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乌当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王杰，每次回新天宿舍看老母亲，都被人叫作“海生”，这是他的小名，也将他和去湖州的王杰区别开来。王海生的父亲王春贵，内迁时带上了妻子徐桂琴和孩子。海生的户口被迁走，人还寄养在上海爷爷家中，长到入学再来子校读书，然后也进新光厂做工。他在麦克奥迪公司上班时，被乌当电视台招去扛摄影机跑新闻，驾驶采访车来来往往时，他才知道乌当区山高水长多锦绣，外面的世界很宽阔。原先总以为，新光厂区便是父母、也是自己一辈子的世界。

　　王杰在乌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家

　　在办公室里，王杰常备有下乡出行的双肩包，运动鞋上沾满泥土，他早已走遍乌当区的山水和村寨。在与本地社会的交集中，他变成了贵阳汉子的模样，古铜色皮肤透着高原的阳光，眼睛像一只鹰。从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到各类体育赛事，一年到头忙不停。特别是在贵阳市乌当区举行的国际马拉松赛事期间，从筹备到开赛，王杰东奔西忙六个月，瘦了整整八斤。国际马拉松比赛的跑行者行列里也有新天人，这娘家人虽然走了一大半，依然藏龙卧虎。王杰还组织发掘老乌当的历史文存，包括整理区内三线建设企业的来龙去脉。在参与地方社会的管理中，不断有新的观察与思考。半个世纪前，父辈们带来了东部城市文明，对贵阳经济建设发展功不可没，但近年来社会变化急剧，影响也逐渐式微。在日趋活跃的人口流动中，各地涌入的外来人口已渗透到贵阳的各个角落。中原的河南人包下了印刷业和打印店，邻省的四川人揽下了擦皮鞋、背背篓和修路的劳力活。远道而来的浙江人，投资兴建大酒店和旅馆，还组织浙江商会已形成一股势力。各种外来人口和资金勾兑这山山水水，汇集成独特的气场，把贵阳变得如同五光十色的小香港。贵州省的经济建设发展后起直追，拉出了罕见的阳线一路奔腾。新添寨里的陈年酿造，还能保有多久的香醇呢？

　　像很多“迁三代”一样，王杰的独生女儿在高考中离开了贵阳。她自小学习古筝，获得过贵阳市屈指可数的古筝十级，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发展。此后女孩每次回贵阳休假，会发皮疹，对出生地居然水土不服。王杰百思不得其解，但他祝福女儿的明天。

　　守望者

　　2018年中秋节，朱建华为躺在床上的妈妈庆祝了90岁生日。母亲任寿娣自1996年瘫痪至今，一直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每隔几小时，朱建华就抱起母亲上半身，给她拍拍背、透个气，喂饭、喂水，换尿片。她自创出一套护理程式，坚持不懈22年。每到子夜时分，她才在母亲身边的半张床上躺下。老人家躺了这么多年，从未得过褥疮。

　　朱建华（迁二代、新天技师）：

　　朱建华为小区老人服务

　　我是个心情开朗，容易满足的人。我18岁从控江中学毕业后才离开上海，对上海很有感情，特别是杨浦区那一块，每条街道名称，我都很熟悉。妈妈生病后，我就不能回上海去生活了。我娘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但她心灵手巧，会持家会生活，她织毛衣、做鞋子，缝制出式样别致的衣服，什么中袖衫、大襟衣服，还有海燕领的衬衫，我至今还保存着。母亲来到贵阳，我爸没有帮她安排工作，看病都得自费。她刚刚中风时，我去找老中医开药，每付100元只能吃3天。吃了一年多，实在承受不起了，还有一年两个疗程的输液，每次自费1000多元，家里的钱都用在她身上。当时我工资200元都不到。一直到2009年10月，社保出台了新政策，可以为母亲一次性交2万元，让她享受每月400元的社保金。2011年6月国家政策进一步放开后，我妈也有了医保，和我们退休职工一样待遇了。

　　我娘瘫痪时，谁都没料到她能熬到今天。原本身体还不错的爸爸，在照顾母亲14年后，于2010年11月14日突发心梗，一下就走了。他平时没有高血压，也没发现心脏病，可能就是太累了。我有大半年时间，都没缓过气来。陆际衡老师寄来了祭文，我在父亲坟头上读了一遍，再烧给他。我47岁那年，企业破产“一刀切”，我也办了退休手续，厂里不用给我交社保金了。办完手续后，我再被返聘回厂上班，做到54岁。

　　朱建华在守护老妈妈时，也守护了不少新天老长辈。她经常和老人们聊天，为他们跑腿代缴水电煤费用，还跟新天志愿者一起，给瘫痪老人理发、洗头，解决一些困难。参加服务的志愿者们都是内迁子弟，是三线企业的第二代劳动者。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鲜有父辈那样的骄傲，很多付出成了无望的守候。但他们仍以善良本分的劳作，在父辈创建的家园里培土拔草、浇水施肥。陈旧老熟的宿舍区因他们的耕耘，春天桃红柳绿，夏日橘花馥郁，秋天里有鲜红的石榴压枝头。

