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学生是象牙塔尖的精英。具有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的中专生，在企业中也被列入知识分子队伍。新光厂有数百位老大学生和中专、技校生。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这家科技型企业不断创新的原动力。

　　设备的陪嫁

　　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何开钧，和14名大学生一起转向，从陕西被改投到85号信箱里。毕业前夕他们已被定向分去筹建中的国家仪器仪表科学研究院，项目在文革中遭遇流产，购置的进口设备转给仪表局属下的各大企业，人员也随之发往各地。对工作地点从陕西换到贵阳，何开钧基本无感，只要能学有所用，在哪都行。

　　何开钧（南开大学毕业生）：

　　我1940年在安徽出生，10岁时跟父亲先去东北，后来到了北京。父亲因右倾言论被下放回家，我独自在北京上寄宿中学，高考中被南开大学物理系录取。临毕业前，国家筹建中国仪器仪表科学研究院，从各高校抽了250名大学生。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仪表院不建了，学生们便跟着已购置的德国精密光学测试仪器，还有中国第一代8台晶体管军用计算机等贵重仪器设备，重新分配，其中15人到了贵阳新光厂。

　　我先在光学车间劳动，跟车间主任袁杏宝和其他师傅学研磨、抛光，在车间里做“大饼”——138毫米的高精度平面反光镜，还有220毫米的计量标准尺，计量局以此作为长度基准尺，材质薄软，又大又窄，对平行度、平面度和光洁度要求很高，生产中出现斑点就报废，做10根能有一根合格就算不错。在劳动过程中我做些技术改进，提高了效率和合格率。1971年9月，我请探亲假回安徽，袁师傅说，标尺没人做怎么办？我加班半个月，把到年底的活都赶了出来。袁师傅很高兴，特批我一个月假期。临行前的27日全厂开大会，军管会主任做报告说要准备打仗，可能打到黄河以北、长江以南，三线建设要发挥作用了。那时还不知道发生了“9.13”林彪事件，我和爱人先到桂林旅游，又去观赏阳朔山水甲天下的美景，闻着桂花清香一路登顶，山河壮美，我心里却浮现出解放战争中的一个场景，那天母亲拉着我跑到西瓜地棚屋中躲避战乱，周围枪炮声响了一天。傍晚，国民党飞机从头顶掠过，一颗炸弹扔下来，西瓜和泥土一道崩裂开来，那个血色黄昏让我终身难忘。

　　林彪事件后，开始抓革命促生产，我被调到光研所搞科研，开始研制激光长度检测仪器，当时叫双频激光干涉比长仪。以光的波长为长度基准，测量精度要达到0.2微米，美国搞出来还没多久，我们就要开始研制。这只是组长朱振平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设想，没想到葛民治、陈商诚都很支持，调了清华研究生朱仲雄来搞结构，留苏的程祖珍做激光器，我搞光学设计和测试，吴理曼和朱振平一起搞电子线路。大家昼夜加班，经过两年艰苦奋战终于做出来了，测量精度达到0.14微米，比国家计量科学研究所的仪器精度还高。光研所有一批酷爱技术的人，无论大中专生，还是试造工人都很厉害。比如锥体棱镜，是美国人登月时用来测量的高精度反光镜，西德蔡司最先做出来，光学祖师爷级别的龚正宗和我一起设计、制造，加班两个多月达到了精度要求，高级技师胡志富负责结构总装调试，重复地铲、研、修几个月，让精密导轨达到了微米级精度。跟踪世界科技前沿要有牺牲精神，那时大家玩命似的加班，劳动强度很大。朱仲雄、吴理曼和朱振平等同事，先后都患重病英年早逝，多么可惜的人才啊！

　　在劳动中跟师学艺，沉迷于技术创新，在钻研中如痴如醉，心无旁骛。何开钧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派性斗争毫无兴趣，“你们去抓革命，我促生产”。那时他还预料不到，后来的自己会走到哪一步。

