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90年代火速翻新，奔向难以预测的未来。温润老旧的弄堂和老屋成片成片地拆毁，矗起一栋栋高耸入云的建筑。行走其间，很多人感觉渺小与无助。

　　黑暗罩住残垣断壁时，万家灯火让城市获得了一丝喘息。花甲之年的裘耀庭走进立信会计夜校班，重启学业之路。周庆宝一身疲惫，蜷缩在老娘家的角落，想念着法定意义上的前妻和归属给妹妹的儿子。陈怡给闹钟上好发条才入睡，要赶天亮出门去郊区上班。冯民甲奔波一天回到家，铺盖卷却被扔在了门外……无论他们有过多么优秀的业绩，怎样努力的生活，飞奔的城市都无暇回应。

　　外国投资商、外地打工者、返城的知青、海上寻梦客，还有各种骗子、流氓也鱼龙混杂，顺着开闸的洪水汹涌而来，封闭多年的城市管理系统超负荷运转，临近不堪一击的地步。返沪的三线建设者只是渺小的存在，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每位个体都心有不甘，又因生活所迫，非得在没有路的地方，踩出自己的路来。

　　第三专业

　　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我国会计制度也与国际接轨，当时有很多年轻人去学商业会计。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在浦东东昌路有一个站点，花甲之年的裘耀庭走进站点夜校部，翻开了商业会计学教程。听课者皆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这位年长的同桌，早在他们出世前的1962年已从浙江大学毕业，为我国第一台潜望镜做过浩瀚精密的计算，这位高级工程师还获得过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奖。

　　裘耀庭虽有扎实的数理基础，但也毕竟是退休老人了。要学习掌握这门新的知识，必须深下功夫。如果不做这样努力和起跑，要在这个城市找回自己和家人的落脚点，远比攻下这门课程更艰难。就这样，他决心以常人双倍的努力，拿下“流通领域的商业会计”一课，完成了第二专业的学习。

　　裘耀庭的国务院津贴奖证书

　　全家内迁贵阳后，妻子韩藕英老师就有强烈的高原反应，心脏疾病也因此逐年加重，裘耀庭感觉自己很对不住她，长期下去对其健康愈发不利，便提出调离，直到1980年才得到批准。此时，安徽光电研究所正在筹建，裘耀庭很快就调往那里。在新岗位上，他一如既往努力工作，设计了笔式显微镜、实体显微镜、光电自准直仪、汽车底盘检查仪的光学系统等，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优秀新产品奖。研究所综合其在新光厂设计过光学倾斜仪、校正望远镜等获奖情况，以及参加潜艇潜望镜设计等材料上报，他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贡献津贴。

　　裘耀庭和妻子韩藕英（摄于2016年）

　　裘耀庭退休后回到上海，经亲戚介绍去会计师事务所帮忙，他重启学习之路。在立信夜校学习小半年，就考出会计证书。小儿子作为人才引进，也从深圳回到了上海。他们奋斗几年，终于置下一套公寓，有了自己的家。裘耀庭也松口气，第二次退了休。然而此时，韩老师却因心脏房颤诱发脑中风，昏迷13天后被抢救回来，但生活难以自理。

　　病情稳定之后，裘耀庭每日推着轮椅带妻子去医院做康复治疗，还从那里学会了训练要领，在家帮她弯腰、抬脚，坚持锻炼。世博会开幕时，裘耀庭推着妻子去那里看看，照片冲出后，发现她胖了起来，自己却骨瘦如柴。他还弄来一些钢管，在家中墙壁上做扶手架子，设计了几个支点，让她站立起来能借力又有依靠。在坚持不懈的锻炼中，韩老师终于重新站了起来，渐渐能自行挪动，完成一些自理动作了。

　　在十年照顾和陪伴过程中，裘耀庭特别留意健康养生知识，无意中进入了第三专业的自学。他看电视、听广播，制作各种食物的性能配伍表。十多年间写满十几个笔记本，累计近65万字的笔记。他说，我想把韩老师照顾得好一点，让她尽快恢复，能自在生活。

　　我们离婚吧

　　打从16岁就相识的技校同学周庆宝和黄金娣，在结婚20年后，决定离一次婚。

　　1993年，黄金娣45周岁。企业在效益下滑中减轻负担，女工45岁可提前退休，但黄金娣的申请却未被批准。办事员说不是要拖你，而是要留住你老公周庆宝。如果你退休回上海，成了夫妻分居，你老公顶多再过两年也走了，周庆宝是技术骨干，正是派用场时，几家单位愿意接收，新天公司都没放，谈也不用谈的。正道走不通，只能另作打算。夫妻俩想来想去唯有离婚这条路，把老婆变成前妻，周庆宝成了单身，这样互不牵制，黄金娣退休能得到批准，周庆宝再执意辞职，就拦不住了。

　　周庆宝（时为工程师）：

　　其实辞职对我来说，是非常伤心的事。我从小想当工程师，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如果脱离国营体制，从事科技研制的理想也结束了。想把儿女带出贵阳是个理由，更深层的原因，还是我对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失望。我喜欢学习新东西、搞技术革新，讨厌待在封闭不变的小环境里，一事无成，还比来比去——那只能比出谁的知识更老化。