　　朱建华勤勉地书写着人生的一页页。她被评为贵阳市十大道德模范，成为中国三线研究会理事，又于花甲之年，被选为乌当区人大代表。这个在上海长大的姑娘，已深深地融入贵阳的山水，成了老乌当的女儿。

　　王家兄妹

　　老工人王锦祥弥留之际对儿女们说：“我和你妈妈把你们都丢在贵阳了，我们不在了，你们三兄妹一定要团结，互相帮助的，照顾好你们的孩子，让他们将来有出息……”这是2004年。王炎铭、王兆铭和王莉萍兄妹三个，含泪点头，答应父亲。

　　王爸爸早先在海运局工作，是跟在上光厂工作的妻子随迁而来。企业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王家三个儿女却像工厂的紧固件，牢牢地被拧在了岗位上。从前要照顾年迈的父母，现在是离不开手足。下一代孩子都外出去读大学了，兄弟姐妹三对老夫老妻，时常在一起吃饭聊天。山风经年累月的熏染，让他们神色清简，内心平和。

　　王炎铭（新天光电大件车间主任）：

　　新光厂在我父母内迁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央企，生产是由部里审批和厂里组织的。后来三线企业政策调整，加上市场经济发展，90年代进入了连年亏损。2002年破产重组后，从贵阳调来了新董事长。2007年又换了人，到现在企业还在运行，也不容易。目前厂里新天二代已经不多了，我的发小、一起进厂的兄弟，大概有三分之二吧，都出去了，全国各地哪里都有，留在贵阳的，大部分也不在新天工作了。国家机械制造发展趋势和产业政策变了，进口仪器多了，留在企业，技术和待遇又上不了台阶，有些人就觉得很难有作为。我们现在还做大型投影仪，3米6米大型测量仪器。有两个产品在国内是空白，所以企业还在生产。但要留人就比较困难，一些大学生进来，学了制图和精密仪器编工艺，就跳槽出去另谋高就了。黔西南、黔东南乡下来的学生，干了没几个月也要走了，因为收入低，自己要吃饭，还要给农村家里寄钱，怎么够呢？

　　我们都理解父母的选择。在战争威胁的形势下，党和国家有号召有需要，他们就积极响应，毫无私心杂念，来到贵阳也安心扎根，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工，我们从小接受这样的传统教育。我弟媳妇和妹夫，都是三线企业的“迁二代”，弟媳刘颖芳的父母搞核工业，我的岳父母是四局二公司过来搞建筑的。他们都为国家大三线建设贡献了青春和子孙，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我们仍为此感到骄傲。

　　王家兄妹和孩子（2018年）

　　我们兄妹三个至今还在新天上班。值得安慰的是，我们的下一代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我儿子在读大学，他想自己出去闯一闯。有些新天老人去世后，子女天各一方，家就散了。我们家不仅逢年过节团聚，平时也互相帮衬，包括第三代在内，关系都很密切。

　　王兆铭（贵阳麦克奥迪公司光学主管、王炎铭之弟）：

　　我在麦克奥迪贵阳公司上班，那是新光和香港人合资企业，起初大家不愿意过去，我是被厂里分去的，一眨眼二十多年了。麦克奥迪成立十五年后，变成了私营企业，和我一起去的同事还有三个在那里，我现在是光学主管，我老婆也一直在麦克奥迪，两个月前她摔了一跤，脚受伤了，新天公司同意她回到厂里，还给她安排了一个岗位。我曾经被评为贵州省十大青年，1997年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我的技术是老一辈手把手带出来的。其实很多测量仪器，我们国家都能生产，不需要用外国货的。在这一点上，应该为国家节省一些资金，用在真正需要改进的地方。

　　王莉萍（新天光电检验员、王炎铭之妹）：

　　我1969年在上海出生，户口跟随母亲报在了贵阳，父母和公婆都是上海内迁的三线建设者。1984年我考入新光技校学习铣工机械，毕业后分配到新天金工二车间做工具铣，两年后，又调去做金工刻度工作，现在新天光电品质保证部，是金工检验负责人。我先生朱伟现在新光退管办工作。时间过的真快，转眼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这么多年觉得自己真的是不容易啊！记得1995年春，我儿子双满月那天，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从小被妈妈照顾惯了，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妈妈离开后，促使我快速成熟起来，慢慢地变得坚强，学会了很多东西。七年后，爸爸也离开了我们，他和妈妈都永远地留在了贵阳。我永远不会忘记爸爸临终前对我们说的话，他叫我们三兄妹一定要团结，互相帮助，照顾好孩子，让他们将来有出息……这么多年过去，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我儿子的梦想也实现了，考回了上海，现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希望他能通过努力，做上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新光太极队参加市文体活动

　　新光宿舍里，还有不少人家与王家兄妹情况相似，父母离去家未散。

　　每天清晨，赵玉龙穿上对襟衫和灯笼裤，在厂区后面的湿地公园领队打太极拳。新天的太极老人是贵阳市群众体坛的常胜将军，伸腿抬臂柔绵有道，打拳出招有模有样，服饰装束也很讲究，如同年轻时对待手上的活计。

