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来信说，他从报上看到我的《村支书》反响很大，就到县城里我的几个朋友那儿去找。父亲在信中说：“直到昨晚小刘才将《小说月报》三期送来。晚上光线不好看不清，今天早上五点半就看起，刚看完。我是你爸爸，又是老干部、老党员。《村支书》是写得好，好在真实，好在好读。我代表我们家族向你祝贺，并希望你今后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永远不要忘记，你是老穷人的后代……”

　　父亲曾是我的小说最激烈的批评者。他曾在我的一个短篇上作了七十二个疑问记号，这些疑问是包罗万象的，以至让我很难相信，父亲只读过半年私塾，四十多年来一直在乡里任职，他怎么获得这些文学知识的。当然，父亲无疑是属于“革命现实主义”的读者。尽管《村支书》不是属于“革命现实主义”范畴，但父亲一定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这一次他无法去否定了。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儿子征服了父亲，儿子当然会高兴的。我又想，过不久父亲读到《凤凰琴》以后，他也会喜欢的。

　　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大部分，都是跟着父亲辗转在大别山腹地的乡村，常常是到一个地方就租几间农舍，全家安顿下来。在当地人看来我们几乎无异于农家子弟。每逢农忙假、寒暑假，生产队长就堂堂正正地安排我们出工割谷插秧。不出工时，就和当地人家的孩子一道上山砍柴。

　　后来，我们进城了。但我在城里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朋友。几年前，某次去武汉，听到文学界的几位熟人在一起议论一位在新闻界做事的人，说他案发被抓，末了大家忽然来了一句：一个乡巴佬也想来闯武汉？我听后心里难受极了，想，假如将来自己也来武汉，他们也会如此说我吗？一九九〇年秋天，省内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王先霈先生发言，说我的小说是“乡下孩子写的乡下事”，我听后大受震动，由此开始苦苦想一个问题，可一直没有说出口。我想说：其实，所谓“落后的农民意识”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那种居高临下，对农民品头论足、说三道四的人，其行动契机本身就是“农民意识”在起作用。

　　我现在才明白，父亲过去的激烈批评是有道理的。那时，我把自己的位置摆得高了，总以为自己能为我的穷苦的乡村指点迷津。现在，我终于懂得，天南地北的乡亲的出路，唯有靠他们自己去创建，而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献上自己的真情。

　　《凤凰琴》的构思，是从山里几位当民办教师的朋友身上得到的，好多年了，我一直想写它，却总感觉火候未到。事实上，这感觉是对的，如果早几年用父亲激烈批评过的那方式来叙述，很可能会将那几个朋友糟蹋了。应当感谢《青年文学》编辑部，他们决定一年内连续发表我的三个中篇。他们接二连三地催稿，使我无暇按部就班地去虚构思考，只好匆匆忙忙地将那种生活，从记忆里挤出来，于是就写得与以前不一样了。不一样得让自己吃惊，甚至不敢相信冯牧先生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不敢和别人讨论《村支书》。然而，在写《凤凰琴》时，我被自己的文字感动了，尚未成篇，就迫不及待地对朋友说，这一篇肯定比以前的好。往日，我从不敢说过头话，但这一次，我实在不能自已了。我还可以说，我总算做了一件对得起乡亲、对得起乡下朋友的事。

　　一八三九年秋，乔治·桑离开法国诺昂回到巴黎，她想起诺昂那些犁过的田地，想起休耕地周围的胡桃树，就叹息说：“没什么好说的，生为乡巴佬，根本适应不了城市的喧哗，我认为还是家乡的泥土美，而这里的泥土，使我恶心。”时至今日，大概少有人对城市感到恶心了。但是，乔治·桑在她的人生的最后时刻说的话，却值得包括她的同行在内的所有城里人谨记。

　　她说：“留下青翠的草木。”

　　我是打定主意这样做的。我再也不会去玩泥塑和根雕了。

　　一九九二年三月于黄州 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