　　分居两地

　　1968年走出象牙塔的大学生，大多都去了大三线。昆明工学院毕业生张建美暂别同学爱人，住在新光单身宿舍。爱人曹祖桢在四川攀枝花钢铁厂，西南大三线建设企业的重中之重。

　　像这样与爱人各奔东西的同学伴侣，当时在新光还有几对。

　　张建美（昆明工学院毕业生）：

　　我和曹祖桢是初中同学，都是云南个旧市人，后来又一起考上昆明工学院，他在电机电器专业，我在无线电专业。一年后院系调整，把我们都编入机械制造专业的一个大班里。1966年毕业遇上文化大革命，拖延到1968年4月分配，我来到贵阳85号信箱，他去了四川攀枝花钢铁厂。那时攀钢比我们更艰苦，我去探亲时只见一大片地，厂房还没建成，住宿也是竹编围墙的工棚，屋顶上盖着油毛毡。我想让他调来贵阳新光，可是攀钢不肯放。

　　曹祖桢与张建美

　　1971年女儿曹薇出生后，我先一个人带她，后来我妈过来帮忙，小脚老太太也住在集体宿舍里。6个人一间屋子，有8张单人床。孩子就和我睡在一起，后来我分到妈妈宿舍一间9平方米房子。我在工艺处搞机器设备，赵德甫、张宝贵是负责人，组里还有鲁良权、虞和清、史龙才等。有段时间鲁良权在挨批，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我们这批大学生去时，厂里两大派已经形成，我们初来乍到，没参加派性组织。后来大家相处得好，也不大管政治上的事情。

　　1977年我要做一个妇科手术，老曹过来照顾我。那时请假都请不起，他在我们厂做点车工活，算是照顾性质的借工。我身体刚恢复一点，他就回去了。他在攀钢机修厂也是业务骨干，组织科几次去调人，那边都不放。直到1978年，我们分居十年后他才调来，在八厂做配套工装，生产工艺上提出要做什么工具，夹具、模具，他们都会做出来，后来他还当了技术副厂长。我是做产品的，厂里引进项目派人去美国培训时，我也去了。我俩都被评上高级工程师，在新光工作到退休。我退休后还被留下来多做了两年，到1998年办了退休；老曹退休第二天，就被合资企业麦克奥迪请去帮忙了。

　　我们住在生活桥的小平房里，自己挑煤烧火。大冬天结冰时，还要敲冰取水，非常艰苦。但同事和邻居之间都很要好，很多人在贵阳没有兄弟姐妹和亲戚，谈得来的同事和邻居，关系就比较亲近。每次过年，都有五六家一起过，平时周日会带孩子一起去爬山。上海人回家也帮我们带东西，薇薇从小就在上海人堆里长大，也讲上海话，她不怎么让我操心。子校老师说，这孩子是“响鼓不用重锤”。

　　隐形的帽子

　　上海机械学院毕业生许学成，戴着“内定反革命”帽子来到了贵阳新光厂。虽然只是内部结论不曾公开，但这帽子罩在心头，也让他难见天日。

　　许学成（上海机械学院毕业生）：

　　我是浦东张江镇本地人，高考那年，张江镇三条街只有我一个考进大学。我在学校当了班长和团支部书记，1966年6月11日宣誓成为预备党员。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一切，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一位女教师，被批斗后自杀身亡了。1968年下半年，最初的混乱过去后，学校对此事展开调查，我被喊去审讯。事发那天我不在场，但我是三个班级的红卫兵头头，无论怎么解释都没用。我被软禁起来写检查，给自己先扣帽子，不尊重军宣队、工宣队，就是不尊重中央文革啦；说自己披着造反派的外衣，长着保守派的灵魂，像给自己写大字报。但我对女教师自杀事件确实不知情，也没打过老师，就拒绝在检查里写这些。

