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初，大喇叭里播放的哀乐在山谷间徘徊，周恩来总理去世了。人们感觉到刺骨的寒冷和悲伤。这一年大事接连发生，让人悲欣交集。不久，一个混乱的时代结束了。

　　百废待兴。

　　73岁的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在巡视东北三省时感慨万千地说，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他本人在内，必须承认我们辜负了十分有耐心的中国人民。

　　1978年，中国派出了大量高级别代表团出国考察，13名副总理级的干部在约20次出访中，考察了50个国家。很多高级干部争先恐后走出国门，实地察看被宣传为“水深火热”和“悲惨世界”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带回许多真实信息与观感。这年底，邓小平在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1)

　　改革开放的春天融化了冷战思维，开放的中国开始改弦易辙，奋起直追。

　　寸寸山河

　　蔚蓝的天空浮游着羊群似的云絮，厂房和宿舍的红色砖墙，与山上的橙黄柳绿已融为一体。已经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厂房，没有这么多人的到来和耕耘，这片土地是何等的寂寥。

　　葛民治头发日渐稀少，已经变成了葛老头。他想挽回在运动中损耗的时间，继续为这片厂区、为保护或批判过他的人殚精竭虑。厂区和宿舍日益壮大、丰满，无论保皇派还是造反派，对葛老头的决策与指挥都发出了赞叹。夏维也担任了车间支部书记，后任光研所领导。

　　一切在向好发展。车间里又开始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剑拔弩张的掐架像烟蒂那样熄灭了。上班干活，下班串门，又成了山里的日常，各种争斗成为饭后茶余的笑谈。自己到底是被谁消遣，已经不再重要，也无法深究。

　　大卡车拉着各种钢材、铸铁和玻璃，源源不断驶入新添寨。车间里灯火通明，一双双灵巧的手在床子前翻飞。卡车再次出发时，装上了一个个光学计量仪器大木箱，发往全国各地。企业步入了良性循环，生产计划年年增长。

　　一机部仪表局决定将新添光学仪器厂与赤天光学仪器厂合并组建，从两家厂名中各取一字，挂牌为新天精密光学仪器公司（简称新天公司），葛民治任党委书记兼任经理。两厂合并后，固定资产总值达3370万元，占地31万平方米，拥有主要设备920台，仪器仪表762台。职工人数为3002人。当年产值达3088.5万元，这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用光学仪器企业，也是机电行业重点骨干企业。

　　葛民治一次次丈量着工厂地界内的山河土地，跑到干打垒对面的山坡去观察地形，一站就是半天。他在脑海里精耕细作，谋划着一盘更大的棋。

　　高级工程师张存骥退休后定居多伦多，贵阳新天的种种景象，却像影视镜头时时进入梦乡。他曾和大学生同学们，在新天门前的小河边起哄，让喝下一瓶茅台的同学在冬夜走过结冰的小桥。艰苦又欢乐的岁月转瞬即逝，月光下的河水，还在心里恒久流淌。

　　张存骥（前公司开发处处长、副总工程师）：

　　我和老伴跟独子移居加拿大，到2018年已有十五年了。我经常做梦，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梦到加拿大发生的事，却无数次梦到贵阳新天的生活。工厂门前那条小河在我的梦境里，居然还是内迁初期的模样。据说我们到来之前，这里曾是贵阳市委书记的钓鱼台，后来成为市委党校。那时河水清澈见底，两岸杨柳依依，野花烂漫，令人流连忘返。筹建新厂期间，每天劳动累得直不起腰来，最惬意的就是在小河中畅游一番了。小河从厂门前的小桥向下四五十米处筑有一小坝，水位深及肩膀，很适合游泳。夏天下班之后，年轻人都涌入河中扑腾，有人还组织游泳比赛，从坝口游到厂门前到小桥再游回来。一天的劳累在水里的嬉戏中荡然无存，也在我们年轻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春暖花开时，小河温柔得像妙龄少女。谁知第二年夏天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河边到试造车间的厂房全部被淹，机床电机都泡在水里。没有人命令，大家都蹚着齐膝的水抢救机床和物资，一个个都成了泥猴。还有一年也是半夜突发洪水，住在河边窝棚里的两个民工被湍急的洪水卷走了，后来在几十里外的大河中发现了他们的遗体。

