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是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之年，国家和社会严重失控，各地武斗流血事件不断，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无法正常运转，起步不久的三线建设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从1967年到1969年初，三线建设重大项目如成昆铁路、第二汽车制造厂、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等都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贵州的三线建设启动略迟，大部分项目到1966年才开工，但受“文革”冲击却最为剧烈，相当大部分项目刚开始就陷于停顿和瘫痪，变为旷日持久消耗惊人的牛皮工程。贵州经济在“文革”中的动荡和破坏甚至超过了四川省，196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低于5年前的1964年。(1)(2)

　　出气筒

　　群龙无首，人心涣散。新光厂很多职工返回了上海，工资停发了，只能回家去啃老。有些人跑去娘家上光厂发泄不满情绪，想杀回老家闹革命。内迁主力的光学车间，时任党支部书记王惠芬就成了一些人的“出气筒”。

　　王惠芬（时任上光厂光学车间党支部书记）：

　　我和爱人老刘都是解放后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参加新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开始我俩都在上海工具厂，也是一个部属企业，我爱人是党委书记。1956年我被调到上光厂光学车间时，工厂还在河间路。我看着上光厂一步步建设、发展起来，国家投入很大。1958年厂里就进了400名大学生，从北大、清华，到复旦、浙大都有。职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1965年内迁前，还来了200名大中专生，加上厂办技校培养的学生，技术力量十分强大，不断有新产品研制出来，包括华山医院神经科用的手术显微镜。那时职工思想单纯，内迁时都是发自真心，踊跃报名去贵阳的。运动一来，把大家思想都搞乱了。

　　造反派把葛民治揪回来批斗时，点名要我揭发葛民治，说我包庇他。我对造反派说，葛民治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把他斗死了，可不可惜啊？再说我为什么要包庇他，他已经在贵阳搞三线建设，也不可能再提拔我了。文化大革命是脱离常识、没有道理可讲的。

　　1967年，新光厂来了50多个人，要把我弄到贵阳去批斗。他们每天来厂里，如果我不去，他们就不走。为了顾全大局，我决定跟他们上火车。坐了53个小时的硬板凳，刚下车站我就被套上了纸做的衣服，上面写着乱七八糟的罪名。我被押上卡车到了新光厂，关进一个小房间。第二天就开始批斗我，可是说的都是莫名其妙的事，一个工友送给我两只小鸡养白相，被说成我收了两只老母鸡……文化革命中很多所谓对走资派的批判，都是这么胡说八道、乱扣帽子的。我被责罚每天扫厕所，所以新光厂有几个厕所，我都知道。在患难中也有不少职工是讲道理，也是同情我的。诸镜清的老婆张惠君在党办工作，看我扫厕所累了，就让我去她办公室坐一坐。陈海宝帮我抄写大字报，还张贴出去，这些事我都记在心里。

　　我被关押40天后，党中央号召大家返回原地闹革命，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我就写了一份声明，表示要返回原地闹革命的态度。我把声明交给当地农民，给了五块钱，叫他过五个小时后再张贴出去。

　　乘着夜色，我逃去贵阳市火车站。进站之前碰到了新光厂的人，我索性去找车站的军代表说明情况。军代表把我从边门送进了车站，还关照列车员把我送上发车时间最近的列车，半夜12点多启程，到达柳州后，再等上午9点的车去上海。那天半夜里气温很低，寒冷彻骨透心，我这辈子都很难忘记。

　　葛家失联

　　葛民治的二女儿葛兰，从小患有哮喘病，在贵阳高原发作频繁。葛民治在受批判中，医院发来了病危通知，他被准许去医院探望时，到市里先去百货公司买了一双彩色尼龙童袜。

　　葛兰在抢救室里躺了七天七夜，终于睁开了眼睛。她打量四周后问医生，怎么床号都乱了？医生说，你总算活过来了，这是抢救室啊！新光子弟学校班主任钟敏敏站在床前，端着一砂锅鸡汤，外面裹着蓝白花布。这情景一直在葛兰脑海里挥之不去，后来她还疑惑，钟老师个子那么小，又抱着一锅鸡汤，是怎么爬上卡车到市里的呢？

