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之间

　　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是上光厂包建的三线企业，厂里的人员和设备，全部由母厂输送。两家企业来往密切，亲如一家。当运动来临时，母厂也没有忘记输出革命火种。新添寨上刚刚开始的民品生产很快就停滞不前，军品因属战备任务，仍在继续生产。新光厂的一些领导和高级工程人员，身负着双重压力，在生产潜望镜同时，还要接受批判。

　　负责潜望镜研制的副厂长范世福，在两地往返奔波时，被拉上了上光厂的批斗台，身边站着潜望镜光学系统设计师赵元。年过花甲的赵元老是中国光学仪器的开拓者，此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上台，经年蓄养的一把长须，也被红卫兵小将“咔嚓”一下剪掉了。赵元老身边，还站着我国第一家兵工厂的创始人周自新，一位留学德国归来的光学专家。

　　上光厂革委会1969年给一机部军管会的报告中提到：“在全厂职工总数中，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资本家小业主等（指早已定性的）计有三四十人，占职工总数2%；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清队工作中被揪斗的对象达108人之多，占当时职工总数的5%。过去四清运动中有问题的100多人留在本厂没有内迁。”

　　原本一道工作的老同事被划出了界线，气氛很是紧张。范世福曾在私营厂当过副厂长，这段经历在解放后的几次运动中，已在太阳底下晒过多回，通过了审查。文化革命开始时，老范先在家做了一番自查，找出从前和老板、同事们的合影旧照，跟随工人代表团在德国蔡司访问时拍的照片，全部付之一炬。红卫兵和造反派还要他在灵魂深处再革命。老范不善言辞，不懂得怎么批判从前的自己。军品生产任务逼人，厂党委没让他停工，老范在安排潜望镜研制事务之时，还得绞尽脑汁写检查。

　　范世福长子范德发是上海葡萄糖厂青工，很快看出一点苗头，反复关照老阿爸，不要给自己瞎扣帽子，白纸黑字落下来，以后还要吃苦头！红卫兵闹一阵就走了，你还要搞军品生产……

　　范德发（范世福长子、随迁家属）：

　　文化大革命初期，厂里很多光学仪器权威、厂级干部，甚至中层干部都遭到批判。我阿爸每天早上进厂前，先在领袖像前站着低头请罪，手里拿本红宝书。每星期交一份思想汇报，检查解放前在私人老板厂里有啥反动情况。文化大革命那年我阿爸45岁，正是做事情的好辰光。我对他说，你有问题要说清楚，没有也不要瞎说。他一门心思都在生产上，其他方面糊里糊涂。我担心他为了过关瞎写一通，那些材料被塞进档案，以后有得苦了，就说我来帮你写检查。我在几张信纸下垫复印纸，颠三倒四写了几份内容差不多的检查，让阿爸每周交一份。弄过几次，造反派说为啥写来写去就这点事？我阿爸说，就这点事。人家看得不耐烦，就说算了算了，不要再写了。

　　有次红卫兵来我们延安路大西别墅抄家，从前的私营老板就住我家楼下，他家地板全部被撬开，说要看里面有没有藏枪，因为他们以前修过武器瞄准镜、望远镜之类的东西。刚巧我阿爸下楼碰上，红卫兵就围攻他。我赶紧从后门溜出去，找到隔壁老红军的儿子，请他帮忙解围。这小子套上红袖章，双手往腰里一插，跑来对我爸大声喊：“老家伙，为啥到现在还没有上班？快去里弄报到，走！”红卫兵以为是专门管我阿爸的，就算了。老头子出门就去上光厂了，晚上回来把我骂一顿，说如果被戳穿要出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自己抽差的香烟，口袋里装一盒好烟，是发给工人师傅的。碰到难做的活或进度来不及，他就戴上老花眼镜上去铲刮。也不知道这样的共产党员，有啥要批判的？

　　阿爸内迁去贵阳时，我继母和五个孩子在上海。我想阿爸没人照顾不行啊，就跟他去了贵阳。新光厂造在山里，去食堂都要爬坡，我在他身边烧烧弄弄，让他全心投入工作。我在他枕头边放只金鸡牌饼干听，想办法采购些东西，他开夜车之后还能垫垫饥。干打垒初期，我和阿爸睡上下铺，谢云初厂长睡在对面床，还有周照根书记都住在一间房里。晚上他们讨论工作，我就去外面待着。我迁到贵阳新光厂后，就在锅炉房做烧炉工，后来在贵阳结婚成家，工作到退休。

　　青年工程师姚仁忠，前一天还在造反组织队列中挥舞红旗，第二天醒来，自己也成了革命的对象。

　　姚仁忠（工程师）：

　　姚仁忠、周晓梅穿工装的结婚照

　　运动开始时，我在上光厂也加入了一个战斗队。当时衡量人的标准，就看他有没有资格参加造反派。家庭出身不好或自身不硬，就没有组织接受你。那段时间，扫“四旧”为名的抄家，遍布大街小巷，能参加抄家行动就是革命派。谁不想紧跟形势，站在运动前沿呢？我也跟着战斗队去“扫四旧”抄家，到了一位留德专家家里，他太太是德国人，小孩是个混血娃娃。看见外国人，我们多少有点顾忌，翻一翻有什么封资修书刊，就草草收场了。第二天早上，我去厂里吃早饭，在大字报上竟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脑子里轰的一下，浑身颤抖，什么都没吃就走出了食堂。大字报上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只专不红，我感觉很委屈。我从北京汽车拖拉机制造学校中专毕业，1957年进上光厂当见习技术员，1964年被破格晋升为工程师，当了工艺组长。我在《机床与工具》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同事帮我翻译成俄语，刊登在苏联杂志上，这件事就成了我的罪状。

　　那天进办公室就有人说，你现在是革命对象，不再是造反派了。抽屉也被贴上了封条，有位大学生说：“姚师傅，今天对不起你了，要到你那里去抄家。”想想昨天还在革人家的命，今天轮到自己，明天还不知道怎样，我无可奈何，只能老实接受。有人说，我们没有车，你给我们带路去乘电车吧。一共去了五个人，拿着一面造反队旗帜，乘上3路有轨电车，从五角场乘到四川北路。我打开家门，他们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推来推去，有人还缩在后面。这时我反而清醒下来，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抄好了。最好不要乱敲东西，我晚上要睡觉的。他们随便翻几下就走了，就像我们昨天抄别人家时一样。

　　当时我和同事周晓梅正准备结婚，在这种情况下，没心思去照相馆拍结婚照，喜糖也不敢发。两个人穿着劳动布工装，偷偷去了一趟杭州。半个月后，我们就内迁去贵阳了。

　　南下点火

　　上光厂造反派南下战斗队来到新添寨，传递文化革命运动之火。

　　葛民治被揪上批斗台，戴上写着“走资派”的纸糊高帽子，名字上还打了大叉。他低着头，眼角余光扫着台下，对这罪名很是不屑。上级党委没有停止他职务，工厂建设生产还在他主持中，他当然还是共产党干部。

