出去。可能是出过什么情况吧，后来厂里和公社下通知，女知青不许单独外出。

　　我去插队落户后，弟弟贾春进厂做了临时家属工。那时兄弟姐妹都挨得近，每年有学生毕业，厂里就做一些照顾性的安排，原则上是“一农一工”。等工厂恢复招工后，我顶替妈妈回家来，和贾春同一天成了新光厂的正式工。

　　家属工

　　姐姐插队落户去农村，赵致琢才当上了临时家属工。父亲赵德甫在技术处管工艺，对儿子的期待还比较高。此时，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条件是三年以上工龄，得到单位推荐，再通过入学考试。新光厂每年都有推荐名额，去一机部直属高校上海机械学院，还有清华大学。赵德甫在技术上有一套，人称“赵德洛夫斯基大师”，或简称“赵大师”。看过工农兵学员的入学试卷，他对儿子太有信心了，叮嘱他好好干活，熬过三年就争取出去读书。

　　赵致琢（随迁子女）：

　　赵德甫（右）和李国祥在德国，摄于80年代初

　　1974年12月，我和吴思伟、崔凌英和姜跃进一起进厂做家属工。家属工没有固定工资，做一天算一天，每天1.28元，月底发工资，星期天休息就没收入。我家邻居李俊德在大联合中进了厂领导班子，负责后勤，还给家属工派活。我们当家属工时什么活都干过，清洁、搬运、烧锅炉、铸造车间混砂工、有色金属浇筑工、食堂小工等等。装配车间搬家也叫我们去干活，把一台台光学镜头包好，仪器整体装入塑料袋中，抽空气，加氮气，放干燥剂，在木盒里固定后再装大箱，放说明书、合格证，用电动螺丝刀封口。范世福副厂长月底抓缺件，我给他当过传令兵，拿着父亲和他签字的工单去找师傅。一些关键零部件常常需要在最后装配阶段补上一刀，他们找的都是高手，这些人我也都认识。有个操作西德磨床的小陈师傅是中专毕业生，没活的时候他就去打篮球，我时常在球场找到他。最有意思的是跟装配车间的徐松年师傅出车100多公里，把仪器拉出去做野外震动试验。当时厂里有震动实验台，只是小了点，而我们出野外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去惠水下面的乡村买橘子，那里是出口橘子基地，当时城乡搞统一收购不让私卖，路上还设有几个关卡。我们带上三个仪器箱子，只有上面一个有仪器，再往空箱子里装点工具。那里有家果汁厂，我们开个证明去买果汁给防暑降温做冷饮。主要是去买橘子，装入箱子后用电动螺丝刀封住，关卡上都查不出来。回来后，徐师傅就给同事们分蜜橘，皆大欢喜。那时到处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和经济作物都割完了，市场非常萧条，食品极其匮乏。

　　青工赵致琢

　　厂里每年都有名额送人出去读大学，测试一下“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之类的题目。父亲反复叮嘱我谨慎行事，别出任何责任事故，一定要争取读大学。在他看来，国家不可能长此以往不重视科技和教育，这一代知识分子，始终很看重文化教育。父亲学有专长，掌握了光学仪器生产全流程加工工艺，伴随一系列主要产品的开发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他主持编制了一批主要计量光学仪器的生产工艺和检查标准，制定装配和校正工艺及操作技术流程，解决了一系列精密加工的技术问题。在新天和国内许多光学仪器厂使用的计量光学仪器生产图纸上，工艺编制和技术审核栏上都留有他的签名。

　　1976年7月7日一早，我买菜回家，发现母亲正在吐血。她有支气管扩张慢性病，到贵阳后时好时坏，没有治愈过。我让她半靠在床上，按以往的做法，倒了一杯温水给她吃止血药。不料还没咽下一口，气管就被堵住了，她开始抽搐。我赶紧叫邻居王家驹叔叔过来帮忙看着，自己飞奔去厂里找医生。等到医生赶来，派车送往贵阳医院，母亲在半路上就不行了。那年她只有47岁。我非常悲伤，悼念的黑纱在手臂上戴了一个多月。

　　在父母的教诲下，赵致琢循规蹈矩，两次被评上优秀学徒工。1977年，没等到被推荐上学，国家就恢复了高考。此时赵致琢已是正式工人，但他还是报名参加了高考。那时车间里实行“七进七出”作息制度，赵致琢每晚七点上班，早晨回家睡一觉，下午复习备考。这次同台比拼的，不仅有文化革命前的“老三届”，还有应届高中毕业生。1977年底的第一次全国高考，570万考生中只录取27.3万，实际录取率仅5.8%(1)。赵致琢志愿填得高，又不愿被调剂，未能被录取。半年后的第二次高考中，他被贵州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录取，毕业后在武汉一个国防研究所工作，三年后又考上中科院硕士，苦读几年，直至取得中科院数学所计算机软件博士学位。后在中国地质大学和厦门大学任教，当了教授。

