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者以身相许的三线企业家园，在市场经济中成了汪洋中的一条船，奋力划桨的水手，却不知划向何方。有人要自救逃生，跳船时才发现没有救生圈，但不少人依然奋不顾身，扑向大海。

　　命运的过山车

　　1989年底的一个夜晚，宿舍用水区又有人在吵架，也有人劝架，熙熙攘攘。二楼光研所电子技师徐国伟家却门窗紧闭，低声细语，在讨论家庭大事。徐国伟问一儿一女，想不想离开这里？两个孩子点点头。徐国伟说，那我和你妈妈就去深圳打前站了，你们要学会独立生活，管好自己。此时儿子读技校，女儿在上高中，从未经历过父母双双离家的生活，但这个夜晚让他们对未来有了憧憬。之后，新天同事给了两个孩子不少帮助。那时徐国伟夫妇还没想到，深圳湾的浪涛也是危机四伏，随时能把人冲倒。

　　徐国伟痴迷电子技术

　　徐国伟（电子技师）：

　　建设大三线是国家备战需要，我们奉献了大半辈子。那时我已经看到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如果继续留在新天，发展空间如此局促，对孩子太不公平。之前，我有过几次离开的机会。80年代初杭州洗涤机厂和湛江仪表厂引进新项目，需要懂技术、又有管理能力的人，通过熟人介绍要调我过去，还要我去美国参加技术引进。但新天公司不放，留职停薪也不肯。我从1958年进上光厂，就参加了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组，跟着周自新等光学仪器权威学习，对电子技术非常着迷。我在光研所做试造电工，新天人都知道我的动手能力。我自己淘零件，安装半导体收音机和音响，还装过电视机。我做过一只直径1.2米的大喇叭，武斗时被拿去扩音，广播声能传到十里山外。那时上海经常有工业展览会，厂里几百个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想去看，要论资排辈，工人很难轮上。1988年，新光和武汉大学在深圳合作项目，我和几个同事被派去做了一年多，1989年班子换届后，就把项目停了。方方面面的原因，都促使我下决心离开。

　　之前被派往深圳工作的日子里，徐国伟就喜欢上了这座新城。在新添寨时，他帮人修理收音机、电视机，纯属义务劳动，稍微迟些还被叨叨说不卖力。而在深圳，人与人关系边界明晰，人们大多不愿给别人添麻烦，他多出了不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决定把儿女带往这个活力城市，用新规则去生活。1990年元旦过后，他和妻子王凤程带着简单的行囊，启程前往深圳去探路。

　　徐国伟具有开发新品的技能，很快就被一家企业录用，月薪400元，比在新光时夫妻工资相加还高。妻子持有的电大文凭和会计证，却屡遭碰壁，人们直截了当地说，你40岁，太老了！这个新兴城市是一个年轻的战场。

　　两人栖息在工厂宿舍，经常咸鱼白菜，节衣缩食。半年后，他们让一对儿女乘飞机来深圳过暑假。孩子第一次吃到麦当劳，吮指回味中看着对岸的天际线，想着那里的香港，到底香成什么样？

　　徐国伟（电子技师）：

　　我进了经贸部的下属企业，认识了中贸发总公司经理，有次他说想投资实业，公司在深圳有两栋标准厂房。我马上介绍新天的情况，经理很感兴趣，还谈出了合作模式：把贵阳作为零件生产基地，将装配和销售放在深圳。我兴冲冲跑回贵阳，向领导汇报这个机会，没想到一句话就把我堵了回去，说找我们谈合作的日本人、德国人多了去了，不考虑。我离开公司两年多，感觉越来越生疏。这次离开时，我非常失望。

　　返回深圳后，新天公司发来通知让我回贵阳，否则就除名。我们想来想去，如果留在深圳，没有户口，也没多少积蓄。如果回去还能保留工作，但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如果我们自己都离不开，还怎么把孩子带出来？这是更不能接受的结果。于是我们决定留在这里继续奋斗，给孩子打点基础。如果他们完成学业过来时，我们还一无所有，就不拖累孩子了，两人一起自杀！做出最坏打算后反而轻松了，好像达成了默契，再也不提回去的事。

　　不久，新天公司张贴除名通知，我榜上有名，人事档案也被挂到贵阳人才交流中心。我在深圳申办户口，才知道非正规渠道调动不能入户，社保金都无处缴纳。30多年工龄，就在这档案的转来转去中消失了！我不知向谁去讨公道，也不想为此消耗时间，算了，一切重新来过！

　　深圳有不少新兴的电子厂，技术特长是有用武之地的。但我不想沾手新天同类产品，虽然个别领导待我不好，我也不挖墙脚，这是我做人的原则和底线。那几年外国产品不断引进，技术日新月异，凭我的基础下功夫钻研，总能找到一席之地。我每天下班后就搞设计，开发出自动导游机，还研制自行车自动化零件。

　　深圳发生了清水河化学品仓库大爆炸事件，中贸发相关公司遭到重挫，北京方面让34家分公司清盘，我负责的公司也关门歇业。我在50岁这年失业了！我和妻子咬紧牙关坚持着，怎么都要熬到孩子自立，再自行了断。我们没留后路，反而越挫越勇。在中贸发工作时，我和一位智利商人谈过避孕套投币机项目，关键技术已被我攻下，只要做出样机，项目就能推进。我拿出仅有的积蓄，找人代工做出七台样机，再和智利商人联系。不料他在电话里说，老婆生了乳腺癌，没心思再推进计划。钱花完了，东西都出来了，路却堵死了！无奈之下，我转向国内市场，当时国内还没有安全套自动销售机。但这类机器安装销售得通过主管部门，我知道门在哪里，但找不到能带我进去的关系。每次寻找和受挫的过程，都让我加深对中国式商业社会的领悟。我调整自己去适应新情况，学习用社会资源搭建人脉关系的门道，作出双赢和多赢必需的让度。那时候，我还真怀念新天工友之间的义气和友情。

　　“星光牌”安全套投币销售机终于装上了深圳街头。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生金额回收不足的情况，原来是有人在硬币上打洞穿线，钓鱼式地获取了安全套。我想到了潜望镜结构设计工程师陈士民，退休后他生活在贵阳，老婆儿子在湖州。他想回上海养老，但无处落脚。我请他和夫人梁惠中一起来，老陈很快就解决了技术问题。老两口做了几年，用攒下的积蓄回上海买了房子。