　　葛兰穿上父亲带来的新尼龙袜，跷起脚丫横看竖看美翻了。洗过后晾在热水汀上，隔天却剩下一只。医生说可能被老鼠拖走了，这里的老鼠什么都吃。葛兰很沮丧，她知道爸爸最近不会再来了。

　　夏维（葛民治之妻）：

　　老葛多次遭到殴打，最严重一次，断了六根肋骨，平躺在床上还受不了，整个晚上都斜在躺椅上。我和大庆去乌当医院找老中医开方子，抓药熬汤，起效很慢，但老葛很能熬，从来不叫，身经百战从未受伤的老葛，也没有抱怨话。他最难受的是因为搞运动，刚刚上马的工厂停产，工资停发，把人心都搞乱了。有些工人悄悄跑来家里看他，为厂里生产建设担心。大家都是来创业、搞建设的，弄成这副样子，积极性受到很大打击，也难怪许多人有意见，思想动摇，想回去了。

　　几个三连老兵乘着月黑风高，把受伤的葛民治藏匿起来。厂房和宿舍楼分散在各个山坡上，藏起个把人来也不易找到。老兵们端茶送饭，不让老葛出门露脸。随后在一个深夜，将他带上火车逃离了贵阳。他们在南京站下车，找到葛民治的老战友，让他休息几天再回上海。一路小心翼翼，到了上海还提前在真如西站下车，去浦东农村避个风头。观察后不觉有异，才把葛民治送到虹口四平路372弄内，老同事王惠芬的家中。

　　王惠芬和丈夫老刘，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老刘和葛民治也是战友。他们腾出一个房间收留老葛，请熟识的医生上门为他诊治伤痛。刘家的孩子们轮流站岗，留意楼下往来的行人。四平路离上光厂不远，葛民治失踪的消息已从贵阳传来，造反派到处打听。当时被派在上光厂“二办”联系上海和贵阳事务的姚仁忠，遭到造反派多次询问：“葛民治到底藏在哪里？”

　　姚仁忠（工程师）：

　　当时有位同事经常和我互通信息，我们知道葛民治藏在王惠芬家养伤，但不能对外透露。有天半夜里，上光厂造反派开了一辆货车，闯进我家要抓我，说我是特务，还说军代表下令要把我捉去。我爱人周晓梅生下儿子还不满100天，她大声抗议，他们用力推开她，把我套进麻袋里捉走，把我家翻得一塌糊涂，摇篮里摆放生活费用和首饰的包包，也被丢到角落上的垃圾里。造反派反复审问我，葛民治到底藏在哪里？我说不知道。周晓梅怕我吃苦挨打，把儿子放在家，就赶来厂里找我，她不知道我被关在哪里，拼命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喊叫声惊动了支左的解放军，他们出面干涉，才没有对我动武。后来，老葛转移到绍兴路王惠芬妹妹家里，我还去那里看望过。

　　葛民治断裂的六根肋骨在逐渐愈合，精神焦虑却日益加剧，他闷在屋里一根接一根抽烟。上光厂造反派频频向王惠芬打探消息，还扬言要上她家去。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葛民治走出王惠芬家，乘上一辆三轮车，前往市中心的绍兴路上王惠芬妹妹的家中。为避免被人发现，陪同前往的王惠芬之子刘毅，还为他裹上了毛毯。葛民治在王惠芬妹妹家又住了几个月，然后去无锡投奔老战友，辗转于金华、杭州和江阴等地，与家人失联超过了半年。

　　两千公里外的新添干打垒宿舍，夏维反反复复叮咛孩子们，走山路要当心、要当心，别让人推下山去啊。每次听到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她的心脏就会狂跳。煎熬一阵之后，她决定让孩子们离开新添寨，去上海王惠芬妹妹家里躲避一下。时值盛夏，她把棉毛衫裤和毛衣都翻出来，让孩子们一件件穿上。十岁出头的大庆带三个弟妹上了火车，他们在王惠芬的妹妹家也住了几个月，然后再去宁波乡下叔叔家，躲避了一年多。

