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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的灾难和灾难的镜子

国家的投影 蒋子龙 5257 2021-04-06 06:21

  这题目是从一位老作家在1979年写的一篇评论我小说创作的文章中抄来的,当时社会上十分流行这个观点:文学是镜子,政治是鞭子。

  谈起1979年,仿佛已经非常遥远了,恍若隔世。所以,历史多是下一代写,下一代可以重写历史。而当代人说昨天,是翻晒自己的伤口,丝丝绺绺还带着血筋儿,动哪儿都疼。不疼就是假的,疼才是真实的,是好事,在人类的全部感觉中惟疼痛最深刻。

  要谈我的1979年,又不能不从1975年说起。1975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首先证实了民间盛传毛主席说邓小平是“钢铁公司”、“人才难得”的话,因邓小平历史性地又开始全面负责中央工作,并很快就主持召开了全国钢铁座谈会。这个会跟我们行业关系重大,我在工厂的大礼堂听了详细传达。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国家的生产形势不妙,以前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把“革命”放在前面,现在则是强调“全面整顿”,首先就是整顿工业,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散懒”,显然是要把抓经济生产排到最前面了。

  到秋天,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其实就是落实全国钢铁座谈会对机械行业的要求。我们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我所在的车间里有六千吨和两千五百吨水压机,大会上将公布一批被一误再误的国家重点大锻件产品的清单,要由我的车间承担一部分。所以,我跟着工厂的领导一同参加了这个会。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不能不相信活着就是变化。时间是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思议的历史力量,在需要的当口会突然进发,生气勃勃,摧枯拉朽,让世间万物都要通过变化而存在。

  由此,也把我牵进了文学的漩涡。

  怪吧?后来经常有人问我,创作为什么会选择工业题材?哪是我选择工业题材,而是工业题材选择了我,人的一生中总会碰上那么几次鬼使神差、歪打正着的事情。“人”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构成,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当别人的命运介入了你的生活,并决定着你的命运时,是很无奈的。当时我在会上脑子里想的全是自己将要承担的生产任务,有天下午工作人员把我从会场上叫出来,《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来找我,说毛主席批示《人民文学》要复刊,约我写篇小说。

  我听了有点发蒙,《人民文学》是“中国第一刊”,我从没有敢把它跟自己联系起来。当时没有问许以何以会来找我,又是怎么找到我的?可能是不敢问,编辑约稿一般都是撒大网,有鱼没鱼的先捞一网看看,光是在天津就不知约了多少人,我又何必问得太多泄了自己的劲?蒙着点气,可鼓着点劲,但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只谨慎地答应试试看。宾馆的条件太好了,两人一个房间,有写字台,有台灯,那时候开会要不断地写材料,发言必先写好稿子,我就以写材料和写发言稿为名,没黑没白地干起来了,夜里干个通宿都没人管,白天到礼堂里找个清静的角落还可以继续写,困了在哪儿都能打个盹儿。

  就这样鼓捣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在1976年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这下可给我惹了大麻烦,先是体验了“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当时国内的刊物不是很多,凡能见到的都参加进来对《一天》口诛笔伐,甚至连离我那么远的广西,一家社会学类的刊物和一个大学的校刊,都发表了批判《一天》的长文。新华社1976年6月25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转载了辽宁分社的电稿:“辽宁文艺界就批判《一天》的事请示省委,省委一领导说中央有布置,你们不要抢在中央的前边,蒋子龙是反革命分子,《一天》作为大毒草批判,编辑部敌我不分……”

  文学得了政治传染病,政治患上了虐待狂。现实的政治又不能容忍文学的政治,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巨大社会资源和占绝对优势的话语权,以一种偏执的政治激情取替了全社会全民的其他情感。就像叔本华说的,每个人内心里藏着的那头野兽,终于等到机会可以跑出来咆哮发怒,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仿佛社会就只能在憎恨、愤怒和恐惧的对立势力中保持活力和维持存在。最令我想不到的还有人打上门来,他们穿着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拿着内蒙建设兵团的介绍信,自称是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声言“天津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要彻底查清蒋子龙的背景以及跟邓小平的关系,不把他彻底揪出来我们不走!”