　　赵玉龙（三连老兵、新光太极拳教练）：

　　我是60岁退休后开始学太极拳的，到处拜师，跟市里的武术教练学了陈式、杨式两套太极拳，那时一套拳要200元学费。有几个老同事也想学，我们就一块儿练起来，我弟弟、弟媳妇也参加了。我老伴开始动作有点僵硬，现在打得比我漂亮，当然拳法上还是我更强一点吧。练拳人越来越多，就形成了新光太极队，我们最多时有99人，还分成两队呢。我担任过乌当区太极拳协会主教练、副主席，很多人来跟我学拳，我都不收分文，大家一起切磋切磋很愉快。

　　我们新光太极队参加各种市、区的群众体育活动，还有各种比赛，经常在市里拿第一。2005年，我和两位老同事还被选去武汉参加全国比赛，坐飞机来回，还拿到200元奖金。新光太极队原来在大礼堂打拳，现在小区后面建成了湿地公园，有山有水，空气也好，还有长廊遮风挡雨，我们就来公园里练拳了。一年365天除了大年初一，风雨无阻，从7点练到10点。打太极拳强身健体，内外兼修，让人与世无争。有些老同事前些年去江南，有的回上海，还有人退休工资有五六千元，我们在贵阳才两三千，如果要攀比就容易想不开。我们一起复员的82位三连老兵，25个留在贵阳，已经走了两个。我总是说，荣誉是过去的，权利是暂时的，金钱是儿女的，只有身体是自己的，开开心心过日子，在哪都一样！

　　跟随赵玉龙而来的兄弟姐妹，一个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逢年过节欢聚，坐下就是四桌。赵家第二代先后都进入新光厂，以后陆续离开，至今仍有三人在厂里上班。第三代的孙儿女们都考去外面读了大学，他们都能说麻辣的贵阳话，也听得懂小区老人的上海话。江苏建湖老家，只是赵家父辈言谈中的故乡。

　　景云山上

　　越来越多的新天老人，住到景云山上去了。

　　李世英是躺在救护车上，从上海赶回贵阳的。2011年春，他和妻子毕秀琴一起去上海，参加新天老朋友年度聚会。夫妇俩多年没有与这么多老友欢聚了，感觉特别开心，集体聚餐后又乘兴去湖州，看望另一拨工友。第二日返回上海，午休后醒来，李世英就说不出话来了，使劲挥着手臂……躺在医院急救室里，看着儿子李斌，几次嚅动嘴唇。李斌似乎知道父亲的心事，问道：“你是不是想回家？如果是，就点点头。”

　　李世英眨了眨眼。李斌当下决定，租用跨省救护车，陪伴父亲回家。他们星夜兼程，翻越连绵山丘。抵达贵阳，救护车直接来到贵阳医院。李斌告诉父亲：“我们到家了。”李世英又动了动眼皮。

　　毕秀琴乘着火车，又走了一回当年来时的路。她回到贵阳的第二天早上，老伴安然合上了眼睛，享年77岁。

　　潜望镜总装工程师李世英，曾担任新天公司副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负责一线生产业务。五个孩子都是新光厂工人，在新添寨上安家落户。武汉、湖州、上海等地的老工友都赶来送行，孩子的发小、闺蜜和同事也前来为李伯伯守灵。景云山殡仪馆最大的厅里，坐满了祭拜和守灵的新天工友。当地有守灵人集体打麻将的风俗，参与人数多寡显示这个家庭的人缘。李世英的灵堂内摆开了八九台麻将，人们通宵达旦，用稀里哗啦的热闹欢送逝者上山。

　　贵阳多山地，人们靠山吃山。当地人将往生下葬也叫“上山”。墓地都以山为名，如景云山、宝福山等。还有一种说法是，埋在高处风水好。逝者被火化之后，就上山入住新居。送行队伍由儿孙辈中的一位捧着照片，在前面领路，抱骨灰盒的儿孙紧随其后，骨灰盒用大红布包裹，边上人撑红伞开道，送行者拎着白酒、香烛、纸钱和蜡烛等祭物。落葬主持者风水先生，手上抱一只漂亮的公鸡，口中念念有词，念完之后把公鸡抛往南方。奇妙的是，公鸡就像被往生咒罩住了似的，乖乖蹲在那里，直到落葬完毕。仪式结束后，手捧遗像的后人将相片翻面，贴于胸前，转身离开。众人随行登上后视镜系有红绸带的车辆去吃豆腐饭，李家那天席设数十围。李斌相信，父亲喜欢这样的热闹。

　　李世英（后排右三）、毕秀琴（前排中）和儿女们（1988年）

　　景云山墓园里，许多墓碑上立着逝者的石雕头像。当地石匠的功夫十分了得，人像都雕得栩栩如生。每到除夕和清明节，新天子弟们前往祭扫，犹如走进从前厂区，能看见不少熟识的叔伯阿姨。最为壮观的祭拜，出现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之夜，新天生活桥宿舍的河道沿岸，一路铺摆蜡烛无数。融融烛光照亮河水，带着思念与乡愁流向远方。留在贵阳的新天人这一日必会团聚在新添寨的家中，精心烹制菜肴，为逝去的亲人放上碗筷。到上香敬酒之时，家家门户大开，迎候天上的亲人到来。