　　知青点

　　企业子校和社会办学是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三线企业子弟学校毕业生，很难得到市里分配的就业岗位。招工一度被叫停后，新光厂不惜成本，在龙洞堡设立了知青点，建造二层楼的二十多间宿舍，每间放置六到八个双层床，接纳了三届新光子校初、高中毕业生。兄弟姐妹一起在知青点务农的也不少。厂里还专派中层干部过来驻守蹲点，轮流带班。

　　新天知青农场宿舍

　　知青点就像工厂的飞地，把学生们圈养起来，好让家长安心生产。学生们倒很享受没有父母管束的生活，培土种菜也不用担心收成。有人放牛时捧着书本，希望读大学的幸运从天而降。有人挖坑栽树埋下一个心愿，多年之后回去看树，祈愿早已忘得精光，只有粗壮的枝干留下了年轮。

　　海军驻厂总代表吴宝贵的儿子吴志良，20岁来到知青点时已算大龄成熟青年。年少时跟着父亲走南闯北，成长于军队大院，见识比山里子弟更多些，他就不怎么搭理那些小毛孩，只是双胞胎弟妹的同学冯敏，漂亮聪慧，让漫长的日子有了一些念想和寄托。

　　吴志良（随迁子女）：

　　新光女知青

　　那时我们家到贵阳还没几年，父亲1972年被调去新光厂当军代表，他早年参加的冀中部队后来并入四野，解放深圳后转为广东边防10师。他还去过广西剿匪，到江西上饶海军第一学校管军务，在不少地方工作过。我们全家七口跟他来到贵阳，先住在干打垒小卖部楼上一间房里，后来搬去杨梅山，有了一个套间加单间。父亲为了潜望镜项目成天出差，但我从没进过803大楼。妈妈李秀梅原先在深圳南投中学当老师，到新光厂做家属工管考勤和算账，和我后来的丈母娘在一起工作。

　　我生于1957年，有一对双胞胎弟妹和冯敏是同班。姐姐进了厂广播室，我和弟妹只能去知青点。在全国知青下乡“一片红”形势下，葛民治还是很为职工着想的。龙洞堡离工厂直线距离不很远，但全是盘山道，也没有公交，厂里就配了一辆卡车、两部拖拉机，还派了宋万智、徐惠卿等中层干部过来管理。我下乡后当了蔬菜班长和拖拉机驾驶员，带领组员改良生土种植蔬菜，还利用田边地角挖坑种南瓜，摆脱了每顿漂油咸菜汤的厄运。我们还盖了猪圈，徐惠卿从外面买来机器，把青玉米割碎后喂猪。知青点养的猪，从来没卖过，都被我们和厂里人吃掉了。

　　我们下乡时知青点还没电，玻璃瓶里挑根绳子上来，倒点油进去就成了照明灯。最初用水还要去几公里外的河里挑，一桶水挑回都晃得差不多了。徐惠卿就带人建造了蓄水池，利用生产队的水泵抽水，通过土水渠引入知青点蓄水池，都是有偿使用，厂里也花了大本钱。后来知青点还搞过一个厂，生产一种化学品，给厂里做镜头时抛光用，做出来卖给厂里20元一公斤，到了年终还给大家分红，冯敏分到98元，觉得很开心。其实那东西是有毒性的。

　　冯敏（随迁子女）：

　　我在大田班种水稻、玉米和花生，每次收花生，我们女生一边收，一边还剥着吃，长身体的时候大家都饿得慌。食堂里只有咸菜汤，西红柿炒黄瓜，白萝卜炒胡萝卜，纯素食。每年杀猪时，同学的姐姐会做走油肉，可那时再肥的肉我们也吃得下，不用走油。

　　高考恢复后厂里创办了技校，我和吴志良都考进了技校，弟弟冯民甲也考上了，我们成了同学。技校同学大大小小，差五六岁都有。那时读技校就等于学徒工，可以拿十几元工资，毕业后就进厂上班了。这届技校生大多搞机械加工，吴志良在技校金工班，毕业就在金工车间开铣床。1984年他调到深圳特区报社（现在的深圳报业集团）印刷部门，凭借技校与工厂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游刃有余，还担任了报业集团印报设备部门管理者，在这一领域获得了多个专利。我技校毕业后没上过一天班，又考上电视大学，带薪脱产读了3年，毕业后分在厂里安全科工作。

　　下乡务农的中学生，分居两地的配偶，终于盼来了出头日，企业又开始扩容升级恢复招工了。每天清早，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入厂区，下班铃响后又泄洪般地出来，脸上洋溢着自信的欢乐，做个新天人真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地方干部都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来，有的干部家有两三个子女都成了新光人。兴旺发达的三线建设企业，在很多地区都是炙热可口的“香饽饽”。