　　1974年上光厂搞第一台光电干涉控制光栅刻划机时，我被安排去上光厂光研所实习并参与课题，大家齐心协力一年多终于刻出合格的光栅，后来还得了科技成果一等奖。在赤光厂我也做物理光栅研制项目，这是快速分析物质元素的关键器件，做起来相当难。在一毫米玻璃上用钻石刀刻出1200条线，有精确闪耀角、相邻误差等极高的要求，一块90×60mm的光栅在一周的持续刻划中，工作环境要防震、恒温、恒湿，供电系统瞬间停电都不行。我们设有专用供电房，以防电源波动及断电的电池供应系统。较之国内其他同行的产品，赤光厂做的物理光栅机，采用了更先进的连续干涉控制刻划技术，后来又研究出光栅集光效率自动测试仪，掌握了核心技术，为自主生产打下扎实基础。1988年我在引进项目光量计中负责光源系统，同时还有真空直读光谱仪等7个项目的研制，每天都加班。高端项目从引进到成功出品，是有过程的，好不容易做成两台国产化光量计样机，通过鉴定后当场卖掉了，而后却没能继续生产，造成了巨大浪费。这期间领导之间有些分歧，产生了人事波动，我做技术的很烦这么搞来搞去，就想一走了之。公司不放，想离开也不容易。组织科人还劝我说，美国公司又给了一机部6个考察学习名额，你再去一次吧。我说不去，让所里的大学生去，他们更需要学习新技术的机会。领导又说，如果你认为人选不合适的话，你可以重选。那时6个名额中4人已经签字，我已决意离开，不可能去做伤害同事的事。但他们就是不让走，辞职也不行。那么除了离婚，也没路可走了。

　　黄金娣（周庆宝之妻）：

　　我们两个是上光厂技校同学，十几岁就认识，结婚后生了一对儿女。我们去乌当区民政局办手续时，对他们说结婚证书找不到了。办事员说，你们是协议离婚，交50元可以了。办完后还说，等站稳脚跟了，再过来付83元恢复关系。你们新天公司的离婚，大家都知道的。

　　离婚后我办出退休，带儿子回了上海，我哥嫂管我们吃住，但户口还办不回来。儿子上初中，没户口就读不了书，周庆宝的妹妹没孩子，去医院开了不能生育证明，让我们的儿子给她做养子，这样才报进了上海户口。周庆宝辞职回来后住他妈妈家，女儿在贵阳读大专，1993年我们的家就这样四分五裂。小姐妹知道我们离婚还分居，周庆宝出去赚钱谋生，就问我这样下去会弄假成真吗，周庆宝不要你了怎么办啊？

　　我说，真是这样的话，我也只好认了吧。

　　周庆宝（离职工程师）：

　　我回到上海，在姆妈家落脚，妹妹家住一间，我跟老爸老妈挤一间，晚上打地铺。想想自己一把年纪还过这种日子，真心觉得坍台。我辞职回来，那年代没有个人档案资料进不了正规国营企业，只好去私营厂。老板倒是赏识我，给我20万年薪和干股。我将原来只能生产低端产品的小厂，逐渐发展成有一定规模、能生产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老板在开鲁路上给我买了二室一厅的房子，至此总算在上海有了一个自己的窝。这期间，湖州新天公司经营不景气，时任新天总经理朱振平来上海时联系我，要我去湖州分公司主持工作。朱振平是我在光研所工作时的老所长，我一直很敬重他。朱总说算朋友帮忙吧，希望我去工作一段时间。碍于情面，三杯酒下肚，朋友义气上来，就答应人家了。回去和家人一说，谁都不理解，你不是刚刚稳定下来吗，怎么又要出去了？

　　那时湖州厂生产经营发生困难，工人踏三轮车、摆小摊头的都有，我是硬着头皮做起来的，依靠光学仪器行业的一些老关系，还有后来的一些机加工行业的关系，从上海私营厂拿了活去湖州做。到年底，厂里总算可以发点奖金了。贵阳总公司要把我户口迁去湖州，材料都过来了，我说退回去，我帮忙做一年，之前就说好的，于是又回到上海私营工厂。1999年，我和弟弟一起开厂，生产电梯门系统，先借上海家具厂的厂房，后来那里拆迁，青浦重固镇工业园区在招商引资，我们就买了占地13亩的标准厂房，那时地价还不高。做到现在快十年了，企业发展得还不错。如今上了年纪，再过段时间也准备息搁了。

　　我和黄金娣是1993年离婚的，到1997年9月20日回归家庭——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搬场结束后，全家四个人坐在一间房里，说说笑笑，看了一晚上电视，好几年没有这样的家庭气氛了。

　　重新开始

　　陈怡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中专生，从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分到贵阳新光厂后，从摇手柄做车工起步，成为车间管理人员。在大三线工作20多年之后，再回上海谋生，重新开始的每一天，都像婴儿学步跌跌撞撞。

　　陈怡（车间管理人员）：

　　我是为了儿子回上海的。儿子在高考时以贵阳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经济系录取，回上海读书了。每到星期天，他就住孃孃或姨妈家中。学费都是用积攒压岁钱付的，我的兄弟姐妹们用这个方式，赞助了我儿子读书。儿子在复旦学管理专业，他也很喜欢读书，起码可以读到硕士，但他很懂事，一心想早些工作，好减轻父母的负担。毕业时，他还挑选了地处嘉定的企业，离市中心远，但是有集体宿舍。看到儿子这么体谅，我心里觉得很宽慰。但想到自己没能提供足够的条件让他继续深造，也有点辛酸。

