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的心

　　新天子弟吕克勤在011系统干得风生水起，仕途扶摇直上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踩着37岁的年龄底线，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全职博士研究生。此时他身为贵州航空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任华阳和德国合资企业董事总裁、贵州云雀汽车集团董事长等要职。考研全职读博，意味着放弃这一切。

　　同僚、领导和长辈们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纷纷打探、劝阻。有位高官还请他吃饭谈心，许要职诚意挽留。

　　吕克勤谢绝了所有的好意，去意已决。

　　妹妹吕虹和贾春结婚后返回了上海，老爸老妈也跟回上海去养老，吕克勤并不介意自己的小家庭留在贵阳。在企业管理和政坛间穿梭应对中，他还修完了北京航空学院管理硕士课程。虽然人在贵阳小河，他的目光已打通无垠的世界。

　　吕克勤（时任贵州航空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此时我进入了在大三线企业的第三阶段。本科毕业后回到贵阳，我在华阳电工厂有十多年的智力投入，那时我野心勃勃，想做最好的企业，从没想过要回上海。华阳厂和德国人在上海合资办厂，两年多都没有磨合好，德国人准备撤资时，厂里派我去当总经理。我去了一个多月，企业就扭亏为盈。做到第二年，盈利水平越来越高。1998年局里叫我回去当副局长，德国人说不行，哪怕你不来上班，总经理还要你当。航空工业局党组成员兼合资企业总经理，这种结构在社会上是不大可能出现的，也许是这些企业对我们很重要吧，组织上破例同意了，让我每个月去上海当几天班。我们和上海大众汽车开始合作时，朱镕基时任上海经委副主任，他说大三线制造企业的国产化水平很高，上海都不行。当时就是这情况，所以我很想在企业里做出点名堂。我还被任命为贵州云雀董事长，云雀汽车在当时的国家项目中是最早拿到出生证的。1997年组织上把我列入副市长后备干部名单，我那时一门心思要做企业，自己提出了五条不合适的理由，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显得我很可笑。

　　我当了领导之后，不少人经常带我儿子去玩，春节在宿舍转一圈回来，孩子口袋里有好多红包。保卫科的人还给他玩枪，我想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要让儿子过正常的平民生活，他读完学前班，我就把他送回了上海。

　　吕克勤年幼时数度被送回上海，是躲避峰峦叠嶂的危险。如今他把儿子送回上海，是保护幼小的心灵。时代飞速前进，外面的形形色色纷至沓来，再没有力量能把厂矿大院圈围起来，与世隔绝。

　　吕克勤：

　　在三线建设战略调整中，不少企业作了关停并转迁，我曾想闯出另外一条路。三线人综合竞争力高，乡镇企业根本不是对手，但在调整过程中，很多三线建设者自己放弃了，大家都羡慕走掉的人，于是兵败如山倒。我是共产党员，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在企业管理和官场上介入太深后，产生了一些焦虑。其他局长都比我年长20岁，我在这个系统玩得太出挑了，思想方法比较开放，也敢于坦率直言，比如我在会上说，今后别指望吸引高精尖人才了，看看在座各位，谁把孩子留在这里？我们就中端定位，引进新人吧。另外，我也比较反对大投资，可当时流行的做法就是要搞大投资，反正债务可以一直拖下去。我一直在三线企业系统内工作，对当地社会生态不是很熟悉，当组织上把我列入地方干部培养名单时，我就很不想去，列举了五个不合适的理由，我是真心这么想的。在担任云雀董事长的三年中，我感觉自己有些想法与本地的游戏规则有悖，做起来很难，所以产生了离开官场的想法，去做适合自己的事。可是又不能辞职，因为太违反常规了。

　　吕克勤（2016年）

　　200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专业招收全职博士生，我向局里提出申请要去考试，最终获得了批准。那年上海社科院只招8名经济学博士，而我已经37岁，在考场上不年轻了。但我有多年读书的积累，稍微准备一下就考上了。离职时，我把一套140平方米的局长住房还给了单位，没有一封举报信。我走的时候心里很难过，也很矛盾，觉得他们放我出去蛮可惜的，心里觉得自己对他们伤害很大。如果走下去，我可能走到另一条路上，也许会适应另外一种游戏规则，也能把自己做好……谁知道呢？

