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林先生在《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分析道：“三线建设，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思考和奋斗的特殊产物。我们应该肯定它在军事上的成就。但如果从经济上来衡量，这是一场不划算的建设，甚至中间存在着较大的资源浪费。”

　　经过关停并转迁的调整，很多三线企业进入新千年时成为了工业遗址，偏僻的山谷喧嚣过后重归寂寥。创造过光荣与梦想的厂矿变得破败不堪，如同建设者凋零的年华。

　　新天人也在转型中苦苦挣扎。

　　2002年3月，吴晏明被任命为新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他提出“二次创业，重振新天”口号，宣布当年销售目标为3000万。

　　全厂哗然，人们都觉得这是信口开河。这个彪悍的愣头青是历任新光一把手中最年轻的，还是贵阳本地人，在新天什么人都不认识，别说感情，他对光学仪器行业又有多少了解，凭什么能创造新纪录呢？

　　有人说，如果他今年完成3000万，我把手掌心放在炉子上煎鸡蛋！

　　职工的反应不出吴晏明的预料。他当然知道，3000万销售额是新天历史上破纪录的数字。创造过辉煌的职工们，在哀鸿遍野的企业氛围下，已经丧失了心气。3000万销售额，是这名数学生通过计算得出的盈亏平衡点。他更明白唯有停止亏损下滑，让生产经营运转起来，才能使命悬一线的企业缓过这口气来。

　　吴晏明做的第一步是去库存。他从海信集团挖来销售经理，建起销售网络，将积攒在仓库的产品一箱箱、一车车地发往全国各地。这年底，公司销售额实现了3600万。手掌煎鸡蛋的赌咒成了笑谈，人们开始对这个年轻的贵阳“少帅”刮目相看。

　　进入到下一年的运筹帷幄时，吴晏明的销售目标是5000万。冰冷的数字，在他眼里是有逻辑和温度的。

　　吴晏明（新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2年春节，在签发劳模和先进生产者奖金时，我看到了50元和30元的数字，得知十年来一直是这个数字。我拿起笔，改成1000元和500元。我要传递一个信息：不合理的事情要去改变。这时还没有宣布企业重组，原先的党委会还在工作，有人把这事告了上去。市长找我谈话，我讲了理由，并坚持这么做。这并非是非对错，而是观念问题，我必须用这个方式来冲击一下。

　　后来又发生一件事，离休干部张文国去世了，他是新光厂建设初期从上海过来的抗战老革命。我得知消息后跑去他家探望，老张的遗体还躺在家里。工友们在宿舍外空地上，用油布搭棚子设灵堂，搞砖头砌炉子，要给守灵祭拜的人做饭。我当时就说，像这样的老革命，我们必须在殡仪馆租用最好的大厅来送行，企业再穷也不缺这点钱。我当下就叫副总经理去办。当晚，老张的遗体移送到殡仪馆，省长还送来了花圈。后来我就定了规矩，凡是老干部过世，班子都要去送行。我们要通过这些事传递一个信息：企业班子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不然谁愿意去做事？

　　我父母也是工人，我知道他们的艰辛，有点困难要找人都四处无门。所以我在这个平台上就要久久为功，把企业做好，让老老实实干活的工人得利。我还对大家说过，将来企业捋顺，能够良性发展了，我要让每个人都买上车。我做事的原则是，能造福苍生、造福百姓才是最好的，升不升官都随缘。我不会拍马屁，职务就是奉献的平台，需要我干，我就尽职尽力。不需要我了，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

　　企业效益上升，职工们普涨了工资，没有休过的年假能兑换现金，拖欠已久的医疗费也得到了报销。宿舍和厕所都被粉刷了一遍，感觉都亮堂起来。每期新天报上都刊出“当月员工生日榜”，经过彩版印刷，平凡的名字变得高级了。人们还爱看上面的“奖惩月报”：一位销售之星奖到800元；某会计当月清账，奖10元；销售公司王总未经批准擅自使用库存电脑，罚400元。这位销售干将是吴晏明从海信挖来的，父亲病逝时都在外地出差，吴晏明主持了追思会。但该罚的时候，毫不手软。

　　职工们从这些数字中读出了新意。当时参加产品销售和对外协作的阮迪生对此也留有深刻印象。

　　阮迪生（随迁子女）：

　　破产重组后，我在销售部门跑外协。那时新天的产品在全国市场份额还是第一位。国内制造业使用的三大系列光学仪器，除了进入中国的几家外国大公司，当时只有新天能做出来。行业进入门槛高，对企业综合能力要求很强，有些台湾人的公司和民营企业，即使从新天挖人过去，也只能做些单品，投影仪、三座标等，而万能工具显微镜他们就做不了。破产重组时，我被派去上海跑市场，销售网络建好后又去了杭州。那时大家都在拼命完成指标，因为奖惩分明嘛。不久，厂里库存都卖出去了。新天人还是有潜力的。