　　许学成大串联时在长城留影

　　军宣队到张江镇找我爷娘，说我反中央文革，反军宣队和工宣队。我爸妈听得眼泪汪汪，不晓得我到底做过什么坏事。审了一段时间学生要分配了，校革委就出了结案书，说我是“内定反革命”。如果不签字，就送去安徽军天湖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后看表现再重新分配，如果签字就正常分配，去贵阳支援三线建设。还告诉我说，“内定反革命”只是组织内部掌握，不公开披露。两条路摆在面前，你自己看着办。在劳改和正常分配之间，我还有什么可挑选的呢？签字后，我获得了自由。那天是1968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我去食堂吃了一碗面。第二天就和五个同学一起上火车去贵阳了。厂里单身宿舍住着很多大中专生，就像换了一所学校。浴室在大雨中被烂泥冲坏了，我们挑着簸箕，扛起锄头铁铲去修路，还去习水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来再去机修车间劳动，弄来弄去，八年时间就没了。这期间“内定反革命”身份被提过两次，一次是谈恋爱时，中专生王美玲长得眉清目秀，有三个人想和她谈恋爱，当时女青年找对象首先考虑工人阶级，农村复员老兵都比大学生吃香。王美玲对我似乎有点好感，我经常讲三国西游和七侠五义故事，她听得蛮有趣。有同学看出苗头，叫我把“内定反革命”实情相告，我心里没有把握，请他帮忙探探口风。王美玲回话说：“许学成是坏人？我没看出来嘛。”反而促成我们确立了恋爱关系。还有一次厂里成立“三反”工作组要抽我参加，后来又悄悄告诉我说不成功，说我在大学里有血债。这结果在我意料之中，帽子虽然没有公布于众，但是装在材料袋里，就是无形的枷锁。我没有被拉出来斗争，和其他“牛鬼蛇神”相比就算是幸运的了。那时我天天和师兄弟混在一起，喝酒聊天打牌捉猪猡，还讲粗话，就想把“臭老九”的痕迹揩揩清爽！

　　1978年有一天，厂里组织部长叫我去，我看到了母校马列主义教研组副主任和另一位老师。老师说，经过再次外调和复查，找到了殴打女教师的学生，证明那天你确实不在场。这十年让你受委屈了，我们专程来向你赔礼道歉。说着，老师弯下腰朝我鞠躬。我惊慌失措，扶住老师说，受不起、受不起。组织部长说，你档案里的检查和材料都理出来了，今天当着你的面销毁。火柴擦亮后，看着那一叠叠检查和结案书，几秒钟内化为灰烬，我不禁放声大哭……

　　后来厂里提拔我做车间主任，叫我入党。我说1966年我就被批准过，介绍人还在呢。领导说中央文件是不能违反的，你再办一下手续，党龄就从1978年平反时开始。

　　蹉跎岁月

　　夜深人静，王家驹趴在红灯牌收音机前，在嘈杂的频率干扰中，分辨着美国之音华语广播，想象山外世界的另一种样貌。有时他伏案写作，在笔尖流泻对荒诞现实的感知。多年以后那些篇章结集出版时，他已病入膏肓。岁月像沙漏般的流失，邓美慈觉得丈夫这一辈子是被她给耽误了。

　　邓美慈（潜望镜技术员）：

　　王家驹离开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讲坛后，在贵阳三线企业无所适从，只能在厂工会做点宣传，打打杂，唯一和专业有点关系的，是和工友卞铁夫、谢永泉一起写了个剧本《一代英豪》，由他导演成话剧。葛民治觉得还不错，很支持他，给做了服装和道具，在厂里演出后，还被市里选去北京参加全国总工会调演，可是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停止一切文娱活动，这个戏就不了了之了。

　　厂里爆发急性肝炎时，小帅也被传染上了，本来托带的农户少伯家怕被传染，只好让他回家来。那时王家驹被借去省京剧团排样板戏，剧团要下乡，我正怀着女儿反应特别大，有次刚输完液，站起来就昏倒了。王家驹请不到假期来照顾我，就带上6岁的小帅下乡去，让我轻松点。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出不了门，王家驹就点了一盏煤油灯，教儿子学画画，那是小帅的第一幅画。为了培养兴趣，王家驹经常摆出各种姿势，给儿子当模特儿。后来我们家买回青菜萝卜，鸡鸭鱼肉，也都让儿子先画好，再拿去煮。