　　张校生就是闻香而来的干部子弟中的一个。

　　他生于父亲工作过的石家庄步兵学校，故名校生。父亲是调来贵阳工作的南下干部。张校生进入新光厂劳动一年后，轮上厂里送学徒工去上海培训，张校生来到上海，入住上光厂宿舍，跟老师傅学机床操作。初来乍到，最令他难忘的是食堂里的美味菜肴，7分钱一瓶鲜牛奶，3分钱一个大肉包，红烧大肉一毛五，张校生一口气能吃好几块，然后连连感叹：“有这么多肉吃，上海简直就是天堂啊！”

　　当时无论在贵阳家中还是新光食堂，猪肉都不是敞吃管够的。张校生在上海两年，吃下很多大块肉和大排骨，还尝过0.96元一只的清水大闸蟹。他学师傅掰下蟹钳，吮吸着肥腴的膏黄，挑出细致的肉棒。两年下来，他精瘦单薄的身板壮阔了一轮，青春勃发，英气逼人。返回贵阳还没下车间干活，他就被应征入伍了。

　　新光子弟对张校生的好运羡慕又嫉妒，眼睁睁地看他挥别新添寨，走得更远，飞向更高，一种失落感袭上心头。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前夕，张校生复员回到厂里，带薪读书，坐进了电视大学文科班教室，这个班有点干训班的意思。当他们毕业时，三线建设进入了调整期，干部子弟嗅出“香饽饽”要变味，开始悄悄撤退，张校生跑去电视台当了记者。

　　十多年后，张校生编导了一部贵州三线建设纪录片，留下了他对新光岁月的怀念。

　　厂办技校

　　在招工受限的情况下，新光厂创办了技校，为职工子弟又开一条新路，也给工厂的后续发展培训技术工人。教师队伍从老大学生中抽调，还配备师傅带教生产技术。那时的新光如日中天，还吸引到贵阳市学生和附近三线企业子弟来报考技校，高峰时在校生有600人之多。

　　“内定反革命”帽子被消除，重新入党之后，许学成被调去技校教书。他从孩子们脸上看到了他们父母年轻时的模样，来不及感慨光阴似箭，男孩子就开始调皮捣蛋了。

　　许学成（技校教师）：

　　看到这批学生，我是有喜有忧。山里长大的男小孩全是野生的，要是呆笃笃的小囡是不聪明的。生产光学仪器需要心灵手巧，把这些小囡调教服帖，让他们学到东西，也不是一桩容易事。虞和清的儿子小治玮，脑子聪明，成绩也好，就是捣蛋得不得了。有一次跟人打架，被派出所扣留了。我马上赶过去说，交给我来教育，就把他保了出来。后来他父亲去世，他像一觉睏醒，就变了个人，很快成为生产技术能手。技校里还有不少皮大王，后来都是一把好手。我做二厂副厂长时，好多青工都是我学生，那时抓生产真是如鱼得水。贾春也是我教过的学生，在我们金工分厂，我还介绍他入了党。

　　新光技校首届毕业生，中坐者为葛民治

　　那年厂里加工资，技校老师39个教师才轮到2个名额。在学生评议中，我得了第一名，工资加到了63.5元。

　　漫漫求学路

　　和50后的迁二代相比，生于60年代的新光子弟随迁时还是幼年，甚至不满周岁，体弱多病时，父母只能向上海老娘家求助，幼儿们在来来回回的拉扯中长大。自小颠簸的经历，在他们成长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之一

　　杜文藻的儿子杜俊每次填写履历表时，读过的中小学校填满一栏六行都不够。他的少年时代，在上海和贵阳两地不断奔波，最短一转只有半个学期。

　　转学少年大多聪明乖巧，过早就懂得体谅与谦让，扛起超越年龄的压力，无意中也加快了他们的成长。

　　杜俊的父亲杜文藻不知道，儿子曾被上海同学讥笑为“乡下人”的故事。

　　杜俊（随迁子女）：

　　我年幼时身体不大好，父母就把我送来送去，到上海去医治。从小学到高中，我在上海和贵阳各读了一半。我被寄养在堂伯伯家，我那时比较乖，堂伯伯也不管我，小学一年级我三门功课全满分。但上海和贵阳学制不同，上海有春季秋季，我读完二年级去贵阳，是往上跳半级还是降半级呢？老师拿了语文、数学两张卷子让我做，有4道数学题中括号里还有小括号，在上海还没学过，我只好猜，最后考及格了，学校就让我往上跳级。初中时我回上海，又碰到插班问题，英语考了58分，只能进普通中学借读。那年冬天我戴了一个帽子，样子很土，同学都笑我是“乡下人”。在贵阳上音乐课就是唱歌，在上海要学五线谱，可我连简谱视唱都不会。到第二学期时，音乐老师叫我唱一支歌，就给我打了及格。回到贵阳读初三，我的英文成绩到了班上第三名，可是再转到上海又不行了。虽然后来考去上海读大学，毕业后进了外企做品牌营销，老板还是个法国人。但我心里还觉得自己英语基础不扎实，这也是贵阳生活留下的遗憾吧。