　　台下职工群众也感觉震惊。三线建设企业领导成了“走资派”，我们跟着过来走的是什么路呢？那时没有电视新闻，广播里传递的信息有限，南下战斗队带来的革命火种，像往山上扔下一把火，漫无边际就烧起来了。内迁职工虽然远离革命中心城市，可谁都不愿被甩出队伍，落后于革命运动，于是不由自主地挥起了胳膊，“打倒葛民治”的口号声在山里回荡。厂党委书记、副书记，代厂长、副厂长，轮番被揪上台批斗。

　　厂党委副书记张文国的颈部被带铁丝的挂牌勒破，滴血滲落到解放球鞋上，台下部分群众出现了小小的骚动。金工车间计划组组长李俊德，前不久还亲眼目睹这位领导背着行囊，独自步行来新光厂报到。他觉得这样对待一名高级干部有点过分，但批斗会的气氛让人敢怒不敢言。

　　张文国的妻子李庆忠，从上海一家针织厂车间支部书记任上调来贵阳，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家里还没安顿停当，就遇上了这场运动。张文国和她都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她从不怀疑丈夫对党的忠诚。

　　李庆忠（随迁家属、时为新光厂中层干部）：

　　李庆忠（左二）和张文国（前排中）1948年在老区

　　张文国、李庆忠摄于1953年

　　我家老张1918年出生在河南滑县，高中尚未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先在县机关刻钢板蜡纸，印刷消息和传单送给地下党通讯员。当时冀鲁豫边区地委书记是赵紫阳同志。“卢沟桥事变”后，老张跟着地委的部队，在随军学校接受组织培养，后来被派去滑县搞组织工作，担任了区委常委。我老家在那时的高陵三区，日本鬼子在扫荡中残杀了好多老百姓，八路军就去那里打游击。我在滑县当村干部，组织群众抬担架。1947年我认识了老张，经过县委批准结了婚。婚后第三天，他就去冀鲁豫边区参加整党了。1949年，边区有几千人跟着部队南下，我们先坐拉货的车，走了一段后发现有地雷，上级就让部队先探路，我们改为夜行军。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南京，参加了解放南京战役，解放后就留在南京市工作。

　　苏联援华的解放牌汽车项目在长春汽车制造厂落户，从江苏调去一大批干部，老张也去那里当车间总支书记。我在南京完成了工农速成学校初中和高中课程，1954年通过考试，被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录取，学了3年俄语。毕业时我去了长春汽车制造厂做图纸翻译，在技术档案室当副主任。生活稳定后，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那是1958年，我们已经结婚九年了。1964年初，老张再次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调往上海光学仪器厂当分管人事的厂长，我也来到上海，在一家针织厂当车间支部书记。我们是土八路出身，一路走来对党都很忠诚，打死我也不信老张会反党、反革命，还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受了很多冤屈，但从来不抱怨，总是说相信组织相信党，相信革命群众。

　　这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1966年底，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彭德怀元帅，在成都被红卫兵绑架后拉回北京去批斗。身陷囹圄时，彭德怀仍在思考三线建设大政，化名“石穿”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详告四川石棉矿矿渣中含量及加工情况。彭元帅被折磨8年后黯然辞世，骨灰被秘密送回成都东郊火葬场寄存。在“四人帮”恶毒授意下，骨灰盒上名为“王川”，意为“亡命于四川”。(1)

　　厂级“走资派”被批斗，中层干部也未能幸免。车间支部书记徐惠卿，也被请去游斗。和南下战斗队接触后，他感觉这些人其实也说不清楚“走资派”的概念，也没有什么明确目的，比如要夺权、掌权之类，他们更像是为运动而运动着。大时代中无数被消耗的小人物，都将生命付给了互相伤害，可怜又可悲。

　　徐惠卿（时为中层干部）：

　　南下战斗队都是上光厂老同事，大家分开也没多少时间，可以说是熟门熟路。他们要找几个中层干部当陪斗，可能气氛足一点吧，对我说：“徐师傅，你放心好了，我们就是为了搞运动，不会对你哪能的。”给我戴上一顶高帽子，让我跟着“牛鬼蛇神”在新添寨上兜一圈，算游街示众，一边走一边听他们喊口号，然后就被放回家了。年幼的女儿徐华在不停地哭，吓坏了。老婆告诉我，造反派到家里来过了，蛮客气地同她打招呼，说没事、没事的。把每只抽屉打开来翻翻，就算抄过家了。我感觉，有些人不像来搞运动，倒像是借了串联和造反的机会，来贵阳跑一趟，看看老同事，白相相，都有可能的。

　　南下战斗队离开新添寨时把葛民治带走了，要肃清其在上光厂的影响。葛民治被迫站在上光厂门前，低头示众。职工们步履匆匆闪进门去，避免与老书记目光交集。

　　新添光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陈商诚，也被南下战斗队勒令返回上海，为他参加过“四清”工作队而挨批。大概是这个罪行不如“走资派”严重吧，造反派让陈商诚自坐火车回上海去报到。那趟车走走停停，到达时晚了一天，第二天是周末。陈商诚找了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听到早新闻在播人民日报社论，坚决保卫“四清”运动成果。他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被批判的理由不成立了。几天后，公安局杨浦分局还把他借去办理上光厂的案子，工作20多天后才返回贵阳。

　　被押回上海接受批判的葛民治，与陈商诚住在一个旅馆，有时还一起在附近小店吃面条，但陈商诚没有听到老葛发出怨言。

　　千里之外的新光厂内，各种组织和战斗队迅速发展，前哨、四野、红三司、东方红、从头越……一面面队旗在绿水青山中飞舞飘扬。徒弟跟师傅，同学加校友，人们三五成群自由组队，打乱了班组和车间秩序，每天都有新组织冒出头来，层出不穷。但是大家突然发现，斗争对象不见了。商量下来，派了技术员陈海宝和中层干部於震两个，返回上海去将葛民治要回来。

　　陈海宝（时为技术员）：

　　我们乘了50多个小时火车回到上海，去上光厂找造反派。葛民治组织关系都转到贵阳了，应该回新光厂接受批判，但遭到了拒绝。葛民治回上海不到一个星期，可能他们还没斗够吧。我和於震商量，先把火车票准备好，再找个借口去说葛民治要拿洗澡毛巾什么的，他们答应了。我们立即把葛民治送往火车站，计划实施顺利。当时葛民治不认识我，我只是一名普通大学生，1964年从太原理工学院分到上光厂，再内迁来贵阳的。但老葛听到新光厂人要把他接回贵阳，就毫不犹豫地跟我们走了。在火车上安顿下来后，我们说：“老葛，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新光厂的革命群众组织也要批斗你的。”

　　他朝我们看看，不说话。为了防止上光厂的人追来，我们在衡阳站先下车，过一天再上另一趟车。我给三连老兵发了电报，告知火车到达时间。葛民治得知电报发给三连老兵，好像放松了一点。他在站上买了一瓶腌姜，说冬吃萝卜夏吃姜，让我们也吃一点。我还在衡阳买了一块的确良料子，当时这种化纤面料刚出现。我们说说话，气氛也开始缓和了。火车到达贵阳时，三连的复员军人已经等在站台上，手里还拿着标枪。他们把葛民治接走了，还说为了防止对立派来抢人，这次行动要保密。

　　复员军人张洪明驾驶吉普车，驶向了黔东南大山深处。年轻的退伍兵大多来自农村，跟着葛民治搞建设就像打仗，感觉很亲切。知道老葛回来逃不脱被批斗，还是计划一番，要让他休息几天。