　　我是上海电机制造学校中专毕业生，文革前期，我们班20个同学一起分到贵阳新光厂。同学中有的搞机修，有的在金工车间做技工，我做了车工。我在厂里一直都很听话，干活也很卖力。后来车间支部书记推荐我做生产调度员，再选派我去桂林学习现代化管理，回来后就坐办公室做管理了。

　　儿子在上海立足，以后要结婚、生孩子，我们就一个独生子，所以我也想回上海了。当时厂里搞合资企业，如果签下劳动合同就走不掉了，我就不想签约，结果半年没有工作和收入，弄得很窘迫。那时有些路子的人都走了，可是我没有路子。刚好此时，我娘家老房子动迁，因为儿子户口落在那里，也分得一间50平方米的毛坯房，全家人都兴奋得不得了！1997年秋天，我老公李宗元还在做望远镜厂厂长，我说你继续做你的厂长吧，我要回上海去做姆妈了！我把家里东西整理打包，给先生留下一个橱、一张床，还有一套碗筷。集装箱运到上海之后，我一件件地卸货，然后自己动手，把衣橱板一块块装起来。一套50平方米的毛坯房布置出一个温暖的家，在上海有了落脚之地。

　　对于我个人来说，回到上海就是一切归零，必须从头开始。九十年代的上海，没有一家国营企业会聘用没有户籍的人。我第一份工是去学校做清洁，打扫两层楼面和厕所，还帮小朋友取牛奶，没做多久，这份工作也没了。我去点心店打工，从辅助工开始，数小馄饨，把几个人捏出来的小馄饨一摊摊分开，每小摊就是一碗的量，这样厨工下馄饨就方便了。我还给顾客分生煎包，一两4只，用小铲子从热腾腾的铁锅里抄出来。买早饭的上班族都急得不得了，催得我手忙脚乱，热油溅上来，手上都是烫伤的点子。后来叫我炸猪排，炸老了咬不动，生了又不能吃，我去问厨房师傅，猪排在油锅里怎么看生熟火候？师傅说，排骨放下去，等油锅里水泡泡少了就捞起来。

　　后来，我先生的妹夫介绍我去一家新建的墓园做销售员，就是上海人说的做“小房产”。基本工资300元，卖掉一个能拿一些提成。我每天清早就赶公司班车去墓园上班，只要有客户，无论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都陪着一遍遍去选址，说服人家购买。其实我的性格不适合做推销，为了生存没办法。如果人家知道我是老中专生，是坐办公室搞管理的，混到这个地步，我自己都觉得难为情。但想想做人一世，龙门要跳，狗洞也得钻，我不偷不抢，没什么丢人的。做了十年，总算攒了一点钱，但最后都用来给先生治病了。2003年他被查出患了大病，手术拿掉两叶肺，还发现两个淋巴转移。治疗了三年，样样都要钱。好在他也参加了儿子的婚礼，走的时候，儿媳妇已经怀孕，生命有了延续，只可惜他没有听到小孙孙喊爷爷。

　　华山路1928号

　　命运给装配工冯民甲的安排，是消耗他十年时光，搬回从前的家——华山路1928号。

　　他爸爸冯振福是上光厂高级技工，1966年月薪为90元。冯师母沈雪英是家庭主妇，以60元的家用就把一对儿女和家中事务都安排熨帖。老冯闲时和工友钓鱼、打球，喝点小酒。每周修一次脸，双周剃个头。这样的高级技工，当年都很受人尊敬，于是就有点骄傲的小脾气。内迁前去房管所上交家里的私房，管理员要他缴纳200元修理费，老冯说，房子都给你了，还要我付修理费？转身就走了。

　　冯民甲（随迁子女）：

　　我们去贵阳后的第五年暑假，1971年，姆妈带我和姐姐乘71次火车回上海。那趟车从重庆出发，我们上车后没有座位，就在厕所旁的车门边坐着。那时火车烧煤，3天乘下来，鼻孔都是黑的，身上能搓出泥条子。到了上海北站，姆妈买了两块简装小冰砖，那味道到现在我还记得，哈根达斯都没那么香甜。从火车站出来，转了几趟车，斜穿上海，花了大半天，来到七宝镇还下去3公里的地方，住到姆妈唯一的兄弟、我舅舅家里。我和姐姐都问妈妈，为啥不住我们自己的家——华山路1928号。姆妈说，房子被你爹爹交给国家了，现在那里是国营杂货店。姆妈带我们去西郊公园看动物，在公园里吃中饭，点了一只小白蹄，我和姐姐狼吞虎咽很快就吃得精当光！以后的每年暑假，姆妈都带我们到上海白相，趟趟都很开心，回到新添寨，过三个月都想不通，上海这么好，阿拉为啥要去贵阳？有些爷娘积了点钞票，就把孩子送去上海过暑假。他们不晓得，越是回上海多的小囡，越是不想待在贵阳。

　　冯民甲（右二）夫妇和冯敏（右一）、吴志良与母亲（2015年）

　　我在新光技校毕业后进了装配车间，接触的还是这些老面孔。厂里都讲上海话，贵阳人也叫这里是“小上海”，可是我晓得，这里和真正的上海差距有多大。有时我抱怨爹爹，为啥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相信不少家长都碰到过这个问题，面对长大的下一代，他们的解释已经没有说服力了。有天吃晚饭时，爹爹咕了一句，徐家汇的房子应该还属于我们家的。啥情况？我马上追问。爹爹回忆起当初交房的情景。我家房子的街面部分，解放后就被国营公司开了店，他们装修门面都叫房管所搞，钱要算在我家头上，爹爹当然不肯付。最后他没有签字就转身走了，后来还收到房管所催他回去办理交房手续的信，他没有理睬。听完之后，我就激动了，我要把房子讨回来！