  那个时候天津主管文艺的部门叫“创评室”。如临大敌,年轻人赶紧找出当年的红袖章,也戴在胳膊上,以示对等。奇怪的是那三个反潮流的勇士只在市里闹腾,明知我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却不到厂里来揪我。有人猜测,他们听说工厂在保我,1万多人的大厂没有把握就闯进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我在《文艺战线动态》第31期上见到了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写的“交代材料”,相信这才是“真本”:1976年3月18日,于会泳在西苑旅社召开创作会,“于说,蒋子龙的错误主要责任在邓小平,作品受邓的流毒影响,小说中有些话都是邓的。胡说什么在天津开工业学大庆会,刮风就是这个会……小说配合了右倾翻案风,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来写,影射美化邓小平,把主人公霍大道写成平头,个儿不高,老战友姓刘,老婆叫庄林,还有小万的名字也是影射。霍大道就是豁出去不怕被打倒……”

  我真佩服那个年代的政治想像力,而且让你有口难辩,越描越黑。我为什么让一号人物姓霍记不清了,八成是姓这个姓的人少一些,显得新鲜。大道是我当兵时副大队长的名字,他自小给地主放牛,有小名无大号,丢了牛为避祸就拦住部队当了兵。当了兵就得有个名字,接收他的营长当场说:你在大道上参军,就叫王大道吧。如果非要找一个霍大道的模特出来,应该是我们厂的第一任厂长冯文斌,偏巧他也是“平头,个儿不高”,我给他当过秘书,冯头讲话极富鼓动性,每逢他作报告,大礼堂里比看电影人还多。我有个非常尊敬的老大姐叫庄欣,就改个字搬来做了他的妻子。至于为什么要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非常好理解,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用“小将”、“年轻的造反派”做主角,我只是想出点新。还有什么老刘就是影射刘少奇,小万就是万里等等,简直匪夷所思,现在说起来像闹着玩儿,那个时候却可以借此就能毁掉一个人。

  1979年10月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那是一个文学的庆典,象征着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真正地更新和换代。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致祝词,强调不应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更不能对创作横加干涉……我在台下反复端详着他的容貌,也反复掂量着他的话,心里说,若不是受阁下牵累,今天说不定还坐不到这儿。“鞭子”的争论似已有了结论,所谓创作自由,其实就是想像和虚构的自由,允许我让自己的人物留个小平头。有空间才有想像,现实提供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真正的自由是在想像的空间里,自由的心态才是美梦般的圆满。自由就是灵魂的呼吸,当灵魂无法呼吸时,环境一定出了问题。

  回过头再说1976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代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创作《一天》的检查,在发表这个检查的同时再配发一篇我的小说,以示编辑部还想保我。这体现了文人的幼稚和无奈,新华社的《运动清样》里说他们“敌我不分”,他们自身尚且难保,还能保了我?我也一样,当时妻子刚生下小女儿,市里派来让我在检查上签字的两个人,一个堵在医院门口等我,一个到产房恐吓我妻子。她原本奶水充足,精神一紧张奶水竟突然消失,以后再怎么想办法也催不下来了,真苦了我的女儿。尽管如此,我仍然给她取名叫“一巍”:《机电局长的一天》岿然不动。其实我怎么可能岿然不动?紧接着便是7000多人的现场批斗大会,还登上了梅兰芳、马连良多次演出过的中国大戏院的舞台,有些我所崇拜的名家居然寻根找据地批判我的作品,不知是灾难还是荣幸?我渐渐知道了什么是文坛,什么叫作家。

  有一次,我从车间的24米热处理炉上摔下来,暖风擦过我的脸,火光在身边一闪而过,跟着就失去了知觉。如果就那样死了,也很惬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天》没问题了,当初配合检查发的那篇小说又成了大毒草。我好像是在一个错误的怪圈里写作,开始和结束是同一个点,只要动笔就是错的。但,生活的不稳定感和危机性刺激了我的精神,加深了对生活的理解:“没有学问的经验,胜过没有经验的学问”。心会随境而变,却务必要由心做主。