　　飞机在龙洞堡机场腾空而起的刹那间，山山水水迅速远去，吕克勤涌起一阵难言的忧伤。他还有很多想法没能实现，很多事情来不及做得更好，就像上了一个舞台，演到精彩时刻抽身离场。他有精神的洁癖，未能以牺牲个人而担当到底，心下是有所愧疚与自责的。

　　吕克勤（经济学博士、外企总裁）：

　　在上海读博期间，我继续兼管科世达公司亚太区总部，兼任长春、贵阳等几家分公司总经理，以及在日本、韩国和印度的公司，华阳厂在合资公司还有些股份。科世达是1912年诞生于德国的家族企业，已经传到第四代。他们并不追求做得多大，只希望世代相传，做得更好。我一直在探寻最好的企业模式，包括产品发展、能力建设，就像做课题一样，也是对自己有所交待。做企业，关键是人和产品。我长期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也受日本和德国制造业精神的影响，我觉得基层工人很重要。在华阳电器厂我没做过生产，所以到上海之后有段时间，我就睡在安亭的工厂里，观察生产过程，向工人师傅讨教。企业干部都跟我十几年了，我不相信空降兵的。我也不搞淘汰制，淘汰本身就是把人当资本用，我反对把劳动力当资本来计算。我相信人不会存心去做坏一件事情，只要他把下一件事情做好就行，每个人自身都会有不断平衡的过程，自己觉得不行就会降低位置。

　　前些年大学同学聚会，大家说我混得好。我说，你们十五年里都在跳槽换环境，而我没有动过地方，我不用考虑工作生态，节省了许多时间成本，能定下心来学习钻研。我的博士专业是交易成本，研究管理过程中如何节省交易成本，歪打正着，被我付诸实践。一家外资公司的总经理，近二十年没换过人，在江湖上也很难找到吧。我在德国人的体系里获得了很大的尊重，有时也和大老板、董事会有争执，但在过程中他们发现我是对的，而且很坚持，也就照我的意见做了。科世达公司在国际汽车电器业已经名列前茅，到2018年，企业规模达到70亿，在上海总排名第89位，制造业第33名。

　　我们这代人有许多变异，有不同的发展方向，价值观和父辈都不一样，各有各的坚持吧，下一代人也许不会有这么多坚持了。大三线建设对贵州的发展是有极大益处的，军工系统不说，那么多工厂、医院从内地过去，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但后期转型时转得不够漂亮，有些企业深陷困境，无法自拔。三线企业本身也是国家战略建设需要投资的，应该给建设者足够好的待遇。在人员越来越减少的情况下，为留下的人做点事情有什么难处呢？这是我的心态，与个人的成功与否无关。

　　小船拖大船

　　新天高级工程师曹祖桢和张建美夫妇，退休后随女儿去了北京生活，不用再爬坡爬楼梯了。女儿女婿事业有成，加上三个外孙儿女，这样的暮年真是热闹非凡。不少新天内迁职工都被儿女带出新添寨，生活在了别处。小船拖大船，新天人以这个比喻，形容部分建设者的归途。

　　曹家女儿曹薇是一名建筑设计总工程师，家住北京中关村，因集聚很多高科技企业和名校，这里被戏称为“宇宙中心”。

　　曹薇（迁二代）：

　　我在贵阳一中上高中时，受到同桌好友母亲的影响，对建筑设计产生了兴趣。我以前在乌当区少年宫学过画画，我妈也找厂里老师教过我，我也特别喜欢画画。第一年高考，我吃了个凉西瓜，上吐下泻没考好，只能去给排水专业，我就想不如复读重考吧。我妈随我，也不担心一年后能不能考上，她就希望我能有自己喜欢的专业特长。第二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是建筑部的“老八校”，设计专业要学五年。我在那里认识了同班的北京人丛军。