　　制造业只要有新企业开工，就需要测量仪器，作为产品的计量标准。一般情况下，新建企业的第一台测量仪器还是用国产货，有了钱再升级，可能会买进口仪器。新天的很多仪器设备都达到了国内最高标准，万工显做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标准，就是软件开发还要及时更新。吴晏明主政时，新天产品的质量还真是不错的。

　　推行现场管理

　　“当我们没有按时交货，面对客户质询时，我心里虽然像针刺一样，但始终暗示自己，新天是诚信的公司，既然是自己的错，就要勇敢地面对。当我们质量出了问题，作为董事长，代表公司奔赴山西向客户道歉时，看着几十双眼睛，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百味杂陈。但我还是暗示自己，是条汉子就承认错误，承认还有机会，不承认你就永远失去客户……”

　　这是吴晏明写在企业报上的“告全体员工书”里的一段。他想告诉大家，企业的生产管理应当更上一层楼了。此时，伴随蜂拥而至的日本制造，风靡世界的生产现场“5S”管理也从东瀛进入中国。吴晏明以提升产品质量为抓手，开始在新天公司推行5S管理，对职工干部进行培训。

　　王炎铭（新天光电高级技师）：

　　开始推行现代企业管理时，大家都觉得很新奇，也有所期待，愿意去努力。我们家从前住在上海虹口同心路上，父母1966年带着从上光厂内迁过来，为大三线奉献了一生。我和弟弟妹妹都是厂里职工，对企业有很深的感情。有天晚上大概9点多了，我还在车间里跪在地上画图纸，设想着能改进的地方。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喊：“王炎铭！你在干啥？”吓了我一跳，原来是吴晏明。我说在布局搞5S。他点点头。过些天，班组长以上干部拉到外面去开会，每个组长结合生产情况讲学习5S管理原则的体会，说不出来就在旁边站立5分钟，他们都认真写了稿子，上去读了一通。组长们发言后，主持会议的公司办公室张锦莉说：“下面请王炎铭讲话。”我一愣，我不是班组长，是被特邀列席的，毫无思想准备，可这时也只能豁出去了，我上去说了自己的想法，对厂里问题、车间之间的协调，像说自己家里事，不知不觉讲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吴晏明还安排我参加搞5S管理。车间都做了标识，从产品、工具、茶杯、热水瓶，每样东西都做，摆放位置也规范化。在生产实践中，大家也逐渐理解了，即使不认识千分尺的新员工，打开工具箱也能拿到……吴晏明在用新观念，把企业带往现代化管理的道路。

　　奖勤罚懒中，希望在复苏。有位工人建议在机床上加根小管，将漏油接入盛器，建议推行后，车间地板不油腻了，这位工人得到了表彰。车间“禁烟令”和“干部禁麻令”推行第一天，吴晏明逮着一个叼香烟的车间主任，当晚又在麻将台上抓到另一个车间干部，都被罚了款。

　　后来成为装配车间主任的朱福良，当时还是一名青工，父亲朱康男参加过潜望镜研制，是金工大件车间的铣床高级技工。两代人的生计和命运都与企业捆绑在一道，新天是很多工人的命根子。

　　朱福良（装配工）：

　　我是1979年10月进厂做工的，22年干下来，企业破产了。很多人下岗、离职，很无奈，也很痛苦。我觉得自己能保住饭碗，就算不错了。所以我做工作很尽心尽力，谁会希望自己工厂倒闭呢？

　　当时电器仓库已年久失修，加上山地潮湿，看上去破破烂烂的，电容电阻什么的，很多东西都坏了。有一天出了大太阳，我们去仓库整理，我叫大家把电机搬出去晒。刚好吴晏明经过，看一帮人忙来忙去，就问你们在干啥。我说，你去房间里兜一圈再说。吴晏明看到东西都发霉、生锈，也很心疼，问有什么地方可以做仓库。我马上告诉他说，三楼，那里以前是办公室，现在空着可以改电器仓库。吴晏明说：好！我马上解决！一周之内，仓库就搬了家。

　　公司重组后，装配车间工人要有活干、有工时，才能拿到钱。当时有中层干部把我们的工时割掉了60%，大家都说这不合理，应该向吴晏明反映。可那时没人敢去找吴老总，他看上去很严肃。有次大家在发牢骚，我情绪一激动，跳起来就说，我要去找吴晏明！我叫了几个工人，跑去董事长办公室敲门，吴晏明就叫我们进去，坐下来讲道理。我就把过去和现在情况作了比较，我说如果真想提高大家积极性，这样搞怎么行？他仔细听完后说，你给我两天时间。他果真做了协调，在统计上和工人双方各让一步。这么一沟通，大家也理解了，要按市场所需安排生产，不能有太多库存，问题就解决了。

　　那时，周边几家内迁国企，肉联厂、电视机厂、永青厂，都卖得差不多了。轮胎厂后来也做成股份制企业，成了上市公司。记得工会也让大家投过票，搞职工持股，结果没有通过。很多人不相信把工厂卖给个人、变成股份制或民营企业，会出啥好结果。企业最终没能走出这一步，现在想想，还是蛮可惜的。

