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被猛踩了一个刹车。为应对北方珍宝岛地区的紧张军情，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新口号，调整了运动的方向。大城市开始掘地三尺，构筑地下防空工事。家家户户做土砖，送去给防空洞砌墙。防空汽笛一次次在城市上空盘旋，人们在警报声中进行疏散演习。比起三年前相对隐秘的备战部署，这回成了全民动员，众志成城。三线建设发展的紧迫性又开始凸显，因文化革命延迟毕业的大中专学生，绝大多数都被分到三线企业。深山老林重新响起打桩机的轰隆声，地动山摇，披荆斩棘。三线建设走向了黄金年代，新光厂也开始全面复苏。

　　1970年，国家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和项目，占到全国经济计划的半数以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一线省市同期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缓慢，与三线建设主要地区形成明显的反差。(1)

　　解放葛民治

　　20多名成员组成的新光厂外调组，千里迢迢奔赴上海，入住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这家24层楼的饭店始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位国际建筑师的名作，饭店楼高83.8米，直到80年代仍是国内最高建筑。民间还有个笑话，说乡下人走到国际饭店楼下，仰头数点楼层，还没数到最高层，头上的草帽就掉落了。上世纪70年代，这家代表上海高度的旅馆主要客源就是外调组。

　　文化革命运动进入中期，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一些基层单位的领导逐渐恢复工作，在重新出山之前，上级党组织要对他们做出政治结论，给群众一个交待，内查外调就成了必须的程序。新光厂外调组的主要任务，是针对“走资派”葛民治的再调查。之前陈商诚已受命带队，按着葛民治的履历去过浙江宁海和四明山等地，找寻葛民治的老同学和战友，求证其革命经历的真实性，葛民治也得到过一次短暂的解放，但没多久又被靠边站了。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人喊叫说，葛民治是“刁德一”！

　　葛民治当场反击，大声说：“老子是沙家浜连的指导员！”

　　刁德一是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国民党“抗日救国军”头目，沙家浜连指导员则是共产党干部。曾担任过沙家浜连指导员的葛民治被说成了刁德一，他当然无法接受。寸步不让的斗嘴显示了倔强的个性，以及对批斗的不服，他再次被下放车间去劳动。每天上班时，还跟着职工在领袖画像前跳忠字舞。新分进厂的大中专生也在车间劳动，年轻人在他身后模仿其笨手笨脚的样子。有时跳着跳着，老头忽然停下，转身瞪着模仿他的学生，似乎在问：这很好玩吗？凌厉的目光让学生们感觉到尴尬。

　　葛民治到底是抗日救国军的“刁德一”，还是沙家浜连指导员“郭建光”，很多类似的问题，让国企单位建立外调组，在漫漫长路上投下人力和财力。经济萧条时期的大酒店，却因这些住客而生意兴隆。

　　贵阳市委从其他单位调来干部，到新光厂专事外调，也为了解决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被指控的所谓问题。随着革命生产形势发展需要，又追加了对葛民治历史问题的再调查。“外来和尚”好念经，也能确保外调取证的公正性。于是，在孤儿院长大、年少时就参加革命的颜其谋，与新光厂开始了不解之缘。

　　颜其谋（时为新添外调组负责人）：

　　我在贵阳水利电力局做总支书记和党组成员时，被抽调去新光厂工作组，带着20个人的队伍入住上海国际饭店，然后分派人员四出去外调。起先是针对两派头面人物被群众指责的问题，到他们原籍或原学习和工作地调查取证，写结论寄回贵阳。我们调查了几个派别头头，都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能有什么问题呢？很多所谓的问题都是子虚乌有，本人履历上也写得清清楚楚，但是运动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外调都是为各种怀疑和传言而疲于奔命。

　　调查快收尾时我回到了厂里，省里又下指示，三线建设不能再耽误下去，要把葛民治解放出来主持工作。省机械厅厅长来到新光厂，直接给我交待任务，再次调查葛民治和夏维的历史。我带了两个人又去上海，这回住在和平饭店。我们去浙江和苏北，去夏维读书的学校，找到她的高中同学，同学说夏维当时很漂亮，还是校花，她思想进步，后来跑到上海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经历简单明了，没有任何问题。有人攻击葛民治，说他的游击队指导员是伪造的，真不知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我们也只能再去找人做一次笔录，回去后我写了书面结论，证明葛民治确实没有伪造历史。

　　颜其谋带领的外调组在上海开展工作时，厂办干部张惠君北上西安，调查总工程师马燮华的历史，找到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询问毕业证书上国民党党徽的由来，以及53兵工厂与国民党的关系。有些历史常识是因为讳莫如深，被罩上了黑暗的面纱。在这种气氛下，外调结论也很难被采纳。马燮华依然被关在803大楼之外，在漫长的监督劳动中消耗生命，直到“四人帮”被粉碎。

　　调查“前反革命家属”周惠懿的人员，在西北劳改农场见到了她的前夫黄明初，很久以后有人在无意中对她提起，说见过你的前夫，这么多年你们确实没有联系。那么，他情况怎样？周惠懿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这问号要再等十年，才能获得答案。

　　葛民治重新出来工作了。此时再聚拢人心，比初来贵阳时的一呼百应，难度大多了。在他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更多人失去了互相间的信任。