　　我马上回上海，去徐镇路房管所查问。跑了几次，办事员找出了土地证和产权证，承认房子仍属于冯家，还给我开了证明。我拿着证明找店家的上级公司，他们却不肯归还，还打官司告我们。法院判决书下来说，我们全家都在贵阳，房子没必要归还给我们了。爹爹看到判决书，觉得房子要不回来，就说算了吧。但是我不服气！那时我20岁出头，年轻气盛，装配车间每到月底就加班，我积了很多假期，决定请假回上海去搞个明白，姆妈也跟我一起回来了。我们这回不去七宝娘舅家住了，直接把铺盖放进了杂货店。这间店面宽4米，长方形的屋子有50多平方米，挂牌叫徐汇区土产杂品公司第五门市部，卖扫帚拖把、棉花胎和锅碗瓢盆。店里人没想到我们不服判决，还跑到上海，住进了店里。大概是担心丢失货物，就派人轮流值夜。店员劝我们说，这么多年的政府商业网点，哪能说关就关？民警也三天两头跑来训斥，如果我们不在，就叫人传话让我们去派出所。法院还来人强制执行，把我们铺盖扔到街上。我晚上回来，把被子拍拍清爽再搬进去，就这样进进出出好几趟！有一次铺盖又被扔出去了，我实在不服气，弄了纸笔，把这件事写上白报纸，贴在店门口。门前是个公交车站，许多人在那里一边看一边议论。但他们还是没有归还房子的意思，我们的压力倒越来越大了。上不了户口，没有购粮证和购物票，在上海很难过日子，舅舅在乡下买点农民轧的米，煤球煤饼也靠老邻居借卡买一点。爹爹退休后去宁波打工，维持一家人的开销。我唯一的姐姐冯敏和吴志良在新添寨结婚时，家人都没能过去。我们被这个事搞得大伤元气，买张火车票都觉得太贵了。

　　我每天去“五门”的上级公司讨说法，办事员坐在那里喝茶看报，不理睬。我心想，只能豁出去了！一天下班后，我悄悄跟在这人后面，记下了他家的门牌号。第二天晚上敲开了他的家门，他吓了一大跳，说你怎么来了？我说白天谈不好，只好晚上来寻你咯。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他也明显感到了压力，口气软下来，最后客客气气把我送走了。其实我心里很害怕，也不想这么做，是现实把我逼到这一步，事实上也起到作用了。没多久就接到通知说，公司先借一个房子给我们居住，带我去了襄阳南路，在一个店面的楼上，20个平方米的一间房子，叫我们搬去那里，让“五门”继续营业。我和姆妈同意了，当时要求真是低啊，只要在上海有落脚点就满足了。我们把被头铺盖和烧饭家什搬上一辆黄鱼车，就住到那里去了。

　　我家在徐家汇的私房，前面是商铺，后间在解放前就租给一户姓刘的人家，月租一斗米。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好多人家都把大于200平方米的私房上交了，我家房子不到200平方米，就没上交，但也不能收租金，房客把钱交给房管所。地契和房产证还给我家之后，房管所也不收月租了。房客家的第二代小姑娘，就把钱存在折子上，要一并还给我家，还希望我去她工作的唱片厂证明一下，她属于无房户，我答应了。那时的单位都管住房分配，后来唱片厂给她分了房子。

　　几年后，土产公司在广元路我们家附近造了一幢住宅楼，租给我们一套上海人叫鸡头犄角的小户型，半个窗户被楼墙遮挡着。不过也因为有了住房，我在上海讨到了老婆，是老邻居熟人的女儿。那时像我这样的外地人，要讨上海老婆是有难度的。我丈母娘大大咧咧也不计较，邻居一介绍她就同意了。但这套房子也不是白住的，我每月付房租给土产公司，第五门市部也每月付我200多元租金。我觉得这价格不太合理，但是再商量也得不到改变了。后来他们公司改制，商店都由个人承包经营，可能知道“五门”产权有争议吧，没人要承包这个门市部。有一天他们找来说，房子彻底还给我们了。这是1995年，我千辛万苦努力了十年都不成功，在绝望时倒有了结果，我当时呆如木鸡。然后他们说既然房子还给你们了，那你们也把现在住的房子还来。我说好，来不及多想就动手搬家。我们家都是老实人，这么大的私房借给公家开店25年，照理这广元路的房子，也该给我们住上25年吧？我爹爹说，既然还回来了，我们也还掉。爹爹有脾气，更有骨气，从不想占公家便宜。如果我们继续租住，不出几年公房改制，按照通行的做法，就付钱买下了。徐家汇的住房，现在都是天价了！

　　从1981年开始搞房子，到真正拿回属于我家的私房，这十多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间。之前我和李虎毅一起做新产品装配，工作蛮有劲的，回来讨房子之后，就没再好好上过班。那些年我承受的心理压力，多少冤屈都没处可讲，想想就伤心……如果没去贵阳，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我自己开店做生意，一定是有机会的。现在回上海，没有朋友没人帮忙，孤掌难鸣。房子还回来后，我先把门面借给人家开店，3000元一个月。过两年收回来给我老婆卖服装，那时爹爹也坐在店里看铺子，还觉得很满足。但是好景不长，徐家汇开始动迁建造商务楼，分了两套房子给我家，在当时很偏僻的龙水南路上，再给了一些补偿费。我们把房子换到漕溪四村，那里离徐家汇近一点。