　　夏维和大女儿葛莲，在新添寨守着大本营，盼望云开日出，家人能平安归来。

　　逃离新添寨

　　省里镇压“411”派的行动逐级扩散，一些地区出现了武斗。为躲避危险，新光厂内迁职工大多逃回上海去。当时交通运输极不正常，每趟出黔火车都人满为患，没有一次能准点出发。从西部山区向东部城市，只能一段一段前行，且走走停停，还有到了昆明不再启动，只能返回贵阳。有位女工几天后回到宿舍，发现枕头里钻进了一堆小老鼠。

　　鲁良权原本没打算离开，因夺权行动成为“反革命份子”后，多次遭到了批斗，屁股被打得无法落座。妻子顾月莲说：“马上要镇压‘411’派，你要是在武斗中被打死，我就是寡妇，几个孩子怎么办？”鲁良权这才决定去宁波表妹家躲过这次镇压行动。为防止对立派追来，他还戴了一顶大草帽，坐在运粪车上逃出了新添寨。

　　卞铁夫、颜红娣夫妇分头行动，在列车上会合。混乱的派性争斗中，没人能说清所在派别的主张，而分派站队本身就造成了敌对情绪，很多人都感觉透不过气来。

　　卞铁夫（时为工人）：

　　解放初期，我考入安亭师范学校初中班，读了两年半就被应征入伍。在南京军区空军部队服役期间，被评上一级技术能手，当了教员，参加部队文艺会演也得过不少奖。复员后分进上光厂，当年是个很好的高技术企业。内迁去贵阳时，我们二话不说，抱着刚满100天的女儿晴虹，就离开了上海。妻子颜红娣家是上海本地人，她两个姐妹也去了西部参加三线建设。那时候的人都很单纯，也很听话。

　　文化大革命把大家的建设热情都搞散、搞乱了，各种战斗队起先还发表一些看法，有点争议还属正常，分派站队后就陷入了盲目冲动，大家都像吃了炸药，一点就着火。厂里第一次群斗，是市里学生红卫兵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由“411”派接待。他们在食堂里吃饭后要进行演出，支红派得知消息就来冲击会场。为了保护学生，“411”派成员手挽手，站成几排人墙，让学生从后面撤离。但是队伍很快就被冲散了，跑得慢点还要挨打。

　　颜红娣（卞铁夫之妻）：

　　那天我在医务室值班，听到门外皮鞋声咔咔咔咔奔过去，心里别别跳，那时我正怀着二胎。过一会儿，“411”派成员冲进医务室大叫：食堂里出事了！陆陆续续进来十多个人，好几个都受伤了。金工车间有个师傅脸都肿了，腿也被打伤了。他们不停地骂娘，摔电话出气。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脑袋轰的一下，都充血了！我叫他们不要大声嚷嚷，一边为他们处理伤痛，有的做了包扎。还有一次混战发生在夜里，也是红卫兵来做宣传，引起了两派争斗。我家老卞抱着一岁多的晴虹在那里看节目，听见皮鞋声过去，我担心他和女儿会被打到。

　　卞铁夫：

　　武斗连续升级中，我贴出大字报，声明退出“411”，不再参加任何派别。居然还有人无中生有，说我是蒋介石的徒弟，是被部队清洗出来的。甚至在厕所里都贴标语：“把一小撮坏头头揪出来”，上面写着我名字。整个场面已经失控，乱棍伤人，我决定逃回上海去。我到市里托人买火车票，请同事带回一张交给颜红娣。为了不引起对立派的注意，那天晚上我留在市里。第二天天没亮，颜红娣抱着女儿出门赶火车。我蹲在车站边的苞谷地里，等到汽笛拉响时，才跑出苞谷地，迅速跳上火车，去找老婆孩子。现在回想这段经历，都觉得像天方夜谭。那些年里发生过多少不可思议的荒唐事！

　　我们回到上海，吃住都在丈母娘家揩油，快一年没拿到工资，生活都发生困难了。直到中央文件说禁止武斗，要搞大联合，我们才返回贵阳。到站那天下着大雨，我们用衣服兜住出生不久的小女儿，踩着泥泞路，步行了十里地。刚刚踏进家门，就有人来叫我去参加学习班，还训斥我：你走起路来脊梁骨挺得这么直，太嚣张了！我是军人出身，走路怎么会不挺直呢？