  1979年夏,《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一天》事件派人到天津向我道歉并约稿,意思是一样的,如果我不记恨编辑部,就再给写稿,稿子一发,《一天》的事情就算了结啦。于是,《乔厂长上任记》又出笼了。这下更不得了,《一天》事件的压力是来自上面,全国批天津。这回是“窝里反”,天津的机关报连续发表了14块版的批判文章,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谣言铺天盖地的压过来。一位曾被打成过右派的老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声讨我的长文之后,又带着介绍信亲自到工厂查我的老底,看我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造反派或打砸抢分子,倘若能抓住点什么把柄,那就省事多了,可动用组织手段解决我。工厂的领导对他的人名并不熟悉,只是公事公办地接待了他,说我除去出身不好还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文革前是厂长秘书,后来又调到四清工作队,因此文革一开始就被造反派打成保皇派,下到生产第一线监督劳动……有人说经历就是财富,是经历让人有差别,让作家有差别。我经历了那样一番从领导层到文学圈子,从组织手段到文学手段,特别是同行们知道往哪儿下手可以致我于死地,有文学上的公开批判,有政治上的上纲上线,有组织上的内查外调,“他们相信只要摔出足够多的污泥,总会有几块沾上!”如果我身上真有胆儿,那就真完了。这就叫“经受战火的洗礼”,经过这样一番揉搓,就是块面团也熟了,心里稍微有点刚性也就成铁了。文学再不是东西也得跟它摽上了,即便我不摽它,它也得摽上我。

  写作不是好职业,却是一种生命线,是精神的动力。既成了写作的人,不写作生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力。不是有人说,一个作家的价值可以用其挨批的程度以及树敌的数目来衡量吗?创作是一种欲望,要满足创作欲自然得付出代价。偏偏文学这种东西又只会热,不会冷,在生活中老想扮演一个讨厌的求婚者,自以为已经肝脑涂地,却常被怀疑不忠;本来想藉写作实现自己,写作反而使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个人的灵魂走进小说的人物中去,笔下的人物渗透进自己的灵魂中来,个人生活和小说混为一团,分不开哪是自己写的小说,哪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你分得开别人也不想分开,硬要把你的小说套在你这个人的身上。

  到底是享受文学?还是在文学中享受自己?生活的本质,就是不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经历了这种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考验,包括自我冲突,仍有责任感,连我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奇迹。老挨打老也被打不死,就证明有着特殊的生命潜力。

  那么,我所在的城市对我闹腾到这般地步,为什么还能让我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呢?本来不可能,就在开会前一周胡耀邦专为《乔厂长上任记》做了批示,市委宣传部的人向我传达并给了我一份批示的电话记录稿。后来在公开发表的《王任重同志在全国文艺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有大致相同的意思:“蒋子龙同志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和《后记》我认为写得好,天津市委的一位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乔厂长上任记》有什么缺点错误,我回了他的信。我说,小说里有那么几段话说得不大恰当,修改一下也不难。整个小说是好的,怎么说也是香花,不能说是毒草;说有缺点,那也是有缺点的香花。”

  热闹吧?就为一篇小说竟惊动了这么多人。其实这并不是单纯的小说事件,它触发了时代的潜在的历史情结,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小说不过是碰巧将历史性潮流和历史性人物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并非是作者对生活和艺术有什么了不得的发现。

  其实,经常在严重的打击下,反而会带来清醒认识和深刻反省,何况磨砺也总是最具积极意义。走过那样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文学经历,回过头去看如同一次远游,一个远游的人归来,总会有故事可说,于是就又写下来了。仍然还有是非,还有风波。但,写的好坏越来越无所谓,它成了保持做人的尊严的手段。

  人是什么?无非是一种格。有格,就有内在的定力。神定则气闲,文章得失便无足轻重,进而有可行之道,退而有内守之固。 国家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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