　　我的户口是1997年报回的，那时我已经结婚七年，儿子都5岁了。当时夫妻分居投靠老婆的话，老公必须是无业人员。我只好写辞职报告，把时间再往前推几年。我户口报进后，爹爹姆妈再投靠我回来。谁知刚刚忙停当，房子就拆迁了，我们再搬去表姐家过渡。这么搬来搬去不断折腾中，爹爹生病了，腹部发现肿块。检查时医生们用上海话讨论，以为这老头是外地人，其实我爹爹是地道的本地人。知道病情的第二天，他就不怎么吃东西了，也不去治疗，我知道他想省钱。1966年爹爹月工资90元，同事还叫他“高工资”、“高工资”，晚年为了谋生还去外地打工，最后像许多新天老人一样，穷到舍不得花钱。姆妈在烧红烧肉，他过去闻闻味道就跑开了，还说不饿，不想吃。新天还有几位老人得了癌症，也都不治疗。有位王师傅查出肺癌后，叫儿子买条中华牌香烟，在家慢慢享受，一条烟还没抽完就走了。这些老人很勇敢，自己已经沦为底层的穷人了，就用这办法来对付烧钱的绝症吧，反正早晚都是死，不能再把家人拖累了。最后我抱起爹爹送医院时，他已经瘦成一把骨头，走时只有70岁。姆妈在贵阳做过十多年家属工，没啥劳保基础，后来中风偏瘫，还好户口回来了，政府有居家养老政策，每月给600多元补贴，在上海请个保姆都不够，我就和老婆轮流陪护。我儿子在医学院读硕士，也靠在深圳工作的姐姐和姐夫贴补姆妈。

　　我的身材和爹爹一模一样，都是1.75米，我身上这件茄克衫也是爹爹的。爹爹一直到走都很怀念贵阳的老同事，通讯录上记着很多电话号码，时常给老朋友打电话联系联系。我也有很多贵阳发小，但基本不和他们联络，我不愿意再回想那些年。爹爹是有过骄傲的和体面日子的，我没有。有时闷得慌，我就去漕溪公园打牌，到社区舞厅跳跳舞，全是不搭界、也不会深交的人，反正这一生就这样了。

　　西渡人家

　　3万元给你一个家

　　上海奉贤西渡楼盘，每平方米面积998元起。

　　这个今天看来像神一样的广告，频繁出现于九十年代的新民晚报上。那时房产业低迷，坊间还有当天买入就蚀钱的说法。为让农田里长出的楼盘销售出去，当地政府承诺：买房可以入户口。

　　低价、入户。消息传到两千公里外的新添寨。

　　刚刚退休的张淑珍，开始动脑筋。随丈夫徐士锋内迁前，她在花木公司上班。父母早逝，她与奶奶相依为命，内迁时奶奶也跟她去了贵阳。奶奶家早先在徐家汇有10间铺面房，张淑珍对上海西南地区怀有天生的亲切。奉贤西渡，也属于上海西南方向的郊区，虽然比徐家汇偏远很多。她专程去了一趟上海，在闵行乘摆渡船，来到黄浦江对岸的西渡，一番辗转，找到标有楼盘名称的工地。一座座房子像田里爆出的西瓜，周边没有任何配套设施。

　　上海人心目中对浦江两岸的感受，远远超出实际地理距离。浦西的出租车司机不认识对岸的马路，那时连外地牌照的黑车都没发现那里有商机。西渡一带只有稀稀拉拉的长途公交车，驶往愈加偏僻的乡村。

　　张淑珍（随迁家属）：

　　我们张家也算徐镇老街上的大人家，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奶奶上交了十间门面房，就在如今东方商厦的原址上，区房地局档案上都有记录的。去贵阳前，我在花木公司坐办公室。老阿奶80岁，只有我一个亲人，心疼我也跟去贵阳帮带孩子，那年我女儿徐敏只有4岁。

　　儿子1992年来上海做羊毛衫生意，堂哥就叫他去西渡买房，当时只有摆渡口附近有几座房子。儿子说，这种地方能住人吗？但盘来盘去，不还是西渡的命吗！广告上讲三万七一套，我们花四万二才买下，中介还怂恿说，花十万元买一层吧。我说要是有十万块，就到莘庄去了呀。新天人来这里买房子，我可以算最早的人了。

　　说起来，我家老徐是工程师级别的高级技工，退休金也只有2000元出头点，还是加了好几次才到这个数的。他前后带过五六十个徒弟，大部分都在上海，还有南京、天津、江西、贵阳、重庆……他徒弟退休至少也有三四千元以上，做师傅的实在难为情。我们在贵阳工作一辈子，到退休手里一万二万还拿不出。当时大家都想在上海买房子，好把户口报回来。可是都没钱，就想等房价再跌一点吧，等啊等，非但没有掉下来，还涨上去了，一路高涨，很多人就买不起了呀。高惠琴的婆婆来问，户口真的报进了？我说是的。然后她家、老杨头家，还有金梅家都过来买了。早期在鸿宝一村落户的新天人，大概就有20多家吧。

