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钟，在梨城市委会议室，来明远召集了梨城市委常委会。

　　虽然参加会的不足三十人，却体现了梨城市权力的最高峰——全市的重大政治决策都是通过这个会形成决议并出台。所以，它才真正代表着梨城的高度。一个个常委们的脸，深沉凝肃，由于政治上的过分成熟略显木讷。在外人眼里，似乎很难分辨出他们谁是谁，一张张不同的脸变成了相同的政治符号。但是，常委们自己对其他每一个常委的个性、态度以及将会怎样发言都非常清楚，决不会混淆的。相比之下，卢定安的脸倒显得轮廓明晰，棱角突出，朴实而生硬。

　　常委会是书记的舞台，来明远是这个政治高峰上的制高点。今天他收敛了那著名的微笑，因为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是令人笑不出来的。相反，在他一副修养精深的优游气度中还略显出一丝焦急、气愤和一种不易觉察的“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的高傲和自信。他语调平板而从容地开场了：“这是一次紧急召开的常委会，事情的确非常紧急了，在我的记忆里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梨城还从来没有像近几个月这么紧张，已经闹出了不算小的乱子，这正是近期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也许还会闹出更大的乱子，到那个时候就不可收拾了。下面就请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常以新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吧。”

　　常委们的猜测得到证实，这实际上是一场书记和市长，或者说是市委和政府的“摊牌会”。这让常委们就得掂量了，哪一方有理固然重要，更要考虑哪一方强大或更有政治前途，从而斟酌自己的发言和表态——这并不困难，不必担心他们谁错谁对，谁有理或谁没有理，肯定是双方都有理，而且听起来谁的理似乎都不错。

　　常以新则无须掂量，他早就做好了准备，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卢定安不可能毫发不伤了。这时候的他，跟早晨在卢定安的办公室里被逼着表态时的他可不一样了，眼睛闪光，口风犀利，因气愤或忧虑声音有些嘶哑：“有些同志昨晚通宵没睡，来书记一直跟我保持着电话联系，我知道定安同志也是一夜没有合眼。快十二点的时候，中央警卫局来电话，叫我们派车到北京接个闹事的人，可真是把我吓了一大跳！这个外号叫小洋马的女人，居然到金水桥上借着祭奠她服毒自杀的丈夫告御状，又搞了一场小天安门事件。天安门那个地方是世界的窗口，说不定已经被外国记者录了像，成为今天的全球新闻，我们梨城也算出了大名啦！直到凌晨五点钟，总算顺利地接回了小洋马，刚想眯瞪一会儿，河口区的泰和染整厂，有近千名职工到市政府前静坐，其实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废除卖厂合同，更换厂长，允许他们恢复生产，在不毁掉厂子的前提下把工厂迁到郊区去。直到上午十点钟，由河口区区长杜华正同志出面答应了他们的条件，静坐的人才散去……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常以新先客观冷静然而又是热热闹闹地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喝了口茶，仿佛茶里有某种刺激物，口气一转变得强硬而激烈了：“事件的表面过程看起来是如此，但它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影响、给梨城乃至给我们党带来的政治损害是非常严重的。我相信这还仅仅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一个卖冰棍的弱女子，敢深更半夜跑到北京闹了一场天安门事件，是因为平房改造逼死了她的丈夫嘛！城厢区发明了只售不租、货币还迁的新政策，报纸、电视上已经大肆宣传过了，她丈夫是个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工人，就因为企业不景气，拿不出购房款，政府又不给他调换，还要限期强行拆房，这不是逼得人无路可走了吗？还有一个因素，他没有钱贿赂拆迁办公室的干部，所以就处处刁难他，在限令拆房的最后一天夜里吞服了过量的老鼠药自杀了。这是什么做法？这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吗？这能说是什么‘民心工程’、‘党心工程’吗？同志们，什么叫民心？信任和理解变为对党的支持才是真正的民心。什么叫党心？爱民不扰民才是党心。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反问一句，我们要做的事情老百姓信任吗？理解吗？如果群众既不信任又不理解，岂不是违背了民意！我们这样做到底是爱民，还是扰民？你如果是爱民，老百姓还会到北京闹事吗？”常以新又有意停了下来，给大家留出思考的时间。会议室里非常安静，常委们本来就被这几天的事情闹得蒙头转向，在下面听到了许多闲话，大多都同意常以新的话。真正感到意外的是卢定安，他没有想到讨论政法的常委会一上来就朝着危陋平房改造工程开炮了，也无法估计这个会的结果……他真的听得脑袋有点涨了。