　　丛军（曹薇丈夫）：

　　我刚认识曹薇时，觉得她特别好玩。明明是生长在贵阳的贵州人，给她妈打电话时却讲上海话，听起来跟鸟语似的。毕业时我想，如果她家舍不得女儿去北京，我就跟她去贵州。我父母都是读书人，能尊重我的决定，家里还有我哥。结果建设部下属设计院来要人了，我没去成贵阳，她倒来了北京。刚来北京时，她骑自行车都不敢上马路，大街上车子特别多。她在贵阳学骑车，也就是在厂里的上下坡地骑一骑吧。

　　热热闹闹一大家 右一站者为曹薇

　　曹薇（迁二代、建筑设计总师）：

　　贵州属于老少边穷地区，我们出来读大学时还得回去工作，不然要罚交培养费。可能我妈妈托人去找了关系，也交了相关费用吧，他们就放我了。我开始工作就赶上了城市巨变，到处都在拆迁、重建，对建筑师来说是特别难得的机遇，我俩工作都很忙。我生完孩子之后，妈妈就过来帮忙打理。父母能出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也就安心了。

　　张建美（高级工程师、曹薇母亲）：

　　我在新天工作到退休，我家老曹上午办完退休，下午就被麦克奥迪请去厦门帮忙解决技术问题，说贵阳过去的模具用不了，他一去就解决了，结果被留在那里干到2003年。我先来北京时还有点不习惯，这里太干燥，要不停地喝水。2010年女婿在贵州有个建筑项目，我们也回去看看。新添寨外面变化不小，转到里面一看，还是老样子。我们回到从前的家住了两天，早几年就说要拆迁，有些人家都签约了，好多年过去，还是没动静。我们退休后账户上有几万元存量房补贴，要在那里买房才能兑现。可是人都出来了，还去那里买房干嘛呢？很多退休出去的人都是这情况，账面上属于你的钱，拿不回来。我们的社保关系还在贵阳，在北京看病除非急诊、住院能报销，普通门诊不管。

　　曹薇（迁二代、建筑设计师）：

　　大学毕业的那个寒假，我带丛军去过贵阳。十多年后他再去凯里做项目时，又去了新添寨。他说第一次去时，贵阳市里是破破烂烂的，这次再去，外面全都变了，里面还是老样子。我是从小在那里长大的，感受角度不同，我觉得那个地方一直都是如此，听到上海话就很亲切，还跟发小同学们一起聚会。听说以前我们住的房子要拆迁时，我们就说留房子吧，也还愿意多回去看看。后来又说拆不了，因为不少人都反对拆迁，觉得如果搬走，年纪大身体吃不消、也没有什么去处。一些发小同学也说，看不到将来会怎样，自己也没有力量再做什么改变了。我就感觉到留在那儿的上海人，是带着许多无奈和绝望的……

　　对我个人来说，从小在上海人堆里长大，潜移默化接受了移民文化的熏陶。后来高中时走出厂里去市里念书，每天下课回来仍在这个环境里。我对贵州本土文化并没有多少了解，心里也没觉得那里就是自己的故乡——厂矿大院长大的外乡人，在精神和文化根基上，是有许多缺失和遗憾的。在我成为建筑师以后，对此感受更深。

　　建筑设计和生活阅历、经验积累、认知水平都有关，建筑师的成长和医生一样，要50岁后才到达成熟期。每一幢楼都有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和电，需要五个专业团队的共同配合，建筑和结构分量是最重的。我在北京设计过很多楼，有高新企业、办公楼，还有住宅小区。从毕业到现在我也一直没换单位，有点像我父母，有个自己喜欢的专长就满足了。

　　我爸妈和我们这一代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一代可以自己选择生活，而他们那个年代是没有选择的。有时我会想，如果爸爸妈妈大学毕业留在昆明，没有一个像新光小区那样重视教育的氛围，我也不知道自己会长成什么样。三线建设者在山里构建的上海生活，让我们也吸收到多种精神营养。就是我父母这一代有点可惜了，因为后来的形势发展，不再需要那些东西了，他们感觉挺失落的。我爸妈都是高工，每人退休金才3000多元，异地医保报销也还没解决，他们总想着要攒点钱，在生活消费上也会相对保守一些。

　　父母这一代建设者，服从和响应国家的号召，为国家奉献了她们的青春和热血——国家应当善待他们！父辈这一代人，艰苦奋斗，为了我们这一代人能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们这代人，更应当感激他们！