　　我们1966年去贵阳，1999年回上海。我家经济条件在新天人里还算是比较好的，回到上海时我们有五六万积蓄，都是老徐帮人家修理仪器赚的辛苦钱。我装了只心脏起搏器花了六万块，用了七年电没了，要换第二只，有些东西没换也要付4万多。

　　徐士锋（右前）、张淑珍（左前）和儿女、孙辈落户西渡（2015年）

　　我得了肾病做血透，十个月后血管堵死，在头颈上插管子做，开第二刀时还发炎了，住院又用了三万多。血透之后身体里水分越来越少，人瘦了30多斤，面孔都皱起来了。后来血管不能用了，肌酐又上升，就转为腹透。我的肚皮上开过三刀，两刀是剖腹产，一刀是胆囊切除。做腹透时又划开10多厘米，插管子接腹透袋，管口不能碰水也不能沾菌，用完了插在腰带上，下次做腹透换个新的。每个接头六块钱，一天就是24元。刚开始在医院做，两公斤水在肚子里循环排毒，人都肿起来，一直肿到手指头。每天早上八点钟开始，四五个小时做一次，晚上十点是最后一次。医生看我跑来跑去太辛苦，就教我女儿在家里帮我做。家里小厅不到十个平方，堆满腹透药水。每天很晚才能睡觉，也出不去，就这副不死不活的样子。

　　透析液一天4包药，一个月120包，自付1200多元，还要用补血、降压、血糖和血钙药，我每月退休金2031元，加上老徐的钱，买药吃还不够。看病的花销单据我都收在记事簿上，2015年元旦到4月23日就有52张。尿毒症属于大病医保范围，医院开了证明，但社保说我是外地回沪人员，医保关系在贵阳，大病也只能去贵阳就诊和报销，有户口也不行。我托人向贵阳医保局反映，他们说叫她来贵阳看病嘛。我和老徐都上了年纪承受不了长途跋涉，退休回来时贵阳住房也上交了，看病住哪里呢？向居委会申请补助吧，又不属于最低工资也补贴不了。不过居委会还挺帮忙的，去年底给了我1500元的特困补助。

　　生病后我们就和女儿女婿一起吃饭，能省点钱，可是买药钱是省不了的。现在就靠儿子贴补，他从厂里辞职后，跟人一起在贵阳做物流生意，经常三五千的贴补我，这些年都贴了我十万多了。从2003年装起搏器到现在，我又活了十几年。比我年轻的都走了不少，我也知足了。我对儿女说过最后一个要求，以后帮我在庙里放个牌位。我阿奶、爷娘从前都有坟墓的，虹桥一带开发后，都寻不到了，我在庙里给他们供了一个牌位。

　　张淑珍身上插着腹透管子，卧室成了消毒间，终日门窗紧闭，点着紫外线消毒灯。她从窗外的色彩中观看四季，在重外孙的长大和欢笑中排解病痛的煎熬。

　　徐士锋（张淑珍丈夫、高级技工）：

　　徐士锋（中）和德国工程师一起工作

　　老婆看病和买我们墓地的钱，都是我退休以后赚来的。我在新光厂是做装配校正的，也算有点手艺吧。1994年，我在一气之下办了内退手续。当时厂里搞产品升级，造中高档显微镜，派人出国去德国引进技术，我是显微镜装配主管，却没有轮到。去的人回来了，生活还是叫我做。那批显微镜有100台，打的是德国莱茨公司和新天合作的商标，三个月后德国专家要来验收。好几个领导找我谈，我想想算了，还是做吧！带了几个技校毕业生，日夜加班，总算做出来了。后来又上偏光显微镜项目，这台高级仪器能分析出山里的矿石。出国考察人员中还是没我，我徒弟到那里一看不行，写报告传真过来要我去。但排来排去还是没有轮到我，测试仪器都没带回来，生活就交到了我手上。领导好话说尽，我心一软，又花了三个月，看到装好的漂亮仪器，真是赞得不得了。德国专家都惊奇，说你没有测试手段，怎么做出来的？我指指脑袋说，都在这里头。做完这批产品，我交了报告要求内退，我说你不同意我也走了。我去其他企业搞装配，修仪器设备。老板给我500块月工资要留我，当时新光厂工资不过百把元。我说不做长工了，我喜欢自由，情愿接零工搞仪器修理和装配，一单就能赚几千元。那几年我是挣了一点钱的，后来买房子，加上老婆生病，都花光了。

　　1990年我出差到上海时问我阿姐，爸爸姆妈骨灰是否入土了？她说还在青浦，放在壁橱里。当时青浦墓地卖6000元，莘庄卖4000元，已经很贵了，有人介绍我去新开发的海湾陵园看看。我在闵行摆渡过了黄浦江，在小饭店里吃碗面，有个人来搭讪，说你不像奉贤西渡的人嘛？我告诉他说去海湾看墓地，那人叫我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带我过去，当时这里公交车都没有。一路上高高低低，跌跌冲冲，踏了一个小时车下来抽支烟，再走一个多小时，到了东海边，对面就是浙江了。这里买个双穴，连带刻石板1200元，当天我没带钱，第二天和阿哥再骑自行车去，现在那里也要靠十万了呢。老婆生病后，我们也开始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在奉贤南桥江海村农田里买了一小块双穴，2600块，不能立碑的。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没有墓碑也就算了嘛。有一批新天人也在那里买了，死了也想葬在上海啊。贵的地方买不起，以后那里就是支内退休的上海人的墓地了。