　　1977年的一天，厂里大喇叭里在喊话，叫王家驹接长途电话。他听到广播先一愣，感觉是不是妈妈死了？跑去接了电话，才知道是个好消息，上戏的老师把他介绍给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推荐他去演话剧《东进东进》。王家驹本来对参军没什么兴趣，但是去了部队，家人就能随他调出山区，他也就去了。一年后我们成了随军家属，迁去了武汉。那年小帅在子校快升初二了，转学到武汉之后，王家驹请了上戏舞美系校友指导他画画，小帅初中毕业就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一个人去了北京。我调入华中工学院，学校成立光学仪器专业，实验室里只有一些小型的显微镜，我想带一套大工显组装图纸去教学，光研所支部书记陈商诚同意了。本来我刚进学院，还轮不上教这门课，有这套图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很感激陈商诚，他是浙大毕业生，能理解我们的想法，也愿意帮忙。我离开新添寨时，王家驹还在武汉排戏，工友们都来帮我打包托运。邻居给我打制的一套家具也被我带去武汉，现在还在那里。

　　几年后，武汉军区文工团在国家裁军时被解散，时年50岁的王家驹又陷入无所事事的境地。儿子小帅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走上了父亲未竟的艺术之路。后来他以大三线建设为背景，编导拍摄了《青红》《我11》和《闯入者》系列电影，人物和故事显示了年少时的印记，也表达了他对时代和人性的反思。

　　少年王小帅画的父母亲

　　2010年，上海戏剧学院59届表演班重排毕业大戏《钦差大臣》，集结起从前的同窗，焦晃、娄际成、张明煜、顾永菲、卢时初……当然也有王家驹。40年前的同学很多已享有盛名，而他的这段时间就像被删除键触碰，消失殆尽。他努力呈现角色，手眼身法步依然出彩。全剧进入连排时，他突然栽倒在地，起不来了，送医院抢救时发现身患重疾，妻子儿女都劝他放弃演出，但他拔掉输液管回到剧场，坚持演完所有场次。返回北京后，王家驹带着新出版的《天窗》给老同事去送书，他淡然自谦，这是几十年“缝穷”的产物。他很快就疾患加剧，入住医院。邓美慈守候在侧，寸步不离。返回北京的第42天，王家驹告别了这个世界。

　　后来，王小帅从父亲散文小说集《天窗》里，挑选一篇想象奇特的《玉米人》，改编拍摄成故事短片，在2015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首映，王家驹在儿子的电影中获得了永生。

　　王小帅（著名电影导演）：

　　有无数次，母亲说起是自己连累了父亲的时候，总是被他大声呵斥住：

　　“是你的错吗？那是大洪流啊。我能看着你们娘俩就这么过去了？如果是这样，为了所谓我的事业留在上海，我告诉你，我会活得更痛苦，我会后悔一辈子！就算我留在了上海，那又怎么样？不就是个普通的教师、小小的演员？”父亲这样的话，现在想起来，他是在帮母亲卸下她身上的十字架。

　　但母亲能理解吗？(1)

　　潮起潮落

　　陈海宝要去清华大学管理班深造了，厂里有传言说，葛民治开始物色接班人了。陈海宝曾在文革初期专程赶去上海，将被揪斗的葛民治抢回了贵阳。在两派大联合中，他参加的支红派在形势翻转后让他吃了轧头。葛民治恢复工作后，陈海宝被任命为厂部党委秘书，又得到了重用。如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班的宝贵名额给到了陈海宝，这个企业管理干部专训班，也是后来让企业家趋之若鹜的MBA的前身。然而，陈海宝学习一年半归来时，非但没有传说中的升职，连正常工作都被停止了。