　　也许是为了控制水患，或者是为了扩大厂房面积，厂党委报请上级批准，铲平桃花山，让小河改道。这项工程真是战天斗地的壮举，除了开采挖掘机以外，施工队大都是周围招来的农民。先铲除桃花山，再挖新河道，农民们肩挑手抬搬运泥土。有台挖掘机的钢绳突然断裂，挖泥斗从高处坠落下来，正好砸中了一群围坐着吃晚饭的农民，有的当场被砸死或砸伤，有的被断裂的钢绳弹扫过来削去半边脑袋，现场一片混乱，惨不忍睹。听到广播里的呼叫，几乎全厂的人都涌到了河道边，医务人员都赶去抢救伤者或收拾死者的遗体。看到这血腥的场面，我晚饭都吃不进。这次事故大约死了七八个农民，重伤者也让厂里养了好几年。小河改道除了付出大量的金钱，也付出了血的代价。(2)

　　桃花山铲平后，填平了一侧河滩，180度转弯的河道改为90度，堡坎加高后杜绝了夏季的泄洪，新增的30亩土地上建起了11900平方米的厂房。干打垒的土楼也被推倒重建，造起8幢宿舍楼，新增了100多套单元房。在腾挪移转中，结婚的年轻人有了鸳鸯房，拖儿带女的家庭搬进了套间。

　　河上礼堂

　　每个周末下午，放映员袁裕表和搭档郭长春一起，在露天场地上挂起巨幅白布。职工和孩子们一早就占好位置，等待夜色降临，等候着幕布上演变一场喜怒哀乐，带他们遨游世界。每个三线建设企业都放过露天电影，城市生活样式给劳作的日子带来精神抚慰。

　　后来成为著名电影导演的王小帅，与电影的最初接触，是在新光露天电影场开始的。

　　王小帅（著名电影导演）：

　　礼拜天的早上，各家各户的孩子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往空场跑，最心急的甚至这时候就带上几个凳子。但是比较流行的占地方的方法是用石头码出自己的地盘。我们从边上拣来石头，一块一块地码出一个方块，然后在方块里的土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虽然偶尔会为争地盘而争吵，但大部分时间还是非常文明的，大家都对每家有几口人了如指掌，所以码地盘的时候都非常守规矩，该多大就多大。有的一家明明四口人，如果多码出了一个人的位置就会受到质疑。

　　每周一场的电影不仅是我们的节日，也是厂外寨子里农人的节日。但是他们也很自觉，绝对不会参与我们的占位置活动。因为能正对着银幕看电影似乎无形中成为我们的特权了。他们会在天快黑的时候过来，爬到边上的山坡上，有的直接从山的那一边爬过来，也不用板凳，直接坐在地上就看了。从下面看上去，满山的人，也是蔚为壮观。下雨的时候，满场的雨伞……有的时候风比较大，吹得银幕扭来扭去，忽凸忽凹，使银幕上的人物也跟着扭来扭去，忽隐忽现，大家就拼命地笑。(3)

　　山里的黑夜没有城市的灯火，却有漫天繁星。远山中偶见一颗星往下移动，并非流星陨落，而是下山人手中的提灯。工艺装备设计技术人员朱丽文记得这些美丽的画面。退休后她入户上海，后与长子王晓南常住昆山。大山里寒来暑往的30多年，愈来愈频繁地进入她的脑海。耄耋之年的老太太，还记得露天电影场上的风霜雨雪，以及散场后回家走过的路。她记下一些片段，在微信上分享给老朋友。老友和闺蜜已散落各地，心里仍有一盏山谷里的提灯。

