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离开得那么久了。一切又仍在咫尺。那些本应因时间太久而远去的东西，常常在不经意间跳出来，使我那历经三十度寒暑历练的情怀，像开冻的冰层那样出现咔咔嚓嚓的阵阵震颤。
我暂且生活的这个小城里流行着文学病，一九八〇年以后县文化馆的两名创作辅导干部，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新诗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使这病变得愈发肆虐了。最令人感叹的是有两名青年农民在高中母校同场发表演说，先上台的发誓要做鲁迅第二，后上台去的不甘示弱，赌咒要拿诺贝尔文学奖。
小城在鄂东英山，旧称城关镇，如今借城郊的几眼温泉而改名叫温泉镇了。
我的青春梦境里，像绝大多数男孩那样，想当兵。可是那该死的副鼻窦炎，销蚀了也许应该与巴顿齐名的将军；想打篮球，可是那倒霉的一米七〇身高，使我一听到穆铁柱的名字就感到世界太不公平；想当小提琴家，虽然使劲在省歌舞团的那位首席提琴手面前锯了几天马尾，仍无法使之发现丁点天赋；再后来，我仅仅只能在光厂名就叫人心烦的阀门厂当了一名车工（这座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使我蒙受出身不好之冤，至今仍未得到昭雪）。尽管我不断地写了一些叫作诗的东西，尽管这东西曾独占了整整一场晚会，但这仅仅是作为团支部宣传委员而对自己所组织的活动履行义不容辞的职责。
感谢某次上夜班突然遭受380伏电压的电击，从三天眩晕中清醒过来，小城中普遍流行的文学病不可避免地侵入我的肌体，而且是积重难返，于是我用建设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那种干劲写起小说来了。为什么？大概是觉得刚刚结识的后来写了《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相貌长得并不比自己标致——除了这些我实在不敢瞎说，有些东西还是永远藏在心里好！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少看了一百场电影。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多了几十张大部分是铅印的退稿笺。
然后，我在一个短篇中愤懑地写道：什么慧眼？哪儿见过慧眼？生活的道路上尽是些卉眼！秽眼！烩眼！晦眼！并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坚持的信条：人生的道路并没有任何捷径，唯一的诀窍是，看准一条道路走下去，不要回头，不要旁顾，犹豫者、徘徊者，终归是跟着别人爬的碌碌鼠辈。似乎自己正在成为这种碌碌者！
然后，获奖诗人和获奖作家被上级文化部门调走了，“出身不好”的我被名不正言不顺地“借调”到县文化馆。就这样，机遇露出了尾巴：我住进全馆最有灵气的404号房间，写《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已人去楼空，留下那张他曾经趴在上面写出了那篇佳作，因为是公物不得搬走的旧办公桌，还有那把没有人坐着压着也会吱呀作响的烂藤椅，最重要的是那一屋灵秀。
“守着这风水宝地写不出东西才怪。”冲我说这话的人弹出了弦外之音。退稿笺和废手稿又积攒了一大堆，我怕当着众人的面烧，躲在屋里点了一把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睛也不敢开门，邻居都以为是失火了。
在县里待着的所谓文化人，都有一个剪贴本，上面粘贴着出现在大小报纸上自己的文字。尽管那些小的才一指宽，最多不过五指宽的剪贴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地方新闻与逸事的文字书写，在小城里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氛围。我没有这种剪贴本，骨子里更是不屑为这类事物写上哪怕一个字。所以，都说我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我断无反驳的可能。反过来看这也是事实，一个尚未正式发表任何作品的人待在文化馆的这个位置上，其压力可想而知。