　　安全套销售机被推向不少城市，最多时有十几万台机器同时销售和运营，工厂里有几百名员工。我们还申请了专利技术，做得风生水起。为了能把自动售卖机项目做成，给必需的人员分股份，我个人持股从25%减至7%。这期间我儿子调来深圳工作，女儿考来广州读大学，后来又去美国深造、结婚安家。老婆被一家上市公司聘为财务，为公司作出突出贡献，调入了深圳。然后，我等到了夫妻分居的入户指标。拿到户口第一件事，我就去补缴社保个人资金，凑齐了连续15年缴费工龄，到退休能拿到最低养老金。命运让我们坐了几次过山车，非常辛苦，好在一切都被我们挺住了。

　　李家儿女

　　徐国伟夫妇谱写人生传奇时，李连诚之子李虎毅也离开贵阳，前往深圳当房产销售员。那时房产业低迷，跑销售就是脚底磨泡的生活。李虎毅第一个月就走坏了三双鞋。把坏鞋甩进垃圾桶时，他没想过这样一双接一双扔鞋，20年后会走到哪里。新铺的柏油马路腾起炙热气流，新天装配车间的清凉就像海市蜃楼般遥远了。

　　李虎毅的新天岁月有许多欢乐。3岁跟着父母去贵阳，就像走进没有门卫的大花园，在疯玩中长大。如不是岳母的临终留言，他会像发小们那样，在厂里工作到退休。岳父母都是老大学生，学建筑的罗爸爸投身新中国建设去了东北，圣约翰医学院毕业的罗妈妈跟着恋人也去了北大荒，后来再调往西南大三线。罗母在贵阳染上了肝炎，只能弃医从教。他们的儿子承继父业学习建筑，跑去深圳建造新城，在国贸工地戴的安全帽后来被送进城市博物馆。罗妈妈病重时嘱咐儿子说：“把妹妹带出来吧，贵阳太苦了。”妹妹罗宇光和李虎毅是新天技校同学，也在新天工作。

　　罗宇光（新天装配工）：

　　我从市里考去新天技校电子班，和李虎毅成了同学。那时新天是贵阳年轻人向往的地方，毕业进了装配车间，还跟过我老公公学过技术。那段时间不少技术组去外地做售后服务，公公也到处讲课，最多时一年讲了200节课，我跟着出过差，公公常以炒面粉当饭，吃得很胀、很难受。

　　我爸妈后来去深圳跟哥哥过了几年，我们去探过亲。那时的深圳一天一层楼，天天在变样。儿子还小，李虎毅又在新产品试造小组，业务上有发展空间，我们还没考虑出去。老李家最先离开的是小妹雪梅，她小学、初中都在上海借读，高中才回贵阳，在市里电大毕业后分在外厂。贵阳的企业是一厂一世界，她不太习惯，我就鼓励她出去闯闯。雪梅跑到深圳一家公司做了财务，一边还进修武汉大学金融硕士课，在那里结识了从武大派去工作的先生，他们结婚后去武汉安家，雪梅成了一家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到1995年，新天深陷困境，工资都发不出了。为了儿子的将来，我们不得不走了。可那时儿子刚进新光子校上学，如果一家同时去深圳，又上不了户口的话，孩子就进不了好学校。我对李虎毅说，你先去打拼，我在家陪读。

　　李虎毅（随迁子女，时为装配工）：

　　我上技校时，新天是行业中的领军企业，我后来能有自己的发展，也归于在新天打下的基础。光学仪器制造有很强的工艺性，把这一行的精准弄好了，可以发挥到任何地方。建筑的精准以毫米衡量，光学仪器是以头发丝的多少分之一来衡量的，质量要求不在一个等级。1983年厂里新产品去北京展览馆参展，师傅叫我去跟展。好几位国家领导人，在新天展位前看了好长时间。我在试造车间还参加了德国引进的偏光显微镜新品组，零件从德国进口，我们做装配。工艺编得非常细致，连配套工具都标得清清楚楚。德国工程师就住在新天招待所，我们有英、日、俄、德好几个语种的翻译。之后我又跟过美国引进的遥感接收仪，参加过三座标测量仪第一批产品的装配，我一直为自己是新天出身的蓝领而自豪。

　　我家兄妹三人，年少时在苏北、上海、武汉和贵阳辗转求学，我上高中时在武汉大伯父家住过一年半，刚去时100分的物理我只考了5分。伯父曾是武钢设计院党委书记，伯母是数学教师，想了不少办法提高我的信心。班主任叫我每天课前给同学朗读15分钟，内容自己找，我得不断看书选篇，还当上了语文课代表。后来在贵阳高考，我物理考出了班上最好的成绩。年少时的迁徙，对我而言是开阔眼界，锻炼了适应能力。

　　李虎毅留职停薪去深圳打拼，老妈说要是顶不下去就回来，家里饭总有一口吃的。为保持儿子的工龄，每月向公司缴纳130多元，只能从菜金里省钱。老两口扛起锄头，上山去开荒种菜。挑水爬坡时，李连诚已没有从前利索，但还是弄出了一块菜地。泥土里钻出的幼苗，就像希望在生长。卞世金做过记录，这块小小菜地，有一季曾收过1000多只苞谷。

　　李虎毅在深圳的大太阳下，东奔西跑卖房子。第二年回贵阳过春节，老娘摸着他的白发，心疼得掉泪。李虎毅拼了三年，得到了人才引进的入户指标，也因有20年连续工龄，家属得以随迁，罗宇光带着十岁的儿子来到了深圳。原住民拖着木板鞋，用蛇皮袋装着征地补偿费去存银行。外来打工者忙着赚钱，不少孩子放任自流……罗宇光对这环境感觉不安，决定当全职主妇，陪着儿子成长。

　　后来李虎毅创办了全策地产策划公司。儿子上大学后，罗宇光重回职场，和新同事说普通话，在家说上海话，见了老同学扯几句贵阳腔，但始终不懂潮汕话。全职主妇十年，于她不仅是煲汤煮饭，也是学习和自我更新的历程，她衣装简朴，没人看出她是老板娘。财富没有改变他们的价值观。

　　老两口的菜地后来被推平，上面长出了新宿舍楼。二老想念孙儿的笑脸，夜半泪湿枕巾。儿子家在深圳，外孙女被雪梅接去武汉，大女儿晓芸留职停薪，跟去武汉照顾生活。生活桥畔的老宿舍，如此四散的不止老李一家，能走的纷纷离开，留下的能维持生计就算不错了。