　　奶奶的宝贝

　　1971年贵阳乌当区颁发的结婚证

　　1971年12月，两对新人前脚跟后脚，在贵阳乌当区登记结婚。一位新郎是人称“刘克思”的刘云霄，在光研所工作，新娘宗纯是分来新光厂的上海财经学院毕业生。另一对新人是侯尔志和易学俭。两对新人的结婚证上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抬头上印有两行大字：“最高指示 为人民服务”。

　　易学俭（侯尔志之妻）：

　　我是生长在贵阳的湖南人，新光厂创建前招收的学徒工，去上海接受了一年的培训。我们这批女生中有一半人在新光厂就地取材，结婚成家，有的跟68、69年来的复员军人，也有的嫁给了建厂初期的三连老兵，还有女生和同时进厂的学徒结婚。有些女生和市里单位的人结婚，以后新天公司情况不好时调出去工作，退休后待遇都比新天人好。

　　刘云霄和宗纯的结婚照（摄于1971年）

　　侯尔志在文化革命中从光研所下放到车间劳动，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有次厂里停电，食堂没饭吃，我和同宿舍的女生一起去市里吃饭，晚上回来没有公交车，黑灯瞎火的路不好走，同事就叫上侯尔志和另一个男生结伴走回去。那时女生都很老实，不会搭三搭四的，除非是自己小组的人。这次走了十里夜路之后，我们才开始交往的。

　　1972年，我在上海红房子妇产科医院生下了女儿侯秀峰。上学前她在上海奶奶家时间多一点，奶奶是非常宝贝她的。后来孩子来贵阳读书，奶奶总是问啥啥东西有得吃？一万个不放心。厂里同事出差，奶奶要买甜杏肉、盐津枣，带很多东西过来。有次不知说到啥东西，女儿说家里有。奶奶就说，哦，你姆妈总算帮你买了。好像我不是亲娘，是后娘。有次奶奶寄鸡蛋面饼，我们收到时都发霉了。孙女来了半年，奶奶就熬不住跑过来看她了。为了和女儿交流，我也开始说上海话了。

　　侯秀峰（侯尔志、易学俭之女）：

　　我小时在上海的奶奶家长大，那时孩子户口是跟妈的，奶奶总是拿着户口本念叨，几时把我孙女户口加在上面就好了。上小学时，我到贵阳进了省重点小学。其实我宁肯在新天子校读书，那里环境熟悉，感觉比较舒服，去城里反而格格不入，吃的东西都不一样。老师说，明天要做手工，你们带点灰面来。我听不懂什么叫灰面，回家问外婆才知道，原来贵阳话灰面就是面粉。贵阳菜里的豆豉味道，我也不喜欢。

　　我在贵州大学读的是计算机软件，毕业时可以自己找工作，也可以让学校分配，我就去了上海，先在一家国际学校当计算机老师。学校在青浦，环境优美，管吃管住，工资待遇也高，但不到半年我就离开了。我是冲着上海生活来的，成天待在青浦，看牢淀山湖，就觉得没意思。姑父给我介绍市里的一家国企，去工作就能报上海户口，但要签10年合同，我没去。我对这个企业了解不多，不想被固定那么久。我自己找了一家外企，是做刀具的，在行业里排名世界第三。我学的计算机软件专业像万金油，什么行业都能用上。外企有入户名额，后来就给我报了上海户口。在我已经不在意户口落到哪里时，完成了奶奶的心愿，那时她老人家还在世。

　　大学毕业时初到上海，我曾被人称为“外来妹”。在贵阳读书这么多年，同学却不认我是贵阳人，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算哪里人。在公司认识了现在的先生，他是总经理，公司总部在北京，他工作要两头跑。他问我愿意在哪里安家，我想他在上海也是外地人，不如跟他去北京吧。刚开始我也不太习惯，那里的商业和上海不能比。我从小吃奶奶做的菜，所以一段时间不吃上海菜，我就会很想。后来发现北京也有很多上海和南方口味的餐馆，慢慢也就习惯了。