　　错失良机

　　股份制改革的意向调查中，半数以上职工投了反对票。新天职工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也许对企业改制后能否搞好还持有怀疑。而如果制定持股方案，可能还要他们掏钱入股，企业已深陷困境，维持生计都艰难，职工们哪里还拿得出余钱，去购买难以预测的未来呢？更可能的是，他们内心深处还存有一份执念，当年放弃上海的一切，来到偏僻山区安营扎寨，是为了国家而付出，他们不愿让这份崇高的感情被改变。

　　职工们还在改制与否的纠结中，企业领导人已看到了不改制的后果。

　　高级工程师张宝贵，在公司副经理任上亲历了破产重组和股份制改革的流产，对企业情况比普通职工掌握得多、想得也更多。

　　张宝贵生于河南许昌知名的革命之家，其祖父张钟端是同盟会初创期会员，河南起义军总司令，在组织开封起义时因奸细告密而牺牲，被葬于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墓。张钟端东洋留学时娶的日本妻子，在驶往中国的轮船上诞下一对双胞胎男婴，取名梦梅、兆梅。兆梅就是张宝贵的父亲，14岁投身救国，1927年蒋介石清党大屠杀时，他用煤烟抹脸后逃往武汉，加入了共产党，后任许昌县苏维埃主席。在和平建设年代，张宝贵无需像父辈那样血荐轩辕，他满怀理想和抱负，在大三线山区奉献了人生，还连带了自己的儿孙。当他退休之后，在新添寨宿舍里辅导孙子学习时，有时会走神。老张家祖辈为国捐躯，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历史，而我为大三线建设付出的一切，子孙后代能理解吗？

　　张宝贵（曾任新天光电总工程师、副经理）：

　　我是哈尔滨工大毕业的，比邓美慈低一届，一直从事技术工作，担任过总工程师、新天公司副总经理。企业搞政策性破产时，已经持续亏损多年，新大学生不愿进来，科研难以为继，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那年大冬天，我跑到零下三四十度的东北，找长春光机所谈合作。当时中科院想走产业化道路，成立了光电集团公司。沿海地区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也搞得轰轰烈烈，湖州新天改制时，我还代表公司去那里，亲历了王杰和徐伟承接企业的过程。如果当时新天也搞股份制企业，整个资产一个亿，职工持股可到8千多万，剩下的是债权。但贵阳市派人来调查职工意向时，反对票达到60%，所以到现在新天还是国企。

　　吴晏明来公司时，我已到退休年龄，他要我留下做副总经理，我就干到了68岁。几年后吴晏明被调离了。新天越变越小，最后剩下一点点了。所有走下坡路的国企，都有一个弊端：无论搞好还是搞坏，都不会追究原因，没人会对此负责。

　　作为大三线建设中从上海搬迁来的新天企业，对中国制造业发展是有贡献的。国家支援坦赞铁路建设，3米测长机是新天制造的。国防工业和飞机制造的发展中，也用到新天的测量仪器。激光技术1965年在国际上出现，第二年我们就有了。三峡工程需要18米的量具，那时国际上也只有12米的产品。我担任总工程师接下任务后，用7米长的底座造出了20米测量仪，到现在还是整机上的核心仪器。有了这台仪器，国外很多发电机厂都来要求检测。

　　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只有尊重工人、保护技术，优秀传统才能代代相传。德国的莱卡照相机比其他同类产品贵10倍，他们的精密铲刮工60多岁了，还在专心致志地刮导轨，有些老工艺仍在旧车床上做。他们造的一个小东西就能卖30多万。我带队去德国引进项目，学到不少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但我们就是做不起来、也留不下来。

　　早些年我曾有机会去北京工作，但一直想把新天搞好，就没舍得走。早知如此，还不如走了算！我退休后，被中科院请去搞强功率激光器研制。21世纪激光工业对测量仪器有极大需求，新天本可以有更多担当和作为，成为全国和世界都有知名度的光仪制造公司。可是包括老娘家上光厂，一路走来历尽艰辛和坎坷，真是非常非常遗憾、非常非常的可惜！

　　三线建设是国家战略，几十年中大批职工和后代都在艰苦的山区工作、生活，早些年因为保密一直不为人所知，而现在是被遗忘了。我爱人郭云霞是我高中同学，我上哈工大时，她考到兰州铁道学院，学内燃机专业设计和制造，毕业后被分在天津，就是现在的“南车北车”。她那时动过大手术，厂里都给分了房子，但她还是随迁来到贵阳，改行做工艺技术管理，如今她同学退休后都有五六千元养老金，而我43年工龄、正高职称，退休金才三千多元。郭云霞总算把两个儿子培养得还不错，老大师大毕业后自己搞企业，老二也有自己的事业。他们都在贵阳，靠自己去奋斗。

　　军事工业和民用制造业都离不开光学仪器，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精密仪器，还有些非常特殊的测量用的量杆，必须用光学测量仪器来做量标，要贯穿于整个制造过程，今天要再建一个行业龙头，国家再拿多少钱恐怕都很难了，人才和技术都已经流失了。