　　葛民治记录过那几年的经历：

　　从1967年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潮流冲击了新光厂正常的生产秩序，搞乱了人的正常关系，形成分裂局面，并导致了停产。“文革”中，我被打成“走资派”，赶下工作岗位。1971年，因急需完成四套潜望镜援外，省委负责工业的副省长李立同志动员我出来工作，要我任厂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厂革委会副主任。2月份，在一次会议上，我突发心脏病，由贵医附院转送到上海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基本好转。6月中旬，军代表数人和造反派到医院把我押回新光厂。一到贵阳，他们就把我推上早已准备好的大卡车，回厂途中，他们对我拳打脚踢，到厂里时，我的衣服被撕破，鞋被打掉，已不能走动。几个人架着我来到学习班关押起来，要我交代“罪状”。1973年中，省里派出干部找我谈话，要我出来工作，但造反派仍不同意我出来工作。后来援外的四艘潜艇因无潜望镜无法交船，情况紧急，12月27日召开会议，终于宣布由我任新光厂党委书记兼厂长。

　　恢复生产后，葛民治（左）在车间

　　当时，新光厂已经停产两年多，物资大量流失，设备厂房无人管理，经常停电，靠向银行贷款发工资，职工生活十分困难，到恢复生产时，财务分文没有，尚欠银行贷款近400万元，不少地方要用钱，我都动员职工自己掏钱垫上，以后归还。

　　1973年底，召开中层干部会，明确恢复生产的任务，通知全厂职工自1974年1月2日起开始上班。1月2日那天，有少数人认为上班的人不会很多，在厂门口等着看笑话。恰恰相反，全厂绝大多数职工都准时进厂上班，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又在新光厂重新出现了，当年完成了生产计划。到1975年一季度，全部债务还清，并计划开始第二次扩建。(2)

　　赤光厂

　　三线建设第二个高潮中，上光厂又接到援建两家工厂的任务，一家是安徽险峰光学仪器厂，另一家是贵阳赤天光学仪器厂（简称赤光厂）。赤光厂位于新光厂附近，当时也是一片荒野。18岁的周庆宝从上光厂技校毕业后，怀着工程师的梦想，加入前期勘察队来到了贵阳。

　　勘察队员借住在新光宿舍里。一个周末，舍友弄了一只鸡，周庆宝喝下了人生中第一杯酒，醉醺醺的睡过去。起夜的人发现灶火尚有微红，提起水壶浇了上去。第二天早起的一名队员，到了食堂就栽倒在地。周庆宝也头昏脑涨出了门……被广播声喊醒时，发现自己倒在厕所里。他想，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种地方！拼命往外爬，然后被冷风吹醒了。他跑回宿舍打开全部门窗，室友也逃过了这一劫。

　　周庆宝（赤光厂新职工）：

　　我是1968年上光技校毕业的，同学都去填了三线企业发展扩大的建制。当时很多职工知道内迁基地情况，不愿再举家前来。刚毕业的学生没有家庭牵绊，大部分去了贵阳，少数在四川德阳，一部分被分到安徽小三线。只有家庭成分不好、不符合三线建设人员标准的，才留在上光厂。1966年大串联时我来过贵阳，市里公交车上只有铁架拉手，没有一个座位有座垫，车厢地上都是一个个小洞。被分去贵阳的同学有3个没去，成了社会青年，被里弄安排去挖防空洞。我喜欢钻研技术，从小就想当工程师，我晓得贵阳艰苦，但能学到东西、能做事情，所以第一批就来了。赤光厂主打物理测量仪器，和新光厂光学计量仪器属性不同，差异很大。

　　上光厂派了总工程师吴国安过来组建赤光厂，先组织我们探寻水源，解决生活和生产用水问题。吴国安和水利局小于带领我们几个男生，跑遍新添寨周边的奶头山、黑山和肉类厂一带，还碰到过一次危险情况。农科所附近水沟边有道大石缝，石缝下是一个近40米深的大溶洞，农民说底下有龙，曾经有两个放牛娃，在与此水源相通的凤凰山石缝中掉下就再没出来。我们决定下去探个究竟，还在乌当中学楼顶上吊根绳子练习攀爬，光是凿开石缝边的乱石就搞了一整天。我们把两根20米绳子接起来在石板上扎牢，然后绑在腰里作保护，顺着岩壁下去。站定后，看到一条两米多长的死蛇，大概是被山水冲下来的，可能就是农民说的龙吧。底下大溶洞套着小溶洞，水流很多。我们带着手电筒和干粮一路探测，爬过十几米长、上贴背下贴肚的石缝后，听到轰隆隆的声响，那是一条地下阴河，我们找到水源了。返回洞口时天色都暗了，朝上面喊几声，没人应答，只能自己爬上去。悬吊绳子的石块架在石缝中，被水流和泥浆搞得滑碌碌的，我爬到一半就滑下去了，再用手帕缠住手掌，用牙齿去咬住绳子，再爬！谁知爬到石缝口，又滑了下来，不过我的腿夹住绳子，下滑了一半。我咬紧牙关继续爬，总算到了洞口，一只脚攀到石桥板上，再慢慢翻上去。这时候，跑开的人回来了！