　　退伍司号员胡国厚也在那辆吉普车内，参加了这次行动。

　　胡国厚（复员军人）：

　　老葛来来回回乘火车很辛苦，如果下车就被造反派拉去，当天就逃不过批斗。所以我们决定先把他带出去避避风头，反正已经没啥规矩了，先下手为强。黔东南那边山路转来转去很难走，车子跑到半路抛锚了。张洪明还爬上车顶，修油喷子啥的搞了半天。我们到紫云自治州，在少数民族小旅馆里住下来。那里山清水秀，没什么人，一块钱能买一大盆李子。老葛给我们讲三线建设的道理和革命形势，他看问题水平很高。我们这些老兵大都是农村出来的穷光蛋，帮不到他什么，就是陪他休息一下。但老葛放心不下厂里情况，待了没两天就回厂去了。

　　葛民治成了新添寨上运动的活道具，每个车间部门和各种战斗队轮番召开斗争会，以至于小毛孩见到他，都会举起小拳头尖叫：“打倒葛民治！”

　　此时葛民治仍在主持工作，有人提出要“杀回老家闹革命”，他立即召开全厂大会，阻止这苗头蔓延。他说：“留下的是英雄，走的是狗熊，中央文件没下来以前，谁敢离开工厂，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

　　多年以后，葛民治的长子大庆在旧书网上发现一份“葛民治反动言论集”。材料是1967年1月间，手写在贵阳白打印纸上的。十几页材料均为第一人称的口述笔录，每段从两三行到七八行，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和字迹，似由多名书写者为不同讲述人做的笔录。葛民治对“杀回老家闹革命”的回击，也出自这份材料。被记下的“反动言论”还如：

　　突出政治，实现思想革命化，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业务上，否则突出政治就是空的，就体现不出来。

　　我们要组织职工好好地去完成生产任务，任务完成了，国家计划也完成了，这样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多拿点奖金。

　　大字报不提倡也不反对，群众要问你们（政治部干事）你们不要表示明确的态度，可是你们政治部干事千万不能写大字报！……最好不要去看（大字报），一定要去，看了之后可要独立思考呵！

　　彭德怀现在还是领导干部，是三线建设的第三主任嘛，朱（德顺）和他讲几句话有什么关系？他毕竟还是个领导嘛！问题要是真大，还能让他负责这样重大的工作？老朱和他坐在一块看了一场电影《东方红》，内部可以讲讲，只要不到外面去讲就行了。说穿了，不（可）能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不明真相的人一听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联系，问题性质大得很。

　　……

　　葛大庆抚摸发黄变脆的信纸，从字里行间揣度父亲的语气，当年是什么情况下做的记录，这些话是否对父亲造成了更大的伤害？这份手稿，又是怎样跨越了千山万水，被这家旧书店主收下的呢？

　　拜互联网所赐，葛大庆坐在深圳家中，在电脑屏幕上与这份材料邂逅。他点击买下，快递到家。他无数次猜想，如果父亲还在，看到这些材料会有怎样的感慨？拿到这份材料时，葛大庆已年近花甲，无论如何，他又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贵州小月亮

　　1967年初，贵州地区造反派在省军区支持下，夺取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省红色革命委员会。普通民众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大小会议召开前，在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和副统帅永远健康之后，再加喊一句：“祝贵州的小月亮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

　　这个贵州的小月亮，就是新任省红革会主任李某某。小月亮高挂黔灵山脉之时，新添寨却陷入了至暗时刻。同年4月11日，贵阳市出现了反对“小月亮”李某某的群众组织——“411”。这个组织以贵阳市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为主体，与支持李某某政权的“支红派”组织站到了对立面，搅得李某某不得安宁。省公安厅为此设立了有20余人的动态组，专门搜集和侦控“411”及其他对立面群众组织与个人的情报，提供给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和贵阳地区以及一些地市的“支红派”，派性斗争就此开锣。(2)

　　群众组织出现了站队式的裂变，分成两大阵营：力挺“小月亮”的支红派，和不满“小月亮”的“411”派。从上至下遍地开花，也波及新光厂内。政工干部和三连老兵集聚起“支红派”阵营，人数更多的工人和大中专生站在“411”派一边，被称为造反派。效仿省里造反派的做法，新光厂内也出现了“夺权”活动，造反派先控制广播室，再跑进党委办公室，没费吹灰之力，党办干部就交出了象征权力的图章。厂里广播站立即宣布夺权成功，“黑党委”被打倒。人们欢天喜地，挥舞各路战斗队的红旗，用晾衣竹竿挑着横幅标语，敲锣打鼓向市区进发，宣传新光厂造反派“夺权”成功。

　　这是1967年3月2日，那天贵阳市温度骤降，空中雪花飞扬。初中女生鲁军从上海返回新添寨途中，与游行队伍擦肩而过。她是乘着大串联让学生免票上火车的机会，回上海看望了日思夜想的外婆。她没有看见游行队伍中的父亲，不知道这次“夺权”行动，竟是她父亲鲁良权起的头。

　　时年34岁的鲁良权，曾是一名空军少尉机械长，挺拔的身板和灵巧的动作，焕发着技术军人的英气。这次带头“夺权”，顺应了各地流行的“砸烂黑党委”形势，也与他一波三折的人生遭际有关。他那么急切地要站到左派行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

　　鲁良权（金工车间工人）：

　　22岁的空军少尉机械长鲁良权

　　我是1949年8月8日，从上海参军到南京，成为华东军政大学第一期学员，读了第一航空学校机械科速成班。那年我17岁。毕业之后，我在空军36师做地勤机械员，后来当了少尉机械长。搞飞机维修，拆装和调试各种零件，钳工是基本功之一。在苏联军事专家一带一的训练下，我修理过军用轰2、轰4，还去石家庄做飞机改装，把2只发动机的飞机改装为4只。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我流露出对整人做法的不满，被戴上“中右”帽子，清洗出部队，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当时叫我去北大荒造房子，如果去了还是干部编制，不去就按复员处理。那时我思想单纯，觉得自己有手艺，能靠劳动吃饭，就选择复员回上海当工人。因为戴着“中右”帽子，在上海天平仪器厂就被另眼相看，朝鲜领袖金日成来上海访问，厂里组织欢迎活动不让我参加。发现一棵树上用砖刻写的“美国万岁”，马上来查我笔迹，叫我左手写一遍“美国万岁”，右手再写一遍“美国万岁”。虽然没给我定罪，但也不排除怀疑。

　　1960年，工业部基建处招人去北京分析仪器厂搞基建，他们找到我，说看过你档案，与其这样被人监视，还不如去北京吧，我就去了。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饿着肚子到处跑基建材料。工厂造好后，部队来人帮我落实政策，当我面销毁了我的“中右”材料。最后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说想回上海。

　　我在上海厂里认识了顾月莲。她和我同一个小组，只有她没嫌弃我的政治问题，我们蛮谈得来，当时她有家庭。我去北京一年后，她因受不了前夫的家暴，离婚了。我想，我被视为政治另类，没人肯嫁给我，就和她结婚吧。我没谈过其他女朋友，我至今觉得，顾月莲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还有她的女儿。