　　李晓芸（李连诚之女）：

　　妹妹和妹夫忙于事业，一直没要孩子，我女儿在十岁时被他们接去武汉读书，为让孩子能上户口，读高中、考大学，他们还把房子过户在我女儿名下。大城市教育好、机会多，我也留职停薪去武汉陪读。在我反复鼓动下，雪梅在36岁时诞下了儿子。那年武汉特别热，我抱着7个月的小外甥就去贵阳避暑，秋天回武汉又带上了老爸老妈。我们全家人在贵阳住了二十多年，又把大半个家迁去了武汉。我没有收入，雪梅把工资卡交给我安排，大哥大嫂也寄钱赡养父母。兄妹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我也安心照顾老人和这一大家。

　　李家兄妹的流向与互助，是三线企业职工家庭特有的状态。地处封闭山区，社会关系和人脉资源十分有限，外出谋生大多是投亲靠友。与大城市居民相比，三线建设者和子女较少瞻前顾后，像下围棋那样设想摆阵布局的步骤与可能，他们只下五子棋，横竖分明，手起子落，一往无前。只要山外有天、有路、有活，有人接应甚好，没人接应也去，走一个是一个，重叠的大山锁不住奋勇的心。他们像种子飞扬，风吹哪儿是哪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照样蓬蓬勃勃。

　　李连诚夫妇在武汉过了十年，被儿子媳妇接去了深圳。但没多久，老李突然被送进了抢救室。

　　卞世金（李连诚之妻）：

　　我们到深圳时，那里已经建设得蛮好了。儿子媳妇上班，孙子在读大学，老两口就自己出去兜兜。一个多月后的一天，老李突然脸色通红，我给媳妇打电话，她说马上去医院！医生诊断为心梗，要装支架。媳妇把我支回家，然后叫医生用最好的材料。那天是周末，手术医生从家里赶来，先把大血管接起来，看止血效果。第二天大早我去医院，老李已经醒了。一个礼拜后再次装支架，医生在电视屏上给我们看片子，一共装了七只！老李有糖尿病，伤口止血困难，媳妇选了最先进的缝针法，多花了3000元。手术后要长期吃一种玻璃丸，每颗药自费22元，也是儿子媳妇埋单。老李逢人就说，他身上装了一辆轿车。这件事之后，老李就想叶落归根回上海，不再让儿子媳妇操心。

　　新天老同事传来消息，花三四万元在上海郊区奉贤买了小公房，把户口迁回了上海。老李提起此事唉声叹气，泪眼汪汪。媳妇罗宇光感觉很震撼，看来老人心里的归宿不是女儿的武汉，也不在儿子的深圳。她特意去上海，寻到偏僻的奉贤西渡，看见有位老人扛着煤气罐在爬楼，她当下就打了回票。还是李虎毅搜索到闵行区有个在建楼盘，键盘一敲下了单。

　　李连诚、卞世金的结婚证书（1957年）

　　老李开始办理户口回迁手续。城市日新月异，上光厂也被夷为了平地，很多人因动迁而失联，经过多方奔走，各种各样的材料交去派出所，一次次地被要求再补充，前后搞了80多页证明材料，最后还被问道：“结婚证呢？”老汉愣住了。1958年在上海登记结婚后，再未使用过这个证。从上海到贵阳、武汉、深圳，家具用物分散在各地，他实在想不起40年前的结婚证放在哪里了。返回上海的路，真像贵州的山水千回百转，哪个转弯抹角都得证明一下，好像没有那些敲着公章的证明，他的岁月便成了一片空白。听说有些工友还专程回贵阳乌当区去补办结婚证明，但他仍有点疑惑：当年妻子随迁去贵阳与他会合，将全家户口迁出上海，怎么不用证明他们是合法夫妻呢？卞世金翻箱倒柜，终于在老樟木箱底发现了结婚证书。红桃绿果的勾边像一幅喜庆的年画，“蓬结608号”字样下，还有时任区长的签名章。1959年的蓬莱区在划来划去中更过几次名，直到区名消失，如今已很少有人知道上海曾有过一个蓬莱区。这张喜庆的证书，总算为漫长的回迁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李连诚重新成为了上海市民，未及品尝喜悦的滋味，就突发脑梗。他丧失了很多记忆，变得脾气暴躁，时常大喊大叫，日夜颠倒。在汽轮机厂老友帮助下，他入住了社区卫生中心老年病房，得到良好治疗和照顾。他在那里躺了近10年，从未得过褥疮，治疗后情况稳定，还有所改善。工友去看望时，老爷子乐呵呵地喊出他们的名字。有次晓芸去付费，他要看账目，一边嘀咕：“还要收饭钱？”

　　新添寨上的老李家，只剩下晓芸的丈夫王海虎。还在厂里上班的新天子弟已为数不多，他们也只能熬到退休了。王海虎能烧出一台面菜肴，却没有心情给自己点火烧饭。他挂念在武汉的女儿，在上海照顾岳父母的妻子。新天宿舍里这样四分五裂、漂泊无依的人家多了去了。妹妹海蓉去贵阳市里安了家，海虎也去妹妹妹夫的照相馆帮过忙。不远处的坟山上，长眠着他们的父母、奶奶和外公。父母亲是浦东街上青梅竹马的邻居，老爸王鸿生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进了上光厂，再把全家带来贵阳。老王说起各种兵器就两眼放光，还买过一大堆兵器杂志。那些武器让他想起朝鲜战场，还有热血沸腾的青春。王鸿生病逝后，女儿王海蓉抱走了一大包日记本，里面记载着革命战士几十年的心路。父亲从不给人看日记，只为与自己对话，鞭策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海虎和海蓉的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当年戳着三角粽似的小脚在山石泥地上爬坡时，小屁孩们都跟在后面学样。新天宿舍里来过好几个小脚老太，都是跟来照顾孙儿女的，好让儿女们安心搞建设。有个小脚老太太，一次拎着马桶出门清洗时，一脚没踩稳，当场就摔没了。

　　王鸿生（右一）全家摄于内迁前，中为爷爷、奶奶和大姑

　　李家老少三代，左一为李虎毅，右三、四为李雪梅和李晓芸

　　神手袁杏宝

　　光学技师袁杏宝退休的消息传开后，几家外地工厂都争着请他。光学冷加工圈子本来就不大，他的徒子徒孙却不少。老袁说了，只去东部地区，且要有地方住宿。这也是老一代三线建设者外出谋生的共同要求，一辈子工作下来几乎没有积蓄，有点余钱都铺在了铁轨上。袁杏宝想挣点钱，在上海买一套小户型房子养老。