　　娘家行

　　新天公司破产重组、艰难转型之际，退休返沪老职工日子也不好过。2006年，上海退休职工平均养老金750元，新天老人仅为533元，甚至低于同期贵阳市580元的平均养老金水平。高级技师包龙章1966年内迁时月薪100多元，妻子在里弄生产组有十几元收入，两人养大了六个孩子。2006年，从新天退休的包龙章月退休金628元，在沪退休的妻子倒有800元。老伴说从前你养家，现在是我养你。这一年，返沪定居的新天老职工已有400余人，看病报销单据通过邮路往返，有几位老人过世后医药费都没回来。两地医保药目也有差异，一些在沪就诊配的药在贵阳不能报销。每年续保时，老人须手持当日报纸拍照后寄回，以证明自己存活。除了在贵阳买房，职工名下的房改存量基金退休后也不能取出。艰难的生活，让人难以感到尊严。

　　2006年春节前，新任董事长吴晏明来到上海，组织退休返沪职工代表座谈。他知道老人们心里有气、有委屈。多数老人在他进入新天前已退休，医保报销、存量基金等问题也超出了他的职权范畴，他可以不接这个茬。但这位年轻的董事长，很推崇日本企业家稻田和夫的奉献与热诚，想给新天人送上一点安慰。他介绍新天破产重组的情况，耐心听老人们诉苦，给每位返沪老职工带来100元慰问金，还发出邀请，“请大家选派一些代表，老干部、各车间的技术工人和各层面代表，回娘家来走一走，看看老朋友，也为我们重建企业文化出一把力。上海内迁职工为新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很多第二代都成了业务骨干，也请你们把公司重组后的发展信心带回上海，让新天人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新天公司不只是有机器和产品，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集体……”

　　吴晏明欢迎返沪老职工娘家行（2006年）

　　左起：鲍秀华和徐红师徒相见泪涟涟，右为费蓓芬（2006年）

　　显然，吴晏明对企业的转型发展有良好的预期和信念。

　　2006年阳春3月，86岁的包龙章和14名老同事一起，登上开往贵阳的火车。他手里还拿着建厂20周年的纪念茶缸，这茶缸他已经用了20年，搪瓷脱落了不少，还被珍爱着。包师傅将塑料袋装起的冷饭放进茶缸，开水泡暖后就对付了一顿。离休干部鲁良权、颜其谋，人称“谢老”的热心人谢永泉，都在省亲团的队列里。队员们每人拿出100元购买豆酥糖等上海特产，要上门慰问患病的老工友。

　　上海到贵阳距离还是2240公里，这段行程已缩短到33小时。贵州的山居还是亘古不变的石头瓦片，刀切似的平整。金灿灿的油菜花田扑面而来时，大家感觉毛细血管都被打通似的酣畅舒爽。

　　工友、师徒、闺蜜、兄弟，亲家、妯娌、叔伯、邻居，大家紧紧相拥，来不及地问着：阿爸好伐？老爱人好？

　　高级技师包龙章（2006年）

　　“鲍师傅，我好想你呵！”鲍秀华被一名扑到眼前的女工紧紧抱住，是她的关门徒弟徐红，两人泪目涟涟。“小囡几岁了？”“19岁啦。”“侬来的辰光又瘦又小，像个童工呀！”鲍师傅上海话，徐红贵阳话，交流毫无障碍。

　　省亲团员住在新天招待所的早早夜夜，老工友川流不息来叙旧。而他们也爬高坡走低坎，去看望行动不便的老同事。带着摄像机记录着新添寨，记录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和声音，要带回去在上海新天老朋友聚会上放映。这些年大家都过得紧巴巴，见一面真不容易。那时谁都没想到，十年后贵阳到上海的车程将缩短到9个小时，人来人往会成为新常态。

　　他们也没料到，小吴总会在一年后被调离新天。

　　吴晏明主政后，新天业绩拉起了阳线。第一年扭亏为盈，第二年销售回款5000万元，第三年7000万，2006年销售目标是1.4亿。但是突然间，在毫无思想准备中，吴晏明被调离新天，前往安顺开发区管委会工作。

　　2007年12月24日，他在凛冽的寒风中走出了新天。

　　吴晏明：

　　从三十五六岁到不惑之年，是我付出最多精力和心血的一段，新天公司的经历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干到第二年，就把企业之前八年的欠薪都补齐了，职工工资也翻了一番。虽然只是阶段性的工作，也让大家开心了几年吧。