　　当时干部调动要经过一机部仪表局，时间拖得比较长，而工人调动只要通过劳动局，相对简单。我想工人就工人吧，有技术我怕啥？就这样来到了上光厂，先在冷冻房修冷冻机，后来调去金工车间，重起炉灶学了更多手艺，有航校机械班的基础，我能自学工艺理论，没多久就被评为五好职工。支援三线建设，我没有二话，打起背包，全家革命。

　　没想到，在贵阳还没做出什么事，运动就开始了。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推翻了市委，我们虽然身在贵阳山区，也是要紧跟北京和上海的，于是就酝酿推翻工厂“黑党委”的夺权行动。多年来“政治另类”的阴影，造成我“宁左勿右”的心态，运动来时就比较积极。3月2日那天，我们走进党委办公室，叫秘书交出党办的图章——不是厂党委的图章。那时真是幼稚，也很愚蠢，觉得拿走了图章，就推翻了“黑党委”。其实造反派没有权威性，更没有合法性。“夺权”一个多月后，省里派出小桥军区通讯站的军代表，来驻厂控制局面。4月7日那天，军宣队明确表示支持支红派。我们把党办图章交给军代表，一场愚昧无知的闹剧，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鲁良权知道自己又要倒霉了，索性溜回上海去避一阵。上海的家已经没了，他入住上光厂招待所，风声很快就传了出去。一天夜里，他在三楼房间里看到楼下驶来一辆卡车，一帮人吵吵嚷嚷进了招待所大门。那时住宿人员被要求把钥匙插在门外锁孔上，以方便查房。鲁良权以军人的利索，拔掉锁孔上的钥匙，迅速将被子折叠齐整，任凭外面怎么敲门都不应声。门外人觉得蹊跷，深更半夜人会跑哪里去呢？他们跑上四楼，从上面放下吊着安全绳的人在窗前张望。鲁良权屏息凝神，蹲在窗外看不见的角落里，直到一车人扫兴而去。

　　重新躺回床铺时，鲁良权感觉疲惫不堪，却无法入眠。自己响应了号召，起来造反夺权，难道又站错队了吗？

　　1968年10月5日，鲁军、鲁鸣姐妹去子弟学校上课时，被告知她们的父亲鲁良权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鲁良权百思不得其解，明明设置了定向点，飞行中还是偏离航线到了相反之处，到底是哪个部位出了问题呢？与飞机装置和机械修理相比，人类社会实在太复杂了。

　　十公里外的省城，力挺“支红派”的省红色革委会执掌了局面。新光厂也成立了“革委会”，上海籍老战士章光伟成了厂革会成员。

　　章光伟（时为计量室检验员）：

　　我是很偶然地被卷入派性斗争的。我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时学过速记，有次省革委会开会，我被支红派差去做会议记录，以便回公司传达……就这样逐步卷进了运动和派性中。

　　当时我在厂计量室工作，那段时间还在机修车间学习铣加工和滚齿加工技术，计量室的王悌贵师傅手把手教我拆卸仪器和组装仪器，教得很上心。那时的工人师傅都有技术传承的责任心。检验员下车间去搞质检时，鲁良权就说，我已经把废品挑出来放在边上了，不然被你查出来，我要难为情的。我很敬佩这种专业态度和自觉精神。还有位老技工蒋师傅，在锉刀上放一杯水，锉完零件后，一滴水都没洒出来。他在计量室，以精湛的技术为仪器设备的精度保驾护航。新光厂内迁时，生产工人平均文化程度达到高二，很多4年制中专生都在车间当工人，还在不断苦练技术，发自内心要把工厂搞好。没想到一场运动，把大家搞得四分五裂。

　　混战

　　省红革会将“411”派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支红派”获得了尚方宝剑。“411”派自然不服，当时人人都觉得自己最革命、最造反。到底谁保皇、谁革命，群众组织展开了大辩论。你来我去，摩拳擦掌，对立情绪日益浓烈。

　　潜望镜总工程师马燮华，在家信中描述过厂里的情形。

　　两派斗得很激烈。军区亦派毛泽东思想宣传小组来了解情况。夺权的革命派与另一派联合为造反司令部。星期三由司令部召开揭黑党委大会。由于主席台上有指挥部认为已封闭的保皇组织东方红战斗队，因此哄起来要打倒保皇派，会议从下午三点一刻到九时半还未开成。红卫兵给毛主席送对联被撕，两边喊口号干起来了……4.11头目日子不好过，5个中层干部级的幕后策划者被斗至今未放回家。

　　洪鹤庭就在此信描述的5名被斗的中层干部之内。

　　那天他正在车间劳动，有同事匆匆跑来低声对他说：“洪科长，快逃！他们要抓你了。”

　　老洪走出车间，拔脚就往山上跑。到了半山腰没见有人追来，四周树木葱茏，鸟鸣宛转，浮游着草木清香。他松了口气，坐下来歇歇，心中仍忐忑不安。夜幕降临，他感觉饥寒交迫，想来想去做好思想准备，还是下山回家。从没有路的山坡上，往寨子里星星点点的光亮下去时，还自我安慰，大家都是来搞三线建设，又不是来打群架的，能把我怎么样？

　　老洪刚端上饭碗，就有人破门而入，把他带走。他被一件棉毛衫蒙住头，吃了一顿闷棍，然后被关进一间小屋。每天写检查，交代所谓幕后策划的问题。两个多月后，他觉得这种日子已经忍无可忍。

　　洪鹤庭（中层干部）：

　　被关押到80天时，我决定结束这种生活。我看好了房间里的电灯，心想到夜里没人看管时，就把灯泡拧下，手指伸进去接通两极，一了百了！

　　这天傍晚，老婆给我送来替换衣服。我感到对不住她，让她放弃了自己职业前途和政治生涯，跟我来这里吃苦受累，就算我走了，她还可能受到牵连。我心里难过，就关照她，“老金啊，你不要再结扎了，去想办法恢复吧，以后好好过日子。”

　　金琢钿（洪鹤庭之妻）：

　　我当时听到这话，就觉得很奇怪。我们有儿有女，输卵管结扎是当时通行的避孕方式，结扎后一般也不会再去疏通。为啥突然之间提这件事？再看他神情有点恍惚，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也不再问他，回去叫了7岁的女儿拿一双袜子，去爸爸那里跑一趟。我们生有二男一女，老洪最喜欢女儿，要不是小姑娘从楼上摔下来闯了大祸，他是舍不得把她带进山里的。我是家里独养女儿，姆妈不放心，也跟过来帮我们照顾孩子。我从一个管理干部，成了没有技术特长的随迁职工。本想一家人在一起太太平平过日子也算了，现在这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如果老洪真的想不开寻了短见，三个孩子都未成年，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

　　我的预感是对的，女儿送袜子回来告诉我，爸爸看到她眼泪汪汪。我晓得老洪被女儿打动，不舍得走了，他这条命就被女儿拾回来了。

　　两地书

　　1967年9月，马燮华收到妻子翠珠的上海来信，讲述给孩子们做面条来庆祝他的生日，思念和亲情溢于言表。当晚，马燮华提笔回信：

　　3日晚上，我也用火腿肉糜下了面条。那天我整天写检查，反正他们可以用唯心形而上的乱说一通，我也不好直接反驳，只能用说理的方法使他们能够明白过来。现在每天劳动相当疲惫，有时腰酸背痛。厂里大批判，厂长书记低头认罪。贵州情况复杂，牛鬼蛇神特别多。