　　“从头越”是以应届中专生为主的组织，厂里镇压“411”派行动前夜，他们得到消息，迅速组织撤离。二十多名学生不敢走大道，翻山越岭去抄近路。夜晚的山峦雾气浓重，看不清方向，学生们走得磕磕碰碰，夜空中不断有人摔倒，发出尖叫。

　　来观梅（中专毕业生）：

　　我也在那晚上出逃的同学群里。我们是文革前最后一届上海机械学院的中专生，两个班近40名同学在上光厂实习后，一起去了贵阳。大家刚满20岁，喜欢唱唱跳跳，就成立了文艺小分队。无论哪派开会，我们都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唱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当时大家充满革命理想，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投身到文化大革命浪潮中。

　　厂里踏平“411”、攻打梅兰山的前夜，“411”派头头悄悄传话，叫学生们快点逃出去。那天夜里，我们绕着山坡爬上爬下，走着走着就失散了。我和两个男生一起走到贵阳南站，火车票已经卖光了，等了两天才买到票。火车上人挤人，车门都打不开，我们是从车窗里爬进去的，车厢走廊里全是人，行李架上都有人，满车都是支援三线建设过来的上海人，为躲避武斗逃回去。一路上开开停停，分段倒车，火车上臭烘烘的，混乱不堪，我们在惊恐和煎熬中逃回了上海。

　　他们离开的第二天，新添寨上响起了枪声。

　　误伤

　　设在市区紫林庵的两派总指挥部，驶出大喇叭车在市里巡游，日夜吼叫，互相指责。省革委会向各工矿企业派出“支左”部队，还在暗中给支红派发放枪支弹药，省内多地硝烟四起。

　　新光厂内，支红派从矿山机器厂拿来步枪图纸，很快仿造出枪械，来福线还没达到原件的精细，但已不影响使用。面临被镇压的险情，“411”派开始做防御准备，也制造了手榴弹，还做出通电引爆的地雷。

　　这年夏天，贵阳紫林庵发生了针对“411”派发起的总攻，造成震惊全国的武斗事件。(3)同一天下午，新光厂车间副主任张志根和三连退伍兵张维真，被误杀身亡。

　　张志根出门前，他老婆吴雅娥说，天气这么热，你把地板拖一拖，我给女儿织毛衣，腾不出手来，张志根答应了。对这个大忙人来说，这很难得。他连拖把都没拧干，就在房间划拉起来。水滴落到下面人家，有人嚷嚷起来。张志根将拖把绞干后再拖。放下拖把出门后，他再也没回家。

　　吴雅娥（张志根遗孀）：

　　老头子走时43岁，一天福都没享过。他13岁给人放牛，后来出来学生意。进了上光厂也勤勤恳恳，范世福介绍他入了党，提拔他做了车间副主任。我们两年一个小孩，生了四个，但小囡怎么抱他都不知道的，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没想到内迁来贵阳才2年多，就被打死了……

　　内迁开始时，我在控江新村做里弄工作，人家叫我去动员别人全家革命。我说720号（上光厂宿舍）里人多了，我不做人家工作，我自己呢，老头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我晓得他一定会报名的，名单公布出来果然有他。我嫂嫂叫我把大儿子张昌伟留在上海，她来带。我想她自己有五个孩子，忙不过来，还是全家一道走吧。

　　老头子走的前一天，我做过一个梦。一片漆黑中突然响起“啪”的一声，一件棉袄，不晓得从哪里甩出来，扔在桌子上。我一看，是我的结婚旗袍！我娘把它改成了短衫棉袄，大热天气，老早就放进箱子里，哪能突然之间出来了，我吓一跳，就惊醒了，老头子还睏得蛮香咧。

　　过两天我去食堂开大会，妹妹叫我穿件白衬衫。我坐在那里，好多人都朝我看，我觉得奇怪。老头子几天没回来了，我想他在忙吧，也不管。没想到我婆婆突然来到贵阳，孃孃也来了，我就轧出苗头，晓得老头子出事了。直到开追悼会，我才看到他，一顶帽子压到眉毛，面孔都看不清了。后来是“411”派对我说，老张是被支红派自己人误伤的。当时武斗乱得一塌糊涂，我找谁去算账？死了就是白死，工伤都算不上。