　　侯尔志蛮喜欢贵阳的生活，山清水秀空气好，妻子的家人都在市里，还有不少朋友是桥牌搭子。可是他就一个宝贝女儿，很难有其他选项。老夫妻来到首都，和女儿比邻而居，有时也和在北京落户的老同事走动一下。更多的日子里，侯尔志在家里看书，循着史书的脉络探访古城遗踪，节假日里，带上在国际学校读书的外孙去游山玩水。

　　驶向波士顿

　　与曹薇、侯秀峰同为70后女孩的金质，在成长中也赶上了好时光。

　　父亲金志铭是光学分厂副厂长，女儿上初中时被他带去厂里兜了一圈。父亲问她对哪个车间有兴趣？金质摇摇头，说：“我想读大学。”

　　此时，和母亲费蓓芬一起来厂的上海机械学院同学，十个里只剩她一人，夫妻俩正在犹豫走不走，女儿考上了贵阳一中，于是三年后再说。老金每早买菜烹煮，往可乐罐做的小暖炉里加入酒精，供女儿给午饭加温。去市里读书的新天子弟，都有一个这样的小暖炉。三年后高考，金质被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录取，苦读4年，获得化学工程和国际金融双学位，作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被国营外贸公司录用，老金夫妇也被女儿带回了上海。不久，金质跟着爱人远赴美国深造，在陪读中生儿育女，还有了自己的工作。老金夫妇也再次起航，前往遥远的波士顿港湾，陪伴外孙儿女享天伦之乐，并获得了长期留居美国的签证。后来，他们申请入住当地老年公寓，过起了惬意的养老生活。不料没多久，老金被查出患有胃癌。

　　费蓓芬（新天工程师、金志铭之妻）：

　　金质（中）带父母来到了波士顿（摄于2018年）

　　得知这消息，我心里的震撼不亚于刚刚发生的5.12汶川大地震。我和家人跪在主的面前，祷告让我镇静下来。我们于1996年在美国受洗，这个信仰能让我感到安慰和帮助。家里最轻松的反而是老金，他说，上帝要我走就走吧。之前他在整理东西时发现家里还有些维生素E，不吃就要过期了，才吃两天，就发现大便发黑，停吃后又好了。我说，还是去看看家庭医生吧。医生叫他做肠镜，发现胃里有个小鸡蛋大的包块，过两天又做CT，还做B超、胃镜、核磁共振，这些检查加起来要一万美元。我们在美国没有收入，但有了居住证，这些检查可以免费。

　　金志铭（原新天光学分厂副厂长）：

　　女儿咨询了两位医生，都说包块位置较高，胃要全部拿掉。我们选了有名的W医院进行手术。开刀前医生把治疗方案、手术预后、甚至手术室出来身上会有几根管子，都对我本人讲清楚，有一名翻译专门和我沟通，直到我出院。手术做了5个小时，病理报告诊断为初期T2a，不用化疗。第二天就让我坐起来，第三天叫我下床走动。第十天，我出院回家。休养中出现发烧、呕吐，再去医治又输了营养液。我躺在病床上，听到有人用上海话叫我金先生，原来是一位上海来的护士，她把医生的话翻译给我听。治疗9天后，医生让我把输液泵带回家，还给了3包营养液，说可能药房一时跟不上。但我到家时，药房的营养液已经送到了。2个月后复查，一切正常，波士顿癌症研究中心医生告诉我说，胃癌发现得这么早，在他们档案中也极少见到，还说我今后能活得很健康。美国医疗费用昂贵，但我们几乎没花一分钱，饭钱和床位费都不用付。出院后一个月内的营养液和设备，开始说要收一千多美元，医院和保险公司商量后也给免了。经过术后3个月、6个月、一年和五年的复查，医生说我复发的可能几乎没有了。我们至今难以想象，如果以我们自身的经济能力，怎么去应对这场大病。

　　老年公寓位于波士顿市中心，两幢楼内住有400多户老人，每套单元都有厨卫设备，家具可以自配。低收入老人还有补助金，三分之一支付给公寓，管理方返还25%给住户用于缴纳水电费，慈善机构每天向居民提供一顿免费午餐。