　　……两边都开批斗会，当权派无法分身上台低头认罪，中层干部两边都勒令参加大会，只参加支持那派的会。技术会也如此，光研室1：1，技术会分别参加，对立严重。我这次靠边劳动，主要被认为支持指挥部等，所以要我检查与“411”的联系，出过什么坏主意。其实天晓得，什么联系也没有。只有业务联系，反正没有做坏事也不怕。只有加紧毛主席著作学习，认识自己的错误，革自己的命。

　　总工程师马燮华被迫离开了军品生产项目，去仓库劳动。

　　厂里已经停产，仓库里货物胡乱堆放，有些毛坯件已锈迹斑斑。他开始动手清理物架，将铸件和锻件分门别类，搬过来摆过去，忙活了一周，仓库变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他告诉妻子说：“体力劳动可以见成效。不像脑力劳动，人家以为你吃饭不管事，真是吃力不讨好。”

　　整理完仓库，马燮华又做起了锯料工。他从一张张军品生产部门的料单配置中，猜测着潜望镜工程的进展，发现配料时还能做些改进。比如锯黄铜管，通常会多锯10至20毫米，他计算出每件偏差就要浪费1公斤黄铜，于是调整了机床和锯条，照着料单尺寸精准锯料。有人说，你这样不留余地，万一加工时尺寸不够怎么办？他很有把握地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他熟悉军品生产的精确性，工艺员都能按照料单尺寸，准确完成零件加工。他亲手锯出的黄铜管料，果然刚好够用，就此省下了不少黄铜。从此，军品生产锯料索性就都交给他做了。

　　潜望镜总装之后要做颠簸试验，机器开动时，金属撞击的轰响在山里久久回荡。马燮华凝神静听，知道又一台潜望镜完成了装配，浮现出儒雅的微笑。然后低下头去，继续锯黄铜管。不久，仓库都不让他待了，被送进“牛棚”去隔离审查，工资也被冻结，还遭到训斥：“你凭啥拿这么多工资？车、钳、刨，你哪样生活拿得出手？”

　　马燮华愣住了。他没有辩解说，这是政府给的保留工资。从前的规矩已被全部推翻，不说也罢。他每月只拿到15元生活费，妻子体弱多病，还在硬撑着上班，抚养着三个儿女。她在信上告诉丈夫：

　　小弟的棉袄穿了5年了。幸亏这一二年内不知怎么长得较慢，被同岁的都赶上去了。但终究衣服太短小了，所以准备替他做一件。至于经济，依靠我一个人当然是不够的。幸亏在上海，熟人也较多，可以借贷。……你问我小孩生病不找医生，是否经济关系，我不忌讳，当然受影响的。要相信党和群众，会把事情搞清楚。你将聘任书放存着，证件放着，要对党忠诚。

　　马燮华一直想念着几年不见的三个孩子，个头长高后的可爱模样。在电力公司做财务的妻子周翠珠是大同大学商学院毕业生，温顺尔雅。如今却捉襟见肘，要靠借贷度日，他感到十分心痛。但身在两千多公里之外，他又能想出什么办法呢？他只得写道：

　　我个人反正旧衣服都可以穿，破了补了再穿……小弟人长高了，今年替他做一件吧。早些准备，今年布票都不延期了。我去年的也没有买掉，与人换了今年的，尚有2丈多。……我亦希望我的问题早日解决，得出公正合理的结论就好了。能在最近一二个月内解决就好了。

　　此信落款日期为1970年秋，马燮华靠边审查已有3年多。他和妻子心心念念盼望的结论，还是没有得到。在一次批斗会上他又挨了打，一块粗木板在他腿部断成三截，横飞出去。他一瘸一拐地去了医务室，郑罗珊给他开了一周病假。但他还得继续劳动，直至疼痛加剧，才获准去乌当区医院拍片，诊断结果为腓骨骨折，走路就靠一根胫骨受力。但他避重就轻，只告诉妻子有一点腿伤。

　　上星期去乌当医院拍x光片，已部分愈合尚未全部长好。没有错位，医生说是下肢骨折，全部长牢要2到3月。因为没有错位，我没上石膏，局部有微肿。医生嘱少活动，故我尚在休息。这星期情况比以前有好转。走下坡路筋骨尚不灵活，负重对足部有影响，所以我亦自知小心，注意休息。现在我已不用撑棒，就是骨折部分略粗，经络部分尚未完全恢复。我现在休息时读毛主席著作，并学习日文。

　　多年以后，儿子马晓理陪父亲治疗肾病时才知道，父亲在贵阳参加大三线建设时，遭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苦难。

　　马爕华与家人的两地书

　　从1966到1972年的5年中，马燮华没有回过上海。妻子也因经济拮据，没来贵阳探亲。三个儿女只能从父亲的来信中，想象贵阳山水花园的美妙。每个周末之夜，马燮华和妻子周翠珠在相距两千多公里的家中，在信纸上讲述各自的生活，他们藏掖着艰难，互相鼓励。马燮华还给女儿写信，给儿子的图画作点评，笔端洋溢着为父的温情。马燮华常写繁体字，字迹随意，有时连标点符号都不点，一气道来。翠珠字迹更为潦草，还时断时续，墨水颜色深浅不一，看得出是在操持家务的间歇中写下。马燮华最长的一封信写了4页信纸，妻子在10天后回信说，这段时间在搬家，上光厂见他家现在只住一个大人和三个孩子，要她让出一间房来。周翠珠只得将家具物件挪到一间房里，上午腾出空间，下午就有人搬了进来。还没来得及收拾，她的哮喘病又发作了，“接连吃三片氨茶碱，又用喷雾及可泰敏。幸亏上上周连打12瓶链霉素及服药，才能抵抗一下。”

　　1972年春节，远离家人五年半之后，马燮华回沪探了亲。儿子晓理看着这个朝他张开双臂的男人，躲闪到妈妈身后，好久才慢吞吞地喊出一声：“爸爸”。妻子脸上生出不少皱纹，头发出现了银丝，马燮华心生愧意。这个春节是全家最温暖的节日。马燮华看儿女们读书，陪妻子聊天，还跑去上海图书馆和外文书店，在书堆里翻淘。当年在考文垂接触国际光学仪器和理论，让他有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喜，而此刻再看到外文科技图书，让他觉察到自己在落伍。他倾囊而出，捧回大堆图书。

　　1980年，马燮华被调回上海光学仪器研究所工作。他将部分生活用品作了就地处置，唯有翠珠和孩子的来信全数带回，这是他15年三线建设生活最珍贵的纪念。而他的信也在家中抽屉里，被叠放得整整齐齐。贵阳的信封只有两种款式，一种是红蓝斜格边框的航空信封，另一款白信封的顶端，写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邮票皆为戴军帽的毛泽东头像。马晓理对两地家书进行整理，按日期做了编号。信中所记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岁月，也是历史的凭据与构件。

　　罪与罚

　　技术员虞和清被送进“牛棚”时，与马燮华学长关在一间仓库里。稻草打地铺，两人脚碰脚。清华大学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成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虞和清与老马也算师出同门。