　　袁杏宝（光学技师）：

　　许多光学棱镜现在都可以热压了，从前都是手工切割，从粗磨成型、再磨光成棱镜球面，功夫全在手上。我是试制样品的人，工作难度相当大。在上光厂时，群众投票选我做光学车间主任，1953年我还获得陈毅市长签发的上海市劳动模范奖状。来到贵阳当了几年光学车间主任，个别领导觉得我文化低，性子直，不好管理，又不会拍马屁，把我调出了光学车间。先在技术科当科长，后来再任技术支部书记，书记不指挥生产，我觉得没劲，就想提前退休。组织部人说，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子女想想，言下之意好像子女可能会因此受影响。我想提前退休还有一个原因，是在高原地区经常觉得脑子缺氧，昏倒过几次。在我再三要求下，1985年6月得到了批准。江浙沪许多厂马上来请，我第一站去的是张家港医疗器械厂，拿到月工资500元，我当时退休金只有几十块，拿了500块工资心里还不大踏实。我是新光厂第一批技师，在职时月收入104元，是当时几个高工资之一。八十年代中期的钞票，还蛮值铜钿的。

　　张家港的工厂有医用膀胱镜项目，但技术不过关，我过去解决了问题，再把生产理顺，企业就起来了。三年之后，我再去丹阳、奉贤、崇明、宝山，做到72岁生了糖尿病，子女坚决不让我做了。在将近20年流浪打工的日子里，收入也从每月500元涨到了几千元，用打工赚到的钱，在上海松江买了房子。当然其中的艰辛也只有自己晓得，我和老太婆拖着大包小包到处走，先后救活了七八家小工厂。在上海宝山江杨南路一家乡镇企业时，住在农民老房子里，冬天房顶漏水，下面还养过猪，苦是真苦。老板是苏北宝应人，也能吃苦，办公、睡觉都在一间房里。我帮他解决了技术问题，撑了门面，订单就来了，生意很快上去了，在我不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老板还一直牵记我的。

　　袁敏（袁杏宝之子）：

　　袁杏宝和儿子袁敏（左一）一家，右三为亲家母、厂医黄金儿

　　我爸是只会干活的老实人，在外打工连加班费都开不出口。还是我妈妈直来直去，说你凭技术赚钱，不偷不抢有啥不好意思？这也是从前亏待你的，现在还过来了，老天是公平的！所以我父亲到哪，我妈妈总是跟去，我们也放心些。后来老爸能拿到几千元的工资，都是因为妈妈在身边，否则打死他都不会开口。在外面飘荡十多年之后，他们用积蓄起来的辛苦钞票18万，在松江买了一套房子，有了自己的窝。

　　我到1993年才离开新天。厂里效益连年下滑，走了不少人，留下的也没心思干活了。有同事在市里开厂，喊我兼职帮帮忙，那时我在光研所电子室课题组，参与汽车企业委托的全自动检测仪的设计制造。因为北京车祸伤及颈椎，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有时就开个病假，去同事厂里解决问题。领导知道了，下令职工医院不能给我开病假。我提出辞职离开，也不允许，只能除名。

　　我女儿还小，我不能像老爸那样到处漂流，就想办正规调动。我曾经有过去上海的工作机会，但要自己解决住宿。我们全家内迁，在上海哪还会有房子？阿姨说可以先住她家，妻子陈佳也叫我去，站稳脚跟后她再带女儿过来。我和老爸一样脾气，不想麻烦别人。我还怪陈佳说，人家都是把男的拉在身边，你要把我往外推？她倒是爽快说我不怕，该我的就是我的，谁也抢不走！

　　后来还是陈佳的舅舅，黄医生的弟弟牵线，叫我们去福建漳平。那时只要能离开新天，我哪儿都去。人事调函过来后，领导说陈佳可以批，你不能批，你被破格录用的工程师是新天内部待遇，不能转到外面！我只好想办法花钱，先调去别的工厂空挂，转成干部编制后再调动。我去漳平统计局当上了公务员，陈佳在医药公司做营业员，她手里几个计量局颁发的检测证都浪费了。我们一家来到我岳母的故乡落户，而老太太却在新天宿舍由女儿陪伴着，她家三千金也是各散东西。

　　说起来，老爸老妈能回松江落户，还亏得我小妹的一个决定。她在新光厂当车工时，长得漂亮活泼，上海光明照相馆橱窗里摆过她照片，周围也有男生对她有意思，她就不想在贵阳恋爱成家。1983年前后吧，她在报纸上看到黄山小三线团委集体征婚启事，自己就寄去了照片和简历。那里马上请她去参加相亲活动，她被介绍给一个内迁工人。我爸妈很舍不得，但我觉得这是她的选择，也是离开贵阳的唯一途径。男的是上海本地人，比她大7岁，性格内向话也不多。我说嫁给这种老实人，只有你欺负他的份，你倒也不会受气。妹妹就开始和他通信，过了大半年吧，就嫁过去了，然后就调去了黄山。皖南小三线是上海的飞地，生活上有物资专供，还有班车往返。他们结婚两年后，上海市政府就让皖南支内人员全部返回了。妹妹妹夫本可以去上海烟草厂，但也是在市里没房子，就去了松江照相机厂，那里有分房子，然后老爸老妈就跟来松江买房落户了。我妹夫性格内向，家里全由我妹妹做主，她一次次买房、换房，后来住到了市区，现在孩子也结婚了。我从没问过妹妹是不是幸福，只能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吧。

　　我女儿大学毕业在厦门一家公司工作，后来去上海一家外企上班。我和陈佳再随女儿把户口从漳平迁入厦门。我姐姐、姐夫去了湖州分厂，他们也在松江买了房子，把女儿送回上海读书。那时有个政策，内迁职工在上海如有落脚地，或长辈家人能接纳，可以让一名25岁以下的子女入籍。政策从出台到被普遍知晓，中间相隔8年时间，等人人知道时，很多孩子年龄都过线了。

　　天上人间

　　父亲虞和清的突然去世，为虞治玮重启了人生之路，他刻苦钻研生产技术，在各种技术操作赛中频频获奖，成为新天长辈挂在嘴边的“人家的孩子”。随着姐姐沁璇结婚去上海，妈妈也将跟去照顾第三代，虞治玮开始考虑自己出路。他不想孤苦伶仃留在贵阳，女朋友也不交，将时间放在外出揽活挣钱上。