　　那年我39岁，要拖四个小囡，成天东想西想，脑子混沌沌。我娘说，空下来吃吃老酒吧，吃到迷迷糊糊就睡得着了。每天中午休息辰光，我去山上挑荠菜，小囡下河摸点黄鳝和田螺。我一个人工资养4个小孩，只能这样过日子。老三去知青点种田时，带走一只热水瓶，还有一只全家人用。有个贵阳徒工说，吴师傅啊，人家比你条件好的还有补助，你去申请吧。我说不去，要是去申请了，还要被对立派触霉头。我就穷到底了吧，活该嫁给这么一个人……

　　吴雅娥努力地活了下去，拖大几个孩子，又带大了一串孙儿。

　　2018年，时年88岁的吴雅娥已经很难站起身来走动了。但她精神爽朗，笑容豁达，白发如羊绒般绵密。门前的树木愈长愈高，楼道里动静越来越少。她与三儿张海伟、儿媳赵美华同住，婆媳间从没红过脸。帅气阳光的孙子，在贵阳公路局上班。吴雅娥从没想过跟谁去讨个说法，甚至都记不起老张的忌日了。她熬过很多苦难，也看淡了生死，活一天是一天。最后，命运对她没办法，厄运也远离了她。

　　在那个悲摧的夜晚，803车间工人钱忠林，原本和张志根约好在车间碰头，研究改进步枪上的来福丝。晚饭时分，钱忠林还听到大喇叭在叫，要文斗不要武斗，走进车间就听说张志根、张维真出事了。钱忠林和同事被喊去贵阳医院辨认遗体，不寒而栗。

　　那天，三连老兵潘以亮和张志根一起，去市里参加行动，不过出发时，他们上的不是一辆车。

　　潘以亮（时为试造车间钳工）：

　　那天省总工会副主席给厂里支红派头头打电话，要派人去市里参加踏平“411”派的统一行动。好多三线建设企业，像011、061、0579，都参加了。我们厂先去了三部车，带了三挺机枪和一些步枪，还通知我们去小桥部队弹药库拿子弹。到了那里，仓库管理员说，你们走时要锁门哦，然后走开了，让我们自己搬。除整箱搬上车，还一把把地往口袋里装，当兵的都喜欢武器的嘛。车子开到市里，总工会人告诉我们，新光厂有辆车走错线路，有两个人在贵阳棉纺厂附近被打死了。支红派负责人就发火了，说要去报仇！马上被那位副主席喊住说，今天谁都不许动！你们先去金桥饭店住下，在里头吃饭、睡觉，不准出门，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结果这天就没有动。

　　张志根他们的车也是开往小桥部队的，是一辆意大利吉普车，上面坐了5个人，张维真也是复员军人，只有25岁。总工会规定过，支红派车头上要插3面小红旗，不知为啥，那辆车上没插红旗，开到贵阳棉纺厂附近就遭遇了枪击，射程距离大概有250米。张志根当场没气了，张维真中弹后还呜噜呜噜地说话，边上人也听不出他说啥。还有一个人在自己身上乱摸，说这里中弹了，那里被打了，其实他没被打到。最后车子停下，一个战友跳下车，躲在车后挥手大喊：“是自己人，别打了！”

　　第二天，通知我们去喷水池帮忙收尸体，踏平“411”派的行动结束了，现场惨不忍睹。有个老太把脸闷入喷水池，吓坏了。我把她拉起来拽到小弄堂，叫她赶快回家。那天收了3卡车尸体，我们朝天开枪，打掉很多子弹。当晚，遗体停放在室内，让我们看守。那些人大多很年轻，还有小孩，看着都难过。第二天，尸体被运往冒沙井一带埋掉了。

　　这次悲剧事件中的数十名受害者，和张志根、张维真一样，被那个疯狂的时代误杀了。在省内发生多起武力镇压“411”派事件后，中共中央派调支左部队，撤换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

　　梅兰山之夜

　　来观梅和同学逃回上海的那个夜晚，武装部队和“818”文攻武卫等几路人马开进新添寨，占领了803大楼和杨梅山制高点。未能逃走的“411派”成员，聚集在梅兰山单身宿舍楼内，在门前堆起沙袋堵住通道。