　　当我们做到销售1.3亿元，企业有了些起色时，大家都信心满满，我却看到了企业的危机，开始思考：新天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搞科研，我们已经拼不上国际先进水平，那时也开发不出新产品，在制造方面还略有优势，所以就扬长避短，主抓一线生产。我们搞薪酬制度改革，在西南地区都是第一家。原先的工资体系是跟着干部职务走的，所以大家都想提干，当处长。我觉得应当倡导钻研工艺技术、当好工人的氛围，就搞了职务、技术和工人三个薪酬体系。把首席设计师工资定得比董事长高，工人这块的高级技工、首席技工和董事长工资一样，与职务系列形成竞争，这种理念到现在还是对的。我们还想出让一部分净资产，引进社会资本，但这又不被很多人理解。深层原因是，我想将部分资产变现后，把拖欠的退休人员公积金等做个了断，再把他们交给贵阳市，在他们和企业之间做个隔断。因为做企业是有风险的，不能转嫁到退休人员头上。三线建设者为国家作了很大奉献，如果后来人都不管他们，以后人们又怎么对我们？可是我还来不及做出更多的实践，就离开了新天。

　　我是2001年过来的，2002年3月被任命，到2007年调走。离开时我身心疲惫，有时站起来都眼冒金星。比较欣慰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新天还有一些职工记得我。

　　佛家有个故事说，有人转世投胎前问来世做什么好，佛说，如果要接受别人帮助，就投胎去当乞丐；如果想帮助别人，就去当企业家。这个故事寓意很深，做个企业家，一定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要放下利己主义的盘算，珍视员工，要有利他精神，企业才会有凝聚力。

　　吴晏明被调往安顺市开发区任常务副主任，后任黄果树集团董事长，2014年出任贵州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监事会主席。老母亲还住在新添寨，每次他回老娘家吃饭，邻居和职工见到他时还很热情，让他感觉很温暖。

　　抱团取暖

　　返沪生活的退休老人们，在水泥森林中织起了一个老友网。自2002年起，返沪职工先后拿到过四本通讯名录，每一本上名字都有所增加，也有消失。通讯录上留下了赞助者的名字，也都是曾经的新天人。

　　2002年10月，上海的新天老朋友第一次团聚在偏僻的西渡镇上，有147人出席。

　　陆际衡（前新天子弟学校教师）：

　　第一批新天内迁职工在1998、1999年间开始退休，一些人虽然回到上海，退休金只有几百元，生活捉襟见肘，大家感觉也很迷惘。比我早退休的辛金妹要我想想办法，提议搞一次聚会，让大家抱团取暖，我们还找了热心人莫丽玲一起商量，她说认识西渡的一个活动场所，虽然地方偏远，但大家都没钱嘛，每人就出5元10元，再冷僻的地方都去了。

　　第一次聚会那天，贾春开车送母亲去西渡，得知情况后，贾春赞助了500元，这笔钱在当时也不是个小数，那时他在房产公司上班。活动场所的老板弄了一只喇叭，辛金妹拿着喇叭发言说，希望大家能组织起来，互相关心，抱团取暖。那天大家都很激动，说每年春天要团聚一次。当时我在外企打工，学会了电脑，我就开始做通讯录，打完字后装订好，发给每人一本。通讯录上还写了一句：此活动得到贾春先生的赞助，谨表示感谢。第二年聚会，诸镜清的女儿诸黎华推荐了虹桥镇的一个地方，她和老爸诸镜清也给了赞助。起先打算办15桌的，没想到来了近200个人，老板措手不及，场面几乎失控。就此也定下每年4月春暖花开时办一次聚会，以后我们多次在外滩金坨岛聚会，出席人数达到400多人。2007年，葛民治夫人夏维也从深圳来到上海参加了聚会。每一年都有不少老朋友从杭州、湖州、嘉兴、无锡、厦门、北京、南京、宁波、苏州、安徽、贵阳等地过来参加。2014年，崔永元口述历史摄制组还到我们聚会现场进行采访。每次活动都有大量组织工作，义务劳动的志愿者也陆续出来了，辛金妹、黄云娣、鲍秀华啊，后来又有贾冬、颜莹、洪峰、龚正明、邹平洋、吴文南、顾韵、何玉菁等子弟兵加入，被大家称做“会务组”，就像不是组织的组织。养老和医保的新政策、贵阳的消息等等，都来向“会务组”打听。可惜发起提议的辛金妹，在2011年因病逝世了。我们坚持到2017年，在15年中办了17次大型聚会。

　　新天上海“会务组”志愿者，前排右二为陆际衡

　　改善待遇

　　退休返沪职工代表借着被吴晏明请回娘家的时机，与贵阳市有关部门做过一次沟通。贵州省信访局、劳动保障厅、劳动局、房改办及医保局等部门领导，与返沪老人代表举行座谈，各自摊开了一本难念的经。

　　2005年，贵阳市养老金年缺口达2亿元，全靠财政补贴。这种情况下，主管部门无权上调个人养老金。由于地区政策差别，贵阳市医保在用药范围、费用报销等方面和上海有差距，将返沪支内职工医保转回上海的请求也未被接受。而让退休职工们无法取回的购房存量补贴，是福利分房制度取消时匆忙推出的地方政策，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撑，所以提现有很大难度。这次沟通没有当场解决问题，但增进互相了解，对后来的政策改善和推进是有益的。

