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要怀旧，有“旧”可怀是一种美好。连过去的灾难回想起来都是愉快的。

　　1976年——是我命运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年初发表了自鸣得意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春天这篇小说就成了大毒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工厂专为我组织了7000人的批斗大会，在被监督劳动时一造反派用砖头砍破了我的右脸，当时他的砖头如果再上移一韭菜叶，我就成独眼龙了……看来是所有倒霉的事都叫我赶上了。可到了12月份又突然被恢复车间主任的职务。

　　我是学热处理的，毕业后却一直干锻造，在重型机械厂一个大车间里。有职工1000多人，分锻造、热处理、粗加工三大工段，1万多平方米一跨的厂房共有四跨。我战战兢兢地一坐到主任的位子上，立即就明白厂部这么急急忙忙让我出来的意图了——说白了就是让我干活。前些年工厂以“革命”为主，生产断断续续，订单压了一大摞，有许多十万火急的任务排不下去，如：12.5万千瓦发电机的转子、大型柴油机的七拐曲轴、火车轴、巨型轮箍……真是百废待兴”啊！“兴”就得干，干就要有机器，我们是生产工作母机的，我们这一行不先干起来，整个工业就难“兴”。

　　我被闲置了几年，正渴望干活，渴望站到6000吨水压机的指挥台上——那是一个锻工最风光的时候。只要你手指动一动，立刻便轰轰隆隆，势如奔雷。炉门大开，火星迸射，天上地下一片通红，仿佛是创世纪的大爆炸即将发生，你将感到自己力大无比，无坚不摧，275吨天车的长臂就像是你自己的手臂一样轻松地伸进1200度高温的炉膛，钳出了烧得通红的几十吨乃至几百吨重的大钢锭，像挟着一座火红的小山，放到水压机的锤头下面，而后任你击打，锻压，揉搓，坚硬的钢变得像面团一样，随着你的心意不停地变换形状，直至成为一件合格的锻件。

　　这时候，你脸被烤得生疼，工作服被烤得冒烟，安全帽下面大汗蒸腾，真是痛快淋漓！

　　不喜欢钢铁，不热爱锻造的人，是不可能体会得到那份劳动的快乐。锻打也是一种创造，我怀着刚被起用的兴奋和紧张，倾全部精力投入工作。能自己干的就不指挥别人，能动手的就不动口，哪儿缺人就顶到哪儿去，我成了“全天候”的机动工，常常是日班连夜班，下了夜班上日班，一周一周的回不了家。惟一感到欣慰的是生产越来越正规，多少年积压下来的订货合同逐一兑现……

　　每到月底，全厂的生产计划如果还差个几十万元没完成，厂部就拍给我，对我来说多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过是小菜一碟。后来我被调到作家协会，看到机关的人天天为经费犯愁，为三五万元，乃至三五千元就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很后悔离开了工厂，倘是还当着锻压车间的主任，每月加一两个班就足够养活作协的。

　　随着生产的不断提高，我们车间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时长江以北就只有我们这一台6000吨水压机，大型锻件都要拿到我的车间里来干，国家领导人也轮番到车间里来视察，有外国要人到北京访问，只要是想看工厂也大都会到我们车间来感受一番大型锻造的场面。这使我原本已经够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可越怕出事就越容易出事。一次是西哈努克来，赶上那天刮大风，车间顶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块大玻璃斜楞着从天劈下，只差一米多没有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

　　另一次是李先念来，我正在锻造一个170吨的钢锭，干得正紧张的时候锻造天车的兜链断了，通红的大钢锭就晾在砧子上。幸好当班的工人都是技术高手，只用了几分钟就换上了新链子，正围着看热闹的头头们都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妥，想不到李先念倒很内行，当场问了一句让厂部头头下不来台的话：“你们的设备有定期检修制度吗？”

　　厂部领导满脸怒气地转身看着我，这是转嫁责任，我知道自己的车间主任大概是当到头了，就索性实话实说：“检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由于生产任务太重，大修计划一推再推。”

　　李先念摇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好的设备，管理要有制度，一味地硬拼要把设备都拼坏了呢！”李先念走后厂部没有马上追究我的责任，让我把急活赶完就安排大修。在大修的时候由于连续多日睡眠，我在空中干活时用力过猛，身子后仰时一脚踏空，从十几米高的炉门框上倒栽下来，登时就死过去了。

　　据说人在死亡的一刹那是非常美妙的，身体飞扬，灵魂喜悦，见到了活着时想见而见不到的人……我却没有体验到一点有关死亡的美妙，当时似乎只闪过一个意识：“坏了！”后面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生命说脆弱还真脆弱，碰上偶然事件眨眼工夫一条性命就丢掉了。说强大也很强大，两个小时以后我又恢复了知觉，是在疾驶的救护车上，赤身露体躺在担架上，旁边坐着厂部卫生所的医生。我动动腿脚晃晃脑袋，不疼不晕，知道自己没事，就希望救护车能掉头回厂，不然我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怎么见人？医生却坚持要把我送到当时全市最权威的总医院检查一下。

　　那个时候，城里人少见多怪，爱看热闹，救护车一停立即围上一大帮人，见我穿着裤衩自己从车里走下来，就七嘴八舌，指指戳戳，把我当成踢足球的了。我红着脸不敢抬头，真比刚才被摔死还难受，让厂医领着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最后只给了我四粒止疼片。厂医的家在市里，他要回家，就从口袋里掏出三毛钱让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厂子在北郊区，回去需要倒三次车，我赤身裸体怎么去挤车？只好躲进总医院的厕所，隔窗盯着大门口，等待车间来人给我带衣服来。我了解自己的工人，他们不会不管我的。

　　也许就因为那次我为厂子贡献出了两个小时的生命，人都死过一遭了，可以既往不咎，厂部没有为掉玻璃和断链子的事处分我，让我风风火火地一直干到1982年夏天，市里下令把我调到作家协会。

　　但，至今我仍然怀疑那次调动是否值得？也许工厂更适合我，我也更适合工厂。 国家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