　　命运再一次将他推入漩涡。

　　陈海宝（时为新天公司党委秘书）：

　　那年清华管理班，是机械部委托办班，只有40来个学员。由企业推荐5年以上工龄、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干部，参加考试后入学，贵州省选送考试的20多名干部录取6个。葛民治对我说，学完后也许由机械部分配，不一定回来。同学中确实有不少人被调任、提拔，有的当了副部长，后来成了副省长，还有一位做了大银行副行长。我回到贵阳，就碰上清算文革“三种人”，就是“打砸抢”分子和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以及混进党组织队伍的造反派。新光厂有两人被列为“三种人”，一个我，另一个也是支红派，据说是上级部门定的。有人说陈海宝休想再翻身了，他档案有两尺厚，终生都会跟着他。

　　这次以党内整风的形式，让我脱产检查反省。我有点想不通，既然上次已经审查过，出过结论，怎么又搞一遍？尽管没有做任何处理，也保留了党籍，但我已经心灰意冷。机械部仪表司来人找我，让我去秦皇岛工作，可想到两尺厚材料要跟我一辈子，也没什么前途可言了。那时两个孩子要准备考学，异地读书有许多不便，我就放弃了。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个人实在太渺小、太无足轻重！

　　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三种人”概念被淡化了，公司搞现代化建设，要编写成套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和员工考核办法等，葛民治说陈海宝在清华大学读的就是这个专业，让他编写吧。还成立企管办，叫我当主任，带几个人一起搞。新一届领导班子上来，我被聘为公司总经济师。2000年，我和来观梅一起退休，离开让我三起三落的新添寨，回到阔别36年的上海，在西渡定居。我俩分别在民办大学和职业学校教书，度过了这辈子最平静的十年。

　　车轮滚滚

　　徐玉龙1967年从上海财经学院毕业，到贵阳新光财务部门工作。在参与预决算和成本核算等工作中，对企业运作中的投入与产出，有相对直接的感受和认识。

　　徐玉龙（前新天公司财务处副处长）：

　　三线企业是特殊时期的战略部署，在投入与产出上开始是只看社会效果，不论经济效益的。每年做预算时，在社会负担上投入至少超过15%。新天公司规模最大时有11家分厂，职工和家属多达11200多人，最高峰时职工到过4800人，每件事都包管、包安排。早期职工退休金也由厂里支付，企业负担重，很难赚钱。在计划经济时代，销售和分配由部里说了算，原材料也是配给的，产品销售按计划发走，有库存积压都不用管，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我每年往北京跑两三次，参加全年计划、财务预结算会议，还有财务大检查等等，到年底再把人家计划上用不掉的钱要过来。新光厂造大礼堂也向部里要过资金，造好后固定资产成本就上去了。贵阳山区非常艰苦，要让职工安心生产，不这么做也不行，所以葛民治当这个家很辛苦。他经常去了解部里一些资金和资产情况，得知有解放牌汽车和吉普车，马上叫我们去要。那时产品销售由国家统购解决，企业只讲总产值。每到月底加班，装配车间要出产量，每天完成多少台仪器都要上报一机部四局。葛民治月底就坐镇装配车间，深夜去食堂吃饭也自己买饭票，那时干部都比较廉洁。

　　三线企业管理体制很特殊，单从经济角度来看，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就说潜望镜项目，这个军品和民用产品的成本是分开核算的，海军装备部就为此投入了1700万。企业扩建后，生产能力提升了，设计年产为20套潜望镜，结果做了七八套吧，因为没有那么多任务，产量没有达到设计的能力，就造成了很大浪费。在生产过程中，不锈钢大镜管要从齐齐哈尔运到贵阳，加工装配后运去四川调试，然后运到辽宁上舰，一根潜望镜在大半个中国来来回回，在运输上就有这么多投入，生产成本极高。