　　周庆宝摄于1970年代

　　为证实山洞里暗河流的走向，我们把塑料泡沫放入水里，看它从哪里出来。测试水的储量时，水利局小于说需要两台60立方/小时的潜水泵，放到洞里抽水验证。潜水泵需要到新光厂去借用，出来时司机又不见了，我们身上全是泥浆，因天色已晚，只好试着去弄车，结果卡车发动起来了，我负责开车，一个同学按喇叭，另一个同学负责看路，从山里的马车路歪歪扭扭地驶回了新光厂。赤光厂的水塔在凤凰山上造起来了，退伍铁道兵来打山洞造厂房，浦东招的泥木工还带了农村家属过来。我们一起在山上挖埋电线杆的坑，还搬水泥、运砖头。那时我们还在长身体，当地的卷心菜莲花白，比拳头大一点点，里面还长毛，我们一吃就是一个月。从上海带去一点咸肉都舍不得吃，直到长出蛆虫来。

　　“外工”的诱惑

　　迁建赤光厂给新添寨带来改变，也带来了就业机会。千里之外的上海人，都被吸引而来。江鉴康的老娘没有到过贵阳，自从家中一罐金子避过抄家之虞，她就把贵阳当成了避难所。儿媳鲍秀华在上海诞下孩子去和丈夫团聚时，江婆婆就想把一对刚成年的儿女也送去贵阳。老太太说，与其在家坐等里弄干部上门动员下乡，不如把他们送去贵阳工矿，有城市户口能吃定粮，还能拿工资，比起去农村插队落户靠天吃饭，简直就是吃“皇粮”的待遇了。上海人把外地工矿企业简称“外工”，在知青就业分配中，也算蛮受待见的去处了。

　　江鉴康遵循老娘旨意，马上活动起来。

　　鲍秀华（江鉴康妻子，光学工人）：

　　江弟弟（左）初中毕业来贵阳投奔兄嫂

　　我家是回族，新光厂初建时没有清真食堂，我又是第三次怀孕，前两次都流产了，所以允许我缓一缓再走。1968年12月，社会上传说知识青年要“一片红”，全部去农村插队落户。后来才晓得是经济一塌糊涂，无法安排就业，把学生送去农村。我婆婆急煞，叫我带弟弟妹妹去贵阳。我姆妈也叫我去跟老公过日子，还说年轻夫妻不能分居太久，反正小囡户口已经报好，等我们退休再回来。我姆妈是小脚老太，没什么文化，就是凭生活经验。不放我时，有不放的道理，叫我走时，一切都做了安排，连家里房子都给我留好了。

　　为迎接老婆和弟妹到来，江鉴康把宿舍单元墙又糊了一遍，直到隔壁人家的灯光不再从砖缝里穿过来。这个能干的上海男人，能把各种生活难题理得煞清。无论身处何方，日子都要有滋有味。

　　江鉴康（光学车间工人）：

　　贵阳东站有100多个卡车司机，一半以上都认识我，平时托运点东西都是一句闲话，方便得很。为了接收阿弟阿妹，我打通各种关系，还送了一台缝纫机。当时上海蝴蝶牌缝纫机吃香得不得了，凭票供应，上海人都不是家家都有的。我办出了迁移证明，凭这个证明还能买棉花胎和被面，都是当时的紧张物资。弟弟妹妹要进新光厂是不可能的，只好去赤光厂动脑筋。劳资科起先只答应我弟弟进厂做徒工，妹妹不能做正式工。我想形势这么紧迫，过来再说吧。真是巧得不得了，他们户口迁出的当天深夜，就公布了知青“一片红”去农村的最高指示。弟弟妹妹从上海迁到贵阳市乌当区，保住了城镇户口。

　　江鉴康绞尽脑汁弄来的迁移证明，本该交由乌当区派出所存底，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像收藏母亲的金子一样，把这张证明留在了身边。

　　鲍秀华的迁移证明

　　最高指示

　　备战、备荒、为人民。

　　69）新政迁字005号

　　迁移证明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现在再不建设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为坚决贯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部署，我厂于1966年底内迁来至贵阳。江鉴康同志现已光荣参加内地建设工作，为了更好地加强三线建设，该同志提出要将其亲属迁到内地来。经研究同意将其亲属鲍秀华同志等贰人迁筑，以利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为此请你处大力支持并协助办理有关内迁手续。

　　特此证明

　　新添光学仪器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元月廿八日

　　上海户籍警在办理迁出手续时，盯着证明琢磨半天，“鲍秀华等贰人”，到底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呢？江弟弟看出民警有疑惑，赶紧解释：同志，我们是把三只户口迁出上海，不是从外地迁进上海哦。户籍警想没错啊，手起章落，噌噌噌就把三只户口注销了。当晚，广播里公布全国知青“一片红”，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消息，转迁城市户口的办理全部叫停。在左邻右舍羡慕的眼光中，江家弟妹启程奔赴贵阳工矿。

　　安顿下来之后，鲍秀华想起了那罐金子，就问藏在哪里了，江鉴康朝灶头炉膛里指指。鲍秀华吓一跳：“放在家里？！”

　　江鉴康说：“不放家里放哪儿？埋到山上，不是山洪暴发冲走，就是被野狗拱走，还找得到吗？”

　　鲍秀华对炉灶左看右看：“假使用金属探头，照得出？”

　　“你去找个金属探头来试试呀，你当拍电影挖地雷啊？”