　　拿着贵阳的退休金，在一线城市上海生活，确实举步维艰。返沪定居的老职工们通过信访等渠道反映困难，最终引起了上海市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重视，返沪定居的支援内地建设者被列为帮困对象，逐步出台了医疗救助等地方性政策。进入上海2010年世博会倒计时阶段，他们拿到了上海市政府派发的红包：《上海市居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热心的陆际衡老师将之前《上海居民医保》与新推出的《上海市民互助帮困计划》进行比较和归纳，给新天老朋友们写了一封信。

　　从1月18日开始，《2010年上海市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开始实施。我感觉是在前两年的基础上，“帮困”待遇又有了提高，主要是：用完门急诊补贴后的自负额度下降到全年500元。自付500元以后，门急诊补助比例上升到75%（自己负担25%）。参加“帮困”有三大好处：一、门急诊自负费用低于居保。二、全市社保定点医院通用，免掉了居保繁琐的转诊手续。三、这个帮困计划是专门针对当年“支援外省市建设，在外省市办理了退休（职）手续，享受外省市社会保险”人员的帮困救援体系，也是上海市政府体恤民情的细心之处。

　　陆际衡写于2010.1.20

　　这期间，贵州省和贵阳市调研组也专程来沪，与上海市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并与返沪老人座谈听取意见。这次沟通结果很快得到落实，贵阳市政府委托普陀区社保局，在大渡河路设立办事窗口，专供贵阳市退休的返沪支内职工核销医疗费用。在相当长时间内，这是大三线援建地中唯一为退休返沪人员提供这项服务的城市。这一年，上海世博会取得了圆满成功，返沪的三线老人也被列为市政府逢年过节专项补贴的对象，这个城市终究让他们感到了暖意。2013年春天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解决人民群众异地医保结算问题。贵阳市率先落实，给返沪定居的老人颁发新版社保卡，让老人们获得了网上结算的便利。

　　每年夏天，新天退管会主任陈志农都邀请师傅张增辉，来贵阳家里住上一段时间。张师傅家在上海老城厢旧房里，老夫妻盼动迁已经盼了很多年，到师母去世还没等着。陈志农是贵阳人，1980年考入新光技校，就跟张师傅搞光学。有些老师傅担心教会了徒弟自己没饭吃，张师傅待陈志农却像亲儿子，毫无保留样样教。后来陈志农电大毕业做车间主任，成了师傅的领导，但他说，张师傅是我一辈子的师傅。

　　陈志农（新天退管会主任）：

　　我当车间主任时，每次精度要求高的镜头，我还请师傅帮忙，他是跟着龚正宗学的，那是光学界公认的太师爷。我师傅从不隐瞒技术，我们两个感情很深，喝酒是经常的。后来师傅去了湖州，退休又回了上海。师母去世后，我还去上海看他。现在每年夏天都请他来我家住，也喝酒，不过是枸杞子泡的养生酒。

　　到2018年12月，新天光电内迁退休职工有1468人，其中像我师傅这辈分的第一代内迁职工是935个，其余是内迁第二代。一部分人返回上海定居，还有些去了其他城市，目前在贵阳还有几百个。平均每年走掉30人，已经走了300多个了。在贵阳走的，退管会都去送一下子。在上海离世的，就委托上海办事处的人去。公司经营上还有不少困难，在贵阳的老职工生了重病，我们去探望慰问金只有100块钱。内迁职工为三线建设付出了很多，企业没有能力给予更多帮助，也很无奈。公司对退休职工每年还支付一块副食品补贴费，虽然每人每月只有几十块钱，加起来也超过了160万，只能靠出租房产增加收入。内迁企业过来的三线企业，很多都关门倒闭了，还在勉强维持的，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吧。到2018年底，新天光电公司在职员工中还有200余个“迁二代”，多数是60后的新天子弟，也进入了退休倒计时。

　　迟到的欢聚

　　2017年中秋节前，居住在新光居委的近百位新天老人，走进了大礼堂改建的鸿利来餐厅，参加“关爱三线建设老人”活动。屏幕上滚动播放的老照片，将从前的岁月推到他们眼前。他们亲手建造的河上大礼堂自从改成餐厅，有些老人再也没进来过。

　　罗大芬（左一）和新天老人

　　居委会主任罗大芬是个布依族女子，细眉秀眼，热情爽朗。新光居委共有6700多个居民，60岁以上长者中有167位新天老人，虽然占比不高，但罗大芬发现这个群体很少与本地人交往，生活圈子比较封闭。刚进居委会工作那阵，她走访了几家新天老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位孤老罗师傅年迈体弱，双腿严重溃烂，行动困难，在家用两个脸盆做便器，室内气味难闻。罗大芬进屋后深觉震撼，二话不说，端起便盆就去清洗。新天人满家的闺女来为辞世的老母亲注销户口，父亲满贵章是解放前参加部队的老革命，后来成为一名军医再转业到新光厂。如今两个女儿不知如何为母亲张罗后事，经济也不宽裕。罗大芬热情地伸出了援手，向民政部申请特批，将满母落葬于新场镇乡村公墓，动员自家父母兄长和村民们一起操办。满家姐妹听不懂布依族语言，但体会到罗大芬和村民们雪中送炭的热诚。