　　1975年的一个夜晚，汽车仓库管理员沈莲秋吃过晚饭，就听到外面有人喊：“车库着火啦！”她对丈夫颜其谋说，我要去看看。跑出家门后，很快就闻到了风中飘来的焦火气。

　　火焰在车棚顶上翻卷，油毛毡被烧化后塌落掉下，点着了一辆林肯轿车。这车子是上海配给葛民治用的。几个小青年用铅桶和木盆装水扑火，但火势还在蔓延，轿车边上有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钥匙在驾驶员身上，人不在没法开动。火势危急，众人赶紧合力，把边上的车辆推开去。林肯轿车烧成了散架，车棚的木柱轰然倒地。

　　沈莲秋（汽车仓库保管员）：

　　那天我赶到现场，火势还不小。厂里消防车停在赤光厂，大概有两公里，跑去开过来都来不及。还好汽车零件仓库是砖墙，和停车棚隔开一条沟，火没有烧过去。仓库里有几百种物资，如果着起火来，损失更大了。起火原因可能是车辆本身老化，电瓶充电中有什么药水滴下来引起的吧，还好其他车辆都及时推开了。

　　那时厂里各种各样车子有几十辆，解放牌卡车4吨、8吨的都有。所有的生产原材料都靠汽车拉进来。扫帚、拖把，擦机床用的回丝，也要从上海拉过来，因为贵阳没有。产品发到全国各地也靠汽车运输。每天还有四部大巴士早上6点半出发，开往市里四个站点：火车站、紫林庵、油炸街和喷水池。大巴士送职工去市里办事、就医、往返上海去火车站，还要接送职工子女去市里读书。三线企业都是大而全，所有车辆保养和维修都在厂里解决，发动机也自己修理。仓库里除了汽车外壳，大小零件几百种应有尽有，什么弹簧钢板、刹车片，零配件都得备齐。还有汽车充电设备，厂里有两个专职汽车电工，有专用汽车油库和加油工，大家叫他“油老板”，还有专门处理事故的安检员。驾驶员中有不少三连老兵，因为经常跑外面，能买到食品食物，司机比书记还吃香。贵阳山区的副食品供应紧张，农副产品运输也是一大任务。我跟过一趟车，是在拉钢材途中给厂里买花生，要去同仁专区下面的松桃县，那次有两部8吨的黄河牌卡车一起走，还是下雪天，山路很难走，卡车在山里绕了三四天。

　　颜其谋、沈莲秋和女儿摄于60年代

　　有次过年前，蔬菜紧缺，厂里叫我家老颜去同仁专区想想办法，他上了大卡车就出去了。颜其谋在同仁专区工作过，车子开到那里，碰上县里开常委会，县长书记看到老颜来了，就给点面子，叫人把留给县委的大白菜从地里收起来，让他拉走了。

　　新添寨前的土坡道早先只跑马车，晴天尘土飞扬，下雨泥浆乱溅。新光厂驻扎后开始愚公移山，路边山坡被削了一次又一次。泥土坡道被压成了大马路，新添大道后来成为贵阳市的主干道之一，拐入厂区和宿舍的小路也起了名字叫新光路。

　　三线厂矿的职工生活物资粮食、鱼肉、蔬果，都靠卡车运进来。内迁人员粮食由地方政府调拨，结合年龄工种等定量配给，为照顾上海职工的生活习惯，建厂初期的粮食供应以稻米为主，两年后20%改为粗粮，其中面粉和玉米渣、面等各一半。文革后期粮食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粗粮比例也不断提高，大米仅为10%，面粉和玉米等升至90%。很多内迁职工想方设法调换全国粮票购买细粮，改善伙食。各种人力速递也随之出现，去上海探亲或出差的职工都要带回不少箱包纸盒。从奶粉饼干酱油糖果、咸鱼咸肉香肠腊鸡，酱油烤麸百叶结，服装毛线布料纽扣……人们互相托带，行李越搞越多。身强力壮的单身小伙子，不带个三四十件才是怪事。曾经有个职工，最多一次带回过70多件行李。上海火车站上，送行人员与贵阳接车情景同等热闹，当时一张车票可买两张站台票送客，新光人总有本事搞来站台票，七手八脚将一众包裹塞入车厢行李架，用绳子一溜串起。接车的工友也会涌上车厢搬运卸货，乘工厂班车返回时，像打了一场胜仗。贵阳火车站曾规定出站行李过磅，每人不得超过20公斤。有些职工便去结交车站人员，拎上行李去走边门。后来职工们意见太大，厂里专门去车站打招呼，终对新光人网开一面。