　　张淑珍家买房的消息很快传到新天。西渡新村的各种房型图，摊上了贵阳的餐桌。当时三五万元对新天人就是巨款，没几家拿得出来。不少人倾其所有，再向亲朋筹借凑齐，马上就去了上海。一二年内，这里聚起了七十余户新天人家，最多时有近百户人家居住，超过当时新天退休老人的四分之一。小区里能碰到熟人，鸿宝一村成了新天的另一处宿舍。垃圾房改建的棋牌室，可容两桌麻将，看牌的比打牌的人多。天气晴好时，老人们聚在门前晒太阳。来自贵阳新天的消息，比如养老金寄出的日子，医保报销等情况，都由前工会干部谢永泉在此传达。拍摄生存证明照片时，他们也在这里集合了去同一家照相馆，拍好之后装入一个信封寄出，邮费能省一点是一点，蚊子腿也是肉。

　　新村里还有四川、江西、福建等地返回的三线建设者。比起市中心邻里间的陌生与疏离，这里的居民有更多的认同感。他们将三线企业厂区大院的生活习惯搬来此地，虽然聊天交流的多是治病经历、养生偏方，沟通酣畅时也会扯起从前的光荣与骄傲，讲到气头上，骂几句一蟹不如一蟹，顺带控诉一下不孝儿孙。彼此都知根知底，不怕家丑外扬。好像多几张嘴的数落，便能消解一些怨气，反正龟儿孙们远在五湖四海，啥都听不见。小区主干道前有些路边摊，卖水果蔬菜小杂货，成片的泡菜坛垒在街边，像极了西南边寨的小街。

　　张淑珍的女儿徐敏也住在鸿宝新村，白天在家具商场做营业员，售出后有少量提成。她和新天发小朱敏华又成了西渡的邻居，两人都做销售员。家具卖场终日弥漫油漆和胶水的气味，十多年后，朱敏华患上了乳腺癌。

　　朱敏华（迁二代）：

　　新天公司破产时，我被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合同后自谋出路。制造业的工人回到上海，住这么偏僻的地方，除了做营业员，很难有别的出路。我先在南方商城金海马四楼的家具卖场，楼下气味都朝楼上跑，每天在毒气里熏。后来我去春申路商场，上下班近一点，也做了十几年。卖掉一套家具提成4%左右，两个人搭班，每人只有2%。我们是父亲带着全家去内迁的，我公婆原先也在赤光厂。两家在上海都没有根基了，只能有啥做啥，没啥可挑的。

　　2014年我发现乳房上有肿块，医生一摸就说是坏东西，B超确诊后，我回贵阳去动手术。许多外地人做手术都来上海，我的医保关系还在贵阳，如果在上海做手术，费用贵很多，自己还要先垫付很多钱。我回贵阳做了手术后，又化疗了4次，难过得要命，再转到上海做放疗。几次放疗，就垫付了4.7万多元。

　　朱敏华的父母年逾八旬，住在西渡小商品市场里。偏僻的市场从没热闹过，一排小店铺都成了住家。十来平方米一间屋内没有厨卫设备，水电费比住宅还贵一倍。老朱师傅偶尔洗个澡，只能在腰子形的塑料盆里搁只小凳，坐进去擦洗一下。床铺对脚就放着液化气罐和灶具，边上堆着锅碗瓢盆和各种杂物，老朱师傅在室内绊过一跤，医生往髋关节里打了钢板，说骨头长好再取出来，朱师傅摆摆手说由它去吧，一跟斗就跌掉了3万多元。朱师母也摔断过3根肋骨，躺了很久才重新站起来。天好时分，两人磨蹭着移到家门口，坐在破椅上发呆。巷子里人来人往多是外来民工，没有人把这里当成家园。潦草的生活，让这位曾经的高级技工觉得很是不堪，可又能怎样呢？二老退休金加起来不足4000元，养老院连一个人都进不去。老朱唉声叹气，这不是他想要的晚年。

　　老朱1985年办理户口回迁，待十七份证明和协议都补齐，盖上公章做完公证手续，日历已翻到1991年。户籍警再问他要结婚证，老朱实在找不着，只好去当年登记的黄浦区民政局，翻寻1960年的结婚登记档案，没能发现。有人提醒说，黄浦和静安曾经重划过区域，去静安区民政局找吧。在与户籍警理论时，有个刑满释放人员麻利地办妥了入户手续。老朱不由得悲从中来：“我是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去支援三线建设的，一天8小时480分钟，一个月任务12480分钟，我都做2万5到3万分钟的啊！这样拼死拼活的贡献，还不如劳改犯吗？”

　　当时，三线建设者户口回迁有条件：年满60岁（后改为65岁），自有住房，购买二手房者不得申报。无子女在沪的，可申请一名16岁以下的第三代一同入户，但要出具全部子女签名同意的协议书。老朱师傅为增补材料奔波的6年中，孙女超过了16岁的入沪年龄，机会就给了外孙女。手心手背都是肉，多子女家庭老人都面临过这般艰难的抉择。难以摆平时，手足会变冤家。随老人来沪的孙儿，只能是未成年的初中或小学生，家长就跟来照料，不少中年夫妻不得不两地分居。朱敏华的发小高慧琴，就这样挑着沉重的担子，在上海和贵阳的长路上不停地奔波。