　　十多年后，小铁罐归还到江家姆妈手上时，盖子都锈牢了。江鉴康用榔头加钳子，连锤带撬弄开罐子，江婆婆满意地笑了。

　　江婆婆和鲍妈妈都没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社会工作经验，全凭妇人之见和生存的本能，在时代风暴中保住了家产和儿女。

　　在求学深造无门，本地就业机会稀少的情形下，朱建华走出上海控江中学校门，就和母亲、妹妹一起搬离控江路896弄的宿舍，前往贵阳与父亲团圆。

　　这是1972年，上海工矿企业刚刚恢复招工，但名额珍稀，家庭兄姐中必须有人在外地农村插队落户，才可能得到机会。朱建华的姐姐从上海华东医院内迁昆明延安工作，她就不能被分进上海工矿。在新光厂当动力科长的父亲朱瑞兴，人称厂里的“大管家”，但老朱头不愿为自己的家庭开一下方便之门。千里迢迢投奔前来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只有朱建华进了赤光厂，他老婆连个家属工都没做上，以至后来得病瘫痪，都没有医保和养老金。

　　朱建华（时为赤光厂新职工）：

　　朱瑞兴内迁前的全家照，右一为朱建华

　　1972年6月28日，我从上海控江中学毕业来贵阳，生活很不习惯。我们在上海的家有煤气和抽水马桶，而这里旱厕门口竹帘子一掀，大苍蝇哄地一下飞出来，马路上都是一堆堆牛粪和马屎，没有一条路是干净的。爸爸对厂里人都很客气，对自己家人却很严格。他对我和妹妹说，要进厂的子女太多，名额少，建华年龄大，就让她先进赤光厂吧。我每天步行十五分钟去赤光厂上班，已经感觉很幸运了。分配工种时，有相对轻松的装配工，但爸爸却叫我去生产第一线当铣工。有句话说：伟大的车工，聪明的铣工。他觉得铣工难学，能让我得到更多锻炼。爸爸在厂里名声乓乓响，我也得给他争气。那时没有数控铣床，一切都在操作工手上。我做的万能工具铣床，铣头和工作台面可以旋转，能铣削平面、沟槽、轮齿、螺纹和花键轴，加工比较复杂的型面。我工作很上心，厂里做望远镜，我开过两种产品的模具。搞技术比武，我连续5年拿了第一名。每次经过大红榜，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低下头匆匆走过。1989年全省组织省级技术大比武，我拿过第二名，公司奖励我400元，还加了两级工资。厂里要带传感器的一个关键零件去德国，工程师姚仁忠叫我一周内拿出来。图纸上是个复合型角度的加工活，也没有出过工艺程序。那天夜里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全是图纸、刀头、台面角度……经过充分理解和想象，再摇手柄去操作，一次次试下来，终于完成了所有的高难度铣加工及打孔等，后来这个活有40多道工艺。我做了二三十个零件，他们装配后就出去了，还奖励了我30元。

　　新光厂鼎盛时代，工人都以掌握高精技艺为荣耀。后来厂里组织过技师培训和考试，为高级工打开一条上升通道。第一次考试通过的不足20人，车床技工朱子赤被评上了高级技师。朱建华参加第二次考试，成了厂里唯一的女技师。

　　许爱萍是随父亲内迁而来的50后大龄子女，在70年代初获得了进厂做工的机会。

　　许爱萍（随迁子女）：

　　内迁那年，我爸爸许海潮已经40岁，妈妈徐惠英39岁，我们全家随迁。我家四姐妹，我是老大，那时十四五岁，已经有记忆了。我们是1966年9月16日决定全家革命的。爸爸拿了草包回来，家人一起收拾、打包。12天后的28日，全家就上了火车，前往贵阳85号信箱了。

　　我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大二代”，进新天子弟学校时，班上有20多个同学，年龄相差三四岁都有，算是混班就读，最后都归为1970届毕业生。那年11月10日，我幸运地被分进厂医务室，这是我喜欢的岗位。我还被送去上海杨浦区中心医院，学习化验知识，回来后就在医务室里做化验工作。在新光宿舍长大的迁二代，能进新光厂工作就是当时最好的出路了。

　　我在医务室工作到2002年。当时企业破产要“一刀切”，我提前五年退了休，当时退休工资是466.15元。那时我儿子在上海读大学，我退休就回到了上海。幸好在1998年底，为让儿子能上蓝印户口，我们花12万元在上海市郊松江买了一套房子。1999年，上海市政府又下文件，支内职工子女小于25岁可以报回户口，儿子顺利上了上海户口。蓝印户口指标是浪费了，但买到房子，我们在上海就有了落脚地。

　　小贵阳

　　贵阳中学生邹平洋1971年被招工进厂，拿到21元学徒工资时，大眼珠一转，呵呵笑了。新光厂每月13日发工资，15日来报到也拿到全工资，他心里一热，感觉很惬意。

　　内迁几年后，大三线企业向当地居民开放度最大的招工，被邹平洋幸运地碰上了。

　　邹平洋（时为本地新职工）：

　　我初中毕业那年，每家大三线企业都进了很多人。前几届中学生都下乡当农民，我们能进厂做工，让人羡慕得不得了。新光厂在贵阳市名气响，上班都穿白大褂。我们贵阳廿中几百个毕业生，只有30个同学进了新光厂，家庭成分不好的像地主、小摊贩出身的同学，连门儿都没有。