　　轮上的世界载着东部城市与工业文明的优势，在原始山脉里滚出了一个企业的生机，但在更大版图上，这些小社会还是势单力薄，缺乏持续滚动的能源。

　　三线建设开展初期，国家建委党组就指出：“现代工业生产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布局过于分散会给生产协作和经营管理造成许多困难，每个工厂分散建设以后，都要为它修建公路或铁路专用线，都要为它解决供电、供水问题，都要为它单独搞一套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等生活福利设施，都要为它远距离运输原材料、燃料和协作件。这样做就会多花建设投资，提高生产成本，是不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2)

　　在准备打仗的紧张气氛下，这些短板往往是被忽略的。

　　花开两枝

　　潜望镜在3年试用期内，共进行过20次海试。1970年7月，一机部和海军司令部联合鉴定组认定，第一台国产潜望镜可以装备部队使用了，另一台对空导航潜望镜也可交付使用。这消息令人十分鼓舞，更让人振奋的是，除了中国海军装备每年有需求外，受帝国主义封锁的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等国也发来了订购单，生产计划排至1972年就达15套。国家部委决定，让上光厂重新组织投入潜艇潜望镜生产。此时新光厂已是潜望镜生产的排头兵，李世英还去朝鲜指导过潜望镜的实艇安装与出海试验。上光厂也派专人前来取经。两家企业原本是一家，老同事相见格外亲切，新光人毫无保留地送上设计及工装图纸，还有部分测试仪器和实验设备。两厂还组建联合攻关组，对潜望镜使用中出现的问题会商改进，共同攻关。

　　1974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了，艇上的对空导航潜望镜也由新光厂出产。新光厂内涉及潜望镜项目的职工已有250人，其中74名专业技术人员，成为国内实力最强的潜望镜研制企业。湖北388厂、海军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等基地，均仿照新光厂803大楼的结构设计和校验方式，建设了潜望镜生产安装或修理基地。

　　建立行业标准、生产管理模式输出，这些现代企业管理概念，当时还没有引进中国，但实践中已初露端倪。潜艇潜望镜从研制到批量生产，对新光厂的建设发展和能级提升意义重大。潜望镜是舰艇的眼睛，而应用范围更广的民用光学仪器更是整个国家工业生产的眼睛，在新光厂占据着主导地位。从上海迁来的2类12种产品，按期投产并升级换代，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内迁创业初期，从上光厂迁来新光研究室的科技人员就有90多人，1968年的新大学生又充实到科研队伍里，理当按部就班去实现目标。但文革中八成以上科研人员被当成“臭老九”下放劳动。在举步维艰的科技道路上，他们并未停止钻研，而是会同熟悉工艺和身怀绝技的一线职工，设计出十多种新产品。其中包括三种投影仪、从1米到3米的测长机，还承担了集成电路光刻机、航测遥感仪主机、解析测图仪等产品的科研攻关，高级工程师胡清记载过在动乱期间大家坚持科研的经历。

　　胡清（时为科技人员）：

　　1966年我作为上海光学仪器厂的八百多内迁职工之一，来到贵阳刚竣工的新添光学仪器厂创业。设备验收时，我在《尚未到货设备清单》上赫然发现了：“度盘检查仪，产地：瑞士”。未到货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急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实行贸易“禁运”。党和国家号召各行各业“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为了彻底解决度盘检测的“老大难”问题，在我的建议下，厂领导决定自行研制度盘检查仪。