　　杜俊（中）和父母

　　杜俊后来自主创业，在上海打造“蒲石小点”品牌，第一家店铺开在长乐路上，这条路从前叫蒲石路。杜俊追根溯源，将传统手作点心发挥到了极致，获得白领青年和喜欢素雅简餐者的喜爱。之后，他又在静安寺、新天地等顶级地段开店设铺，稳步发展，有了相当的知名度。

　　在自己的出生地被嘲笑为“乡下人”的少年，在来来往往的旅途上，在不断切换的课堂里，汲取的是敢想敢做的新移民特质。当年抛弃所有义无反顾地跑去西部的建设三线者们，没有留下供子女享用的钱财，却让不甘现状的孩子们，在无所倚靠中生成了单打独斗的意志，愈战愈勇。

　　之二

　　“迁二代”汤晔十岁前没有去过贵阳，在上海奶奶家长大。但他很小就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邻家小孩和表兄妹们更视他为贵阳人。居委干部也经常上门询问奶奶，小囡临时户口报过了吗？登记住到几时啊？

　　临时户口是当时上海户籍管理中的一项规定，居民家中有外地亲戚朋友短期留宿，就算只有三五天，也得去派出所登记申报，并标注具体时间，期间户籍警和居委干部可以随时上门查访。年幼的汤晔虽然未曾离开，但户口已随父母迁走，他便成了需要申报才能留宿奶奶家的外地人了。

　　小学毕业时，母亲要带他去贵阳，连哄带骗，说家里买了电视机，可以天天看电视。奶奶舍不得小孙子，也跟到了贵阳。好长一段时间内，小汤晔都不肯喊爸妈。奶奶住了三年才返回上海。此后，汤晔经常独自跑去铁路边，看昆明和重庆过来的火车，在贵阳短暂停靠后拉响汽笛驶往上海。每一次他都想跳上火车，回到上海，回到奶奶身边。

　　中考时汤晔发挥得不错，可在技校和高中之间任意选择。上技校是内迁职工给孩子的第一选项，与他情况相似的同学都进了技校，还发糖果鸡蛋以示庆祝。有位老师说，汤晔三年后考大学够呛，父母立即叫他进了技校，毕业后在装配车间工作。北京理工大学过来实习的学生称他为“小汤师傅”，陌生的称呼让他一眼看到自己的未来，就是像他父亲那样的老汤。那天晚上，他对父母宣布：“我要读大学。”

　　父亲汤韵是个勤勉的技术工人，闻听此言愣了一下，说：“你高中都没读，要考得上大学，螃蟹都会笑了……”汤晔严肃地又说一遍：“我就是要读大学！”

　　他爸哼了一下，侬睏睏醒，明朝再说。

　　是夜，汤晔独坐窗前看漫天繁星，对远方的渴望从未像此刻这般强烈。

　　汤晔（随迁子女）：

　　如果要补回所有高中课程再去考大学，耗费时间会很长，也很艰难。我想来想去，发现有一条适合我走的路。改革开放中有很多外国人来观光旅游，需要大量懂外语的导游。那时不少宾馆、旅行社和外事部门，都以涉外委托代培方式招募导游。我有个朋友也是新天子弟，通过这个途径就出去读书了。但如果是读英语，我和高中生也不在一个起点上，我想到了日语。这是高中生没有接触过的语种，大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还可以拼一下。决定之后，我就买来教科书，跟着磁带开始自学平假名、片假名，一边辗转托人，去寻找关系。

　　那些夜晚，宿舍区一片漆黑时，汤家的台灯还亮着。熬到困意上头，汤晔就拉开一罐梅林牌午餐肉，略作翻煎，吃完后继续战斗。老汤原以为这小子就是三分钟热度，居然还坚持不懈了。他的目光逐渐柔和，开始托人从上海带午餐肉来，喂饱儿子的一个个长夜。最终，汤晔如愿以偿，卸下油腻工装，成为广西桂林旅游专科学校日语系新生。螃蟹依然不会笑，老汤家的人笑了。

　　汤母崔菊英，早年是一名越剧团演员，跟丈夫内迁后做了油漆工。儿子决绝地扔掉铁饭碗，留职停薪去读书，老娘忧喜参半。她拿起剃刀给人理发，几毛几毛地攒钱，每月给儿子寄去100元做生活费。清扫满地碎发时，她揉着酸痛的腰眼，难免叨叨一下：“这只作天作地的作小囡”，语气里有无可奈何，也有难以掩饰的喜悦。汤晔的举动在新光子弟中引起了反响，有几名同学也开始准备战斗，其中有一个连考五年，最终成功。