　　高惠琴（迁二代）：

　　我4岁时跟着爸爸高用全、妈妈张兰英迁去了贵阳。现在我和公婆一起住在西渡，他们也是从上光厂内迁去新光的。婆婆有糖尿病，公公得了焦虑症，身边没人就心慌，家里脱不得人。看心理医生要自费，而且很贵，过江到闵行的市五医院去看病吧，老人还走不动。他腰椎骨折过，肋骨断过3根，拖到现在也十多年了。我每月帮他去精神病院挂号开药，他两个儿子一个在苏州，一个在浦东。我的父母还在贵阳，生了病也要我去照顾。本来我还在卖彩票有点收入，这么两头奔忙照顾四个老人，没法再做下去了。

　　我自己还得了职业病，每年要回贵阳住院治疗。我在新光厂做光栅复制，师傅做前道工序光栅刻度，他个子高大，走路却没有力气，检查后发现是轻度中毒。我在光栅模板上浇一层膜，再把它放进烘箱。玻璃上不能沾到一点灰，更不能有气泡，所以放入烘箱里做，我把头钻进不到一平方的烘箱，非常仔细地把玻璃压上去，再关起门来烘。做的时候没感觉有气味，两年后我出去读电大时，师傅说这小姑娘进来时面孔红彤彤，现在怎么脸色成这样了。起先我也没在意，到33岁那年成天感觉头痛，才去检查。医生看验血报告就说，你已经中度中毒，属于伤残4级。我查了资料才晓得，我所接触的化学物品多数都是有毒的。我白细胞最低时只有2400，只能住院打针，几百元一支香港进口的针。打了还发昏，因为白细胞一下子上升到1.9万，第二天下跌到1.2万，之后再直线下降，就没作用了。当时的医疗费用报销是挂在公司里的，一次最多只能报1000元。回到上海后，我去杨浦区疾控中心医院诊治，但医保不转回来就不能看，所以只能回贵阳时去吊一下针。现在我白细胞只有3100，过去国家标准要上5000，我从来就上不到4000。

　　我觉得三线建设这件事，已经被国家遗忘了。我们的父辈很多人晚年都过得很艰难，他们的付出和牺牲好像毫无价值。被他们带过去的随迁子女，很多人也过得不好，想起来是蛮心酸的。

　　眨眼间，西渡的老人们更老了。有的下楼晒太阳都走不动了，热心人谢永泉也躺在了护理院。老党员徐惠卿在西渡住了几年，看着外孙读完大学进了大公司，又看他一溜烟跑回了贵阳，小伙子不喜欢没有发小的上海，就像老两口觉得西渡不如新添寨，何况儿女们还在贵阳上班。最终，二老决定返回贵阳。

　　徐惠卿（前新天中层干部）：

　　西渡的新村里在很长时间里，就像都市里的村庄。我们买这一室一厅时，花了4万多元。说起来，还是女婿在新天公司被买断15年工龄换来的。我们户口回来后，外孙跟来读书，在奉贤从初中读到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还是不喜欢西渡的冷僻。那里房子粗糙，没有管道煤气，楼梯连扶手都没有，一脚踩不稳会从空当里摔下去。那年连续高温天，我陪老爱人到市里瑞金医院看病回来时，从医院门口乘公交车去闵行，再摆渡过来，回到家汗水浸透衣裳，绞得出水来。两个人搀扶着上到三楼，还差一格楼梯时，我拿钥匙去开门，叫她扶住墙壁。老爱人有糖尿病视力很差，我正在开门，只听见咕隆隆一阵响，她四脚朝天掼下去了，头上摔出一个洞，脸上全是血，还扑在地上摸着，说两只牙齿没了。邻居谢永泉的老婆，后来在扫地时看到了两颗牙。当时我吓得腿骨都软了，但是再也跑不动了，回家自己处理伤口，过了一夜再去肖塘镇医院，诊断说是骨折，再转去闵行骨科医院，交一万多元打了钢钉……我没有对孩子说，三个子女都在贵阳上班，不能让他们担心。过了半年多，我的眼睛也像蒙了一层纱，越来越看不清了。

　　大女儿徐华的老公是贵阳人，从新天公司出来后开了一爿小厂做鞋子，儿子在那里帮忙。小女儿还在新天，嫁给设计科长王德润的儿子。三个小孩都是幼年时被我带去贵阳的，现在我和老爱人回上海，他们还留在那里，我心里过不去，还是回去和他们在一起吧。现在两个女儿都退休了，住得不远，走走也就十来分钟。我已经看不见东西，全靠他们来照顾。老爱人临走前和我商量说，我们还是葬在贵阳吧，上海那么远，墓地又那么贵，儿女们扫墓不方便，就在附近的海天园吧，那里还有很多老朋友。

　　徐惠卿（右前坐者）夫妇返回贵阳和三个儿女小家庭在一起（2016年）

　　2017年，徐惠卿在贵阳辞世，与妻子合葬于贵阳海天园。

　　高惠琴和朱敏华在鸿宝新村住了二十年后，奉贤已改县为区，西渡镇也大变样了。多年都是地标性建筑的农工商超市，在周围矗起的商务楼群里不再显眼。轻轨天桥在街上当空凌驾，地铁5号线将由此直达闵行。新村和公寓越造越多，人气比从前旺了。有传言说，西渡在规划建设像迪拜那样的国际商务新城。年迈的老朱夫妇为给女儿治病，卖掉了小商品市场的小铺，搬去儿子家居住。朱敏华终因癌症转移医治无效，2018年与世长辞，年仅57岁。她没能等到西渡变成迪拜的那一天。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