　　“‘411’快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投降是没有出路的！”

　　大喇叭里的喊声在山里穿梭回荡，余音缭绕，扩散着威慑力。人们听出那个略带天津口音的普通话，是支红派政委陈海宝的声音。

　　陈海宝（技术员）：

　　省里大张旗鼓镇压“411”派，市里也派来“文攻武卫”，要拿下新光厂的“411”指挥部，结束对峙。那天我们有两个人轮流喊叫、劝降，我是其中之一。大喇叭就吊在工厂后门的警卫室上，声音能传很远。后来我也因此被说成攻打梅兰山的总指挥。

　　“文攻武卫”都带着武器进来，他们吸取了市里镇压行动的教训，攻打梅兰山没有发生任何人员伤亡。那座宿舍楼是凹形的，“文攻武卫”占据了对面的山头和出路，“411”派躲在枪打不到的另一侧楼里。第二天他们就投降了，一个个排队下楼出来。

　　大喇叭喊话的间歇中，就响起一阵朝天鸣放的空枪。困在楼里的“411”派成员，在真枪实弹中也感到极大的震撼，担心子弹射入屋内引发火灾，把棉被浸湿后挡在窗玻璃上，以为能减低子弹的穿击力。他们也做了一些手榴弹和土地雷，在枪响时用通电装置引爆了两颗地雷，把对方吓得不轻，不敢贸然冲进楼里。

　　夜晚，曳光弹在深蓝色夜幕中拖下长尾光束，闪出瞬间的明亮。熄灭后的山坳显得愈发阴森。

　　宿舍的窗玻璃还是被击碎落地了，水泥外墙上留下的弹坑，记录了那一夜的疯狂。第二天清晨，双方都意识到不能这么僵持下去，还是结束了吧。

　　工具车间工人王培生的梅兰山之夜，以身手敏捷的跳楼而结束。他参加的战斗队名为“刀劈红萝卜”，“红萝卜”有隐喻“支红派”之意，就是宣泄情绪，至于为何刀劈，怎么个劈法，谁都没想过。

　　王培生（工人）：

　　我是当兵出身，那天夜里的阵势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子弹打在水泥外墙上十分密集，不少子弹头窜进房间在地上打转。我想，这样被关在屋子里不行，每次枪响过后有个间隙，我判断是在换子弹，我就对大家说，我先下去探探路，下一阵子弹扫过后，你们也可以下来。我拿根绳子扎在廊房上，另一头绑在长矛上，将长矛戳在北面的一楼窗台上借力，抓住绳子就从二楼窗口跳了下去。落地后我呆住了，往那个方向跑呢？从这里到外面路上，还有两个堡坎，经过家属宿舍，很难不被发现。这时前面来了一个农民，他就住在后面草棚里，是来山里拿锄头的。我把红袖章拉掉，叫老农找个安全的地方让我躲一躲。他还蛮好说话的，让我躲进了他家媳妇的空房子里。我关照他，任何人不要放进来，他答应了。不到半小时，我听到了支红派的声音，就站在他家门口的树下和老农说话，他们对农民说，外面打枪，子弹不长眼，你可别出来啊！老农民连声答应，我在里面都听到了，幸亏他们没有进来。老农民家烧饭，也给我吃一碗，我在他家躲了两天。

　　天蒙蒙亮时，山里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手握军号的是三连老兵胡国厚，他1961年从江苏射阳应征入伍，不到一年被选为司号员，培训半年就吹起了军号。他吹过起床号、集合号、吃饭号、联络号、熄灯号，一本军号谱背得滚瓜烂熟。1964年他宣誓入党，退伍后来到了贵阳，他从没想到会再次拿起军号，更想不到会在两派争斗中，向同事们发起冲锋。

　　在山上蹲守了一夜的老兵，被冲锋号撩得血脉贲张，手执长矛和棍棒冲向了梅兰山单身宿舍，“411”派溃不成军，对峙终于结束，大家都从心底松了口气。有人提议说，我们就投降，看他们能怎么样。于是用被单扯出了白旗，“刀劈红萝卜”战队的红旗，也跟在白床单之后。除了个别人从后窗爬绳逃走，在楼里坚持了一天一夜的90多名“411”派成员，挨个下楼，灰溜溜地出门。“411”派头头之一的金工车间计划组长李俊德，刚刚走出宿舍门，头上戴的基建工地头盔，就被人摘下扔在山石上，发出哐啷啷的声响。