　　我之前已被分去94号信箱，在花溪那边的一家化工厂，也是大三线企业。在体检时发现我视力只有0.3，就被踢出来了，我哭了好几天。老爸再托人找到新光厂搞招工的退伍军人老邱，去学校提了我的档案。新光厂对视力要求很高，也要体检。我就在家里背视力表，一行一行全部背出来。去云岩区人民医院检查那天是大太阳，强光照在视力表上，最小的一行一个个字母都很清爽，不像化工厂体检时下雨，视力表一片模糊，医生指哪个字我都不知道，背了也没用。在老天爷帮忙下，我两只眼睛视力都查到了1.5。

　　我们这批进厂的本地学生有156个，上海人叫我们“小贵阳”。学习半个月后开始分工种，有车工、铣工，车工比较辛苦，有个同学分到车工还哭了，后来他家找关系给他换成钳工，我们俩在一个组。驾驶班是最吃香的工种，我们那批有三四个学生去了车队，还有学修车的，他们开车进进出出很神气，有很多人拍他们马屁，请他们帮忙带东西。我能进新光厂已经很满足了。

　　钳工是手上功夫，熟能生巧。三年学徒中，我师傅臧年祥教得很认真，他干活特别清爽，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就适宜相。还有位陈师傅用手摇机专攻小螺丝又好又快，另外周凯贵师傅的锉刀功夫了得，挫出两块铁放在面盆里，铁块之间水都进不去。我跟着偷师学艺，学到不少东西。

　　我隔壁开铣床的姑娘朱文娟，是新光随迁子弟。我们时常嘎嘎山胡，我讲上海话，她讲贵阳话，她还以为我是糖果厂调来的内迁子弟呢。礼拜天我买了电影票，两毛五一张，请她去市里喷水池看电影，还带她去市里看了我家的房子。上班时我经常帮她摇手柄，一来二去，交往了两三年。我丈母娘蛮喜欢我的，丈人朱顺昌那时是结合进革委会的副主任，也同意我们结婚。我爸爸是做服装的，我们结婚衣服都是他亲手做的。结婚宴在当时也是很有档次的，35元一桌，是小青年一个月的工资呢。杨梅山女单宿舍，那时成了鸳鸯楼，小青年结婚，一个单元住两家，14.8平方米一间，我们结婚时就住在鸳鸯楼里。

　　邹平洋干活勤恳巴结，在劳动岗位上干出了一番成绩。他参加各种劳动技能竞赛和比武，一路拿了不少奖金。多年以后他儿子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同事们说，孩子学费都是新天的资金付给的。儿子毕业后被上海大型国企录用，后来成家立业，把邹平洋夫妇带到了上海。

　　嫁到新添

　　三线建设第二个高潮到来时，各种人力资源也从四面八方涌向新添寨。

　　吴大成和黄云娣由邻居牵线，彼此看过照片感觉对眼之后，开始通信。黄云娣比吴大成小8岁，中专毕业后在新疆军垦农场当教师，或许是介绍人交待不清，黄云娣的第一封信上收件人写的是：“贵阳85号信箱胡大成同志”。

　　上海话里吴胡不分，吴大成倒也不介意。信笺上字迹清秀，语句顺畅，他对这个尚未谋面的上海姑娘有了好印象，回信说，亏得那时厂里还没有胡大成，否则收发室还不知送给谁呢，说来道去，互相热络起来。

　　春节探亲回沪时他们见面了，相谈甚欢，上门再见家长。黄家姆妈看吴大成勤快、巴结，是个老实人，当下就蛮欢喜。在浦东独居多年的吴家阿爸几近失明，耳朵又背，催着儿子赶紧把媳妇娶进门。过了一段时间后，黄云娣就去贵阳，在乌当区茶店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办事处两人登记结婚了。

　　赤光厂正在招兵买马，吴大成主动要求去新厂搞基建。新光厂创建时，他就被派出差，参加基建工作，就此被留下来。这次再辛辛苦苦去跑基建，为的是尽快把妻子从新疆调来。不久，黄云娣就从军垦农场办妥了调离手续，回上海去浦东，带上吴家老公公一道去了贵阳。刚刚结婚就要照顾行动不便的公公，黄家姆妈有点心疼，但想到女儿从新疆调到贵阳工矿，往返上海的时间缩短了好几天，女婿又是入她法眼的实在人，对这门亲事还是称心的。在制度约束严格的社会里，人的欲望比较简单也很节制，聋人吴老爹从未向组织提出将独子调回上海的要求，能跟儿子媳妇还有后来的小孙孙共享天伦之乐，无论在哪，都是善终福报了。

　　67届初中生王丽和冯家洪的恋爱，也从两地书开始。从东北黑龙江军垦农场到西南贵阳山区，一封平信在路上至少走十天。冯家洪是海南岛人，文化大革命前考入上海机械学院，与王丽的哥哥同班，毕业分配他们都被分去了赤光厂，因为基建尚未完成，先留在上光厂实习。

　　王丽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片红”中，1969年被分去了黑龙江农场。她在农场表现积极，还入了党。与哥哥的同班冯家洪开始通信时，为避免思想动摇之嫌，她还叫爸爸给冯家洪开信封，落款上写王家的地址。冯家洪性情木讷，但文采不错，王丽被信中的冯家洪打动了。书信往来两年后，他们登记结婚。