　　新千年将临时，金家女婿吴辰冰被一家美国知名药企派驻上海，后来他自主创办生物医药研发公司，做得风生水起。金质带着儿女回沪定居，在国际学校做老师。老两口依然住在波士顿老年公寓，随着年龄渐长，从一居室被照顾到了两居室。公寓居民中有70多户老人来自中国，其中20多户上海人，大家经常在一起活动，费蓓芬还参加了旗袍表演队。每年春暖花开时分，二老就飞回上海，看望孩子会会老友。每到暑假，女儿带着孩子去波士顿看望父母。老两口不再选择抛锚还是出航，把一切交给了上帝。

　　企业破产

　　新天人最不想看到的一幕还是到来了。

　　2001年，贵阳市中级法院裁定后宣告新天公司破产。两次进入拍卖程序，均无人报名应拍。2002年1月22日，新天破产资产上了第三次拍卖会，次日《贵州商报》刊发了头条消息：

　　新天光学公司破产资产拍卖

　　一家竞买 亿元成交

　　商报讯（记者刘超凡 狄良军）昨日，一名中老年男子高举568号竞买牌，在无人竞拍的情况下，以1.035亿元买下新天精密光学仪器破产资产。

　　新天精密光学仪器公司破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贵阳市财政局、再就业服务中心、破产清算组、公司职工代表等近百人来到省拍卖公司现场，此次拍卖仅有省内一家不愿透露名称的企业报名竞买。下午3时许，当拍卖师报出起拍价1.035亿元后，所有的目光和镜头一下聚集到手持568号竞买牌的3名中年男子身上，然而这3人却迟迟不举牌，场内空气一下紧张起来，在冷场了几分钟后，拍卖师急中生智，一一列出新天公司的优势：国内最大的光学仪器生产企业；百余种获奖产品有不少填补了国内空白，无形资产值钱；地处高新产业开发区，享有不少优惠政策；绿化率30%以上，公园式企业……

　　3名男子似乎被拍卖师说动了，互相商量了一会后，举起了拍卖牌，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一锤定音。

　　被记者描写为“中老年男子”的举牌者名叫吴晏明。他神情严肃，身材壮硕，实际年仅36岁，时任贵阳市工业投资控股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被市政府派往新天接盘。破产的新天也是国有资产，无论打强心针还是上呼吸器，都得抢救一番。

　　摆在面前的两大难题是：钱从哪里来，那么多人到哪里去？

　　贵州商报刊登新天拍卖消息

　　吴晏明是贵阳人，毕业于贵州大学数学系，参与过海信电视机进入贵州市场的运作。举牌前他已接下任务，将出任新天公司破产清偿和重组小组组长。第一次来到新天门前，曾经的“高原明珠”，多少本地青年梦寐以求的“小上海”，如今厂牌斑驳，路边野草丛生。他驻足观望，感慨良多。

　　吴晏明（时任新天破产重组小组组长）：

　　我听到卖菜的农民都在说，新天职工几分钱都要讨价还价，以后不卖给他们。我听了很震撼，也很痛心。那时企业情形真的很糟糕，房地产开发商都进来了。这个从大上海过来支援西部建设的明星企业，怎么会到了这个份上？一句不适应市场，讲得通吗？是广大职工的问题吗？企业就该是经济危机的牺牲品吗？这时还有谁代表工人的利益呢？我想，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企业搞上去，提高职工的工资待遇，让新天人重拾信心！

　　政策性破产和拍卖，并非政府拿出一笔钱来购买资产，只是把长期拖欠的部分债务给破掉，再把资产量化成一定金额，用来安置职工，包括有些职工的非统筹补贴。要走的职工发钱安置，留下的人再依托这点资产，把企业重新搞起来。如果搞砸，第二次破产，就真的无路可走了，我面对的就是这个困局。当时有些干部职工不清楚这个背景，也不理解之后的做法，当我们不得不将赤光厂变现时，就背起了“卖家产”的骂名。安置完上千名职工，企业只剩下200万流动资金，发半个月工资都有危险，还要偿还以往补欠的养老金和公积金，核销银行债务，到处都要钱。

