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尚在年少之际，就晓得人与人之间，九岁是一种巨大的差距。那时候，我们绝不同比自己小九岁的孩子一起玩，同样，我们也没有资格混迹在大九岁的大孩子中间。不晓得是不是自己装嫩，一九九八年五月，因私事去杭州，在一家酒店吃饭，无意遇上一群当地作家，经人介绍，从此就认识了小我九岁的洪治纲。差不多十个年头了，至今还能记得，当时他投过来意味深长的一瞥。我们握过手，他说你就是刘醒龙呀。下江一带说话语气一直是我忍不住喜欢模仿的。我也跟着说你就是洪治纲呀。其时的洪治纲，才华上是一座新爆发的喷泉，行为上却是名副其实的探险家。舍身自问，扪心反问，泣血诘问，深情拷问——那一篇接一篇的署名文章，其击中文学灵魂的力量，一如当年那些徒手的漂流者征服金沙江虎跳峡之壮举给我们带来的深度震撼。
三年之后的青创会上，再握手时，我将刚刚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送给洪治纲。四天会议才到半程，他就在去餐厅的走廊上拦住我，告诉我已读完了。那次会上，要么被俗称的美女作家轮番簇拥在酒吧里，要么被初露大师相的男作家尊敬得连连宿醉的人屈指可数。我们站在那里说话时，就有一位同行迈着莲花碎步走过来，用很好听的声音问，洪治纲，你怎么不接见我呀？所以，洪治纲理所当然是在屈指可数之列。我不惊讶一个人的读书速度，怎么说此行中人都是职业阅读的佼佼者，我只惊讶，在这类也可看作是男女同行的狂欢节上，洪治纲居然还能找到读书时间，这便既是文学之分内，又是文学之分外的另一种素质了。
二〇〇五年五月，新长篇出版后，我开了一份赠书名单给责编，请代为寄书。时间不长，就接到洪治纲的电话，他已经将被某些媒体怀疑“百万字长篇谁看”的《圣天门口》读完了。照他的说法，博士答辩刚做完，正好用这段调整时间读这么大的作品。不管别人如何解释，就我所知，他都是读书人中，第一个将《圣天门口》一读到底的。好小说的基本标准是能读下去，如果读都读不下去，读都读不完，那评论者的评价越高越会让写作者中邪。用小说中的鄂东方言来形容，一个苕兮兮的家伙，写出一部苕兮兮的作品，由一个苕兮兮的评论家在第一时间一口气读完，对于一往情深地投入六年时光的我，已经是相当好的回报了。
时至今日，已经不再有人对质疑是文学的基本精神进行质疑了。可惜这种新的文学风气，很快就泛滥成既以质疑为过程，又以质疑为目的质疑了。这中间有个人能力问题，更关键的是个人在人文环境中的品质高下与否。洪治纲爱抽烟，一群人待在一间屋子里山吹海聊，他一个人就能将大家熏得像烟鬼一样满身烟香或烟臭。如果不是接连两次听他说，自己对烟的好坏几乎没有讲究，真的很难相信他会将3字头的软包装中华香烟，平等对待得如同几元钱就能买一包的货色。能穿透这烟熏火燎的仍旧是一个人的清澈与明净，这就有理由证明，对文学的质疑，必须立足于精神自身的清洁。也只有当人们看清了这样一个人时，才会让自己的心胸豁达起来，明了先前洪治纲对历年文学评奖的质疑，的确是为了人的永远和文学的永远。也因此接受他的警世明言：哪怕是最公正的文学评奖，也没有道理对其作用和意义有任何的煽情与高估。
在一切都是为了认知的质疑或首肯中，洪治纲绝不是偏激和固执己见的那一类。文学批评的风口浪尖有太多的因素时常让领潮头者折戟沉沙。通常情况下，个人的出类拔萃会注定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气神，认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和一套文学理念，便不再改变，甚至不惜滥用话语权，不惜暗自里将其看作私有财产。洪治纲大不相同，哪怕是自己盛赞过的作家，一旦有不尽如人意的作品出现，他也会坦率地在公众面前指出其出问题了。洪治纲写每一个字，都会表达坚定立场。当他说某某出问题时，丝毫不是立场的变化，相反，这才是他一向认定，为伟大而梦想的诗意的灵光四射圣洁高迈的立场。
在一篇评论别人小说的文章中，洪治纲曾经就小说所揭示的现象责难说，这绝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立场和精神操守，更违背一个有尊严感的人所必须具备的良知和勇气，而让人心灵震颤的是他发出的人与狗只有一步之遥的疾呼。置身于文学当中的洪治纲，做了不少尖锐的事，却难得见到与任何人的正面冲突，看上去是性格使然，骨子里是对文学的善待。与那些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的暴打不同，洪治纲所发出的批评声音，听上去甚至比别人的分贝还要高，让人感到的却不仅仅是作为文学的坦诚，还有人格上的真诚。一个将全部素质建筑在真挚与诚信基础之上的评论家，当我们或许难以接受他的全部观点时，也不会妨碍接受其通过为文所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
去年十二月，洪治纲去北京参加《圣天门口》研讨会。因为到的人很多，这次活动被朋友们戏称为“评论家代表大会”。很热闹的一个活动，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郁闷插曲。在大家的相劝中，洪治纲说了一些很体己的话。最让人听后觉得踏实的是他认为，《圣天门口》写的是人物，而不是阶级；写的是对和谐社会和和平崛起的渴望，而不是历史进程中的暴力血腥和族群仇恨。后来我也跟着说，如果将文学的终极目标看作是珠穆朗玛，那么我所写的不是那舒缓的南坡，而是陡峭的北坡。一个了不起的批评家，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北坡。也只有向着北坡攀缘，才会探寻到不一般的诗意。
前几天，夜很深了，突然接到洪治纲的电话，说话中涉及某奖获得者妄谈文学渊源的文章，他很生气，因为其对史实的理解错谬太多，且是常识性的，他本欲动笔驳斥，但一想到有可能被媒体弄成笔墨官司，就不愿意了。他很清楚，这样的文字一旦问世是会伤人的，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见到的，毕竟这个时代，文学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又譬如，朋友们将某些不光明不磊落无事生非的匿名者的行为通报过来，他甚至连生气都不会，说一声“天下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就了事。不会放进文学里说。这样的男人当然是好男人。
一直以来，总以为洪治纲天生就是生长在西湖边。后来听他说起从安徽省乡下接母亲来杭州治病，才意识到这个性情犹如西湖碧水的儒雅男人，也是童年时远离历史名胜，也是少年时只能羡慕仿佛遥不可及的人文书香。对于学问越做越引人注目的洪治纲，这样的经历比真的饮西湖水和洗西湖澡长大更来得重要。相比只管石破天惊的尖锐，或者专事吹皱池水的宽厚，当今文坛，很少有人能像洪治纲如此地将尖锐与宽厚天籁般融为一体了。这大概也是他既能容纳西湖，也能舍下西湖，以无边的迁徙之情于年前年后南下广州的原因之一吧。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六日于东湖梨园 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