　　虞治玮（虞和清之子、青年车工）：

　　每天下班后我骑自行车，去外面转包点活。我对车间主任说过，接点活来给大家增加些收入，主任说没有这样的先例。后来公司有位领导对我说，你精力充沛就该为公司作贡献，否则干脆离开，不要这样不贰不三。

　　我姆妈说这是下逐客令了，还是想办法调走吧。上海芦潮港机械厂看过我材料就说要，试工都不用，但他们是国企，只能接受调动人员。我是工人编制，公司不给办调动，芦潮港机械厂就无法接收。我跑去珠海表哥的工厂打工，公司又来函叫我回去，说半个月不回就除名。姐姐看到报纸上有招聘广告，就去上海青浦人才招聘市场帮我打听，在那里碰到两个同事，他们伸出手指嘘了一下，意思是不要声张，大家都心领神会。青浦有家厂要我，但也不接受被除名者。姐姐急了，打电话回贵阳求劳资科帮忙让我辞职。办事员说不行，除名就是除名，档案要被处理掉的。小治玮要是回来，我倒可以帮忙把除名处分弄掉。妈妈一家家跑去求领导，请让我儿子辞职，不要开除他吧。只有一位老姜在党委会上帮我说话，说老虞是我师傅，人都走了，就算了吧。但没人搭理，结果我还是被除名了。我妈拿着一张表格去收拾我的工具箱，卡尺、游标还有工具书什么的，十个格子都得敲满图章，我知道她心里难过。

　　我安慰妈说，我在厂里一个月130元，在珠海拿3000元。我有本事，在哪里都不愁没饭吃。后来有几个广东老板看我有手艺，又勤快，就资助我去顺德开厂。第二年我就买了设备，开了注塑模具厂。这期间我在上海徐汇区买了一套公寓，娶了老婆，还有了女儿。但这个上海姑娘，死活不肯跟我去广东。她父亲曾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她妈就没跟去，姑娘结婚后也不肯去广东。这段婚姻结束时，我心很痛。想到父母这批大三线建设者，内迁时都是全家一起走的，愈发体会到他们当年多不容易。2006年，我又开了一家注塑产品工厂，有2000多平方厂房，还跟人合伙开了两家公司，生产搅拌机、煮蛋机等小家电，在天猫上开了店。前几年认识了一个湖南妹子，稳定下来，婚后又有了一个女儿。

　　右起：虞沁璇、虞治玮和母亲及家人

　　虞沁璇（虞和清之女）：

　　我先生是上海人，结婚后我以配偶分居为由申请回沪团聚，等了几年得到入户指标，妈妈再投靠我回到上海。她做了几十年厂医，单位开的退休证明上写她是“退休工人”，户口本职业栏也照此填写。全厂几千职工和上万家属，谁不知道郑罗珊是医生？三线企业的厂医就不是医生吗？但妈妈不想去争辩，又有什么意义呢？1995年，我去派出所帮弟弟申请户口。户籍警问，你弟弟有工作吗？当时说的工作是指单位有存档的职业，弟弟被新天除名后，档案都不知去哪了，我只能说他没工作，加上大龄未婚，在上海有出生和户籍迁出底根，就顺利通过了。冥冥之中，我觉得父亲在天之灵在护佑他。我们一家人吃了这么多苦，结局还算不错吧。

　　虞治玮（虞沁璇之弟）：

　　户口迁回上海那年我34岁，正是我爸当年去贵阳的年纪。可是我很惭愧，无论文化程度、思想水平，包括个人生活的成熟度，我都没法和爸爸相比，他是我这一生的精神支柱。每到人生的重要关头，我都会梦见爸爸。他还是中年模样，戴副秀琅架眼镜，斯斯文文，站在精神病医院的楼梯口，笑着朝家人挥手。我听不到他声音，但能感觉他的意思，就是让我好好过日子，他在天上看着我们。每次都是同样的场景、相同的梦，重复了很多次。每回惊醒时，我枕头都是湿的。我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对爸爸说，很多问题再也无处请教。我一直想，如果爸爸还活着，看到我能自己开工厂，他决不会待在上海养老，肯定要来我这里做模具，能创造出多少新产品啊！爸爸在清华大学读了五年铸造专业，没有得到多少发挥的机会就走了，他是真心喜欢做事的人啊！

　　黄金海岸

　　1988年，贾春和几个伙伴在一个校办工厂苦干三个月，做出了对方所需的手枪钻，但还是入户无门，打算玩两天就回贵阳去。在复兴西路澳洲领事馆门前见到了等待签证的队伍，去澳洲读语言学校要先交5000美金，这个数字让小伙子们吓一大跳，讪讪地跑开去，拎着旅行袋再去买肥皂粉。当时上海的皂粉在贵阳颇受欢迎，同事的姐夫就跑运输赚差价。肥皂粉不凭票，但每人一次只能买一包，防止投机倒把。他们跑了很多街区和店铺，才凑齐一卡车。晚上喝酒时，扯起澳领馆的新鲜事，同事姐夫眼珠一转说，那么多人排队肯定是好地方。我们一起去吧！你们读书打工，我去做生意。

　　学费呢学费呢？同事姐夫说你们等着哈。回到贵阳，他就忙活起来。两周以后，姐夫开着卡车又到上海，一见面就啪地甩出两万美金。他通过黄牛在贵阳友谊商店门前蹲守换得，也是这两周友谊商店的全部成交量。大家头一次看见那么多的美金，有点小激动，转手被代理机构收去后，他们回到贵阳，每天在收发室转来转去。最终只有贾春等到了录取通知。同事姐夫挥挥手，豪爽地说：“喝酒喝酒！给贾老弟送行！”

　　黔公户字89001号

　　贵阳市乌当区公安局（处）

　　你处贾春已来我处办理出境手续，请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吊销贾春的户口和停止粮食供应，入境后再返回，凭我处通知再行户口和粮食供应。此致

　　敬礼

　　贵州省公安厅

　　贾春看着这纸公文，说不出心里滋味。工作没了，户口吊销，粮食断供，英文还说不上几句，漂洋过海去找谁呢？他只想去上海、去上海啊！随便哪个偏僻的角落，弄堂工厂、乡镇企业，只要给个工作，让他迁回户口，他都会去的。可造化弄人，偏将他抛往异国他乡。收拾行囊的时候，从前的时光从砖墙缝隙间钻出来，在他眼前旋转，欲哭无泪。