　　情义无价

　　三线企业职工都爱热闹。从前在山里白天上班晚上串门，逢年过节轮流摆设家宴，拿出费尽心思积攒的食材，巧手翻飞，展示诚意和体面。如今手中宽裕了一些，各种聚会重新启动。老一辈内迁职工，第二代随迁子弟，车间班组工友会、小学中学的同学会、生日会、拜年会、子女结婚、孙儿百日，房屋动迁、有朋远道而来都得走一个。第一代内迁职工年届耄耋，上海“会务组”志愿者们不再召集大规模聚会，为此还招来不少埋怨。老人们聚会不为吃饭，只为回味一世的三线情缘，这是每个春暖花开时的仪式，没有这一大聚，真是不得劲。厂矿宿舍家宴已成文物，山里的友情还在开花。

　　每年春节初六，六厂返沪的小姐妹们还有团拜式小聚。按照进厂时间，中专生陈怡可算入第一代中的小字辈，宋齐、颜莹、何玉菁和“九斤姑娘”薛晴等，属于新天子女“迁二代”。跟着父亲迁来贵阳的杨慧中，与新天老大学生何伯明结婚后，辈分变得高起来。如此升级，在新天人里一双手还数不过来。

　　杨慧中（迁二代、曾为分厂计划调度员）：

　　何伯明、杨惠中摄于80年代

　　我们六分厂是从金工小件车间演变出来的，最多时有150人，还成立工会选过主席。我跟何伯明结婚后，1985年调来了新天。我是69届初中生，毕业时“一片红”要去江西插队落户。当时父亲单位要内迁去贵州息烽县朝晖机械厂，母亲考虑一家六口要分三地生活不放心，决定让小弟弟留上海由外婆和舅舅照顾，其他五人在1970年迁往贵阳。父母和我都在朝晖机械厂，我做铣床工，经常一年干出两年的超定额工时，加班加点从不计报酬。第一年入了团，第二年当选车间团支部书记、团委委员，还被单位和局里评上先进工作者、五好职工、优秀团干部和工会积极分子，后来调任车间生产统计兼出纳，并且入了党。1985年我调入了新天，在六厂做计划调度。

　　1995年，经过同事介绍，老公参加了上海市人才交流中心的社会招聘考试，当时是在电脑上现场考试，题目涉及到政治、历史、科技、人文和社会百科，有许多知识题。那时电脑没普及，何伯明用单手按键操作，还提前交卷，考出了好成绩。人才市场负责人看了卷子说，你不简单，这么大岁数（51岁）还考得这么好。经了解，知道他是文革前上海机械学院毕业生，在贵阳新天光学仪器公司工作。老师说，你的学校和单位都蛮出人才的，去年有两位考生许生蛟和史建鹏，也和你同校、同单位。何伯明是高级工程师，担任过工艺处处长、光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曾和同事合写了《光学仪器装校工艺》教科书，是机械工业部出版社出版的，他还参与过双球轴系工艺攻关项目，获得省里科技进步奖。

　　经过同事介绍，上海真空泵厂各方面福利条件都不错，每个周末还给职工发鱼发肉，我们俩就进了这家企业。老公在技术科，我在车间做统计兼出纳。工厂位于市郊青浦，我们住职工宿舍。单位说第二年分房子给我们，不料那时效益下滑，分房机会就没了。还好，当年留在上海的弟弟心地善良，事业发展得也不错，让我们把户口落在他家，在房屋动迁中我们也拿到动迁款，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杨慧中进入上海真空泵厂时，六厂办公室的李艳已经在那家工厂上班，两人又成为了同事。六厂办公室的同事陈怡、车工宋齐也陆续回沪，上海的生活于她们都是艰难的重生，姐妹们时常来一场体己的倾诉，让寒凉之心获得蹦跳的热量。相比之下，几个小阿妹运气还不错。何玉菁在麦克奥迪做到总经理助理，再返回上海和先生一道经营工厂，把儿子培养为影像科医生。出生时重达九斤的薛晴，后来长得苗条细巧，嫁回上海后衣食无忧。

　　杨慧中退休后还在工作，考出了药房营业员上岗证，后来又在弟弟的企业上班，直到66岁才开始颐养生活，每天去小区花园跳舞，成为广场舞大妈中的一员，她跳的是交谊舞，是华尔兹、伦巴等国标舞式。何伯明依然不喜交际，给妻子的微信号取名为“欢乐舞姐”。如此一路艰辛而来，欢乐与健康就算时代的馈赠了。

　　1966年被父母抱去新添时60多个未满周岁的婴儿，半个世纪后迎来了50岁生日，大家呼朋唤友普天同庆。王小帅和许东峰也回到贵阳，老同学把盏言欢，无论贫富贵贱，此刻都归属于15岁的纯真。在深圳工作的曾鸣发出邀请，下次同学会，要由他尽地主之谊。