　　支红派担心对方藏有暗器，不断吆喝：“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

　　苦熬一宿的工人和大学生们，只好举起了双手。

　　李俊德被人狠狠打了几下耳光，又被带去装配车间，吊上大行车挨打，直到痛昏过去。有人逼问：“张志根和张维真是你们打死的，是不是？”

　　“不是。”李俊德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我们没有枪。”

　　李俊德（车间计划组长）：

　　我在文化革命运动经历了“上天入地”，终身难忘。我是1956年中专毕业分到上光厂的，做过副厂长秘书，后来调入总师室。内迁去贵阳后，在金工车间计划组当组长。来到贵阳不到半个月，我父亲就去世了。爸爸生过7个儿子，只有我一个活下来。我出发前，爸爸已经病重，我叫他跟我们去贵阳，那里可以土葬，老人家说他走不动了。离家出门时，我都没说再见，我知道没有再见了。接到电报我很难过，可是这里的工作刚刚开始，我怎么能回去呢？我寄了50元钱，让姐姐处理后事。

　　我丈人顾振乐是医药局教师，那时也被抄过家了，红卫兵说他把东西转移到女儿家了，又来我们家抄一通。我爱人顾尔玉临行前去劝爸爸，叫他相信组织会搞清楚问题的，千万不能自杀，否则要害子孙后代的。后来，葛民治和我一起值班，得知我家里情况，就说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如果我知道了，会让你缓一缓再过来。我说这些家事，怎么好意思去找党委书记？我是党员，不能越级上报，这是组织规矩，那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文化革命运动中成立各种战斗队，又跟着省里分裂成两大派，“411”派受到了打压。为啥这么多工人和大学生参加的组织，被说成是反革命大杂烩，谁都说不出道理来。他们问张志根是你们打的吗，没做过的事我当然不认。那天和我一起被抓去审问的有七个人，我被打昏过去，醒来发现自己在麻袋里，迷迷糊糊觉得被推进了一个坑，有人在嚷嚷，活埋李俊德！还有人说直接枪毙算了，一边说一边笑，铁铲在地上铲刮，我判断出那个坑很浅，边上土也不多，知道这是在吓唬我。我不害怕，但是心里很难过。

　　后来，我们被关到了803楼顶上。我头都肿起来了，眼圈发黑发紫，身上血汗交织，气味难闻。他们叫我回家去换衣服，下午两点再来报到。妻子顾尔玉见我遍体鳞伤就哭了，还告诉我，昨晚有人拿着冲锋枪来家里搜查，床底下都没放过，不知他们要找什么。我对她说，如果我再被关，你就回上海去照顾女儿，别管我了。我被关在803楼顶上，能看见生活桥边我家的窗户，如果晚上没有灯光，就知道你回上海了。正说着话，我突然产生个想法：既然人都出来了，何必去自投罗网呢？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逃走算了！我就去搭乘厂里张师傅开的粪车，出厂时碰到一辆吉普车迎面过来，有人在叫：“李俊德在上面！”

　　车里坐着支红派人，我干脆朝他们招招手，人家还以为我被放出来了。就这样逃出新添寨，去了省军区野战部队。那里集聚了不少避难的“411”派人员，每人发一条毯子，还供吃饭。顾尔玉得知消息也来到营房，还把办公室打字机搬来，在那里干活。

　　中央得知贵州的情况，下令说不能再打下去了，叫两派抽人去北京参加大联合学习班。我连袜子都没一双，就跟着0276部队指导员上了专机。在北京陆军学院举办的贵州省大联合学习班上，我们见到了周总理，还参加了国庆观礼活动。省革会主任、自封贵州“小月亮”的李某某，来给“411”派道歉时，许多人高声大喊，表示不平，因为被打得太惨了。我当时想，“411”派成员派性也很足啊，这样斗来斗去，到底为什么呢？就在那一刻，我对派性产生了极大的厌恶，这场战斗两败俱伤，没有人是赢家。