当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我情不自禁地将内心的抱怨和焦虑写进习作中。在两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中，我百感交集地写道：机遇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习作完成之后，我把它寄给了《安徽文学》，这时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当初，真不敢相信这种奢侈品自己居然有缘品尝。
而今我对机遇的体会是：只有歪打才能正着。
一九八四年一月上旬，邮递员送来一封信，而且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挂号信，是《安徽文学》寄来的。我已经十分熟悉，如此厚厚的一沓肯定是退稿！也不知是生谁的气，我揪住信封的一角，“哗”地一下撕开封口。没料到虽然还是退稿，附在退稿之上的却是一封满是溢美之词的亲笔信。信中提了不少建议，并让我“修改后速挂号寄小说组苗振亚”。那一阵儿子刚出生，取单名：早。其中就有自己的期待：但愿儿子能早早给他的爸爸带来机遇。没想到苍天有眼，不负我望，机遇真的早早来了。
此后不久，县文化馆组织了一次业余小戏剧本创作笔会。下乡的那天，我又收到了苗振亚老师的信，他在信的开头说《黑蝴蝶！黑蝴蝶……》已发四月号二条，信的结尾写道：“我争取最近能有湖北之行，到时一定去看你，很想见见你这位年轻人。”看完信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当然这激动是因信的开头而发生的，至于结尾我很快就将它作为一般的客套忘却了。从合肥到英山，关山重重、路途遥遥，能随便来随便去吗？况且在文学大军中我算老几，值得他们专程跑此一趟？
我一头扎下去，同几名业余作者一道边看边写，边写边看，走走停停半个月，才移师至鄂皖交界处、属于安徽省霍山县的漫水河镇，住在一家生意萧条的国营小旅社里。
接下来的一天让我终生难忘。三月十一日本是个很普通的日子，南方的倒春寒在阳光普照之下减退了不少。吃过午饭正要上床略事休息，同行的南河区文化站站长王中生突然闯进屋来直嚷嚷：你的老师来了！一时间我成了丈二和尚，这儿离英山县城差不多两百里，初来乍到有什么老师？王中生的样子又让我不得不相信，进到他的房间，只见客房的床上并排坐着两个中年人，面孔是百分之百陌生。在我怔怔地不知说什么好时，对方主动作了自我介绍。我才知道靠左坐着、戴鸭舌帽、一副忠厚长者模样的叫温文松，靠右坐着、戴近视眼镜、清瘦并让我觉察到儒雅气质的就是那个写信给我的叫苗振亚的人。
世间为何如此浩荡又这般狭小？苗振亚老师和温文松老师头天从合肥市搭乘长途客车到霍山县城，再转头班车前往英山，长途客车不早不晚，正好在途经漫水河镇时出故障抛锚了。因为要等中午开出的第二班车来接走出故障的这趟班车上的乘客，那样到达英山的时间就很晚了，苗振亚老师担心深夜时分找不着我，便跑到镇上的邮电所打电话到英山县文化馆，接电话的人对苗振亚老师说，我不在家到外地出差了。即将放下电话的那一刻，很是失望的苗振亚老师，随口问了一句：他去哪里了？得知我正在漫水河镇，二位老师顿时大喜过望！
他俩乐了！我却傻眼了！天下之大，道路之多，日子之繁复，时光之匆匆，怎么会这般巧？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个叫天意的东西，是不是就长着这副模样？我们当即决定一起乘车到英山。下午一点从霍山县发出的当天的第二班车本来就是满满的，加上上午扔在漫水河镇上的头班车上的人，想挤上去难度系数之大可想而知。苗温二位老师却出奇地会挤车，转眼间就上去了，还有座位。而我的旅行包里保温茶杯被挤得嚓嚓作响也难以接近车门，幸亏他俩伸出手来使劲拉，才使我抄了捷径从车窗里爬进车内。日后的某个时刻我猛然醒悟：一个人跨进文学殿堂时，编辑老师尽力而为的不也同样如此吗！在当时我只顾惊叹：到底是大城市的人，天天挤公共汽车，见多识广，熟知门道，年轻力壮只会使蛮力的山里人全都比不过。车上人太多，一位大姑娘顾不上害羞，汽车稍一颠簸便坐到苗振亚老师的身上，虽然比不得坐怀不乱的典故，三番五次下来，苗振亚老师倒也能泰然处之。
坐落在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下面的小城，近几年宾客来得多了，但是从外省文学殿堂来的圣使仍属罕见。苗振亚和温文松二位老师的到来，不能不在小城文化圈引起骚动。因为他俩是专程来为我指点迷津的，这种骚动就更显得不同寻常。我那时处境不妙，“倒刘运动”方兴未艾，在小城文化界权倾九鼎的那帮人瞄准我“出身不好”的“软肋”，几欲“清理阶级队伍”，将我撵出文化馆这个龙凤巢、金银窝，赶回写在另册上的集体所有制小厂。所以，我也乐得让小城里的文化要员见见他俩。好客的山里人最怕招待那种不抽烟不喝酒的客人，二位老师像是约好了的，都是烟酒不沾。既然达不成烟酒不分家的友谊，又因为只是专程为我而来，在文化要员们的彬彬有礼背后，是某种拒人千里的冷冰冰。心知肚明的我还想瞒着不让客人知道，哪知离开英山，前往黄州赤壁，再与地区几位领导见过面之后，苗振亚老师马上对我说，地区的这几位比县里的那些人对你要好些。在我还不知如何回答时，苗振亚老师主动说：“同当官的打交道是最吃力的事，还是少见他们，咱们多聊聊吧！”