　　由于对突然宣布的决定表达了意见，虞和清以“破坏三线建设”的罪名挨批受审。1966年下半年，他写下了100多页交代材料，动辄7、8页一篇。在第九次交待中，他在16页信纸上写下自己21宗罪。

　　虞和清（技术员）的交待摘录：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资本家。他十几岁从乡下出来当学徒，很快就爬上了资本家的道路，当他于解放前两年死的时候，足足当了三十余年的资本家。虽然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上海时，九一八、八一三事件，我父亲的资产阶级家当全部二次被烧光，但很快又爬起来，继续当他的资本家，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他一生过的都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几乎每天是在赌场中过活，在家里大吃大喝。我是长子，也是家里最宠。当我四岁被绑架后，家里人更把我捧到天上，要啥有啥，百依百顺。父亲还带我经常去资本家亲戚朋友处，以培养我将来当他的接班人。……在学校同学中，我也以“小聪明”与同学经常争吵。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喜欢别出心裁，有独特见解，与人不同。

　　在1946年，我15岁那年，考入当时由国民党从内地复员来上海的人，接收的日本人一所小学办的中正中学，全校约一千多人。除了一部分是从内地来的国民党遗属子弟，大部分都是从社会招的学生。学费比一般私立学校的收费还要高一些。地点在上海四达路第一号桥附近（以前叫其美路）全校都是童子军。我考进去的时候是初中二年级。大约在47年的时候，全校自费去南京露营，地点是玄武湖边上，除了露营以外还进行一些参观活动。总的时间约一星期左右。在参观访问过程中，曾经访问过南京子弟（国民党）遗属学校。国民党为了宣传怎样“爱护”那些遗属子弟，在参观访问过程中，学校招待我们与他们的学生一起吃午餐。他们的校长是宋美龄。在南京一个大礼堂内受到蒋介石的训话，内容是做新生活的青年。还邀请美童公学的学生来营地联欢，参观访问美龄考试院，与国民党所谓名流人物叫吴稚晖的（可能）一起合影。

　　在大学期间所碰到的先生，绝大部分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对他们是万分崇拜的。一则是崇拜他们有技术，二则是崇拜他们的那种“清高”，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与众不同……1952年，北京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前，先进行高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时有很多教授进行思想检查。潘光旦、梁思成、费孝通等教授都在全校大会上自我检查。其中特别是潘光旦，在全校大会上总共进行了13次检查，还痛哭流涕。当时我与其他几个同学都不忍心，认为这样做太过火，思想改造应心平气和和自觉地进行。这就是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喊冤叫屈，抗拒思想改造运动。……当然在当时情况下，我讲话及行动还是有些分寸的，因环境所逼，政治空气浓郁，自己又是团员又是干部，还在争取入党。

　　1958年祖国进行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来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向党射出了毒箭。上海光学仪器厂也与全国一样大炼钢铁，把好的门窗都拆掉，在小学广场以及食堂门口自己动手土法炼钢，当时这两处地方我都参加了。事后我说：这种钢铁炼出来有什么用，像豆腐渣一样，劳民伤财。还说那些车间主任上台打擂台不切合实际，乱抬一通，结果造成产品零件数量多，不成套、质量差，说搞的技术革新什么一条龙，钳工一条线机械化不符合技术要求。人民公社建立的时候，上光厂×××告诉我，嘉兴等地方水稻亩产一万斤，棉花一千斤，水稻长得很密，连人都能睡上去，当时我就回答说：我又没看到，我不相信。

　　当我国经受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修的拒绝支援引起了国内经济一度恶化的情况下，我怀着对党不满的心情向党进行攻击。我在小组会上讲，我们乡下天气很正常，上海郊区天气也很正常，主要还在于粮食在大跃进时吃光了。农民因公社成立后大吃大喝，只吃不做，上工时在稻田里睡觉。工业品原料都在大跃进时用光了。所以造成了三年自然灾害。说这主要是人为造成的，是工作没有做好的结果，来攻击党。

　　由于我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决定了我对邓拓吴晗之流反党反人民问题认为是学术问题，是思想意识的，以及是信仰问题，像一个宗教徒一样。我不承认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实际上也是为自己辩护，认为思想问题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看法，根本不存在反党反人民。我也把杨献珍之流在哲学上的反党反人民说成这是对世界的认识问题，是一种不同的解释，而不承认两种阶级意识，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正因为这样，对党“整”那些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喊冤叫屈，竭力为他们辩护，把他们的被党‘整’说成是党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信仰问题打击，还说既然党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那现在这样的“整”是一棍子打死人，以后谁还敢说话呢。我还说知识分子最倒霉，党几乎每年都要整知识分子，在历来每个时期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而被整。

　　……

　　虞和清交待材料合订本之一

　　这些材料被装订成两册，书钉已经锈迹斑斑。一册封页上写“虞和清自己交待材料总合部分1966.9.3”，另一册是“虞和清交待材料1968年共045页”。这些材料后来回到了女儿虞沁璇手上，女儿觉得父亲实在是很傻很天真，他有没有想过“竹筒倒豆子”的后果？他以为严厉的自我批判，就能放他过关？但是，她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回答。

　　不少新天人都听说过“一只蚊子”的故事，说虞和清拍死了一只正在叮咬他的蚊子，放在信封里寄往上海让妻子看贵州的蚊子长得多大，这也是破坏三线建设的行为。故事传到郑罗珊那儿，她气愤又无奈。寄只蚊子给我，这个书笃头有这样的情趣吗？虞和清的交待材料中没有此事，以他对自己下手的狠劲，如有其事当不会遗漏。还有一个“特务”罪名，是从虞和清画过一张西安兵工厂地形图样上推断出来的。郑罗珊觉得这个推理很可笑，画图纸对机械制造技术员来说，再正常不过，怎么能和“特务”扯在一起。郑罗珊说，他戴着啤酒瓶底眼镜，一副样子戆噱噱，谁叫他做特务也是瞎了眼了！

　　被批斗劳动的一个夜深，虞和清悄悄溜回了家中，拉起裤腿，露出大片水泡。电焊车间缺人，他被喊去顶班。他从未干过这活，焊枪一上手就被火苗喷到了小腿。郑罗珊给他做了冷敷和消炎，他疼得丝丝吐气。过些天水泡脱落，郑罗珊用镊子揭下薄如蝉翼的干皮，将其中一大片放入书中。她想，我以后要找他们算账！等到那一天到来，她去书架上翻寻，却再也找不着那片干脱的皮肤，就像他的青春和人生不知掉落了何方。

　　检查交待写到第九次、第十二次时……虞和清已被自己鞭打得痛苦不堪，他仍在执念得到宽恕。在“牛棚”里快住满一年时，他接到弟弟来信，说上光厂对运动前期抄母亲的家做了平反道歉。他看到了一丝希望，赶紧又交上一份思想汇报。组织部回答说，你不是党员，不归我们管。他找科室主任和车间领导，找所有认识的干部，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此时葛民治在被批斗，加上派性争斗，厂里已陷入无政府状态。虞和清给上光厂干部科和工艺科发电报，希望能解决他的“问题”，也如石沉大海。他一直以为自己被斗挨批是组织决定，但没有一个部门出来对此负责。他恍恍惚惚地，走进一位造反派头目的家中，请求参加造反队。他希望被一个组织认领，讨回“革命群众”的名份，却从对方神色中读到了拒绝。他依旧穿着破旧的工装在车间扫地，忽一日，在铲扫铁屑末子时，他乓地一下甩掉簸箕，抓起铁铲柄，朝地上狠狠地戳下去，戳啊，戳啊，佝偻的身骨架在铲柄上蹬跳，乱头发中抖落下铁屑和浮尘，镜片后的眼神寒光闪闪，让人惊骇不已。工人们冲上去将他抱住，夺走铁铲，他被按捺在地，捶胸顿足，仰天长啸：“将来我的小孩长大了，决不让他去读书！”