　　曾鸣（迁二代）：

　　我们这班同学有六十来个，是当年随迁子女中年纪最小、但人数最多的一拨，入学时我们有两个班。我们都是被父母抱去贵阳的，那场面想想都很壮观吧。大家穿开裆裤时就一起玩，在打闹中长大，分野是初中毕业开始的。当时新光厂名声很响，八成以上同学都进了厂办技校，只有十来个去上高中。1983年高考时，许东峰成了贵州省理科状元，小帅从中央美院附中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有几个人落了榜，我是其中之一。后来我也进了新光厂，上班不到三个月，就考去乌当区法院当书记员，后来读了系统里的法律职大。1988年我去了深圳，在南澳地区街镇办事处工作。父亲是广东客家人，最后也在深圳去世。

　　童年小伙伴。左起：王小帅、曾鸣、樊文力、都卫军

　　左起：王小帅、曾鸣、樊文力、都卫军两张照片相隔近40年

　　我们班出了艺术家、科学家，还有公务员邢萍、吕军和樊文力。也有自己创出一番事业的卞晴虹、顾真、戴文昕、庞振雷……在上海和贵阳各有十几个，留在贵阳的农场子弟多一些。丁海兰在新天当办公室主任，有几个去了福州、厦门，还有在湖州、杭州、北京、深圳、宁波、南通、安徽，一个班同学分散这么多地方，也是三线企业子弟学校的特色了吧。现在能聚在一起就很开心，大家都记得15岁前的很多事情，对后来30多年反而很淡漠，也不愿触及。按社会上的评判标准，有人出名有人成功，也有人经历坎坷，过得一般般，大家就像有默契，不触碰现在的生活，避免一些尴尬或不愉快吧。

　　2016年初，中央电视台给王小帅拍纪录片《故乡的云》，把樊文力、邱军、都卫军和我几个童年小伙伴叫回到新光厂，让我们讲述从前的事。小帅一直是学霸、大队长，各门功课都拿第一。最气人的是，生活中的游戏玩乐只要有他参加，别人也别想得第一。初一时有校庆运动会，我们还没发育，和初三同学一起跑步比赛，他居然又是第一！那时我放学后都上他家玩，他拿到的各种奖状、奖品和笔记本能用箩筐来装。到五年级时，同学觉得他统治太久了，不约而同地反对他拿“三好学生”，把票投给了许东峰。

　　小帅13岁离开贵阳时我去送他，我们在火车站拍了合影。他爸去世时，我和卞晴虹专程去北京，代表同学们送了花圈。小帅爸爸教儿子画画时，也带过我、文力和晴虹一起去写生，给我们做指导。王小帅拍的电影我都看过，我知道那些故事和人物原型，看得出他下了多大力气做的艺术提炼。可以说，在贵阳长大的13年会影响他一生的创作。

　　2018年初夏，赵致琢教授来上海与老同学欢聚。他从静安寺走到幽静的华山路，与丁香别墅一墙之隔的幼儿园已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几幢高级公寓。夕阳穿过法国梧桐的枝干，光影斑驳陆离。他来到童年居住的华园，在3号小楼前驻足，却未叩打从前的家门。他打量往来行人，期待一张熟悉的脸庞。他知道这是奢望，这里早已物是人非，住户都不知换过了几轮。

　　从上海、贵阳，又到北京、武汉、厦门……赵致琢觉得每一处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都是自己的故乡。但他最亲近的除了上海，还是贵阳，那是他父母的长眠之地，也是他长大成人的地方，姐姐赵致理一家还生活在那里。他对贵阳的角角落落娴熟于心，知道哪个市场和摊档有最好吃的黑毛猪肉，哪种白酒比茅台好喝；熟悉每一条风景如画的自驾游路线，在聚会上兴致盎然地介绍贵州，还自告奋勇：你们什么时候去嘛，我来当导游！

　　发小相聚在厦门（2018年）

　　几个月后的秋天，赵致琢又在厦门迎接发小。新光子校的同学也进入了退休生活，在上海、贵阳和厦门已相聚好几次。杜惠民和陈微茵放下小外孙，也来到了厦门。远在北京的徐秀娟曾来过鼓浪屿疗养，仍以军人的果断更改出游计划，转道来厦门与大家再聚首。常住春城的王素卿，激动之下最先订下从昆明到厦门的机票，没想到当天却是最后一个抵达。在深圳陪伴母亲的葛莲，与发小阔别40多年后，第一次抽身赴会。借助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他们找回了在浙江小城隐居的强君良，失联多年，再见时还像从未离开。大家游山玩水，放声歌唱，留下许多合影。20多位老小孩摆出搞怪造型，拍摄前还拉开横幅：“三线结缘，阿拉勿一样……”

　　飞翔的第三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迁职工的第三代长大了。1980年后出生的人，已属“千禧一代”。很多孩子出世时，他们的爷爷奶奶和父母亲还在新天，和30、40年代出生的爷爷奶奶、50到70后的父母相比，他们在成长中汲取的营养已然不同。无论身处上海、北京，还是贵阳新添寨，他们看同样的电影和动漫，玩同样的网络游戏，崇尚能量满满的超级英雄，在阳光下奔跑、飞跃，无所不能。他们没有父辈的挣扎与纠结，他们要破除传统的束缚，创造自己的生活，设计全新的世界。