　　那个寒冷的年底，贾春穿着大棉袄踏上了悉尼的土地。高温烘得他晕头转向，这里的季节与上海刚好相反。入境官问话他一句没听懂，只是傻笑。对方无奈地摇头，检查了语言学校录取书，在护照上敲了章。他走进了一个新世界。

　　当时的大陆穷学生多在餐馆洗碗，贾春没料到，在新天学得的机械制造手艺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

　　贾春（迁二代，时为新天技术员）：

　　去悉尼学语言的大部分是上海人，都去职业介绍中心找零活打工，但外国学生每周工作不得超过20小时，这规定使我们只能打短工。我第一份工作是帮人搬家，2小时挣了28澳元，超过贵阳一个月工资。那天，坐在职业介绍中心的地上，我捡了一份别人扔掉的报纸，在广告栏发现了机械加工的单词，电话打过去，我重复说了这个单词，对方说OK！我按图索骥，乘了三小时地铁加巴士，找到了那家工厂。接待人员检查了我的助理工程师证、护照和签证，说他们要全职工人。这时老板来了，问我会做啥？我走进车间，看到各种车床，就说我都会。他骂了一句，觉得我在吹牛。我跑到铣床上做了两个动作，老板点点头，指指车床。我上去车出了一个孔，再两手一起运动，倒出一个漂亮的45度角。老板又问，图纸看得懂吗？我拿出一支笔，表示我不仅会看、还会画。老板就叫我下周来上班。我满心欢喜出了厂，趴在草地上看地图寻找回去的线路，这时，身边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有个澳洲佬朝我招手说，送我到地铁站。我一激动就上了车，把词典都拉在草地上了。那段日子，我每天清晨5点出门，7点前赶去那里上班，下午3点再去市中心的韦斯学校上课，晚上8点半下课，回到住处还要准备明天要带的便当。住在6个人分三间合租的别墅里，做饭还得轮着去厨房，每晚都忙到夜深才能入睡。后来我换了工作，在悉尼港做大型轮船发动机零件修造，我发现公司上下竟没有一个技术比我强，就对老板夸耀说，我是第一名。在国内这样炫会遭人嫉恨，但在澳洲，你有本事就能得到尊重和认可。三个月后，老板加了我工资，还让我做车间主任安排别人的工作。那时洗碗类的服务型工资一小时6到8元，而我是16元，加上各种加班加点和抢修，尤其是周末加班，我最多时一天拿过1000美金。老板特意买了中英文词典，派任务时他先翻词典，还对工人说，要想加工资就学中文吧。几个月后老板问我想不想留下？我说我女朋友在中国。他哈哈大笑说，你们分开半年，可以finish（结束）了！

　　那次我去银行汇钱给吕虹，老板儿子开车送我去中国银行悉尼分行，发现我居然能存下5000美金，惊叫起来，好像我是个不会享受的傻瓜。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女朋友吕虹，是让她父母放心。她爸是新天中层干部，妈妈是托儿所所长，哥哥吕克勤已是011系统的局级干部，一家人在新天很受尊敬。我们是干打垒的邻居，从小一起玩。可是因为家里的变故，我对谈恋爱没了信心。吕虹性格温和，当时好些领导都想让她做儿媳妇，但她却有自己的选择，心里认定的事谁也说不动她。吕克勤最了解妹妹的脾气，从中做了工作。吕爸爸就来找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女儿和我恋爱，但既然女儿认了我，他也不再反对，从此不再评论我们家的对错，希望我和吕虹能好好过一辈子。能遇到如此明智和宽容的长辈，让我非常感动。我去澳洲之后，很多人都说我不会回来了，吕虹内心却很笃定。后来她告诉我，那天银行派专人送来汇款通知，上面写着：“你有一笔巨款，请速来办理手续。”消息迅速传遍新添寨，关于我的流言就消失了。我以这种方式打消她家人和周围人的顾虑。其实，那是我当时的全部财产。

　　澳洲老板付了3000澳元律师费帮我办移民，首要条件是该职位在当地招不到人，还要在求职中心连续刊登六周广告。就算有人应聘老板也不见，以此证明招不到合适的人。但移民须在境外申办，老板就叫我先去新加坡等消息。我一想，还不如回上海。那段时间澳洲失业率从6%上升到11%，移民政策收紧了，我没办成移民，却报回了上海户口。从贵阳来上海这么难，去澳洲兜一圈就变得这么顺利！重新成为上海人的这天，就是我的结婚日，我拿着新户口本和吕虹去登记结婚。我们没办婚礼，连照片都没拍。那时我还没找到工作，但我心里明白，我有信心让吕虹过上美好的生活。

　　父亲贾国英携全家内迁时，把位于市中心江苏路上的一座私房托给上光厂代管，后来房子拆迁，原址上矗起一幢商务楼，就在贾国英退休回沪做勤杂工的市三女中对面。经过交涉，贾家得到了一间16平方米的老旧房子作为补偿。还由上光厂出面，将贾国英户口协调迁回了上海。这位木模技工，此时已心皈佛门，清净无为。从落脚栖息的中学礼堂，搬到老西门的破旧房屋内，他已经很满足。拿出跟随自己大半辈子的红木刨子，在16平方米屋中搭出一间半阁楼，再按阁楼的高度和尺寸，打制了一套矮小的家具，让儿子媳妇安了家。

　　吕虹诞下儿子时，母亲陈赛珠从贵阳赶来带外孙，在阁楼的另半边打地铺，有次踏空摔下还折了腰。贾国英过意不去，便找了一份看守仓库的活，晚上外出值夜，让亲家母得以休息。在去高桥镇看望女儿和外孙时，贾国英也应邀去前妻周惠懿和黄明初家里做客，他们在一起吃了饭。此时，大女儿贾华作为人才引进，也回到上海，在高桥镇上工作和生活了，她和两个弟妹都将三位老人视为至亲，后来买下一块三人合葬的墓地，安放他们的悲欢离合、爱情与亲情。