　　在为新光居委的老职工服务过程中，罗大芬生出一份慈悲，她要为新光老人搞一次充满关爱的大聚会。

　　罗大芬（新光居委会主任、布依族）：

　　我娘家在贵阳乌当区新场镇，老娘老爸现在还住在那里。从前新光厂是乌当区最让人向往的地方，职工都住砖房宿舍楼。我年轻时去新天人家里玩耍，看到屋里有厕所，还说厕所放在家里头，怎么解得出手呢？那时我们山区生活条件极差，都在野地里蹲坑。改革开放几十年了，贵阳市变化好大，但这个小区有些老人家好像还活在几十年前。居委会人员入户办事，他们都不敢开门。我非常惊讶，听着就心酸。居委会里天天有人跑来要补助，好手好脚的年轻人也想吃低保，要不到还闹。可从来没有一个新天老人来要这个待遇，一个都没有！三线建设50年过去了，每年都有新天老人去世，越来越少了，再不为他们做点事就真的来不及了。居委会经费实在太少，我们申请注册了公益组织“温馨银发服务社”，到处化缘。有些老人每天带个小板凳，去杨梅山宿舍后面空地上聊天。我们求爷爷告奶奶，把坡地给平整好，装上围栏和健身器材，再装上14把靠背椅子，让老人们舒舒服服在那里锻炼、聊天。

　　2017年返沪新天老人重回厂区

　　我从建华姐的微信上看到上海老朋友的生活，他们过得很快乐。我也想给身边的新天老人打打气，就开始策划“托起幸福夕阳红，关爱三线老人”活动。我上网查资料，了解到他们当年听党和政府一声召唤，就把户口迁走，房子交掉，带上孩子全家人都过来了。我想如果现在再来一次备战，多少人会这么做呢？项目送审时还有领导问：“什么叫三线建设？”历史这么快就被淡忘了！我们的项目全票通过后上面给了4万块经费，还分期付款，要我们先拿出钱垫付。消息传开后，老人们以为这是针对所有三线建设者的活动，已经搬走的人家也要参加。可是我们能力财力和活动范围都有限，对本居委的新天老人，还得限定老夫妻只能派一位代表来出席。可任凭怎么解释还是不行，让我好为难好为难，都偷偷哭过几回了……

　　留在贵阳的新天老人从未有过这样的聚会，想参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罗大芬的难处也很现实。几经协调，活动还是如期举办了。老人们走进自己亲手浇筑房梁建造的大礼堂，当年在这里看盛中国和鲍蕙乔演出的情景已恍若隔世。如今不少人被病痛折磨，行动迟缓，孩子又各奔东西，还得自己爬坡来应对生活。有人看过王小帅导演的《闯入者》，影片中有个镜头：一群老人在发呆，像山里的一块块石头，有人对重访旧地的老工友说：“你在北京跟领导离得近，帮我们去说说。”王小帅用影像表达了他对叔伯阿姨的深情。

　　85岁的顾元昌站在台上，用上海话感慨：“参加三线建设51年了哦，辰光过得真是快。我从搞生产计划到做销售，不知不觉这一生就过去了，陌生的土地成了第二个故乡。现在，我们要调整好心态，搞好身体健康，让子女们安心为社会作贡献！”

　　一位三连老兵走上台，语调铿锵地朗诵自己的诗：“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干就是一辈子……”岁月苍老了他的面容，没有摇撼他的信念。

　　台下坐着百多位新天第一代建设者。80岁的高级工程师何兆麟先生，与著名光学家蒋筑英是北大同窗，1962年他到上海光学仪器厂开始钻研特种工艺，内迁贵阳后研究出各种感受滤光片、阶梯减光板、宽带减光膜、冷光膜等产品及其镀膜工艺，解决了不少特殊光学镀膜难题，在业界享有“西南镀膜王”之称。他担任过光研所所长、新天公司总工程师，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被评为贵州省劳模，还获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奖。何老退休后仍住在新天宿舍，读书看报，侍弄花草，悠然自得。

　　钱忠林和董康福，两位曾经的803小伙子在狂风大作中爬上芦苇棚，保护了被他们视为性命的潜望镜样机。同一节车厢过来的同事先后都离开了贵阳，而他俩还在新天宿舍里。让董康福略感欣慰的是，孙子大学毕业留在上海发展，让他的心愿也有了归途。

　　在活动现场忙乎着招呼长辈的志愿者朱建华、张玲玲、吴美珍、崔凌云、马幼莺、胡金莲、高惠琴等都是新天子弟，此时也都退休，她们用热情和善意为老人服务，向父辈致敬。

　　那天有九对平均年龄80岁的老夫老妻，从上海专程赶来与老工友们热情相拥。他们心中最柔软的记忆，都与这片山谷有关。

　　陈赛珠（退休返沪的新天人）：

　　阿拉虽然回到上海，心里牵记的还是这片土地、这条熟悉的新添寨小路。反正阿拉在哪里都是外地人，身份证是520，上海人称阿拉是“回沪人员”。在贵阳时蹲介多辰光，阿拉还是外地人。个么阿拉到底是啥地方人呢？我自己也不晓得了。我刚回上海时去公安局报户口，一个小青年对我讲，倷哪能介戆啦，好好交上海不要蹲，跑到贵阳去做啥。我朝伊白眼睛，阿拉戆？阿拉是响应党和国家需要，也是形势需要呀。阿拉国家如果没有一批一批的戆大，哪能会有今朝的进步啦？

