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让人很难忘怀的一幕——
那还是一九六七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一位少年在长江大桥下的砂砾地上久久徘徊。
已经过了午饭时分，然而少年仍是饥肠辘辘。昨晚那位失业的残废军人从饭馆里讨来的残汤剩饭早已消耗殆尽，从早晨到现在，他还粒米未粘。怎么办呢？再到爸爸的老战友家里蹭一顿？可是爸爸在武汉的老战友就那么几位，家家他都几乎去了两三次，他实在不好意思去了。
他为自己这身破旧的打扮感到羞惭。每次到爸爸的老战友的家里，尽管叔叔阿姨都很热情，他却难以掩饰自己的心虚。出于自尊，他谎称自己在某厂上班，可是，那身不整洁的衣服，那不争气的肚子，还有写在脸上的那副穷酸相，都时不时地向叔叔阿姨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这又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
本来，他不仅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而且是一个享有相当地位和优越条件的家。也是在“文革”大潮的冲击下，他的家一落千丈，他的苦难也从此开始了。
他叫亦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高级将领的儿子。其父是老红军，担任过八路军的旅长，解放军的纵队司令、军长、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文革”开始后不久，就因为莫须有的所谓历史问题靠了边，其人多次被斗，其家多次被抄，整人者穷追不舍，问题不断升级，就差没投进大牢了。艰险之际，老将军很明智地分析了儿子的前景，当兵当不上，上学上不成，工作找不着。于是乎，他给儿子选择了自以为是光明的出路——让他学习陈永贵，回自己的老家洪湖，跟叔叔学种地。
种地就种地呗，这位自小由蜜泡大的孩子倒也能放下高干子弟的架子，跟着叔叔披星戴月早出晚归，耕田耙地都学了几手。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一场大水冲走了叔侄俩全年的辛劳，口粮顿时紧缺。
实在过不下去了，亦兵终于离开了父亲的故土，只身来到武汉。原想找份临时工作，也帮人打过铁，到码头扛过包，还捡过破烂，可总是没个固定职业，收入也十分有限，经常饱一顿饥一顿。厚着脸皮去爸爸老战友家去了几趟，确实不好意思了。
对叔叔阿姨，他说他是工人。叔叔阿姨哪里知道他成了叫花子啊？
对一同流浪的伙伴，他说他是叫花子。流浪的伙伴又哪里知道他本是将军之子啊？
在这个饥饿无望的中午，他想到了秦基伟。他曾隐隐约约听爸爸说过，爸爸和秦基伟曾经是一对亲密的搭档，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两个人共同指挥部队参加过百团大战。爸爸是个内向的人，不爱炫耀自己的历史，特别是建国后，秦伯伯指挥上甘岭战役打得举世瞩目，此后的职务地位在过去的同级干部中一直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父亲更不太轻易提起他和秦伯伯的关系了。父亲只是告诉过他，秦伯伯是个好人。
到昆明去，找秦伯伯去。流浪的亦兵终于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
可是怎么去呢，没钱买票，趴火车倒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这几天几夜吃什么？
对着滔滔的江水，亦兵黯然神伤。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应该去找到那个偶然认识同样流浪乞讨的前残废军人。他知道那个人比他办法多。
主意既定，亦兵便紧急行动起来。好在流浪汉们就那几个据点，晚饭前，亦兵终于找到了那位残废军人。
他当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世，只是告诉人家说他有一个远房叔叔给秦司令员当过警卫，去找秦司令员，也许能给他安排一份临时工作。
残废军人听了，沉吟半晌才说：“小伙子，晚上咱们出去遛一圈。”
是在黄鹤楼下的一段城墙上，亦兵看见自己的又一线希望熄灭了——城墙的“造反战报”上，一行大字赫然入目，“打倒贺龙的黑干将秦基伟！”下面是一段文字，详细地介绍了秦基伟被造反夺权驱逐的情况。
亦兵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心里好恨，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些老革命一个个都纷纷落马啊？这个社会上到底还有谁是好人啊？
真是走投无路了。走投无路的亦兵只好继续流浪。
一年以后，在父亲的老战友的帮助下，亦兵才结束流浪生活，好歹当上了兵。
中国有句老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引申一步，受过磨难的孩子更知道珍惜生活。从小就受惯了歧视，看惯了白眼的亦兵，穿上了军装，回到了父亲当年生活和工作过的军营，顿时感到千般温暖万种亲切，他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学习、工作和训练之中，枪打得准，炮也打得准，搞军体更是引力向上，足球踢得满场生辉。
由于他的档案是重新建立的，部队的领导只知道他是一个玩命向上的好战士，没有人知道他竟出身将军之家。可是上级首长知道，干部部门知道。无论他表现得怎样出色，也无论他受过多少表彰，立功受奖可以，可就是提不成干。
父亲的问题像一座沉重的山，压在这个青年战士稚嫩的肩上。他心中不平啊，自己这个兵当得地道啊，比他兵龄长的比他兵龄短的，表现接近他的表现不如他的都成了干部，他还是个义务兵。而义务兵的服役时间是有限的，可他又是多么留恋部队啊，他的父辈就是在这里纵马驰聘叱咤风云的，他多么想也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威震沙场的现代军人啊。现实最基本的一条路就是首先要成为一名干部，然后才能谈得上其它，这是他十分明确的。