　　之一

　　“迁二代”杜惠民和陈微茵，分居20年后终于在上海团圆。此时他们已晋升为外公和外婆，开启天伦之乐的颐养生活。

　　他俩都是童年随迁来到贵阳，从新光子校三年级开始同班。两户人家在一座宿舍楼上楼下，父母们也谈得来，便有心促成这对娃娃亲。这样的环境下，成功概率是极高的。像这般知根知底、不出楼门的亲家，在三线企业宿舍区很普遍。

　　杜惠民和陈微茵的独生女儿，中二时从贵阳回到上海，后来考上医学院，读到博士，和同学结婚成家。命运的红绳绕来绕去，女婿小倌人的近亲和岳父母家人，竟然早有瓜葛。

　　陈微茵（迁二代）：

　　我女儿1986年出生，是内迁职工的第三代了。她也在新光子校读书，直到中二才回上海。当时出来一个政策，职工退休后落户上海，允许带一个未成年的第三代。我父亲在新光厂工艺科搞设计，是业务骨干，他得了肝癌回上海治病，妈妈就想把他户口报回方便就医，于是到处找人反映。当时市人大主任叶公琦得知此事，叫人做了调查，公安局就批准我父亲回迁了。我们走时私房都交给了上光厂，爸爸妈妈只能住在外婆家，弟弟陈微明和家人去了湖州，第三代的入户指标就落在了我女儿头上。

　　杜惠民、陈微茵和女儿小家庭

　　我决定辞职回来给女儿陪读。我在厂里搞设计，到上海就啥都没有了。先在我小学同学张玉兰家落脚，再出去找房子，租借一个三层阁，楼梯转七转八，大床都搬不上去，只好买个折叠床，家具从贵阳弄了一部分过来。16平方米的房间，90年代初房租是200多元。我没有收入，在上海生活开销又大，杜惠民只能离开新天去做生意，业务在贵阳，我们只好两地分居，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女儿高中时考进了时代中学，房东说要卖房子不出租了。我再去时代中学附近借房子，不到一年，房东又要收回。居无定所，逼得我们只好买房了。2001年新天公司破产了，职工买断工龄自谋出路。我拿了3万多元，杜惠民拿了4万多，这就是我们全部的青春折损补偿费。我娘家房子动迁时，女儿因为有户口也得到一小笔补偿费，加上老公做生意的积蓄，东拼西凑首付15万，在西康路上买了房子，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女儿初来上海时，在外婆家附近的静安区外语小校就读，她在贵阳读书时名列前茅，还评上过市三好学生，到上海英语跟不上，吓得不敢去上学。我想叫她重读初二她不肯，学校也不允许，说9年义务制教育不能留级。女儿就买了外语书，整本整本地背书，考上高中后就不怎么吃力了。后来在高考中被上海交大医学院录取，一路读上去，戴上了博士帽。这期间她成了家，我也做了外婆，老外公历史使命也完成，可以光荣退休了，我们夫妻两地分居近二十年后，一家人总算团圆了。

　　陈微茵的女儿和男友是医学院同学，一日，男生提起自己也有个内迁的“贵阳外婆”。陈微茵问，你外婆在哪个厂？女婿说新天公司。外婆叫啥名字？女婿说，我外公的亲妹妹，叫鲍秀华。

　　我认得的呀！陈微茵脱口而出，鲍秀华、她老公江鉴康，跟我父母，还有我公公、婆婆都是同事，是乘同一趟火车去贵阳的，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哦！

　　在女儿的婚礼上，陈微茵见到了鲍秀华和江鉴康。这对老夫妻退休后果然投奔了当年出生后被外婆扣下的闺女，回到了上海。鲍秀华的老娘没有上过学，还是个小脚老太，却为女儿踩出了一条回家的路。

　　陈微茵想，如果当初自己的外婆也有这点意识，也许她和弟弟陈微明回家的路就不会这么曲折又辛苦了。当然，如果那样她就不认识杜惠民，更没有这个博士宝贝了。命运这件事，谁知道呢。

　　之二

　　三线建设中企业搬出较多的是沿海大工业城市和大工业基地，其中最多的是东北和上海。(1)陈霞萍和符志明夫妇，就是这两地内迁的职工子女。符志明幼年随父母从哈尔滨内迁，在贵阳长大。陈霞萍是新天子弟，两人结婚后生了一对龙凤胎，如今儿子在北京安家，女儿嫁往上海。陈霞萍夫妇多一个选项，也陷入了两难。南辕北辙，两种不同的生活，还真拿不定主意去哪儿，犹犹豫豫地，索性窝在贵阳自己家中。

　　符志明（哈尔滨迁二代、陈霞萍的丈夫）：

　　儿子在北京上大学读印刷技术，毕业前去贵阳日报实习，人家要他，说好试用期三个月工资3000元，之后就5000元。我觉得很好嘛，也不用去找关系。可是他说，爸爸，这工作对我来说，太没有激情了！看人家每天打打麻将，周六周日去钓鱼，其他啥也不干，悠闲得很，我特别不想过这样的人生。我要去北京！我就说，好啊你去北京玩玩吧，干不下去了就回来。老头子这里，水煮白菜，可以管你一辈子。其他的我们也没钱，讨老婆就是你自己的事喽。