　　朱丽文（工艺装备设计员）：

　　越剧电影《红楼梦》，对从上海内迁来的职工有很大的吸引力，大家都被那熟悉的乡音曲调和委婉动人的剧情陶醉了。正看着电影，天上下起雨来，愈下愈大，人们不愿离去。看到宝玉哭灵，一声发自肺腑的“林妹妹，我来迟了……”观众泪流满面，和雨水交织相融。另一部电影，是在二厂前面的场地上放映的。是一部外国电影，片名好像是《春天的故事》，当时已是寒冬季节，人们都穿着厚厚的棉大衣，缩着身子，全神贯注地观看。不知不觉中又飘起了毛毛细雨，也没人理睬。电影结束后回家，要走过通往杨梅山和干打垒住宅区的小桥。忽听有人高喊，有人摔倒了！当心啊！这才注意到，毛毛细雨已在地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大家放慢了脚步。到干打垒时要走过数尺长的斜坡，路太滑了，怎么都走不上去。吵闹声惊动了留守人，他们取了炉灰撒在斜坡上，大家才回到家。

　　在观众身后操控放映机的袁裕表，留意着拷贝的转速。孩子们叫他阿表爷叔，看见他就会产生美好的期盼，这让他感觉愉悦。放电影是他的业余事务，但他为这份工作而自豪。

　　袁裕表在放电影

　　袁裕表（量具维修工、放映员）：

　　我是浙江余姚人，1959年到上海考入共和中学读初中，读了一年就去当兵了。五年后复员来到上光厂工具车间，跟蒋耿新师傅学了两年技术，1966年国庆节就到贵阳来了，那年我25岁。在上光厂时杨浦放映队来放电影，我做纠察维持秩序。到了贵阳，工会主席刘云就派我和郭长春两个复员军人去学放电影。我们在小河地区的矿山机械厂学了3个月，回来开始操作。我们放的第一场电影，是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天，从市里北京路上的贵州省电影公司租来《铁道游击队》，放一场40元。胶片是一饼一饼的，大概有10饼左右吧。两只放映机，架好后一通电，片子就开始转动了。职工家属，大人小孩，坐的坐站的站，都很兴奋。

　　那时每星期放一场电影，平时厂里搞验收啦，清点啦，也少不了放电影助兴。放电影是我的业余工作，平时我修理量具、游标卡尺、百分表等等，量具修理组共有七八个人，工作量还蛮大的。很多新光人都认得我，小孩子叫我“阿表爷叔”，见到就问，啥辰光放电影啊？有次我买粮食挑着担子，被葛民治叫住，说我很像他打游击时的一个战友。他晓得我是余姚人，就问你晓得梁弄？我说晓得呀，梁弄是浙东三五支队的根据地嘛。他说，我就是在那里打游击的。

　　后来我对工会主席刘云建议说，建个大礼堂吧，在室内放电影，刮风下雨就不担心了。当时群众也有呼声，刘云向党委汇报后得到了支持，还跟我开玩笑说：“小赤佬，你主意还可以嘛！”厂区里没有地盘了，基建科的人就动脑筋，在厂外河道上腾空架起了一座大礼堂。有天晚上做房梁，七点钟全厂集合，把搅拌机里的水泥装上小推车，运往河边工地倒进木模里，给每个职工发一根钢钎，把模子里的水泥捣实，里面不能混进稻谷，也不能有气泡。每根房梁至少50厘米宽，这样才结实嘛。大家做到晚上12点，22根房梁全部完成制作。大礼堂的门窗和凳子，也是工人自己动手做的。大礼堂造有2100多平方米，1981年投入使用后，露天电影就此结束了。