爸爸的战友们在密切地关注着他，在遥远地关心着他，为了给他提供一个大展身手的基本条件，老头们也是费煞苦心，你托我，我托你，把他从这个部队调到那个部队，这个兵种调到那个兵种，让他到农场劳动又让他到体工队锻炼，立功受奖卡片挣了半挎包，报告打了一次又一次，主管部门驳了一次又一次，好容易给他下了一个排职干部的任命，不久又下来一道更正命令，提了的干部又不作数了。直到一九七七年，亦兵已入伍九年了，先后调动了四个军区，跨越了三个兵种，依然是一名士兵。
说来也是邪门，或许是自幼生长在军营的缘故，或许是军队终于使他有家可归的缘故，纵然提不了干部，亦兵也不愿意离开部队，这个兵他是决心要当定了。
转折发生在一九七八年。
这时候“四人帮”已经垮台两年了，国内的政治生活春暖花开，亦兵父母的境况也有了改善。这年他探了一次亲，父亲、母亲和他三人坐在一起，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孩子年龄已经不算小了，这个兵再当下去确实成问题了。
还是母亲发的话，母亲说：“小兵啊，你秦伯伯已经出来工作了，在北京军区主持工作，真不行，还是去找你秦伯伯。”
父亲看了看妻子，又看了看儿子，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
儿子的心里却豁然亮堂了。
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心里琢磨，秦伯伯官再大，也是爸爸的老战友。帮忙不帮忙先不说，能把心里话说给伯伯，也不枉当了十年兵啊。
一个电话打到秦基伟的办公室。
秦基伟先让秘书同亦兵进行了一次长谈。了解了情况后，秦基伟十分重视，对秘书说：“让他来一下，我要见见他。”
果然就来了。虽然身份极其悬殊，但小伙子一点也不怯乎，报告、敬礼、落座，一套完整的军人动作，一副标准的军人仪表。
秦基伟笑了：“小子，看起来像回事。但是你要明白，秦伯伯可不光是要看花拳绣腿。”
亦兵咔嚓起立：“伯伯请看，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完全说明我怎么优秀，但它至少可以说，我是努力当个好兵的。”
呈现在秦基伟面前的，是半挎包立功受奖勋章和卡片。
秦基伟的眼窝当时就有些潮湿。是啊，十年了，一个人在部队兢兢业业干了十年，这些奖励的背后，该包含多少心血啊，好孩子啊！
秦基伟真的感动了，但他克制了自己，平静地问：
“你来找我，想达到什么目的？”
“我来找秦伯伯帮忙，把我提成干部，留在军队。”亦兵仍然立正，毫不含糊地回答。
“哈嗨！”这回秦基伟真有点惊讶了——为着这个战士的坦率。“什么理由？”
“理由有三条。一、现在国际形势不太平，国内还有大片国土没有解放，军队还是要打仗的。打仗是需要人才的。二、十年军营生活实践表明，我就是一个人才，而且是一个具有合成指挥素质的指挥员。第三……”话到此处，亦兵略微停顿，声调降了下来。
“说下去!”秦基伟两眼直视亦兵，大手用力一挥。
“第三、我爱军队，我立志在军营、在战争生涯中建功立业，就像您和我的爸爸。”
终于说完了，亦兵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坐下吧。”秦基伟温和地说。
将军和士兵都坐下了。
室内静极了，只有窗外的微风掀动着梧桐树叶，沙沙作响。此时此刻，这一老一少两代军人的心中都不平静，多少思绪，多少感慨，都在默默地对视中交流、碰撞。
良久，秦基伟才轻轻地说道：“好吧，你的想法我知道了。我让机关的同志了解一下，如果你在部队的表现像今天我知道的这样，那么，我可以答复你：我会给你一枝枪的。”
将军出言，非同小可。两天之后，一项围绕亦兵前途命运的工作便不动声色地展开了，思想了解、技术考核、政策对照，这一切做得周密而又细致。
那时，虽然“四人帮”垮掉了，但“左”的思想并没有从人们的脑海里根除，有的同志提醒秦基伟，某某某是有问题的，最好不要让他沾上。秦基伟却不以为然，说：“老子有错，儿子无罪。对社会我们还讲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呢。再说，某某某的问题不是两类性质的问题，某某某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是立了很大功劳的。组织处理我不反对，但我们不能因此藐视他。更不能影响他的后代。”
在秦基伟的亲自过问下，亦兵终于提干留在部队。以后，亦兵的父亲——那位曾经统率一方的将军因患绝症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由于问题尚未得到甄别，级别不够，这位老同志住在一间七八个人合住的大房间，条件比较差。秦基伟得讯后亲自找医院联系，告诉他们，这位老同志在战争年代是有很大贡献的，希望医院对他尽量予以照顾。结果，病人住进了单人病房，医疗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不仅如此，秦基伟还把这位老战友患绝症后的一些想法和要求通报了当时的总政领导，使问题得到了恰当的解决。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当年漂零街头的亦兵如今已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大校军官。他以自己的行动报答了提携他成长的秦伯伯。那年提干，使他有了用武之地，在基层大显身手，虽起步晚而后劲足，从连队干部到机关干部，从指挥到技术，从中级指挥员到总部参谋，都干得有声有色，并致力于军事理论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军事学术论文，对于部队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同访问者谈起往事的时候，亦兵不胜感慨：“没有秦伯伯的关怀，哪有我亦兵的今天啊！” 秦基伟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