　　新天人终归是崇尚教育和知识，向往鲤鱼跳龙门的。无论龙门之外是哪里，只要能跳起来，跳出去，不再被大山所困。山外青山楼外楼，更美的风景在外头。在桂林旅专苦读三年后，汤晔又跑去广州外语学院进修一年，拿到当时非常吃香的涉外导游牌照，进入一家央企旅行社工作，没多久便得到调往上海的机会，而他把入户机会先给了自己的爱人，同为涉外导游的云南妹子，作为优秀人才引进上海，入户手续一周内全部办妥。不久，汤晔也拿到了“310”打头的身份证。对于上海内迁的三线建设者和迁二代子弟来说，“310”打头的身份证是最为沉重的执念，太多滋味和含义尽在不言中。机缘巧合，汤晔后来自主创业，和妻子一起创办橘子旅行社，后为杭州新浪国际旅行社上海分公司，有了相当的规模。他先给日本人做导游，之后转型带中国人赴日游，还在东京开设了租车配套服务公司，聘有20多名日本雇员。他越来越忙，简直要飞起来。他在向父亲证明，无论身处哪个江湖，螃蟹永远都不会笑。而人在奋斗中，可以笑得很美。

　　汤晔（杭州新浪国际旅行社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大三暑假时，我就开始勤工俭学带团了。当时来华旅行的日本人有些从前当过侵华日军，怀有谢罪的心理，态度十分谦卑，对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也很客气。有次我带个20多人的团，工作大半天就得到近2000元人民币的报酬，比我父母一个月工资加起来还多得多，我很吃惊。父亲更是无比震惊，他一直认为我应该学好技术，在厂里当个技术员，乃至工程师，才是最好的立身之本。社会的发展完全颠覆了他的价值观。我也在思考他们这代人的付出与得到，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我依然敬重他们的选择和牺牲。

　　汤晔摄于2019年

　　之三

　　吕克勤幼年经常在山里闯祸，母亲陈赛珠拿他没辙，医务室都搞不定，只能一次次地将他送往市里医院急救，等情况稍有稳定，再把他送回上海交给外婆。来来回回的借读和转学中，因两地学制的不同，吕克勤居然跳了两级，16岁就参加了高考。

　　陈赛珠（医务室医生）：

　　内迁到贵阳时，吕克勤只有4岁，没几天就滑落到河浜里，被人家送回来时像只落汤鸡。他太调皮了，放在山里很危险，我把他送回上海让外婆带，到6岁再过来读书。谁知道来了没几天，他又从山上跳下去，两只脚一跷一跷，送到医院，医务人员都去搞运动，躺了两天都没人管。我只好搬来几块砖头，自己给他做牵引，留下两只苹果给他，我跑回厂里找军代表讨救兵。第二天我回到医院时，几个医生护士在围着他说笑，说这小鬼头闲话哈多，真好白相。X光片拍出来，腿骨已经粘合，但是接得不对，医生说要掰开来重接，不然会有后遗症。叫了两个大人将他手脚按住，把腿骨扯开来重接，孩子小不能上麻药，我晓得很痛，就叫他拉我头发来分散注意力。他倒是没吭一声，我头发被拉下一大把。克勤小时候很胖，两只脚像小蹄髈，凭着手感接骨，很难对得准。我在病房里陪了一个多月，吃点盐水泡蒜。夹板拆掉后，他走路还是脚高脚低。他爸爸说，能走路就算了，谁叫他这么捣蛋。

　　最危险的那次是他9岁，和同学玩捉人游戏，从四层楼高的脚手架上跌落，被人家从山沟里抱上来。我给他洗脸时，发现耳朵在流血，他说头晕，恶心，要吐，去医院诊断下来是脑震荡，医生问我：“你们家还有孩子吗？”

　　我听到这话，眼泪就掉下来了。医生劝我说，把女儿养养好吧，那时我都不抱希望了。没想到，他睡了几天醒过来了，站起来说头有点晕，我看他意识还清楚，晓得危险期过去了。我心想一条小命能拾回来，脑子笨点也就算了嘛。后来就买点猪脑子，蒸只蛋给他吃吃。每隔十天半月，他就大吐一场。我看看他认字读书还跟得上，就把他送回上海去借读，免得他在山里再闯祸。

　　吕克勤（随迁子女）：

　　我在外婆家隔壁的弄堂小学借读，因为太调皮，经常受到老师威胁：下学期不让你读了！由于没有户口，每学期末都要写新学期的借读申请，等待学校批准。那时我就对父母心生抱怨：做啥要把我户口迁出上海！读到五年级，我坚决要回贵阳去读新光子弟学校。