　　常以新有恃无恐，这是他的职责所在，谁也不敢说他不该管或管得不对，他干好了明年兴许就能升一个格，顺理成章地接替来明远，干僵了也还是副书记，自己丢不了什么。他看看大家，抖擞精神继续说下去：“还有那个泰和染整厂，一个好好的集体企业，养着近千名职工，产品的牌子也很响亮，每年可以向国家上缴几百万元的利税，现在这样的企业已经不多了，非要借着平房改造的机会把它整垮，限令拆迁，贱价拍卖土地，砸了职工的饭碗，他们能不上街吗？你不让他活，他能让你活得好吗？必然会铤而走险。我这里还有一份城厢区五十家商店的联名告状信，”他抖抖手里的几张纸，又喝了口水，“有国营商店，有集体的，也有私人的，甚至包括粮店——同志们，是粮店！在拆房运动中把他们的铺面都给拆了，他们不能做买卖了，政府也就无税可收了。现在不要说我们梨城，全国上下都在大抓经济，把经济搞上去是重中之重，我们却在毁坏经济，破坏经济的发展。这才刚刚拆了几万平方米的老房子，就惹出这么多事端，如果拆到七百多万平方米，群众会不会把我们梨城给拆了？至少市委、市政府大楼是不保险了。”常以新讲得很动感情，逻辑严密，极具说服力，常委们被感染了，有人不安地看着卢定安……卢定安脸孔紫涨。来明远和常委们显然在等着他开口，认为以他的脾气听了常以新这番话肯定会按捺不住的，可他就是不出声，双手捂着自己的大罐头瓶子，手背上青筋虬现。

　　来明远平静而温和地试着点将：“定安同志，你讲点吗？”

　　卢定安硬邦邦地顶回来：“让大家先说吧。”

　　“也好。”书记的眼光随即转向了常委们，“本来，在动迁过程中有些区的工作有疏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刚才以新同志提出的问题恐怕远远不是疏漏的问题了。我为这个问题专门找克任同志作过长谈……”有些常委不动声色地把目光瞄向金克任，令他感到如针芒刺来，原本饱满而生动的脸变得不是颜色了。来明远这么信口一带可是太厉害了，给常委们的感觉好像金克任这个分管危改的常务副市长出卖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卢定安，转而支持了市委书记的意见。市长本人肯定也会对他生出怀疑、心存芥蒂，此时他又百口难辩……

　　来明远继续说下去：“杜锟同志曾提醒过定安同志，杜老也批评我对此事干预不力，现在看老同志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平房改造工程目前至少存在着四大弊端：第一，破坏社会稳定，超出了眼下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第二，阻碍经济发展，社会不稳定必然影响经济发展，大拆迁毁坏商业，加重企业负担。第三，滋生腐败，会毁了一些干部。第四，也是最严重的一条，丑化党群关系，激化干群矛盾。既然我一个人说服不了定安同志，就请常委们讨论一下，形成个决议。”

　　常委们开始一个个地发言，也就是表态。在这样的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人非常关键，他一定调子，后边的人大多都会跟着顺杆儿爬。有常以新的气势和无懈可击的理论镇着，又有来明远定下了“四大弊端”的调子，常委们很容易就顺着这根杆儿爬了，只不过有的口气激烈一些，有的和缓一些，再滑一点的是向着书记说话，又不过分地刺激卢定安，太得罪市长也犯不上。常委会的构成本来就是市委的干部占大多数，又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讨论这样一个议题，卢定安这回可惨了……会议室里烟气腾腾，与危改没有直接干系的常委们基本都发过言了，脸上现出轻松后的倦怠。还没有发言的人就剩下卢定安和金克任了，看样子卢定安是注定要到最后再开口了，或者为自己辩解，或者低头认错。那么下一个该轮上金克任了，他的身份跟其他常委不一样，如果像别人那样发言，就会彻底得罪卢定安，倒戈投靠市委书记，以后还怎么当副市长？他如果跟前面的发言大唱反调，又会开罪来明远和常以新，将来也够他喝一壶的……