　　他的意识陷入了深度混乱。没多久这句话又被他写入另一份交代，再次自我批判：“恳切要求革命造反派师傅们再给我一次改造重新做人的机会，今后一定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接受群众监督和接受上级给我应有的处分。”

　　他的工资被冻结过30个月，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他开始嗜烟如命，抽最便宜的蓝雁牌香烟，每天三包都不够，还向别人讨着抽。有时和妻子争吵，吵过之后又懊恼不已。不久又循环往复，劝架的邻居都看不下去。有天晚上在给年幼的儿子洗脚时，他突然站起身大吼：“阿四啊！我这辈子完结了，你要争气啊！”

　　儿子小治玮哆嗦了一下，阿四爷叔在上海，爸爸这么喊，他能听到吗？

　　虞和清开始沉醉于幻觉，脸带微笑，胡言乱语。郑罗珊忍过丈夫的郁闷和暴戾，当他浮现笑容时，她却异常惊恐。职业直觉告诉她，丈夫的精神出问题了。她不敢带他去市医院看病，担心被人说他们要逃避运动。她悄悄地去贵阳市精神病医院，对一位上海来的医生做了描述，医生同情其遭遇，跑到新添寨来给虞和清做检查，然后说，马上住医院。

　　小治玮记得父亲入住精神病院那天，一家四口踩着泥泞小道，绕近路上山，爸爸走路摇摇晃晃。上坡时，姐姐手上提的热水瓶在山地上磕磕碰碰。临分别时，爸爸给他掸拍掉小裤腿脚上的泥土，还在他腮帮上亲了一下。站在病房外的阳台上目送家人时，他眼神恍惚又含情脉脉。

　　此后每个星期天，郑罗珊都烧些菜肴去医院探望。一对儿女蹒跚着跟在母亲身后。他们是那么无助，心里的冤屈不知向谁诉说。郑罗珊觉得自己像孟姜女，但是再多的眼泪也哭不倒长城。

　　魔怔

　　1968年的一个下午，9岁的贾春放学后回到干打垒宿舍，被邻居一把拽进屋里，那个舅舅叫他先别回家。贾春走到窗前踮起脚，看见对角上自己家里有人在忙进忙出，过一会儿妈妈周惠懿走出门，被人带走了。家里衣服杂物被扔了一地，还有摔碎的黑胶唱片……姐姐贾冬在角落里发怔。

　　贾华（周惠懿的大女儿）：

　　我妈3岁就成了孤儿，跟着舅公长大，靠着外公在高桥镇开冰厂的积蓄，读了立信会计学校。我生父黄明初年轻时参加地方武装，打过日本鬼子，还为共产党部队物资供应做过联络，但在1951年镇反时被逮捕，定了反革命罪，被判死缓，关押在提篮桥监狱。那年我3岁，还有个妹妹，妈妈在服装厂钉钮扣。1955年，妈妈作为反革命家属被遣送甘肃农场，她把我送给了没有孩子的姨妈，妹妹送给一个工人家庭。甘肃当地人要给她介绍对象，她不愿意，写信叫父亲的朋友和我拍了合影寄去，表示她有孩子和丈夫。后来我妈跑去北京投奔表姐，认了一个干娘，还改姓为周，也没能入户北京。还是舅舅出面，介绍她回上海去私营厂做了会计。1956年，我生父改判为无期徒刑被押解出上海前，妈妈和他离了婚，带我去再见一面。那天提篮桥监狱外人山人海，狱警叫大家把东西留下转交。天气很热，妈妈叫我站在原地，她挤出人堆买来两把扇子，塞进包里交进去了。

　　后来妈妈认识了上光厂木模工贾国英，他们结婚那天下着暴雨，养母要带我去参加婚礼，我不肯。她带回的喜糖也被我扔了，我从此不吃糖果。父亲从西北监狱来信，要我们姐妹两个的照片。养母带我去找妹妹拍照，领养她的人家说，我们有法定领养证，拍过照片后就不要再见面了，妹妹就此从我家永远消失了。

　　周惠懿（右）和姐姐送女儿去新疆

　　我养父原先在闸北开地货行（区蔬菜公司前身），1956年工商改造中也被判刑10年。一年半后保外就医，在镇上扫街。我觉得人生无望，初中毕业就报名去新疆。我在养父母家属于独女，不在动员范围，但我坚决要离开这个家。临行前一晚，生母和养母在灯下给我赶绒线裤，一人织一只裤脚管，到天明都未合眼，我在被窝里流泪。第二天我穿上新军装，就去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了。上火车前，妈妈对我说：“你记住，别人可以哭，你不能哭，不要惹事……”继父贾国英也来送行，送了一只箱子给我，给我和两个妈妈拍了合影照。

　　贾国英是个性格内向、心灵手巧的木模工，制作光学仪器铸件的木头模型。周惠懿与他婚后生下一儿一女，生活安稳下来。三线建设开始时，贾国英积极响应号召，从江苏路上的私宅搬出，带着全家迁往贵阳。周惠懿随迁到新光厂，与新同事新邻居友好相处，从前的阴影渐渐消失，她从未料到生活会再起波澜。

　　贾华（周惠懿的大女儿）：

　　我去新疆3年多后回沪探亲，养母已改嫁一个大学教授，可能她也想除掉“反革命家属”之名吧。我感觉又一次被抛弃，写信向生母发泄情绪。我很羡慕弟弟妹妹有个完整的家。妈妈也想让我调去贵阳做家属工，之后再找个男朋友安家。她在贵阳托人想办法。

　　没多久我接到同学来信，说我养母因再婚丈夫在大学被批斗，她想不开就去跳了河。我到上海为养母收尸时，生母在贵阳又遭人举报，成了“前反革命家属”。

　　躺在黑板垫地的床铺上，周惠懿时常以泪洗面。每次吃了食堂的伙食就胃痛、呕吐，瘦得脱了形。后来看守传话，让家属送饭进去，她也是唯一得到特许的“牛鬼”。当天，小女儿贾冬爬汽车跑到市里百货店，买回四格手提饭盒，第二天一早出门买菜，为抄近路还翻了围墙，洗切煮装之后，把饭盒朝弟弟面前一推，你去！她不愿正视人们鄙视的目光。

　　贾春（周惠懿之子）：

　　我拎着饭盒，提个热水瓶，走到仓库改成的“牛棚”外，先给门卫检查一番，方可进入。有次送饭路上，碰到两派武斗对峙封路，在两杆交叉的刺刀枪前，我被吓懵了。也许看我还是个小孩子，对立的两人不约而同地收起钢枪。我冲出封锁线，往“牛棚”方向飞奔。快到门前时，热水瓶内胆突然滑出来，碎落了一地……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那年我9岁。