　　减员卸货

　　新天内迁职工从未想到，自己付出大半生心血的企业，20多年后竟变成了负资产。他们想不明白错在哪里，而结果还将由下一代儿女们承担。

　　第一批三线建设者多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人，企业破产时均已退休。面临下岗和被解除劳动关系的，是生于五六十年代的新天子弟，年幼时被父母带来，在山地里长大，还在山里上班、结婚。企业开始衰退中，有人承受了被开除的后果，出去自谋出路。挨到大滑坡时下岗，熬到破产再被解除劳动关系的，都是安分守己的中年人。他们像父辈那样，把希望全部寄托于企业，艰苦劳作，钻研技术，结果却成了下岗工人。当时上海也有很多国企砸锅卖铁，厂区变成了商品楼，有纺织女工当上了“空嫂”。可即使在大上海55万纺织工人中，站在时代聚光灯下的“空嫂”也是屈指可数，苍茫群山中的内迁子弟，哪能获得这种机会，一飞冲天呢？

　　企业能做的，只能是按照工龄给予下岗人员一些安置费，通常一年工龄在500到2000元间。固定工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两倍计算，合同制工人只有一倍。吴晏明与上级主管据理力争，获得了变通处理，让合同制工人与固定工一样同等执行。

　　人到中年的“迁二代”，拿着用青春折损的补偿费，脱下穿了多年的工装，走出大山去寻找新路。

　　1999年，企业濒临破产时，六厂女工宋齐和丈夫王秋亭就双双下岗。他们带着女儿回到上海，在10平方米小房间里架起两只单人床，把衣服叠起当枕头。朝北的小房冬日不见阳光，狭窄的空间挂着冰凉潮湿的衣裤，人在衣服下钻来钻去。这还是鳏居的公公去朋友家借住，腾出来给儿子一家暂时落脚的。

　　宋齐（迁二代）：

　　我家五姐妹，都在1966年跟父母去了贵阳新添寨。我家祖籍山东，爸爸宋记修早年做过大饼油条，进厂后做点心师傅，大家都说“老山东”做的面食好吃。我妈妈赵任英不适应高原气候，咳嗽不停得了肺气肿，到贵阳五年后就去世了。我家五姐妹先后都进了新光厂做工，我排行第三。我老公王秋亭从上光技校毕业，1968年内迁去新光厂，在金工车间工作。那年我们夫妻双双下岗，公公就叫儿子回上海照顾他，也算是收留了我们。老人年迈体弱，退休金也少，借住在朋友家，有时也来我们家吃饭。有一次他说想吃大排面，我口袋只剩下2块钱了，只能买个盒饭。我二姐在油漆车间，知道我过得这么艰难，让妹妹写信劝我回贵阳。我说回去又能怎样？我以前干活多上心啊，生下女儿56天就上班了，加班加点时把孩子朝妹妹家一放。小囡那么小，啥都不懂，有一次还扑到煤炉上去捞烘山芋，把手都烫伤了。

　　宋齐（右）和师傅谢永泉（2016年）

　　我们都是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多少难做的生活，都被我做出来了。可结果呢，还不是照样下岗？我想找人事科去评理，为啥叫我们家双下岗？路上碰到我的入党介绍人，劝我说厂里形势不好，没办法只能一刀切。我就回上海谋生了。家里原先在周家嘴路保定路上有私房，内迁时被我爸爸妈妈上交了。在上海过日子，每天钞票都要出去的呀。我只能去超市打零工，搬箱子、理货、拣菜，卖菜，啥都做。卖鱼的人跑开时，我还帮忙杀鱼、杀甲鱼……我是做光学仪器的技术工人呀，做这些毫无技术含量的苦生活，工资800块，是当时上海最低工资了，心里真是很失落。可是再好的手艺和技术，还能去哪里发挥呢？当时我们就这么狼狈，就像乡下人刚刚进城。

　　我小姑子心好，看我家这么拥挤，老阿爸又回不来家，大家都不适宜，就说你们还是去外面借房子吧，我贴点租金给你们。我们就去凤城三村租了一间房子，小姑每月贴我们50元钱，我自己出100元。谁知住了不到一个月，房东半夜里来敲门，说他家里死人了，要在我们这间房里设灵堂。我卷铺盖时，眼泪哗哗地涌出来。等人家做完七七四十九天后，我们再回去时，房东说要把房租涨到300元！付不起了，我们只好回到公公的小房间去。那时我没地方说话，难得有一天休息，就跑去麦当劳，拿本书坐在那里发半天呆，连一杯茶都舍不得买。