　　贵阳市群工委将新天居委的关爱三线老人活动推向腾讯网，参加“久久公益日”，希望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有许许多多公益项目在这天同时上线，召唤众人拾柴。募捐活动即将结束时，屏幕上突然跳出一个数字：6666元。罗大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捐款人“叶子”在留言中写道：“我崇敬三线建设老人，虽然父母都不在了，也希望叔叔阿姨们快乐！”头像为一片银杏叶的微信主人是谁呢？朱建华找了几天，终于发现她就是新天前辈王鸿生之女、王海虎的妹妹王海蓉。她20多年前已搬去市里，个人事业和生活都发展得不错。

　　王海蓉（迁二代）：

　　我父亲王鸿生16岁参军去抗美援朝，复员后进了上光厂，我妈妈师范毕业后在上海做小学老师。全家去贵阳时，哥哥海虎不到4岁，我才2岁。我们的父辈是有信仰、有精神支撑的，为此也奉献了一切，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不像现在很多人做事只是为了个人利益和金钱。我父母在新天工作努力勤奋，他俩感情很好，妈妈后来得癌症，53岁就走了。临走前她怕我爸以后孤独，就托付同厂的一位单身姐妹，希望她能照顾我父亲，相伴走过今后的日子。这位阿姨经历过不少坎坷，很珍惜和我爸相伴互助的生活，他们一起过了十多年。我爸爸在部队和工厂坚持写日记，他是共产党员，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日记中留下很多思想和生活足迹，这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我给父母做的墓志铭，上面写着：“来生再续缘”。

　　我在新天子弟学校读书时，成绩是矮子里的长脚。我比较调皮，感觉读书不是自己的出路，就走了另一条路。我和哥哥都进过新光厂，我先做金工，后来搞光学。为了能生存得好一点，1990年我就辞职离开了。很多比较听话的新天子女，像父母那样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厂里，企业效益不好了，对他们的打击就很大。

　　我先生李小平是贵阳本地人，擅长摄影艺术，经营过影楼。我们从小照相店做起，先给小囡拍写真，后来再拍婚纱照。当时贵阳市有不少影楼，慢慢地许多店都倒闭了，但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不把客户当上帝，就是当作朋友，很用心地在做。我哥哥也在影楼工作过一段时间，到我儿子19岁接班后，要打破家族经营模式，实行现代化管理，我和爱人在内的全部长辈都带薪回家休息，由公司缴纳三金直到退休。我儿子1987年出生，他也没进大学，喜欢以自己的方式去做事，现在他自己找各种各样书看，也很有社会担当和家庭责任，在十多年中把影楼发展为股份制企业，有几百个员工，还开了不少分店。2018年他去外公外婆生活过的上海，收购了黄浦区商业地段的一家影楼，谋求更高水平的发展。我们努力得比较早，也是碰上了改革开放好时机，在天河潭买了几亩地，建了摄影基地。我40多岁退休后，就去老年大学学画画，还到地处杭州的中国美院专门学了一年。不但是学技法，还补习中国传统文化，算是修身养性吧。

　　我离开新天很久了，和从前子校同学还有联系，前不久，我们从上海开车去盐城看望老师。我在朋友圈微信里看到“关爱三线老人”捐款活动，就想表达一下对父辈们的敬意。如果现在人也有精神信仰，懂得感恩，这个世界会好很多。

　　新天居委活动刚结束，鸿利来门前就拉起了小谷垅“龙人”聚会的横幅，上百位农场家属也来了一次大团圆。陈红霞在主持活动时，看着熟悉的叔伯阿姨，想起了在天堂的母亲，不禁哽咽。农场人家除了少数孩子考学出黔，多数人随遇而安，和父母一起留在贵阳。他们编制了信息表，记录下从13个省份过来的48户农场人家，列出两代人的姓名和年属生肖。

　　新天农场“龙人”聚会上的“农二代”

　　2018年夏天，104岁的著名书法家顾振乐先生，在两对女儿女婿的陪同下，从上海乘高铁前往贵阳，走进了新天社区。年届八旬的大女儿顾尔玉和女婿李俊德，还有小女儿顾小玉、女婿胡志富，都在这里奉献了青春年华。顾振乐老先生精神矍铄，兴致勃勃地在“关爱三线老人”活动会场上坐了四个小时，还书写赠送横幅：“大爱无垠”、“厚德载物”。

　　在欢乐的大聚会中，人们抚今追昔，为更好的当下和未来举杯。

　　何兆麟（右）、顾元昌在新天社区聚会上，前坐者为时年104岁的书法家顾振乐（2018年）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