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搭乘的是军航，飞机在拉萨贡嘎机场一落地，首先见到的不是心中曾以为的那些色彩斑斓的充满神秘宗教意味的藏族男女，而是被高原紫外线晒得像紫铜一样的军人。听不见在内地机场听惯了的那些美丽女孩子们美丽的招呼声，身边弥漫着的尽是威武中透着森严的吆喝，有一阵子自己总以为还没来到青藏高原，而是误入了某处军营。
来接我们的司机小何也是个军人，他在青藏高原上开了多年的车。我们见面时，对他那种微笑，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在高原上待了些时日后才知道，这陌生的东西是由于高原缺氧造成的。它叫迟钝。在缺氧的条件下，人对身边事物的反应，比在内地低海拔地区要慢上半拍。后来，在前往岗巴、亚东与纳木错的几千公里旅途上，每一个人都领教了缺氧条件下，思维故障的频繁：再熟悉不过的诗词会想不起来，唱过千万遍的歌曲总也想不起旋律。
那一天，我们登上海拔四千九百米的塔克逊哨所，面对那两位哨兵，我们说什么话，他们都只是简单地对我们嘿嘿憨笑，偶尔有几个字蹦出来，但是绝对没有一句话超过三个字的。时隔多日，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说你好、再见时，那让人觉得有些麻木的声音。塔克逊属岗巴县。去之前，西藏军区的徐明扬少校曾对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位跋涉去岗巴视察的将军，遇见一位正在放羊的战士，将军上前与他说话时，那位战士除了傻笑，对他说的唯一一个字就是家。将军当时就流下了满脸的泪花。在全国唯一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墨脱县，上级专门下了一道命令，凡在墨脱的官兵，每月可免费用军用电台给家里发一封电报。在这世界最高的高原上，人的思维网络出现什么故障是再正常不过的。到达岗巴的那天晚上，当地驻军首长给我们介绍情况时，一行人中竟没有几个能再提出些问题。睡到半夜，一个个头疼得像是被谁念了紧箍咒，纷纷摸黑爬起来，找水找舒乐安定，拼命地往下咽。
在青藏高原上，还有一种不畅通，那就是公路，小何驾着大客车满眼血丝，满手血泡，不知多少次拖着我们从悬崖峭壁上小心翼翼地驶过，车内的女作家们不知多少次蒙上眼睛不敢往窗外看。在雅鲁藏布江劈开的峡谷里，山水泥石的凶险太常见了，让人心惊的是那车辆有时像飞机一样在半空中飘浮的滋味。好在去岗巴的路上有大戈壁，那时候，汽车就成了一头牦牛，望着无边无际的地平线，车与人都有了一种悠闲。因此，才会有汽车翻过一座海拔五千多米的山口时，成都军区的女作家王曼玲一开腔，几个人竟一齐将平时那首高不可攀的《青藏高原》唱到青藏高原上空那蓝得如洗白得无瑕的云端的意外。当歌唱被宏大的高原再次震慑时，长久的沉默中，那从未有过的神圣、深沉与庄严，如同远处的雪山，一下子矗立得很高很高。
几天几夜中，我们将藏南的每一条公路都走到了国境线的哨卡上。七月五日零点三十分又回到日喀则。睡了几个小时起床后，军分区李沛上尉通知我们，他们的政委不能来看我们了，夜里附近村庄发生了泥石流，村庄被全部毁灭，死了八个人，政委已带部队上去抢救。从日喀则往拉萨走时，才发现这条路是从上海过来的三一八国道，来自上海的女作家陈丹燕很兴奋，一路上高山反应不轻的她难得地开心笑起来。开头是四千八百的里程碑一块块地被司机小何甩到车后，大约走了一百公里后，一条几公里长的汽车长龙蜷缩在雅鲁藏布江边。一问才知道前面有泥石流，最先到达的车辆已被堵了两天两夜。
好在我们到得晚，只等了两个小时，路就通了。车队中，那些排在前面的民用车辆自动地停在一旁不动，让某部运输团的四十多台训练车队先行通过。司机小何不无骄傲地说，这是他们团的，如果不是他们团队的一百二十多名官兵用手用锹帮着那唯一一台挖掘机干了一天一夜，这路起码还得堵上一天一夜。小何将一切都探听清楚了。我们的大客车夹在那些军绿色大卡车中，从被泥石流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国道艰难地驶过时，小何忽然朝我们要没有打开的矿泉水。他抱了几瓶，停下车将它递给站在泥泞中指挥的一名军人，回转头才告诉我们这是他们的副参谋长。小何后来连说几次，副参谋长曾是全军区最帅的军官。汽车那时一晃而过，我们只看见有种英姿不同凡响，这种感觉也能从那些还在耐心等候的司机们的眼神中看出。
这时，我们并不知道还有更大的灾难在前面等着。在那场灾难过后，我们许多次听人在无意中提起这个汽车团，他们提到这个团的番号时，目光中满是崇敬，甚至是敬畏之情。在西藏，没有哪个山口哨卡的官兵不知道这支部队，因为所有从内地运来的给养，都得由这个团运转到他们手中。