　　后来我师傅谢永泉说，他妹夫在上海有个合资工厂，介绍我老公去试试看，第二天老公去那里一试，就被老板留下了。我17岁进厂就跟谢永泉学徒，他和我师娘邱海珠，就像我亲人一样。后来我也跑去厂里看看，根据自己的经验提了一些建议，老板一听也叫我别走了。我们这些人，生来就是做工，搞生产的料呀。能够回到生产线上，心就定下来了。有次老板娘看到我眼睛发红就问啥情况，我把家事讲给她听。老板娘问，如果买房子你自己有多少钱？我说我怎么敢想买房啊，我没有积蓄。老板娘说，我给你无息贷款8万元，去买个自己的“窟”，三年之内不要你还，以后生活好了再说。她把8万元给我时，借条都不要。我拿着钱手都发抖了，这是多大的恩典啊！我和老公去看房子，在内江新村看到一个二手房，一室户价格9.5万元。我妹妹招弟马上凑足余钱，坐飞机送到上海来。她知道我还不起，说这算是你女儿以后的陪嫁吧！我们买下房子，打扫一下就搬进去了。我打了几个电话给同事和朋友，告诉他们我在上海有窝了呀！我没日没夜地加班干活，拼命做。厂里生产启动阀门气缸，我原来没有做过，但我翻着样本对照零件，很快就摸出了门道来。老板夫妻去香港时，工厂也交给我管。我做了6年，直到老板去世，都没有还清这笔房钱。后来还是女儿去麦当劳打工，攒足钱还清账的。每年清明节，我都去给老板上坟，这一世我都不会忘记这个恩情。

　　翻砂女工陈红霞下岗后打过各种零工，走出新天经历的各种稀奇古怪，让她大长见识。有一天她忽然发现自己有点像“变色龙”，动物能使得身体进化成与环境同步，那人类该不该顺势而为呢？

　　陈红霞（迁二代）：

　　转岗那阵，我先被派在一分厂食堂里烧饭，干了两个多月才拿到一个月工资，企业没钱了。后来吃饭人越来越少，食堂也关了。我去市里打工，在一个温州老板手下，做电话公司营业员，一年后老板关掉营业部投别的生意了。我去酒店做仓库保管，过两年经营不善，酒店倒闭了。我第三份工是博彩店台机服务员，连续工作24小时后休息一天。有次店里被查，我被带到派出所，面对警察的训斥，我争辩说，我打工养家糊口，并没犯法，最多是有点违法行为，我不能不吃饭吧！以前每回稽查，总有人先打招呼让我们关门，这次是突然袭击，结果店被封掉，我又失业了。不久，有人介绍我去麦克奥迪合资厂做仓库保管，后来又叫我做油漆车间调度、车间生产主管，期间还接受了培训，教我们怎么说话，可以运用语言的魅力。我也蛮有兴趣学，虽然有时言不由衷，但如果还像从前那样直来直去，就没法适应环境而生存。我对小姐妹说，我快成变色龙了。从前在新天时封闭的生活，离开我的现实越来越远，看到外面的世界才会反思。

　　我在新天做的翻砂工属于特殊工种，女工45岁就能退休，我办了退休还被留用过一年。后来再去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打工，搞复印、照相，给人代笔写离婚协议，很多人不懂协议格式嘛。这些年社会变化很快，贵阳市都发展得不错了，曾经那么辉煌的新天却越缩越小，我有点替父辈们觉得不值。我还住在干打垒，一幢楼4个单元，我家这个单元应该有10户人家，现在只有3户住人，都是厂里的老前辈。早几年有开发商要动迁，有些人家签了合同就搬走了，有些人家去外面买了房子，最后没谈妥，僵持到现在。

　　我们姐弟四个，只有二姐被抽调去湖州工作，在上海培训时，她被那家企业留下了，后来在西渡买房落了户。我下岗时曾想去上海投奔二姐，但最终还是在贵阳打零工为生，这也是大多数留下来的“迁二代”人的命运吧，虽然有些人做生意赚了些钱，生活得不错，但毕竟为数不多。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