　　20岁的吕克勤（中）大学毕业返回贵州时和父母合影

　　我从小喜欢画画，教科书的边边角角上都被我画满。老师看我跟得上，也不管我。初中毕业前，我跑去贵阳艺校考美术班，专业考试进入了最后一轮。那年我只有13岁，人家初中毕业都15岁了。美术老师说我岁数不够，叫我先去舞蹈班，入学后再教我。我不想跳舞，就放弃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就想考四川美院，遭到爸爸坚决反对。他觉得家里没有艺术行业背景，在山里生活这么久，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搞啥艺术。他叫我学工科，掌握一门技术。我没有跟他吵。在两地转换中生活，我无意中介入了一些家庭矛盾。比如外婆让我代笔写信给我妈妈时，经常会讲一些家庭琐事，我开始意识到人之间的矛盾，但他们都是亲人，我就不愿把外婆告的状传递给我妈妈，于是考虑怎样写可以不激化矛盾？在这过程中我学会了平衡与妥协。所以，我和老爸在高考上意见有分歧时，我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那一年全国有500多万考生，只招20多万。子校高中班同学中，只有两个人上了线。对我来说，除了美术学院，什么大学都一样。我看过小说《林海雪原》，脑子里有白雪皑皑的美好想象，报志愿时就写了沈阳航空工业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结果被录取了。从西南跑去东北读书时，虽然才16岁，照顾自己已经没问题。我从小多灾多病，10岁就会自己找药吃，尽量不麻烦别人。进了大学，我兴趣还在文学艺术上，一有空就去图书馆，找世界名著、人文历史，读了很多书。我不大喜欢技术课，有两门还险些挂了科。毕业分配时，航天航空基地贵州和成都要人，我就回到了贵州。

　　老吕夫妇觉得很满足，儿子大学毕业回到贵阳，女儿亭亭玉立，技校毕业又考上电大，这家人的生活样态在新光很受尊崇。厂里幼儿园重建时，众人一致推荐陈赛珠去当园长，希望她把小朋友都教育得像她儿女那般优秀。陈赛珠也十分欢乐地干起来，组织孩子唱歌跳舞，亲手缝制表演服，把孩子抹得红红绿绿带出去演出，把从前只管吃管睡的幼儿园，变成了学习型的游乐场所。

　　吕克勤怀着学艺的浪漫之心，走进了刻板的工科道场。

　　之四

　　吕克勤可能至今都不知道，自己的几句话，让邻家小妹李红晖走出了人生的低谷。李红晖从小也在上海外婆家居住，在附近小学借读，上课时稍有小动作，老师就笃笃两下敲黑板：“李红晖你是借读生，下学期还想不想读！”

　　父母不仅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她的童年，还迁走了她的户口，同学们都叫她“外地人”。这使她感觉，上海人不善良。

　　李红晖（随迁子女）：

　　很多人只知道我是李俊德、顾尔玉的女儿“阿英头”，不知道我的名字。直到上初中，我才去新光子弟学校读书。我爸妈不让我学贵阳话，也不希望我在贵阳交男朋友。在乌当中学高中临近毕业时，我偷偷地和一名新光子弟书信往来，谈起了恋爱，当时他已经是大学生，四个月后我却没有考上大学，顺理成章地进了新天公司，而那段自认为美好的爱情也因为我的落榜，无疾而终。半年后的一次偶然聚会，我独自一人拿着酒杯站在阳台上，被吕克勤注意到了我的不开心。当时他已经在沈阳航空学院上学，回到学校后，他给我写了封信，鼓励我一定要出去读大学，这是唯一一条能证明自己，走出新光的路。

　　于是我去报了个补习班，每天晚上到十几公里外的市里补习，第二天早上回厂里上班，发愤苦读一年，考取了贵阳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当时有规定，在职职工出去读大学，毕业后要回原单位。我毕业时妈妈已经回上海，我如果去上海嫁人，也是比较轻松的路。但我不愿意，我要靠自己谋生，就去了深圳。别人家妈妈都对孩子说，在外面过得不好就回来啊。我妈说：“是你自己要出去的，就算你每月挣700元，我也不要你一分钱。如果只拿70元，你也别来找我。”我入职深圳的公司，工厂在中山。1988年时不懂广东话，在那里很难和人沟通，粤语电视连字幕都没有。开始的日子很艰苦，但我没对家里说。第一次拿到半个月300多元工资，我让来出差的上海朋友带了250元给我妈，庆祝父母结婚25年。我小时候想，妈妈长得这么漂亮，外公又是教师和书法家，怎么会嫁给我爸的呢？文化大革命中，我在门缝里看到爸爸被整的情景，妈妈还特意叮嘱我说，要对你爸爸好点。我觉得这就是感情。

　　李红晖和时年80岁的母亲顾尔玉，摄于2019年。

　　我在广东过了一年后，吕克勤来珠海出差，我们见面时，他又鼓励我要往前走。我真心佩服他能在任何环境下都做得很好，让自己不断地增值。而我是缺乏规划，被生活和机遇推着走的人。后来公司要我去做分厂厂长，工作很辛苦，但也促使我加快成长。之后我帮一个日本人开新厂，认识了我的先生，一个韩国人。开始我还有点抵触，思量再三，放弃奋斗了近八年的深圳，背起行李回了上海，以为这次可以做个上海人了。殊不知户口还在贵阳，我到了上海还是个外地人。那位金先生也是个固执的人，几乎每个周末都飞来上海。半年后，深圳公司也极力争取要我回去，这样我再次离开了不属于我的上海。在接受金先生追求时，我提出了几个条件：首先我要养四个老人，父母之外，还有我小舅妈的父母，小舅妈嫁给我舅舅两年后就生病去世了，她也是独女，我答应帮她照顾父母。所以我爸妈有什么，我也会给这对老人买什么，包括房子。原意是为难金先生，却被他全盘接受。这位金先生还说，你人这么好，我不觉得这是负担，这就是所谓三观相同吧。然后我说不去韩国，我的价值就在这里，他也同意。经过两年在咖啡厅里用笔加手势的交流，最终排除万难修成正果，1991年我们结婚了。因为要兑现留在中国的承诺，他离开上市公司，自己出来开了玩具厂，但又不会管工人，500名员工在运行中出现许多问题。我只好去帮他，两个厂之间要步行15分钟，最多时我一天走过10个来回。我每天只睡2、3个小时，从90多斤瘦到80斤。在深圳干了七年后，用工越来越困难，老公决定把工厂迁去安徽，我想安徽离上海近些，也方便照顾我妈妈。到了那里才发现，厂房是铁皮屋顶、烂泥路，劳动力基础也差，运行一年就被我亏本卖出了。然后转型做贸易，在香港注册了公司，运营得还不错吧。我的路是在很多偶然因素推动下，一步步朝前走的。