　　符志明、陈霞萍一对儿女南辕北辙

　　陈霞萍（新天迁二代）：

　　我爸爸是新天老工人，过世后葬在上海，了却他叶落归根的心愿。头三年清明节，我都去上海扫墓，妈妈还在新添寨上。儿子去北京工作后，娶了当地女孩，但是要落上北京户口，按照那里对分居配偶的严格要求，说不定要等到45岁。女儿本来在我们身边待得好好的，给网店做红酒销售，还在学习品酒知识。我们对她也没有要求，没想到她自己认识了一个上海男生，就想去了。我们在家都说上海话，她到上海以后各方面也很适应，现在皮肤也变好了，回贵阳吃辣都不习惯了。女婿是崇明人，复旦大学毕业，读高中时家里在彭浦新村买了房子，他们结婚就住在那里。

　　儿子在北京结婚时，我把喜糖寄到上海。在上海的新光同学和老师聚会时，还把喜糖摆在桌上，拍了视频给我看。我女儿结婚时，老师和同学一起去崇明吃喜酒。在贵阳一道长大的都是亲人，像兄弟姐妹一样。

　　符志明（陈霞萍的丈夫）：

　　现在说北上广，我家就占了两个，虽然在漂着还没落户口，但他们这代人是不会瞻前顾后、考虑太多的。我们两个就成了留守老人。

　　这十多年来贵阳变化很大，发展也很快。现在火车到广州才四个小时，到桂林两小时，到上海也就八九个小时，据说不久还要提速。照时髦说法，贵阳已经是人类宜居城市，温度适宜，空气新鲜，生活也越来越方便，老朋友聚会，喊一声就到了。不像上海城市太大，聚会碰头都要预约，否则就凑不起来。

　　如果以后可以跟儿女入户，让我们作出选择，陈霞萍会选上海，我是喜欢北京的。不过要按我的想法，咱一个都不跟。到走不动时，自己找个养老院进去，就完事了嘛！

　　如符志明所言，在贵阳长大的80后“迁三代”，不像爷爷奶奶那样低头不看路，也不像父母在时代浪潮中要瞻前顾后。开放的世界给予他们更多选择和无限可能。什么户籍、工作、居住地，一切束缚父辈的镣铐，在他们的人生屏幕上就是一键消除的游戏。大山没有限制他们的想象，却赋予了超越父辈的憧憬和能量。

　　之三

　　高级技师朱子赤的女儿朱梅，本以为这辈子跟父母一样，留在新添寨上了。不料小祖宗一早就开始发力，把她拽出了大山。

　　朱梅继承了父亲北京人的俊朗爽直，也有母亲的上海女人腔调，表达起感受来活力四射。

　　朱梅（前右）幼年时被父母带到贵阳

　　朱梅（随迁子女）：

　　国家需要我父母这代人作奉献时，伊拉都是无条件服从，想都不想就奔起来，两只脚像长在别人身上。那时我还小呀，也没人问问我的想法。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不想让下一代也有这样的遗憾。儿子是在贵阳长大的，很小我就带他去看山外的世界，让他学会自己决定命运。一次他在上海吃到一个蛤蜊炖蛋，一边吃一边啧啧叫：鲜啊鲜啊，哪能这么鲜啊，眉毛都掉下来啦！那时贵阳人还不吃河海鲜，我就刺激他，你长大了考到上海去读书，天天能吃蛤蜊炖蛋。他大概真的喜欢吃蛤蜊炖蛋吧，好像忽然开了窍，要为蛤蜊炖蛋去奋斗了。我一看就晓得，不用对他说什么好好读书之类的话了。他自觉自愿刻苦钻研，高考时考到600多分，在华东理工大学贵州考生中排名第一。本科毕业时碰到金融危机，去上班的同学只有三四千元工资，儿子决定去考研。我心里想，小祖宗啊，你只要在上海寻到工作我就谢天谢地了，这点工资吃吃蛤蜊炖蛋也够咧。老娘我在新光厂只拿1000多元啊！不过话说回来，儿子要读书上进，我砸锅卖铁也要支持他，把我没读过的书统统补回来！他考上了汽车发动机专业硕士生，毕业后被大众汽车厂录用，作为人才引进申报了上海户口。办手续时，我来来回回跑了三趟——各记轮到我朝铁路上甩钞票了。学校一会说我工作地址贵阳85号信箱，太简单了，要补充证明我家是1966年从上海迁出，85号信箱前还要加个“迁”字，说明以前这是保密单位。材料刚补好，问题又来了，问我是跟谁迁去贵阳的？当然是外公外婆咯，要我们在上海的地址和户籍证明。我那么小就被拖来贵阳，哪里记得上海住址嘛，我说好像是七十几号，到底是七十几？户籍警叫我去问父母，我说，朱子赤和张月娥都死在大三线了！文化大革命后，我爸爸考出高级技师，参加了新建望远镜厂的筹备，那时他已经有心脏病，但只要有人夸他技术好，他就是在输液，也会拔掉针管冲去干活，结果就累死了。1995年他去世时只有57岁啊！我爸爸为了保护望远镜厂的高级设备，养过两只狼狗。这两只狗看到主人没了，活生生把自己饿死了。