　　贾春的机械加工技术，在澳洲能吃香喝辣，回到上海却无处置放。倒是户口和劳动关系尚在新天的妻子吕虹，呵呵呵地笑着，去私人服装柜台当起了营业员。

　　吕虹（贾春之妻、吕克勤之妹）：

　　贾春报进上海户口，我也回到了上海，在老西门全泰服装店柜台上帮人卖服装，从中午12点做到晚上8、9点，工资只有五六百块，卖出后有少量提成。在这里买衣服的都是底层老百姓，销售业绩倒还不错，有时能拿到1000元提成，我就很开心了。这段时间，我休息天还出去补习英语，后来拿到全国统考的经济师和上海市会计上岗证，我内心渴望能尽快融入上海，找到自己喜欢的岗位。那时我们很珍惜老西门这个小窝，地方虽小但很温馨，家具地板都擦得清清爽爽。我闺蜜何玉菁30岁生日就在我家聚会，妮妮也来了，她那时穿旗袍做迎宾小姐，风雨无阻站在酒店门口上班，新天出来的人都很能吃苦。我们在阁楼上，低矮的小桌上摆满小菜，两只脚平摆在楼板上，吃吃喝喝，开心又满足，忘记了谋生的艰难和烦恼。刚回上海时，街坊邻居都不熟，也没什么朋友，每次有发小来上海，大家都聚来聚去，粘在一道，这间房子里最多住过十个人呢。

　　贾春（时为房产公司员工）：

　　从澳洲回到上海，正遇上大力发展三产，机械制造业掉入了低谷。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适者生存。有了上海户口，我就报名去华东师大首期房地产综合开发班学习。在大姐的同学、新疆战友的推荐下，我进了深圳中建海外公司在上海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是个有高干背景的人，我们第一个项目是浦东的证券报社，我在开发部负责办理项目前期批土地、规划和报建，那时浦东很多地方还是一片农田。后来老板听我说起夫妻分居尚未解决后，帮我找到了相关部门领导。当时新天规定，要申办调离得先下岗，老丈人打长途电话来问，到底有多少把握？跨省市调动回上海很困难，在没有办成以前，我也是一头雾水。我和吕虹一起跑各部门，求领导帮忙，最终连档案、调令和路程加一起，不到三个月办成了。拿到盼望已久的“准迁证”时，我们的儿子贾一帆出生了。对我来说，这次激动远远超过前一次我重新成为上海人，因为儿子再也不用像我们这样东跑西颠了。

　　吕虹先在我们公司的合作方，深圳大学建筑设计院上海分院做档案资料管理，她在新岗位上努力学习，为后来应聘新工作打下了基础。至今她在大众交通、大众公用已近20年，成为经营管理团队的一员。1995年，我公司在西藏南路上分给我一套二居室公房，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窝。搬入新家那一刻产生的归属感，我至今难以用语言形容。后来我工作的房产集团进行战略调整，关闭了上海的公司，随后我应聘另一家房产企业，并在项目中结识了供应商爱登堡电梯公司的老板。

　　彼时，爱登堡电梯厂还在小作坊刚刚起步。贾春根本没想到，这工厂能走多远。在老板真诚相邀下，他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机械制造业。能在上海重新发挥自己的专长，有份养家糊口的工资，他心里终于踏实了。

　　新空气

　　贾春在上海爱登堡小作坊里重回制造业时，他的同学，也是金工车间的同事王晓南正在前往东莞的路上，他被台湾老板挖走了。

　　王晓南进厂后在金工车间做磨工，后来考上电视大学，毕业后做设备维护和管理。新天公司与港资合办麦克奥迪时，还跟台湾人合办了光栅传感器厂，王晓南在那里上班。没多久台湾老板去东莞开公司，把他给带走了。

　　王晓南（随迁子女，时为企业管理人员）：

　　先进的生产全员化和标准化管理模式，在新天较早就开始了。但我去了合资企业工作后，却有不一样的感受。旧体制下的国企，似乎每个人都是正确的，但最后往往就是扯皮。职务等级清楚，职责担当的概念却比较模糊，上级的规划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在合资企业里，每位负责人都有独立担当的责任，个人的能力可以充分得到发挥和锻炼。有次我向台湾老板电话汇报工作，提及需要部门加班时老板说，不需要请示可否组织加班，一切由你确认就行，重要的是结果。又比如一次老板对我说了一句，装配生产线需要调整，然后就回台湾了。装配线人力不够，我就去公司其他部门沟通，最终协同完成了三条各20多米长的整体装配生产线移位调整任务。有次安排进货的台湾物料周日到厂，正遇我父亲去世的头七之日，老板让我自己作安排。我想他既然说了这么一句，说明这次进货很重要，我还是去加班了。老板可能觉得我比较敬业吧，走的时候就把我带走了。

　　我在东莞工作到2005年，又去了江苏昆山的一家民营企业，也是缘于偶然的机会。那个企业老板是我在东莞公司时的供应商，有次为了质量问题去找他，他塞来一个红包，我说把质量弄好就行，红包我不要。他说你知道里面多少钱吗？是一万块！那时一万元是很大一笔钱，我还是不收，再三强调把质量弄好。后来这个老板去昆山办厂做电子产品，就把我要去建设和管理团队。那时我母亲朱丽文从新天退休，在上海买了一间小房子养老。为离母亲近些便于互相照顾，我就去昆山了。2014年，我回贵阳乌当区去迁户口时，感觉已有不少变化，行政审批中心建立了，办事人员的工作方式也在改变，气氛、节奏都和从前不一样了。但是回新天开证明时，还是感觉变化不大。我去看望原副总经理张宝贵，他还在想把激光导入片项目争取回来，但和市政府去谈时，人家根本不感兴趣。新天人也真是挺无奈的。

　　我是1959年生人，在上海杨浦区小学一年级读了七天，家里就开始打包。我对小朋友说我们要搬家了，但教室张贴的地图上找不到要去的地方，我就画了一个圈，表示大致的方向。我爸爸王树仁当时在上海仪表厂工作，负责陪同苏联援助项目的技术专家，直到专家撤回，又参与了上海仪表厂内迁遵义的选址。我妈妈在上光厂搞工艺装备设计。在上海开往贵阳的火车上，一路就听叔叔阿姨唱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贵阳市到新添寨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马车轮子在土路上压出的沟，坑坑洼洼一路颠簸。到新添寨不久，我食物中毒了，那个漆黑的夜里，父亲背着我去大营坡的防疫站，让我拿着手电筒给他照路，坑坑洼洼的坡道至今还在眼前……我父母这一代三线建设者，就像打过了一个大战役。时代发展进入第二战役时，前面那个场景消失了，人也都牺牲了。时代发展很快，人们大多步履匆匆，也许那一段历史，要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后回望，才能认识到它对国家发展和民族精神传承的意义吧！父辈们受到的宣传和教育比较单纯，现在的年轻人说他们很可怜，但父辈们却不认为如此。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信仰、没有理想的生活才是可怜的。

