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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工厂

国家的投影 蒋子龙 2536 2021-04-06 06:21

  人总要怀旧,有“旧”可怀是一种美好。连过去的灾难回想起来都是愉快的。

  1976年——是我命运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年初发表了自鸣得意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春天这篇小说就成了大毒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工厂专为我组织了7000人的批斗大会,在被监督劳动时一造反派用砖头砍破了我的右脸,当时他的砖头如果再上移一韭菜叶,我就成独眼龙了……看来是所有倒霉的事都叫我赶上了。可到了12月份又突然被恢复车间主任的职务。

  我是学热处理的,毕业后却一直干锻造,在重型机械厂一个大车间里。有职工1000多人,分锻造、热处理、粗加工三大工段,1万多平方米一跨的厂房共有四跨。我战战兢兢地一坐到主任的位子上,立即就明白厂部这么急急忙忙让我出来的意图了——说白了就是让我干活。前些年工厂以“革命”为主,生产断断续续,订单压了一大摞,有许多十万火急的任务排不下去,如:12.5万千瓦发电机的转子、大型柴油机的七拐曲轴、火车轴、巨型轮箍……真是百废待兴”啊!“兴”就得干,干就要有机器,我们是生产工作母机的,我们这一行不先干起来,整个工业就难“兴”。

  我被闲置了几年,正渴望干活,渴望站到6000吨水压机的指挥台上——那是一个锻工最风光的时候。只要你手指动一动,立刻便轰轰隆隆,势如奔雷。炉门大开,火星迸射,天上地下一片通红,仿佛是创世纪的大爆炸即将发生,你将感到自己力大无比,无坚不摧,275吨天车的长臂就像是你自己的手臂一样轻松地伸进1200度高温的炉膛,钳出了烧得通红的几十吨乃至几百吨重的大钢锭,像挟着一座火红的小山,放到水压机的锤头下面,而后任你击打,锻压,揉搓,坚硬的钢变得像面团一样,随着你的心意不停地变换形状,直至成为一件合格的锻件。

  这时候,你脸被烤得生疼,工作服被烤得冒烟,安全帽下面大汗蒸腾,真是痛快淋漓!

  不喜欢钢铁,不热爱锻造的人,是不可能体会得到那份劳动的快乐。锻打也是一种创造,我怀着刚被起用的兴奋和紧张,倾全部精力投入工作。能自己干的就不指挥别人,能动手的就不动口,哪儿缺人就顶到哪儿去,我成了“全天候”的机动工,常常是日班连夜班,下了夜班上日班,一周一周的回不了家。惟一感到欣慰的是生产越来越正规,多少年积压下来的订货合同逐一兑现……

  每到月底,全厂的生产计划如果还差个几十万元没完成,厂部就拍给我,对我来说多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过是小菜一碟。后来我被调到作家协会,看到机关的人天天为经费犯愁,为三五万元,乃至三五千元就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很后悔离开了工厂,倘是还当着锻压车间的主任,每月加一两个班就足够养活作协的。

  随着生产的不断提高,我们车间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时长江以北就只有我们这一台6000吨水压机,大型锻件都要拿到我的车间里来干,国家领导人也轮番到车间里来视察,有外国要人到北京访问,只要是想看工厂也大都会到我们车间来感受一番大型锻造的场面。这使我原本已经够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可越怕出事就越容易出事。一次是西哈努克来,赶上那天刮大风,车间顶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块大玻璃斜楞着从天劈下,只差一米多没有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

  另一次是李先念来,我正在锻造一个170吨的钢锭,干得正紧张的时候锻造天车的兜链断了,通红的大钢锭就晾在砧子上。幸好当班的工人都是技术高手,只用了几分钟就换上了新链子,正围着看热闹的头头们都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妥,想不到李先念倒很内行,当场问了一句让厂部头头下不来台的话:“你们的设备有定期检修制度吗?”

  厂部领导满脸怒气地转身看着我,这是转嫁责任,我知道自己的车间主任大概是当到头了,就索性实话实说:“检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由于生产任务太重,大修计划一推再推。”

  李先念摇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好的设备,管理要有制度,一味地硬拼要把设备都拼坏了呢!”李先念走后厂部没有马上追究我的责任,让我把急活赶完就安排大修。在大修的时候由于连续多日睡眠,我在空中干活时用力过猛,身子后仰时一脚踏空,从十几米高的炉门框上倒栽下来,登时就死过去了。

  据说人在死亡的一刹那是非常美妙的,身体飞扬,灵魂喜悦,见到了活着时想见而见不到的人……我却没有体验到一点有关死亡的美妙,当时似乎只闪过一个意识:“坏了!”后面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生命说脆弱还真脆弱,碰上偶然事件眨眼工夫一条性命就丢掉了。说强大也很强大,两个小时以后我又恢复了知觉,是在疾驶的救护车上,赤身露体躺在担架上,旁边坐着厂部卫生所的医生。我动动腿脚晃晃脑袋,不疼不晕,知道自己没事,就希望救护车能掉头回厂,不然我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怎么见人?医生却坚持要把我送到当时全市最权威的总医院检查一下。

  那个时候,城里人少见多怪,爱看热闹,救护车一停立即围上一大帮人,见我穿着裤衩自己从车里走下来,就七嘴八舌,指指戳戳,把我当成踢足球的了。我红着脸不敢抬头,真比刚才被摔死还难受,让厂医领着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最后只给了我四粒止疼片。厂医的家在市里,他要回家,就从口袋里掏出三毛钱让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厂子在北郊区,回去需要倒三次车,我赤身裸体怎么去挤车?只好躲进总医院的厕所,隔窗盯着大门口,等待车间来人给我带衣服来。我了解自己的工人,他们不会不管我的。

  也许就因为那次我为厂子贡献出了两个小时的生命,人都死过一遭了,可以既往不咎,厂部没有为掉玻璃和断链子的事处分我,让我风风火火地一直干到1982年夏天,市里下令把我调到作家协会。

  但,至今我仍然怀疑那次调动是否值得?也许工厂更适合我,我也更适合工厂。 国家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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