　　河道上矗立起新礼堂，有青山绿水的衬托，云朵在阳光下像美妙的布景。礼堂下的河水，带着欢歌笑语奔向远方。文娱活动积极分子立马会集礼堂大显身手，大提琴、长号、板胡、中胡、二胡、扬琴、小号，清简昂扬的山河岁月，有绵长的音韵伴随，便是美好。连国家级艺术家都来到了新光大礼堂。

　　胡清（时为工程师）：

　　大礼堂竣工不久，中央乐团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著名歌唱家刘秉义和著名钢琴家鲍蕙乔来我厂演出，员工们第一次在家门口欣赏到高水平的音乐。那天晚上大礼堂座无虚席，盛中国演奏了家喻户晓的优秀中国曲目，还有外国作品，记得有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维尼亚耶夫斯基的《莫斯科回忆》等。演奏中有一个稍长的休止符，部分观众错以为乐曲结束，鼓起掌来，盛中国不愧大师风范，微微一笑，扬起琴弓继续演奏。刘秉义演唱了《蜗牛与黄鹂鸟》《我为祖国献石油》等歌曲。他的歌声那样洪亮，不用话筒，最后一排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大礼堂还举行过“建设者之歌”全省职工文艺汇演，十多个厂矿的演出队集聚新光厂，使员工们大饱眼福，我厂文艺人也趁机大显身手，杨庆涛创作的歌曲《我是快乐的检查员》，获得创作一等奖；二车间卞铁夫指挥的大合唱获得了演出一等奖。(4)

　　盛中国和鮑蕙乔演奏结束时，大礼堂响起了热烈持久的掌声。艺术家们感慨地说，在基层巡演中难得见到这么多衣着整洁、得体的观众。领导自豪地向艺术家介绍说，我们新光厂有几百名大学生，职工平均文化是高中二年级，很多4年制中专毕业生，都在车间当工人呢。

　　胡清在厂门前的小河里

　　袁裕表的电影生涯持续了将近20年，到80年代电视机普及后才告结束，这期间他还有过一些意外的收获。

　　袁裕表（放映员）：

　　我们有时被外单位请去放电影，附近的肉类厂，小河地区和花溪镇都去过。有次还到遵义鸭溪镇去了一周，厂里工作组在那里协助搞“文革”。贵阳市电影公司开介绍信，我们到遵义电影公司拿片子。那时电影前还有“新闻简报”，经常出现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我们去市里百货公司放电影时，经理在“小上海”红星饭店请吃饭，还喝了习水大曲。女经理还问我需要什么东西，我说想买一辆自行车，当时要凭票供应。经理批给我一辆天津飞鸽牌加重车，能拖几百斤东西，是我表兄要的，我买下后再托运到余姚。我放了20年电影，最轰动的是印度电影《大篷车》，连放了两场。《流浪者》《卖花姑娘》和日本电影《追捕》也很受欢迎，在大礼堂放映时走道都站满人，片租也涨到了80元钱一场。

　　袁裕表、陈传慰和儿女

　　文革中厂里的东方红战斗队，我和他们观点相近，就加入进去。队里有很多大学生，我就此认识了陈传慰，她从成都电信工程学院毕业，分来计算机室搞维修，我们一边闹革命一边谈恋爱。1968年10月26日，我拿着介绍信，跑到乌当区茶店公社去登记结婚，办事员问，怎么你一个人来登记，女同志呢？我说女同志在凯里计算机厂学习。她出差回来，给几个要好同事发了点糖，也没办过啥结婚仪式，一眨眼已经到了金婚。一对儿女说要庆祝庆祝，我说好嘛，反正都在贵阳方便得很。5年半前她突发脑溢血，现在拄着拐杖可以走了，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职工医院

　　三线建设迎来了开山筑路的好时机，也带动了公共服务的发展，贵阳、遵义、都匀、安顺、六盘水等地都建起了铁路医院。061、011、083等航天航空基地也建立了好几家职工医院。仅贵阳地区的厂矿就建起300个医院，以及医务室和门诊部，除了本厂职工及家属，也为附近居民提供服务。(5)