　　大联合

　　随着省红革会被撤换，解放军“支左”工作队也进驻了新光厂。贵州省重点企业083、011和061三大工程指挥部都实行了军事管制，开始举办各层级的革命大联合学习班，以平息派性争斗的混乱。

　　卞铁夫去花溪党校参加了学习班，支红派成员钱忠林也在那个班上，与“411”派的石师傅住一间宿舍，他见石师傅饭量较大，就把馒头匀给他吃。两人都是技术工人，在学习班上相处很愉快。他们俩都不认识贵州“小月亮”，也不清楚两派观点和立场分歧，却莫名其妙地站到了对立的两边。很多三线建设者只是不甘落后才参加了运动，在集体式行军中只管跟进，最终才发现走上了岔道。很久以后再回望来路，发现自己被消耗的不止是时间。

　　大联合并没有彻底弥合人心的裂痕，非黑即白的悲剧还在继续上演。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后，发起对“411”派镇压行动的省革委会主任李某某受到严厉批评，被撤销了职务(4)。眨眼间，“支红派”成了挨批对象。中专生来观梅在返回贵阳搞生产时，听说要对“支红派”秋后算账，她打了一个寒颤，感觉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男朋友陈海宝，这回是凶多吉少。

　　来观梅（时为工人）：

　　我和陈海宝是同事介绍，在同事家相见认识的。陈海宝谈了他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带了一本《毛主席语录》送给我，扉页上用钢笔抄了一首毛主席诗词。我看他字写得蛮好，第一印象不错，就开始谈了。他参加了支红派，我参加的宣传小分队属于“411”派的外围组织，但我们没跟支红派结怨。

　　我们快结婚时，两派要大联合，他去北京参加学习班。有人对我说，你在小分队里演的是阿庆嫂，如果嫁给陈海宝，以后就是祥林嫂。大家都认为他回不来了。我知道他没打过人，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但听到这话，也忍不住眼泪汪汪。我说，只要能活着回来，我就和他结婚。他从学习班回来后，就被派去基建科劳动，也算是一种惩罚吧。

　　1970年5月，我们在乌当区登记结婚，然后打算去上海见我父母，再去山西见他的父母。军代表不让我们走，说组织上要审查他。我说结婚见家长，天经地义，为什么不可以去？我去找军代表负责人，那是个团长，我说就算不同意，我们也要去见家长的。团长说，那你们去去就回来吧。

　　虽说两派联合了，实际上还在搞来搞去没有消停过。1971年5月，我怀孕回上海，人还没上火车，家里就来人了。军代表把陈海宝的日记本和书翻查了一遍，想发现所谓的反动言论。他们还说，陈家社会关系复杂，他有个叔叔在台湾……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社会关系。陈海宝以为人家在造谣，心里一急，打了长途电话去山西问他爸爸，才知道确实有个叔叔，1945年被保险公司派去了台湾，但没有参加国民党，他从没见过这个叔叔。很多年以后，海宝接到一个杭州亲戚的电话，说在一本《台湾名人录》里看到了陈氏族人，是亲民党主席的助理，这人的爷爷就是1945年去台湾的海宝的叔叔。后来那位族亲回大陆公务时，还和我们见了面。但陈家的父辈兄弟，都没等到这一天。

　　我在上海生孩子时，小姐妹写信给我说，陈海宝在厂里被批判了，算反革命集团的人。同事还劝我坚强些，坐月子不要流泪，否则眼睛要出毛病。我产假一结束就到贵阳，母亲为照顾我和孩子，也陪着来到了贵阳。陈海宝被关在学习班不能回家，我抱着儿子去要求见一面……那些日子，我自己挑起了生活重担，拉煤时把脚都撞伤了。可能是林彪事件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陈海宝被放回家来，瘦得都脱形了，军代表还幸灾乐祸说：“你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1) 参见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2) 参见晏乐斌《文革中的贵州省公安厅》（《炎黄春秋》2014.7）

　　(3) 参见晏乐斌《文革中的贵州省公安厅》（《炎黄春秋》2014.7）

　　(4) 参见晏乐斌《文革中的贵州省公安厅》（《炎黄春秋》2014.7）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