　　“牛棚”是支红派设立的，隔离审查“牛鬼蛇神”。我在里面看到了熟悉的叔叔阿姨。妈妈和刘云阿姨关在一间，黑板搁在地上当床。妈妈瘦成了骨架，看我惊恐万状，摸着我的头说，姆妈没做坏事，不要怕。

　　妈妈吃饭时，我在里面转。有人对被关的叔叔阿姨训斥、谩骂，还动手打人。和我妈关在一起的刘云是地下党，现在说她是叛徒、特务，伪造历史。她丈夫吕亚飞被竹爿打烂屁股后抬进来，我妈和刘妈妈帮他清洗，裤子都粘在皮肉上，绞毛巾的脸盆里水都红了，妈妈还叫我回家给他找三七药。

　　有天中午，马燮华伯伯招手喊我过去。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玻璃小器皿，里面有条小虫在蠕动，这是他在地里劳动时发现的，他给我分享了这个秘密。

　　9岁的贾春和年过半百的老马，头碰头观察着蠕动的小虫，贾春家邻居虞和清也凑了过来。他们还观察飞进棚里的麻雀，泥地上跳跃的青蛙，议论蜘蛛网的结构。贾春的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他们哪里像坏人呢？

　　磨床工人唐师傅做出一个零件，端面异常光洁，显现出规整的星型图案。磨床工都知道，即便精心计算，调整砂轮转速，也不可能磨出这个端面，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唐师傅有些得意，向大家秀一下自己的活计，赢得一片赞叹。然后有人嘀咕了一声，这只十二角星，像国民党党徽。

　　唐师傅脸色大变，一把抢过零件，不要瞎讲啊！工友们面面相觑，悉数散去。没几天，唐师傅被公安人员带走了。

　　厂里专案组内查外调，发现唐师傅和哥哥都在孤儿院长大，哥哥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党员干部。唐师傅的妻子也是新光厂工人，生儿育女，生活美满。唐师傅工作积极，也很顾家，找不出反革命的动机和理由。专案组还带上零件，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机床厂，寻求技术鉴定与分析，得出结论：这是磨床砂轮轴面与工件转速比契合的结果，有极大的偶然性。但技术鉴定没能把唐师傅解救出来，他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精湛的手艺竟让人深陷苦难，唐师傅抑郁成疾，最终罹患肝癌，与世长辞。

　　铣工最高级别为6级，王金妹是新光厂内迁时唯一的5级女铣工。凡有高难度零件加工或试造新产品，到她手上都能圆满解决。因丈夫参加“411”派，王金妹也受到了派性斗争的牵连。

　　王金妹（铣床女工）：

　　父亲去世早，我13岁就跟姆妈到香烟厂做临时工，手上用三只动作，就抓满一盒香烟，两头7根，当中6根，然后包上锡纸，我比姆妈包得还挺刮。1951年上海解散了100多家烟厂，我们母女靠领45斤救济米过日子。国家招收失业工人做培训时，我进了学习班，在闸北区第一职工学校学文化，17岁时考上了机械工人训练班，学习铣工和齿轮。如果没有新中国，我可能一辈子都在卷香烟。当时女同志多数去纺织厂，或做公交车售票员。我当上机械工人，真是太幸运了。在8个月的训练班中，我学了分子和分母计算，打下了机床操作的基础，还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批毕业600个同学，有20多人被分去东北，我也高高兴兴地去了。我当上了3级工，每月工资37.5元，给姆妈寄去20元，自己用五六元就能过一个月。高粱米饭2分钱一碗，一毛钱一个炖杂菜。每到周末，我买几个白馒头蘸点白糖，成天都在车间里研究机床，就想好好报答国家。

　　1953年上光厂招人，我从长春实验工厂被调回上海，做木模的贾国英也同一批被调回来，我们去河间路新厂，参加了擦玻璃窗和排床子的劳动。有次做生活我把三角概念弄错了，懊恼了很久，于是决定每周三次去虹口中学上夜校，还跟私人教师学三角制图。车间主任宋长标看我愿意学习，经常带我做新产品，每次都先考我，同一个支点你怎么做法？我做过新产品试造，还做模具，后来复杂精细的模具都叫我做。我不需要排工序，直接在铣床上铣铁坯，在脑子里控制好尺寸，按图完工。我干活很专心，有人来说话我都摇手拒绝，工人的本份就是把生活做好。内迁前，劳资科提出给我定五级半工，我想已经是新光厂女工的最高工资了，年纪又轻，慢慢来吧，就谢绝了。

　　我爱人老高是内迁先遣部队，提前六七个月就去了，我再带姆妈和两个女儿一道过去。来到贵阳不久，机器就停转了。我爱人参加了红三司，属于“411”吧，后来省里镇压“411”，他逃回上海去了。我不参加任何组织，闹来闹去国家损失最大。我把女儿交给同事带走，我和姆妈留在贵阳。当时昆明也在武斗，火车到那里就不走了，女儿听到枪响吓得发抖，他们就返回贵阳了。那天半夜三更，同事把我女儿送回来，同事住的梅兰山是武斗点，我就留他在我姆妈房间里，搭铺挤一挤。刚刚安排好，就有人敲门捉老高，我开门后，他们看到了男同事，结果把我带去审讯，说什么“411”开会我在门口望风啦，又问我跟那个男同事啥关系，我说同事关系。他们说我嘴犟，把我反绑后吊起来，用绳子抽打，逼我承认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我怎么会屈服？打不出结果，第二天只能把我放了。

　　我屁股上被打得像锅底一样发黑，小便都痛了。后来回上海，去京剧院买来武生用的伤膏药，贴了很长时间。老高一回厂马上被抓去审讯，大家原本都是工友，运动一来就变脸，像着了魔，派性不知害了多少人。

　　相近的坎坷与伤痛，让卑微的人互相靠拢，获取慰藉。从“牛棚”出来的周惠懿，和在武斗中被误杀丈夫的吴雅娥，渐渐走近成了好友，时常聚在一道给孩子缝制衣服。周惠懿想把大女儿从新疆调来贵阳，苦于没有门道，吴雅娥是个热心人，就引荐了新添寨街上的南下干部老李一家。老李同情周惠懿的身世，答应找人帮忙。贾国英采购了木材，将所有业余时间用在弹线下料、拉锯推刨和刮铲雕琢上，给出力周旋的人每家打了一套家具，油漆工徐良泰来帮着上漆、打蜡。女人们煮饭烧菜，用柴火温热起微弱的希望。最终，周惠懿的大女儿得以调来贵阳农科所。原名黄建华的姑娘自愿改名为贾华，母亲、继父，加上两个弟妹，终于给了她家的感觉，家庭成份也从“反革命”成了“工人”，有了一点安全感。

　　几十年后，周惠懿、王金妹和吴雅娥，都年过八旬，她们还记得一些凶狠、冷酷的嘴脸，但不愿再提那些名字。淡淡一笑，让那些伤痛随风而去。

　　(1) 参见王春才《彭德怀三线岁月》

　　(2) 参见晏乐斌《文革中的贵州省公安厅》（《炎黄春秋》2014.7）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