　　1970年研制工作刚起步，首先遇到的障碍是，“文革”中厂里大部分技术人员都被下放劳动。当时的生产负责人宋万智，果断把正在车间劳动的技术骨干朱振平抽调上来负责项目攻关组，朱又亲自“点将”朱仲雄参加。上世纪六十年代，朱仲雄在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五年制）毕业，后又留校读研究生直到毕业，这样的高级人才，在那个年代可谓“凤毛麟角”，但因其所谓家庭出身问题，刚分到我厂，就被安排到金工车间劳动。在朱振平的坚持下，厂领导顶住极左思潮的压力，几经周折，把他抽调上来。攻关组的成员还有：黄寿龄、戴培森、夏子祥和我（后期参加研制工作的还有：邓传祥和吕鼎昌）。工作地点设在我工作的计量室。

　　要研制当时在国际上也属先进技术的光电度盘检查仪，可谓困难重重，没有样机可以借鉴，在贵阳又无法查到国外技术资料；再说科技人员研读外文资料，要被扣上“崇洋媚外”、“白专道路”帽子的风险，弄不好要被批斗。朱振平趁在上海出差的机会，到上海图书馆查阅外文期刊，把有参考价值的论文拍成微缩胶卷带回贵阳，关起门来仔细研究……

　　光电度盘检查仪调试阶段，正值文革期间我厂两派武斗最激烈时期，计量室窗外，人声鼎沸，两派拳脚相加，棍棒长矛针锋相对，口号、互相指责声通过高音喇叭传了进来。攻关组全体成员没有一个为之所动，坚守岗位，埋头工作，不时地讨论着仪器调试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当时武斗两派都把我们这些坚持工作的人视为脱离革命运动的“异类”，被称为“逍遥派”……由于贵阳市的两派也在忙于“文攻、武斗”，发电厂开工不足导致供电紧张，有一个时期，我厂只能白天停工，职工改上大夜班。我们半夜11点起床上班，第二天早上5点下班。

　　光电度盘检查仪终于在1974年研制成功，其角度定位都达到0.5秒，测量过程全自动进行，检查一块度盘仅需10分钟。在精度、效率以及核心技术应用方面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3)

　　胡清讲述中提及的研究所骨干朱振平，后来成为新天公司经理，也记录过当时的科研经历。

　　朱振平（时为科技人员）：

　　我下放在计量室劳动时，针对计量设备现状，和大家商量并得出共识，将来要制造质量稳定可靠、精确度高的几何（长度和角度）计量仪器，其标准器一定要具有精度高、稳定可靠的特点，而且检测标准器的手段一定要采用现代的高新技术，解决标准器快速、高精度的计量问题，才能满足计量仪器生产的需要。因此，我和胡清等同志着手改造检测标尺的线纹比较仪，发挥我所学的电子技术的专长，采用光电瞄准方法，通过若干次试验，改造成了光电线纹比长仪。

　　……

　　在七十年代初，为了追赶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当时光研所领导陈商诚、朱壁文等亲自组织长（圆）光栅位移数字显示技术的研究，经过几届领导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光栅刻划、复制技术日趋成熟，光栅数显技术、细分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已取得可喜成果，居全国领先地位。(4)

　　1978年春天，光研所支部书记陈商诚作为科技先进单位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科技大会，捧回6个奖项。在潜艇指挥潜望镜、对空导航潜望镜、核动力潜艇对空导航潜望镜等军工项目之外，新光厂研制的光电度盘检查仪也获此殊荣。那次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在致辞中说“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当他讲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全场掌声雷动，许多人泪流满面。(5)

　　(1) 参见王小帅《薄薄的故乡》

　　(2) 参见《中共与三线建设》

　　(3) 参见胡清《第一台光、机、电自动化仪器》

　　(4) 参见朱振平《高原上的一颗科技明珠》

　　(5) 参见马立诚《交锋三十年》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