　　牢骚发过算数，还得照章办事呀。我只好去找阿爸姆妈的老同事谢永泉，他也记不住我爸住几号，最后还是搞后勤的叶金宝挠头想了半天，突然大叫一声：朱子赤家是79号4层楼！没错，就是79号4层楼！派出所翻出户口底根，我在上面看到了我名字，清清爽爽写着出生地是上海呀！我激动得当场就哭出来了……那张底根纸张都发黄、发脆了，再翻两记就酥脱了。后来我带儿子去给外公外婆上坟，看到爷娘的照片我就哭了……我说，你们把我拉在贵阳不管了，还是你们的外孙把我带回来了！后来儿子在上海结婚成家，媳妇和儿子是研究生同学，是新上海人，现在我已经抱孙子做阿娘了呀！

　　之四

　　金工技师赵冠军的孙子赵翔长得一表人才，大学毕业时经孃孃赵月英介绍，去上海一家日企工作。父母亲还盼望儿子站稳脚跟后，把他们带出贵阳。五年后，这孩子却突然跑了回来。

　　赵翔对老爸赵森说，要和小伙伴一起创建日本料理品牌店，他们中最小的是1993年生人。赵森一听就晕了，贵阳小吃那么丰富，牛肉粉、羊肉粉、肠旺面、丝娃娃、豆腐果……价廉物美口味重，淡不拉几的日本料理要打开一片天地，谈何容易啊！

　　赵翔却信心满满，不在意父亲的担忧。他申请到市支持大学生创业的贷款基金，在贵阳市中心的凯宾斯基大厦开出餐厅，取名为“翔”。店堂内日式装修，明亮简洁，吸引了很多食客前往尝新。老爸担心本地人收入低，吃不起中高档的日本料理。儿子看到的却是贵阳人肯花钱、敢消费的特性，制定了让人感觉有面子、又消费得起的价格。运营一年多，又在保利国际广场开出一家餐厅。父亲赵森时常坐在饭店一隅，打量一波波食客，感觉这世界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儿子赵翔穿着挺刮的白色立领衬衫，迎来送往笑容舒展。老爸只得自我安慰，只要儿子开心，不去上海也罢。

　　赵翔（迁三代、80后）：

　　作为三线建设者的后代，能够回父辈的故乡去发展和生活，当然是不错的选择，我对上海印象非常好。不过我们这一代，可能更注重内心的感受，在哪里感觉舒服，就去哪里奋斗。在我的定义中，从小到大一起的朋友、熟悉的环境，才是真正的家乡。我喜欢贵阳，愿意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人生。其实在哪里做事业都很辛苦，都会有压力，不是说回贵阳就会轻松点。我是基于自己的人生定位，选择了创业，除了项目的定位，还有合适的地点。我们创业团队很年轻，选择做餐饮，不是说这是必需品容易做，而是基于我们喜欢这件事。当时贵阳还没有像样的日料，所以进入速度也比较快，我们在两年半中开出了三家店，现在第四家也将开出，市场份额达到了第一位。

　　赵翔（左）和父亲赵森（2015年）

　　现在交通和信息传播速度都很快，贵州与上海的心理距离也在缩短。祖父母和父母几十年都在厂矿企业里，圈子比较闭塞，观念很传统，我们“迁三代”的个性也受到一定抑制，不像本地孩子更随性、野生，长辈会把很多不甘寄托在孩子身上，把自己的梦想交给我们。我从上海返回贵阳时，家人一片哗然，我只好说别急别急，我不会这么早把自己限在一个地方，或许明年、以后，我又想去上海了呢，一切都得建立在自己的能力上。我对爸爸说，现在上海和贵阳的距离，不就是一张飞机票吗？

　　父亲赵森的父亲赵冠军，对儿女的期待是做个好工人。赵月英和赵森姐弟如其所愿，进了新光厂。赵月英结婚后返回上海，在同事开的厂里工作。赵森还在新天上班，他对自己的人生并不满意。给儿子取名为“翔”，就是祈愿他能展翅高飞，而他能想到最理想的远方就是上海。孩子果然飞了出去，兜一圈又回来了。儿子翅膀硬朗了，但他的理想就在脚下这片山水中。

　　赵翔在新天大礼堂旁边建了一个冷库，储存各地空运过来的食材。老爸赵森帮忙掌管冷库的整理和配送，日子一天天像飞一样快。后来，赵翔在贵阳结婚成家。美丽的新娘在上海从本科到硕士读了7年，毕业后也返回贵阳从事科研。赵森这回是彻底想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只要能自由、愉快地搏击长空，无论飞向何方，都不重要了。

　　(1) 参见董志凯《三线建设中企业搬迁的经验与教训》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