　　大概还有漂泊在外的感觉吧，我把感情看得比较重。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很多没有根基的外来人，有生意伙伴，有社会关系，但是蛮难形成新添寨小伙伴这样的感情。所以每次回贵阳，都让我很期盼。虽然儿时的朋友不常见，但总有很多消息能知道，这就是新光人独有的关系网！前不久我回贵阳参加同学会，还和发小一起吃米粉。无论现在生活得怎么样，那些属于我们的青春都是值得留恋的。回过头来，也要感谢我的初恋，那是一段美好的感情和人生的起点。彼此还知道都过得还好，也就安心了。我更感念吕克勤给我的人生指出了方向，在我们这个小山沟里他可以成长得那么优秀，让我一直都仰视他。

　　剑走偏锋

　　1966年出生的许东峰，少年时生活在小谷垅半山腰上，割草劈柴，野生长大。15岁中考那年，他以仅失1分的成绩名列贵阳市榜首，闭着眼睛就能进入新光技校。父亲许俊德却坚持要把儿子送去市里念高中，三年后考大学。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为何放着现成的康庄大道不走，偏要上高考这座独木桥。高考这件事变数很大，万一考砸了怎么办？

　　许俊德（光研所工程师）：

　　考上新光技校是很多“迁二代”的理想，特别是农场子弟，考上技校就等于改变命运。每月有生活费，有粮食供应，毕业就是三级工，我们农场人家有孩子考上技校，还摆酒庆祝呢。农场的孩子太可怜，厂区宿舍的小孩胸前挂个牌子，就能自由出入，去食堂买饭菜点心，农场孩子放学后，只在厂门口等4号车回农场。别的孩子等车时都在玩，东峰就坐在乱砖堆上做作业。我从不问他的功课，偶尔出几道题，讲个方法，由他自己去琢磨。电视机刚出来时，大家都围着看电视，他能在边上专心解题。恢复职称评定时，技术人员跟着电视学英语，参加考试。我买了课本给东峰看看，他学得兴致勃勃，连电大英语课都能跟上。他热爱学习，又有天赋，我当然要支持他。当时子校也有高中部，想留住好生源。我去找葛民治说，子校高中没有齐全的教学设备和实验室，缺乏稳定的教师队伍，如果东峰在子校上高中，我肯定他考不上一流的大学。葛民治劝我说，孩子进技校，农场户口就能迁到厂里了。我从他办公桌上拿起小计算器，算了一笔账：如果东峰进技校，三年内公司要为他付出多少钱。现在我们放弃这待遇，自己承担高中和大学费用，等他大学毕业时拿四十几块工资，和三级工待遇差不多，看起来我是亏了。但我相信共产党打天下，国家要强大，需要人才，我想把孩子培养成国家需要的人才，就算他将来拿四十几块，够吃饭就行。户口我也不担心，只要考上清华北大中科大，什么户口解决不了？葛民治觉得我说得在理，就同意了。

　　随后我去贵阳一中找校长，得知东峰是农村户口，校长非常惊讶。他一直以为上海内迁职工都是城市居民，我还是工程师，怎么家属孩子还是农村户口，而当时教育局有规定，贵阳一中不招农村学生。我说孩子考了第一名，红榜张贴在校门口，我才来找你的。于是校长去教育局说情，几经波折，东峰被录取了。后来教育局修改了规则，小谷垅有几个孩子都考进了贵阳一中，我家老二、老三，都在那里读的高中。三年后，东峰成了贵州省高考理科状元，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我家老二荔峰被上海铁道学院（后并入同济大学）录取时，我对他说，就让你再读一遍高中，也考不出东峰的成绩。读书除了勤奋努力，还得有天赋。我是觉得东峰确实有天赋，才去争取机会的。

　　少年许东峰很早就感觉到，自己的未来不在农场，也不在十公里外的新光厂，而在更远的远方。15岁那年，他背起铺盖去贵阳一中，就像负有使命的行者，看到前面有光。他义无反顾，大步向前。