在漫水河镇的那顿午餐上，纵然是初次相逢，两位老师也绝不肯沾一滴酒。第二天才听到苗振亚老师的实在话：他知道皖西大别山区一带有个恶俗，酒宴上无论是谁，只要一端酒杯，不是醉倒的不准退席，他担心鄂东大别山区也如此。这种心理同样反映在他俩来英山的动机上。我在处女作中描写了这么一种焦虑：为什么人们都崇拜张海迪的自我奋斗精神，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冷落了朱伯儒的炭火效应？因为学张海迪既有付出又有收获，学朱伯儒则完全只有给予。苗振亚老师说，与鄂东毗邻的皖西四县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他有点惊奇怎么一道山脉之下，文学的思维模式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他想了解其中的奥秘所在。
从三月十一日下午至三月十六日上午，第一次与文学前辈接触便独享五天时光，文学真谛获得多少不好说，如何在文学的背景下修炼自身，在这方面真的是受益匪浅。在十四日谒拜东坡赤壁、寻访东吴故都的过程中，因来过多次，对此古迹胜境早已漠然的常客的我，有些不把二赋堂、赤鼻矶的古今沧桑当回事的意思，当苗振亚老师买下三本《东坡赤壁》并送我一本时，让那个一直将自己当成普通游客、一直将东坡赤壁当成普通家乡的我实在无地自容。私下里，苗振亚老师还谈及，为何将我的处女作放在第二条，而他的本意是要放在头条的，其中缘故与文学无关，却是文学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又不得不妥协的，说是难题也是难题，唯有不将这些一时的位置看得很重，才能突显出文学的真正意义。
有一次，谈起某些作品，苗振亚老师不禁脱口说道，有人写小说写了一辈子，字里行间一点小说味儿也没有，还说他喜欢我的小说，是因为很有小说味儿。至于什么是小说味儿，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真正的小说一定是小说味儿十足。这番话在我听来格外贴心。
在谈到我读过、他也读过的一本名叫《众神之车》的书时，苗振亚老师说，世界的确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神秘之处，这也是生活永远具有魅力的根本所在，爱因斯坦说神秘最美，所以他说他是倾向于文学作品可以有点朦胧感、有点说不清楚的神秘感的。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特别入心的，生活本来就是解释不清的，能解释清楚的就不是真正的生活，因而文学应该是去表现生活，而不是解释生活。正是这一觉悟，使我找到了自己应该去探索的文学小路：我愿在使自己融合进绝对不应当被称为浪漫的“东方神秘”的过程中深情地表现它，并为重建楚文化的神话体系，而与各路南蛮一起竭尽绵薄之力。
三月十六日上午九时，红白两色的公共汽车拖着一股尘埃远去了，两位编辑老师的鄂东之行结束了，只需四十分钟，即可进入皖西地界。以后的两年，我们的书信往来甚多。其中也有谈到小说的闲笔问题，苗振亚老师曾经说过，读我的小说觉得闲笔很多，可一旦将这些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闲笔删了去，整部作品就变得毫无生气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我的长处，还是我的缺陷。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一句话让我很是振奋，就写信与苗振亚老师，告知有这样一种观点，小说的艺术其实就是闲笔的艺术。今年年初的那封来信中，苗振亚老师说自己：“老得快，感到心太累！”读毕为之黯然，他可是刚近五十的人，我那尊敬的为人作嫁衣的编辑老师啊……
这是关于我与文学相遇的第一个故事，说与每一个新结识的友人听时，他们总是不相信，笑话我在讲构思中的某篇小说。不过，这段经历中的所有的人仍健在，我衷心祝愿他们幸福长寿，这样在我第一千遍讲述这个故事时，也无须起誓请苍天做证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大别山中 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