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个人都无法经历他设身处地之外的时代。正因为如此，人的最大欲望便是尽一切可能，使自身超越时代，去向远古、近代与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文学最原始的起点。从欲望的共同点出发，文学也是有分野的。一种文学是用尽可能符合人性的方法，给注定要消逝的时代，留下最接近这个时代人性本质的记忆。另一种文学也在用最大可能的主观，异化她所亲密相处的一切，以图通过阅读来影响时代的精神趋向。对于当代文学来说，这两种文本的同时存在与发展，对当事人来说，其严峻性是不言而喻的。是迎风张目，分辨是非，还是掩人耳目，自欺欺人？在阅读当代文学各种文本时，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感触。
从一九九九年开始，到二〇〇四年年底，我一直在闭门写作长篇小说《圣天门口》。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同一城市里，一位青年学者，正在做着与自己精神相通的文学学问。小说出版后，被理论界称为，当代文学中第一部打通“一九四九”壁垒的小说。也就在这时候，才听说，李遇春以一部《权利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论著，荣获武汉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认识李遇春是在与李遇春熟悉之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出版不久，我在一本杂志上见到一篇评论文章，当时就很惊讶，这位叫李遇春的青年评论家，为何拥有同我一样对乡村与乡土积攒了半辈子的深情理解。我一直对那些能洞察书写人心灵动机的评论家格外佩服，这种人能通过文字抵达作者心中，正如作者通过文字抵达千百读者心中，这虽然是文学所要求的常识性东西，但恰恰是这种常识性，反而让人实现起来最难，要做好则是难上加难。李遇春为小说写下这样的话：“人猿揖别是劳动使然，劳动缺席的生命只能是奥勃洛摩夫式衣冠其表的行尸走肉，劳动自然也应是每一个体生命生存和存在的基本前提。生命不应是碌碌无为，坐享其成，不应是骄奢淫逸、恣意挥霍，生命是生生不息的劳动和创造，是辛勤的耕耘和兢兢业业的奉献。任何逃避劳动、不劳而获、少劳多获都是对生命劳动精神的无耻背叛。遗憾的是人们总是忽视了历史和世界，且又偏执地关注着个体生命的欲求，把劳动这一神圣的天职放逐出了生命的伊甸园，而不择手段地肆意侵占自己本不配享用的劳动果实，一时间利欲熏心，物欲横流，生命的公理于是被粗暴地践踏，生命的尊严也丧失殆尽。”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这都是振聋发聩的声音。
文学中的“一九四九”是难以攻克的赫赫有名的要塞。很长一段时间，文学的表现，要么只写这以前的年代，要么只写这以后的岁月，两段历史之间，俨然有一座不可逾越的分水岭。即便是以欧美为代表的所谓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也没有像“一九四九”那样，在潜意识里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禁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有人不断地反思，要打通“一九四九”壁垒。不打通这一壁垒，后来的中国文学就会变成是某种天赐，而用“与生俱来”形容当代中国文学，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李遇春当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种近乎荒唐的现象的人，但显然是第一个将“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串联到一起，作为螃蟹来吃的人。正如后来，洪子诚的评价，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是中国“红色文学秩序”形成的时期，对它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学术界相当忽视。李遇春这方面的研讨，分析了这一时期文学中存在的权力、主体、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的话语转型的背景上，揭示了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模式，探讨置身于这一文学秩序中的知识分子及作家的话语困境和不同话语立场。他对置身于特殊时期特别秩序中中国作家精神心理状态的分析，颇有深度。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后来的某天晚上，突然收到李遇春的电邮。他新近著就的一本洋洋四十万言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遇上出版问题，因为没有一家出版社肯接受，他托我向国内最著名出版社引荐。此事让我好不发愣，不是别的，是因为实在没想到，像他这般年轻的学者，眼界里通常只有当下最热门的那类课题，似这种貌似陈腐的学问，一如他的导师於可训教授所戏言，“新文学得承百年之欢，旧文学渐失其宠，斯文其萎，形同弃妇”，一般人怕是连看上一眼都觉得是在浪费光阴。然而，回过头来一想，人生也好，历史也罢，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所谓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亦不过是一时之美，最终同样可能落得一个弃妇下场。既然芸芸众生都如此，其意义就当别论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李遇春所秉承的正是“陈腐”“弃妇”所蕴含的莫大思想。那些让我们顺畅地走过来的，并使我们的脑海从一开始就不至于空转的，正是这类貌似被遗弃之物。曾经写过一句诗：独木的意义，不用成林。以此形容在新疆大漠上所见到的孤零零的最能象征独立的胡杨树。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能够存活下来，而且不改顶天立地的雄姿，唯一的理由是，它的根扎得很深很深。李遇春做学问的心力，正像在大漠之上傲然独立的胡杨树，将思想穿透一道壁垒，沿着历史的线索，直接通向国学深厚的宝库，这是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治学方法，有这样的特立独行，其结果如何已经是不重要的了。
二〇一〇年一月七日于东湖梨园 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