　　钟表匠

　　和平大建设时代终于来临了，城市如同在惊雷中醒来。多年都在准备打仗，准备当炮灰的一线沿海城市，长期缺乏基础建设投入，早已被急剧膨胀的人口搞得拥挤不堪，陈旧不堪。

　　纺织、钢铁、机械、仪表……曾经风光无限的制造产业滑落低谷，大型国营企业、百年老厂一家接一家转产关闭。城市似乎要彻底改头换面，方能挖掘并释放地底下的能量，让生活其间的市民得以舒展，让蜂拥而来的各色人等得到接纳。以此为代价的是产业工人排山倒海似的下岗，与曾经让他们骄傲的厂子挥泪惜别。第二代产业工人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为国家转型战略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王晓南在台湾老板那里谋生时，他的同班同学龚正明也离开了新天厂。在常州与上海之间的来回奔走中，龚正明发现了一条属于他的活路。

　　龚正明（迁二代、钳工）：

　　我阿娘和爷爷抗战时期住在昆明，爸爸8岁时，爷爷走了，阿娘带着独子来到上海。我爸爸龚筱文33岁从上光厂调到贵阳，把全家都带来了。那年我刚巧也是8岁。我在贵阳待了20多年，回到上海也是33岁。这么巧的事情，大概在新天没有第二家了。我爸爸是独子，本可以不去内迁的，可是他告诉我奶奶说，毛主席睏不着觉了，我要去搞三线建设，让毛主席睏得着。阿娘看到儿子回不来，也睏不着，就跟着去贵阳了。妈妈朱爱娟在虹口饮食行业，国际电影院对面的生煎馒头店工作，不少上光厂人都去过那家店。随迁后妈妈就在食堂做点心，大家叫她“朱大姐”。贵阳生活对小孩来说是开心的，上山摘果子，下河摸田螺，运气好起来，林子里能拾到野鸭蛋。语文课上我翻译古文《卖炭翁》，被陆老师表扬过，我开心得不得了，记了一辈子。那时的人就这么简单、快乐的啊！

　　龚正明和他的钟表铺

　　我们班同学都是邻居，兄弟们老婆都在一个学校、一家工厂，有的是一幢楼的邻居，大部分属于自产自销。我家住三楼，我老婆章燕萍家住四楼。她姆妈本来在棉纺厂工作，也全家随迁到贵阳。她哥哥娶的是过载歧的女儿，也是新光子弟。1985年我丈母娘说，她的祖籍常州有一处私房，42平方米要价2万元，房子很破旧了，但买下后就能把户口迁过去。于是我们托了点关系，老房主迁走第二天，我丈人、丈母娘和我小家庭三个人都把户口报进去了。在贵阳迁出户口时，派出所人反复关照说，迁走了以后不能再进来，粮食也要注销的。我爸爸说，怎么当年我迁出上海时没人反复问呢？爸爸的徒弟在常州电池厂，帮我调进了那家工厂。1993年电池厂派我去上海搞销售，当时销量最大的是钟表电池，人家来买手表上的纽扣电池，我要帮人家更换，拆拆装装，就开始修起了钟表。

　　我在新光厂做钳工，金属加工主要功夫都在手上。我和同学洪峰一个师傅，三连老兵潘以亮，也是技术骨干、劳动模范。师傅对我们要求严格，但传授技术毫无保留，教了很多锉削、锯切、钻削、绞削、攻丝、研磨、矫正、弯曲、铆接，各种操作技法，有些在修理精密钟表时也能用上。后来我在汉口路租借门面，专修古董钟表。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钟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人用的苏联钟，漂亮得不得了，客户花七万块钱从欧洲买回来，要我修到能正常运转。还有一种外国人放在墓地上的钟，上一次发条可以走400天。像这种银壳子的雕花台钟，是从前有钱人家用的，拿来时都不会动了，我把零件拆散，放在航空汽油里洗干净，研究出哪里坏了，修到它正常走动。做着做着有点小名气了，很多人还把别处修不好的古董钟表也拿过来，一年到头忙不完。

　　每天，龚正明聚精会神地伏案于台灯下，摆弄精细小巧的钟表零件。女儿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女婿是上海人，等女儿拿到解决分居配偶的入户指标，龚正明和章燕萍就能以投奔女儿之名，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做回真正的上海人了。尽管在他们心里，上海从来不曾远去。

　　龚正明的钟表铺在汉口路，离外滩不远的商业地带，但他觉得周围的繁华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他一只眼睛戴着放大镜，聚焦于分毫之间，修复着他的上海生活。

　　后来

　　徐国伟年近七旬时和高年资股东们商量决定，将公司清盘结业，把几百台安全套销售机卖给有意承接的职工，让很多员工成了小老板，收入翻了番。股东们落袋为安，回报可观，也算皆大欢喜。徐国伟退出江湖之后，去美国看洋娃娃外孙，或带妻子和朋友自驾旅行，还从深圳开去贵阳新添寨，重走生活桥，会会老朋友。宿舍还是从前的模样，破损折旧愈发厉害了。老友们大都白发苍苍，但情谊还在。儿子小徐有时也去贵阳参加同学会，和发小喝酒聊天，像老爸老妈和工友们一样浓情蜜意。汶川地震后，小徐开车专程送去救援物资，带着自己的大狗去西藏礼佛，活得潇洒惬意，老徐夫妇觉得这辈子还挺值的。

　　2014年，李晓芸在新天退休，回上海申办了临时长居证。照顾在家颐养的老母亲，去社区医院探望老爸，丈夫在贵阳，女儿英国读完硕士回武汉安家，小外甥考取英国拉夫堡私立中学，雪梅夫妇辞工随行，寻找更多的人生可能。一个大家庭带着从前的因缘和新世纪的气息，散往五洲四海。晓芸于闲时研习书法篆刻，心平气和。李虎毅的全策地产声誉日隆，连续十年资助贵州遵义地区的扶贫帮困。送儿子去墨尔本大学深造那年，他又在当地创办了公司，运营稳定后再让儿子接班，他要回上海去陪伴年迈的父母。在深圳收拾打包时，李虎毅突然领悟到老爸当年提到叶落归根时的伤感。在贵阳、武汉、深圳和墨尔本奔波四十多年，上海依然是他心中不可替代的故乡。相比父母的付出，他觉得自己获得极高的回报，从心里感谢时代所赐。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