　　内迁十多年后，新天已拥有数千职工和上万家属，职工医院也应运而生。厂区医务室仍被保留，新建的医院大楼设内科、外科、中医科和化验科，还有一个手术室。医学生陆续分配而来，上海第一医学院普外科毕业的陈佩贞，和光研所科技人员李春堂结婚后，从航天部贵阳011系统的301医院调到了新光职工医院。

　　新天公司部分医务人员

　　陈佩贞（前职工医院外科医生）：

　　我是1973年调入新光厂医务室的，职工医院建立后，我在普外科工作。当时职工和家属多，手术还不少。我们做过胃穿孔修补、胃溃疡切除、肾脏和输尿管切开去石等手术。有个工人胃出血，也是在职工医院开的刀。还有个小孩从铁门上摔下来，颅脑和腹部都受损伤，在新光医院手术后，救回了一条命。医院普外科室领导人赵家鳌医生，从上海华山医院手外科进修回来，还做过肌腱修复手术。职工医院的首任书记、院长是汪金榜，还有位副院长满贵章从前是军医内科医生。

　　汪丽华：（汪金榜之女、药剂师）

　　汪金榜一家，右一为汪丽华

　　我爸爸汪金榜在抗战期间参加革命，解放后去过抗美援朝战场，1966年从虹桥机场部队刚刚转业到上海光学仪器厂，大三线建设就开始了，爸爸主动要求去贵阳。那年我只有9岁，妹妹出生才9个月，祖母和阿姨希望把妹妹户口留在上海，爸爸笑嘻嘻地说，全家革命，一起出发！我妈妈王桂芳是家中后勤主管，很支持我爸的工作。还没到出发那天，部队就来了一个文件，说我爸的级别不在内迁动员之列，他当时是15级干部吧。这时全家户口都已迁出，爸爸也毫不动摇，带上全家就内迁了，我妈妈在厂基建科工作。

　　新光职工医院建成后，爸爸从武装部调到医院担任书记兼院长。新光医院红火了好几年，在附近小有名气，大家工作也充满热情。医院职工都是隔壁邻居，只要听到有人敲门叫麻醉医生，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出来询问是否有病人，随时处于备战状态。医院有时手术会持续到半夜一二点钟，每次爸爸都从头陪到底，还为大家准备巧克力，妈妈也为医生护士准备热乎乎的馄饨和面条，她是善良的母亲，也是贤惠的干部家属。

　　后来改革开放带来了新机遇，有些医生想回上海发展。当时公司不大肯放人，爸爸觉得还是不要耽误人家前途，所以只要有人提出申请，到他那里是不会卡住的。后来爸爸得了大病，1994年过世。

　　我16岁进了贵阳永青仪表厂工作。妈妈得了大病后，为了便于照顾，我调回到新光厂，后来在职工医院药房工作。1978年我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进修，从急诊药房、门诊药房、普通制剂、大型输液到中草药提炼。学了一年左右，碰上贵州统考药剂师资格，听说是最后一批，我就回来参加考试，得到了全国通用的证书。我丈夫是黑龙江知青，在贵阳师范学校毕业到新光技校教书，后来去上海做代课老师，学校把他留下了。1996年解决夫妻分居，我也调回了上海，在屈臣氏门店做药品销售。我妹妹汪丽军、弟弟汪海，都是新光厂职工，他们至今和妈妈一起生活在贵阳。弟弟和弟媳妇还在新天上班，弟弟是个技术很好的电工。我两年回一次贵阳去看看他们。

　　(1) 参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2) 参见张存骥《工厂门前的那条小河》

　　(3) 参见王小帅《薄薄的故乡》

　　(4) 参见胡清《那时我们清贫欢乐 那时我们意气风发——追忆新天人早年的文艺生活》

　　(5) 参见王佳翠《三线建设与贵州城镇发展》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