　　王丽从黑龙江调到贵阳，去跟冯家洪团聚。然而此时，冯家洪还滞留在上光厂。王丽独自坐在集体宿舍里发呆，觉得这趟人生之旅有点慌不择路。厂里分配工种时，劳资科需要党员，她正符合条件，就被选上了。领导还说，我们这里经常换人的，你要有思想准备。她茫然地点头，心想走一步是一步吧。自此就在劳资科待了下来，一直做到企业破产的2002年。

　　冯家洪来到贵阳后，他俩分到一间房，才有了自己的家。多年以后，他们退休返回上海定居。拿着低于贵阳平均水平的退休金在大上海度日，难免捉襟见肘。王丽跑去居委会申请做点工作，居委干部了解情况后还挺帮忙，就喊她去上班，做妇女、计划生育和卫生工作。王丽认认真真工作了四年半，因年龄原因，2006年底第二次退了休。之后她又去一家企业打工，连女儿坐月子都没时间陪同照顾。2013年，在街道社区为困难老人提供的肠癌筛查中，夫妇俩同时被发现疾患，王丽不得已终止了工作。

　　王丽（原劳资科办事员）：

　　2013年8月在街道提供的大肠筛选中发现毛病后，需要手术治疗，我只得托人在贵阳办理更换治疗医院的手续。我手术出院后第三天，冯家洪开始发烧了，吊盐水都没床位，拖了十天后出现肠梗阻，再打支架、做化疗，每次住院一周，休息两周再去。每次做完化疗，头发一把一把掉下来。就这样两个人不停地轮流治疗，花光了本来就不多的积蓄。查出毛病后，冯家洪精神压力很大，两个月都没怎么说话，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光是住医院化疗，一天自负部分就要170元。这对于低收入的我们，就是雪上加霜。

　　农垦战士王丽从东北来到西南

　　当年我在黑龙江农垦连队时，有过被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那时我已经是党员，工作也很卖力，但我这人心很软，想想已经在和他谈恋爱，就不要去争取了。如果那时出去读大学，人生会完全不同。或者之前去过贵阳的话，也可能宁愿待在北大荒了。山沟沟里的三线企业，真是太艰苦了。我在贵阳得过一次急病，是1983年吧，我突然头昏得黑天黑地，路都不会走了。冯家洪在出差，我的好同事陈水娥、胡志杰等陪我去医院，诊断为淋巴综合症，病毒侵入到骨头里。后来又急性发作，骨髓都抽过好几次。那时两个孩子还小，我妈找人帮忙，把儿子送去别人家寄养了两年。我住医院时，劳资科同事方德胜来看我时愣住了，我都快脱形了。我申请回上海治疗也不行，只能靠我妈一箱箱把中药寄过来……现在大半辈子过去，也没什么后悔的了。我家兄弟姐妹八个，大姐解放前13岁就进厂做工，二姐、三姐去了大西北，哥哥大学毕业也分到贵阳，弟弟是无去向的在上海代培训，小妹妹在长兴岛农场，这么多孩子散落四处，我妈在家接送都来不及，家里都被掏空了。当我们终于回来了，才发现那么努力一辈子，还是老无所依，那种复杂的心情，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

　　2017年1月，冯家洪又因肠梗阻第二次手术，我们在医院里住了48天，在那里过年，出院后又化疗、放疗共13次，后来因为肺部感染结束病痛，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虽然住院可以报销，但他个人自负部分也用去了近十万元。多亏亲朋好友以及街道、居委的多方帮助，才让我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三线建设企业生产技术人员中，男性偏多，加上退伍军人和大中专学生，男女比例失衡，大中专女生、青年女工、女徒工等，在厂里都比较紧俏。黄云娣、王丽们远嫁而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衡状态。

　　1972年，医务工作者顾小玉跟随新婚丈夫胡志富，乘上开往贵阳的列车，去新光厂安家落户。

　　顾小玉长得小巧玲珑，文雅贤淑，在姐姐顾尔玉和姐夫李俊德的牵线中，和研究室试造技工胡志富谈起恋爱的。胡志富是全厂闻名的能工巧匠，也因有聪明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顾尔玉才将妹妹许给了他。

　　胡志富（试造技工）：

　　1964年我从部队复员到上光厂做显微镜。我喜欢钻研技术，半年后就当了组长。内迁贵阳时我25岁，顾尔玉和我同一个组。1968年为逃避武斗，我们都回了上海。我家住杨浦区，她家在五原路，我经常踩自行车斜穿市区去白相。她家老太太说，地板坏了，我去修了一个星期就弄好了。当时顾小玉还在读中医，年纪小，我也没啥想法。后来人家帮我介绍对象，顾尔玉总是拷问我，昨天去哪里了？见什么人了？我说去相亲了，人家嫌弃我家小业主出身，还不要我。她说，你不要再谈了，我都帮你回掉三个了，我帮你找。然后说，家里铅桶漏底了，谁帮我修好，我谢他一辈子。我就给铅桶换了个底，她说为了感谢我，把妹妹介绍给我谈对象，算是谢了我一辈子。