在一个叫尼木的地方，我们停下来找个路边小店吃东西时，那四十多台车轰隆隆地驶进旁边的兵站。我们要走时，小店女老板正忙得不亦乐乎，迟了一阵才给开发票。正是这几分钟拖延，使我们这些总想急着赶路的人，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又行了七八公里，二十来分钟。拐过一座山嘴，一种像雅鲁藏布江怒吼，又像沉雷滚滚的声音从车窗外一掠而过。接着前面的一辆吉普车急速地倒回来，有人还向我们招手示意。车停后，我们都下去站在路边，看着前边两三百米处，半座山坡将公路埋得无影无踪，无论是陪同的军人，还是我们这些作家，都久久沉默不语。
山上还在往下滚着乱石，小何将笨拙的大客车从狭窄的公路上掉过头来，载着我们毫不犹豫地直奔兵站。待到进了兵站大门，负责这次活动的《西南军事文学》副主编裘山山长出了一口气说，这时候她都忘了自己就是一名军人，心里只想着要是有解放军在身边该多好！一个女人对着身边的那些男人说这些话时，应是让这些男人觉得尴尬。但在青藏高原，我们一点也没有觉出不舒服，在生命登上如此高度以后，人会很自然地臣服于内心感受到的更加伟岸的东西。当副团长司传宗和副参谋长刘宏伟并肩走向我们时，还没有开口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就已领略到像青藏高原一样深厚辽阔的胸怀正拥向这一群落魄之人。
那天晚上，他们将仅有的一些菜肴全都搬出来给我们吃，还有酒。不知是谁提议让刘宏伟副参谋长唱歌，并且掌声响了好一阵，真的听见歌声响起时，不少人眼泪忍不住出来了。那是多么动人的歌唱，一米九零的个头，坐在那里也像一座山，而歌声则像山谷的风阵一样，无论怎样地抒情，也掩不去那刻骨的悲壮与苍凉，这样的真情足以征服每一个有着真情的灵魂！孙慧芬动情地说，他的脸即使烧伤了，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副参谋长那被烈火破坏的面孔在歌唱中越来越冷峻，一旁刚刚说笑不止的副团长顿时陷入深深的忧郁，从此一言不发，无论怎么劝说，也不再去碰那酒杯。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无以托寄的感情，仿佛还可以看到那在温馨家园之外孤苦漂泊的灵魂。
我们后来得知，他们团去东线林芝训练的车队中，有一台车载着四名战士，滑入路旁的溪谷，平常那么庞大的车辆，在江水中连气泡也没冒一个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什么也别想找到，能找到的只有洒满青藏高原每一条公路上官兵们的泪水。
深夜的歌声，久久地回旋在雅鲁藏布江那深深的峡谷中，这青藏高原的血脉里涌动着高原汽车兵命运的交响！
第二天下午，公路还没有修通的希望。军区派了两台车在泥石流的那一端等着我们，我们决定冒险爬过那座从高处塌下来的山坡。司传宗和刘宏伟两位中校派了三台吉普车和十几个战士将我们送到塌方处，我们将大客车、司机小何与行李箱留在兵站，每人只带上一点必需的东西。当我们走向那不知深浅的泥石流堆起的泥沼时，许多人都在身后观看。十几个男女不知哪儿来的胆量，一个个毫无惧色地往那魔鬼脸色一样的泥水扑过去，如同赴汤蹈火一般，就连头天晚上还在发烧、上吐下泻的陈丹燕也几次婉拒了身边护卫的战士背她的提议，一步步地走过雅鲁藏布江汹涌波涛之上，冈底斯山万丈峭壁之下，那泥石流设置的巨大陷阱。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自己的身后有一名年轻的战士，可更要紧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从此镂刻着一副不朽的军魂。
八十米宽的泥石流被我们蹚过，半身泥水的我们同迎接我们和护送我们的军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所有人的眼眶里都盈满泪水，直到七月九日，我们返回成都后的晚宴上，所有的人才将这泪水无忌地释放出来。当时，李鑫红着眼眶举着酒杯说了半句话：为了边防战士——话声一顿时，所有的人都不吝地洒出那这个年纪应该是比黄金还宝贵的泪水。
我们又忘情地唱起《青藏高原》。在我们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巨大的灵魂，它也在歌唱。它像一只飞碟，又如同一只硕大的车轮。这样的高原，这样的歌唱，容不得一点虚伪与矫情，只有真情与真诚才能行走在如此悲壮的大地上。我们像每临出战的巴西队那样手拉手，做了这次青藏高原之行的最后行走。我们永不忘记那一次次响彻心灵的歌唱，并在心底祈祷司传宗、刘宏伟和所有青藏高原上的官兵们有个幸福的归宿！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四日于汉口花桥 我有南海四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