　　许东峰（随迁子女）：

　　许家父母和儿子们 中为许东峰

　　进了一中后我被分在重点班，住在学生宿舍里。周末搭班车回厂，再步行回农场的家。读高中对农场人家来说，学费之外还有生活费，是很大一笔支出。母亲收入微薄，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学校食堂又比较贵，妈妈每星期给我带一瓶梅干菜烧肉，天冷时冻起来就像肥皂，我能吃到周三。后来的日子里，我妈自己都不再碰梅干菜了。

　　高考前，中国科技大学老师来贵阳一中找我，动员我报考他们学校，我就答应了。出去读书时，我选择了近代力学系，因为高中物理学得比较轻松。进了中科大才发现，我们系的第一任主任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钱学森，我觉得很自豪。后来我儿子高考时，也进了中科大，读的是地球空间科学系。

　　游梅英（许俊德之妻）：

　　那年高考成绩公布后，有记者跑来我家问，你儿子许东峰幼年得过脑膜炎，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你们去调查，他看病的医院还在贵州日报大楼后面。那年我们从新光厂开车去医院，一路上颠得不得了，斜坡道上的石头把车轮子都搞飞掉一个。半路上停下来修车，孩子烧得烫手，我都急死了。驾车的司机江耀中还在厂里，真的假的，你们可以去找他问。

　　许东峰（国家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人生的重要关口，其实就那么几步。中科大毕业时，我又面临工作还是深造的选择，当时我可以在中科大直升读研，或去北京首钢上班。父亲说，去首都不错，可是那里吃米饭有比例，要凭票买米，我们南方人恐怕不习惯。他建议我报考国家海洋研究所的硕士生，研究所在杭州，那里也吃米饭。就这样我考到了杭州，后来在这里工作，再读博、安家。我家老二荔峰在上海读完大学，先回贵阳在铁路上搞通讯，以后去了深圳华为，再自己创业。老三去了北京，后来派回贵阳工作，这些方向性的大事，都是和老爷子商量决定的。我爸总是说，家乡莆田地少人多，年轻人除了外出读书，没什么更好的出路。父亲在新光光研所搞设计，一心扑在科研上，平时也没什么业余爱好和娱乐，他性格耿直，不会讨好领导。但他在大事上有自己的判断，邻居家孩子中考、高考，读什么学校填哪个专业，都找他出主意。

　　技术工人鲁良权为儿子鲁迟上大学，也找了葛民治。

　　鲁迟从小读书上心，中学毕业时只有插队落户一条路。恢复高考后，他就想参加考学。那时他在田间地头还捧着书本看题，有次放牛时，他坐在田埂上看书，两头牛打斗起来，受了重伤，酿成一起事故。鲁迟受到严厉批评，赌气请了病假跑回家中，当即被父亲赶回公社生产队，叫他继续在乡下复习。1979年，鲁迟在考试中上了分数线。表现评定上却写着：“不安心农村工作，插队时复习功课。假装肝炎。”

　　鲁良权得知这个鉴定，就对儿子说，思想上被判了死刑，学校不会录取你的。经历过被戴“中右派”帽子后再获甄别，又经过从造反派到“反革命份子”和再平反的大起大落，鲁良权不会轻易向命运低头。他思前想后，决定去找党委书记葛民治，直言说来：“我以前参加过‘推翻黑党委’的夺权，后来也遭了对立派的报复。我希望，我们这代人的恩怨不要影响下一代，请给我儿子一个读书的机会。”

　　葛民治当下就把组织部干部召到办公室，重新为鲁迟写了鉴定，并亲手敲下公章，叫武装部干部王春贵马上送市招生办，换回那份鉴定。王春贵立即蹬上三轮摩托，直奔市里。

　　鲁良权对葛民治抱拳作揖：感谢、感谢，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了。

　　鲁迟被贵阳工学院录取，后来还被评为校三好学生。加入校足球队去成都参加全国大学生比赛，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老师一高兴，就把他分到了市建筑设计院。后来他成为高级工程师，贵州省的地勘专家。

　　鲁良权在贵阳新天工作到退休，享有离休干部待遇。他心中依然存有遗憾，全国被打成右派的人都得到了平反昭雪，而他被错划为“中右”时离开部队，几年之后也得到了甄别，但努力多年，党籍仍未得到恢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几位新天子弟，还有多位新天应届高中生，以及赵致琢、袁勤德等新天青工，也在录取率仅为个位数期间考上大学，改写了命运。当然更多的新天子弟，没能在千军万马的踩踏中走过这座独木桥。

　　1985年全国两会期间，攀枝花的全国人大代表说：攀枝花16个学校中的2万名学生都是三线子弟，从恢复高考的1978年到1983年，连续5年没有一个考上大学。(2)

　　很多三线职工无悔于自己的奉献和牺牲，但下一代没能获得更多知识和教育，令他们抱憾终生。

　　(1) 参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2) 参见董志凯《三线建设中企业搬迁的经验与教训》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