　　顾小玉（迁往新光的医务人员）：

　　当时我在上海市中医班学习，毕业时碰到上山下乡“一片红”，被分去安徽一个县城下面的区卫生院，连电灯都没有，照明用煤油灯。十几个医务人员中有三个上海女生，我们一起烧饭吃。姐姐来信介绍我和胡志富谈对象，夸他人好、手巧。我妈也有这个意思，加上姐妹两个在一起，还能互相照顾。我对胡志富有点印象，他人确实不错。1971年1月我们结婚后，和陆老师、陈海英乘了同一趟火车离开了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去贵阳，虽然是山区，但新光企业规模不小，像个小上海，加上姐姐、姐夫都在一起，情况比安徽农村好多了。我进了厂医务室，工作也不错。

　　陆际衡老师和丈夫陈海英，也在1972年那一趟开往贵阳的火车上，与胡志富、顾小玉相对而坐。陆老师抱着刚满一岁半的女儿，此行去给丈夫一个完整的家。陈海英是研究所情报室负责人，性格沉稳，语速慢悠悠，戴一副眼镜，看上去像上海人说的“书笃头”。而在中学做教师的陆际衡内迁去贵阳，就意味着放弃上海的一切，她曾经有过犹豫。

　　陆际衡（原新光子弟学校教师）：

　　60年代的陆际衡

　　他和我姐夫的大姐是上光厂光研所情报室同事，机械学院毕业的。大姐说他为人老实厚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想，我要是站在他身边，怎么穿连衣裙和高跟鞋呢？所以就不起劲，一整年都没见过几次面。有次我妈见到他，就说这个人本分、可靠，你不会做家务，要找个能照顾你的人。我当时还反驳说，我找爱人，又不是找长工。年轻时对生活和爱人，都带有幻想色彩。

　　1966年秋天，陈海英内迁去贵阳了，我妈以前去过贵阳，知道那地方贫穷落后，还担心我迁到贵阳后怎么生活。我们结婚后没多久，我妈突然病逝了，当时我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

　　陈海英（光研所情报室负责人）：

　　内迁将近两年，我们才结了婚。之前同事都说，这件事肯定要吹，陆际衡是上海户口，职业好，长相也好，怎么肯迁到贵阳山区来，你就死了这份心吧。我就说顺其自然嘛。结果，她不弃不离，决定要嫁给我。

　　陆际衡：

　　陈海英（前左）和光研所同事

　　结婚后不久，我送第一批上海知青去贵州独山和罗甸当农民。这是我第一次去贵阳，那趟列车十几节车厢全是中学生，就配了我一个教师，还有两名工宣队和军宣队员，一名区政府干部。在上海出发时，站台上一片哭声，家长拉住我眼泪汪汪地说，我小囡就交给你了。我也跟着流泪，那些孩子都只有十五六岁。火车进入山区时，碰上烧山火，浓烟滚滚，火焰很凶，大家都怕得不得了。到了知青点，女孩子来找我说，老师，这里没厕所，房子漏风又漏光，我们害怕。我就跑去生产队交涉，要给女生修厕所，要有手纸售卖，工宣队员还批评我不讲政治。送完知青后，我去了贵阳新添寨，看到了陈海英在梅兰山宿舍的集体生活，比我想象的更艰苦。我就想，如果我不去贵阳，两地分居的话，他永远都没有一个家。

　　我是为了他这个人，决定迁去贵阳工作和生活的。女儿在上海出生后，上了户口，长到十八个月，我就把自己迁出了上海，调去新光子校工作，还带着女儿去和陈海英团聚。开始连房子都没有，他是个什么都不争的人，我们先在梅兰山空房里临时待几天，又在办公室里蜗居一阵，半年后才分到一间房子。我在子校中学部带班教语文，还带学生打排球，班上一帮野蛮小鬼都跟我很好，还带我去山里看瀑布，陪我女儿白相，就此结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还有一批谈得拢的邻居和好友，这也是我内迁贵阳的一大收获吧。

　　赵氏家族

　　像顾尔玉姐妹、江鉴康家三兄妹那样的手足关系，在新光厂多到数不过来。加上老乡、校友、知青、农转非等群体，使得三线建设者从一个个家庭单元或单身男女，发展出一拖二、二拖三的家族关系。随着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下一代的嫁娶结亲，又派生出不少亲密黏着的社会关系，缓解了建设者身处异乡的孤独感。天长日久，三线企业大院内人口越来越稠密，人们互相熟悉，形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区。见面时的介绍，总有一些有趣的前缀，这是谁谁家的老二，她家有四个孩子，老大娶了谁家的女儿，三妹嫁给了谁的哥哥……这种特殊的关系形成了熟人社会的文化，与元朝时期从江南移民而来的贵州屯堡人颇为相似。

　　来自江苏建湖的赵家，在新天是个比较典型的大家族。

　　赵玉龙是三连复员老兵，只身一人被投入85号信箱。几十年后，赵家人在贵阳吃年夜饭时，能坐满四个大圆台面。

　　赵玉龙（复员军人）：

　　我老家在江苏建湖，1958年我进建湖化肥厂搞氮肥。后来部队征兵，厂里有六个人去参军，两个汽车兵，两个下连队，我被分在81师防化连搞防化和消毒。那时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还利用星期天去山上挖煤、搞卫生，立了三等功，被评上五好战士，调到食堂当了炊事员，后来又当炊事班副班长、班长，有机会和作战科科长、军训科长一起吃饭，见识就比较多些。部队打算提我当防化连司务长，师长都盖过章了，可是报告打上去还没批下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我从81师师属机关退伍时，听了建设三线动员报告，就报了名。1966年2月，我去镇江集合，来到了贵阳。

　　造完厂区宿舍，我被分去食堂当了管理员。我爱人也是建湖人，我们是在化工厂认识的。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她响应号召拿了下放证明回家种田。那时说国家经济好转后，凭下放证明可以优先照顾。她来到新光厂就在食堂里做炊事员，后来去托儿所当保育员。家乡建湖是平原，口粮上比较紧张，贵阳虽然是山区，三线建设企业的粮食供应还是有保障的，我就想把家里人带过来。新光农场建立后缺少劳动力，我家父母、两个弟弟，还有妹妹和大姐家都陆续过来了，他们先在农场种菜、养猪。当菜农每月有20斤口粮，十几元工资，后来农场人都进了家属工厂，我爸妈还在喂猪，也算家属工厂成员了，以后也有退休金。我三弟赵玉海，1970年应征入伍，在老挝当了6年工程兵，专门给首长开车，复员后回新光厂还当驾驶员，开大客车。

　　来自建湖的赵家人，中为赵玉龙

　　改革开放后，我调到招待所，厂里经常有外国专家来，德国的、法国的、黑山共和国的。厂里送我到上海锦江饭店学了两个月的西餐，又去北京外语学院学西餐西点，回来烧烤羊排和牛排，还做西瓜盅。后来实行三产承包，我承包了招待所。过几年招待所被撤销，我当了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后来是经理，自负盈亏，我没有拖欠过职工的工资。

　　我有三个儿子，长大都进新光厂上班。现在老大在私营企业开车，老二在劳务公司工作，老三在爆破公司当技术经理，都在贵阳生根了。我家大孙女大学毕业后，被建设银行录用，在上海成了家。第二个孙女也是大学生，现在做房地产销售，第三个孙女今年也考上了贵州大学。

　　二弟玉和家的姑娘还在新光厂，是个车间主任。小弟玉海的大姑娘，大学毕业在龙洞堡机场后勤部。我大姐84岁，做太姥姥了。三妹家的儿子、媳妇也都在贵阳。我每天早上和老爱人一起出去打太极拳，队伍里我们赵家老一辈就有7个人，过年大家聚会，来齐整了可以坐满4桌人。

　　赵玉龙大姐的女儿胡金莲是跟着父母从上海迁往贵阳的，1971年，金莲的哥哥中学毕业，不想去农村插队落户，在上海就业又没门，三个弟妹日长夜大，面临同样问题，父母心一横，就带上全家迁去了贵阳。

　　胡金莲（随迁子女）：

　　我家的“三连”舅舅很聪明，复员去贵阳没多久进了食堂工作，后来他自己还开过面包店。我阿姨、叔叔、外公外婆都是跟着他过去的。我妈妈赵根娣17岁嫁给我爸，爸爸胡大成本来在上海工作，父母生了三个儿子，就我一个女儿。那时中学毕业时要“一片红”去外地下乡，听舅舅说厂里要招工，爸爸去贵阳看过一次，觉得那里太苦，但拖了两年还是去了，哥哥进厂工作了。但是大弟、小弟在贵阳也没逃过插队务农的命运。我是独女才没去农村，1976年12月顶替爸爸进了厂。我小阿姨赵玉琴十几岁就上班了，和外婆一起住在农场。后来胶木厂关掉了，但他们有股权，退休金比新天退休的人还高。我们家几代人都在新光厂工作、生活了几十年。

　　我老公袁勤刚也是新光子弟，他家原来住在上海市中心的天津路上，父母内迁时，把五个儿子都带走了。2005年，我儿子从贵州大学艺术设计系毕业时，袁勤刚买了一张火车票，叫儿子去上海试一试。儿子起先还不大肯去，没想到去了就被招进互联网大公司，工资很高。到底是上海机会多呀，他发展得不错，几年后结了婚，媳妇是复旦大学毕业生，我们现在都抱孙子了。我妈妈赵根娣84岁了，和我哥一起住在新光宿舍。我要照顾小孙子，两头走走。

　　胡金莲随父母迁往贵阳的那一年，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袁勤刚也和四个弟弟一起，跟父亲袁林根乘上了西行列车。老袁是上光厂装配技工，在赤光厂创建时被选为筹建组成员。1971年，袁林根携妻子金月珍和五个儿子迁往贵阳。袁家五兄弟在山里长大之后，分别进新天成了车工、镗床工、油漆工、装配工和光学工。老三袁勤德在1979年高考中被贵州工学院录取，毕业后在石家庄工作并在当地落户，另外三兄弟都在贵阳扎了根。

　　后来的研究表明，文革最初狂潮过去后，1970至1971年，经济建设上出现了两年过热期。国家计划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到983万人，其中600万直接从农村招进城市。一些三线企业在扩建和急剧膨胀中，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出现下降。一批为援外装配的40架“歼6”歼击机中，有7架因不合格无法交货。因此中央政府作出决定，新增职工不得超过规定计划，对“四五”计划中的经济指标也作了相应改动，适当放慢了大三线建设的进度。(3)

　　(1) 参见陈东林《1966—1976年的国民经济》

　　(2) 参见葛民治《艰苦奋斗创建新天》

　　(3) 参见《中共与三线建设》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