　　金克任知道常委们都想听他怎么发言，便有意慎乎到最后再说，他不能公开反驳来明远，也不想简单赤裸地为卢定安摇旗呐喊，就选择了一个角度：掉书袋。简业修关于平房改造的调查报告给他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知识和资料，博闻强记正是他的特长，又可镇唬一下那些学历不高的常委们。他不紧不慢地开口了：“市政府分工是由我负责抓危陋平房改造，如果说刘玉厚的死，他妻子跑到天安门去祭灵，以及染整厂职工的静坐等事件，都是因危改引起，理应由我承担责任，我向常委会检讨，愿意接受批评或处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还想说一层意思，危陋平房的存在就是梨城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就像一枚炸弹，你碰不碰它，它永远都是炸弹，只是不知道会什么时候爆炸。你一碰它有可能会提前爆炸，也有可能拆除它，不让它爆炸。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城市的历史……我国曾是世界上城市最发达的国家，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包括唐代的长安、宋代的汴梁和临安、清代的北京，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国的城市不完全是西方概念上的城市，它们不是松散的行政联合体，而是统治着较大地区的政治中心。中国又是个有城墙的国家，城市的平面图形基本是正方或长方，以‘天圆地方’的观念进行规划布局。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大特点是频繁地改朝换代，使整个社会都随着朝代的改换而缓慢前进，因之不同朝代的城市便具有不同的特色。在被现代人称为‘都市化病’发生以前，城市的生态群落以及人的心态，构成了和谐的都市生物圈，人口适量，交通便利，住宅宽敞，并保有与乡村联为一体的自然风景，那是大城市的黄金时代。随着大城市的‘都市化’，和谐的生物圈逐渐瓦解，都市生活的消极面日渐凸显：住宅难、交通难、用水不足、贫困、犯罪、疾病、灾害，穷人向城市集中，富人向郊外逃避。美国最先成了一个郊区化的国家，而且证明，郊区化的过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城市增长的一种功能。一个城市的个性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更是那个城市里的人的文化气质和心理特征最为鲜明直接的表现。有着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城市总是会给人以深刻印象，如北京的大气，上海的奢华，南京的伤感，深圳的欲望，精致的苏州，火爆的重庆，平民化的武汉，男性化的大连……等等。我们梨城的特点是什么呢？人们一谈起来还是梨城的小洋楼。解放快半个世纪了，我们盖了许多房子，却没有一片住宅能与外国人盖的‘小洋楼’媲美，能形成‘小洋楼’那样的人文景观。梨城最早起源于内河运输，粮盐的转运促进了市镇经济活动。解放后，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二年，一次拨地八千亩，建设了铁山、中门、丁家楼等七大工人新村，为硬山木檩平房，苇箔草泥青灰盖顶，十三平方米开间、行列式。仅一九五二年一年就建成工人住宅五万五千余间，合九十多万平方米。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七年，提高民居建筑标准，改平房为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打破单调的行列式而采用周边式或周边与行列结合的布局，共建成住宅楼一百八十五万平方米。这时候的梨城，蓬蓬勃勃，年均工业产值递增率为百分之二十四点六，超过京沪，其他经济效益指标也居国内前列。可惜好景不长，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八年，在三年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十年动乱和大地震的冲击下，梨城变成了一个严重病态的城市。不顾梨城百余年来形成的优势和特点，打乱已有的城市规划，片面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城市建设决策，把四百个工业项目安排在市区，使市区人口急剧膨胀，工业与居民混杂，城市规模失去控制，在拥挤的市区内还见缝插针地大量挤占商业民居用房办工业，旧城闹市区的商业网点成了职工宿舍。新建住宅也大幅度降低建筑档次，成了不堪入目的简易楼，楼内居室改单元为筒子房，厨房为公用的‘加热间’。低矮潮湿的临建棚触目皆是，上面烟尘弥漫，下面水质污染，大雨后马路成河，数十万马路居民被淹，交通堵塞，抢案迭出……建筑是全人类的语言，当你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首先跟你对话的就是建筑，以这个城市最特殊的又是能让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语言向你讲述这个城市的风格、历史、文化和风俗，以极强的穿透力进入你的心灵。你对一个城市的印象如何往往就取决于它的建筑……”

　　常委们似乎都听得懵懵懂懂满头雾水，但来明远却蛮有兴趣甚至是怀着几分好奇地极专心地听着，因为他本人也喜欢读杂书，得空便纵论天下大事。惟有常以新的忍耐力快接近极限了，早已显出了不耐烦，不停地看表、喝水，好像随时都会打断金克任离题万里的发言。金克任非常不喜欢在自己讲话的时候被打断，就决定自己收场，他故意看看手表：“哎呀对不起，我占的时间太长了，但我不认为我讲的这些跟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没有关系。好了，就此打住。”

　　他把一场紧张激烈的常委会变成了学术讨论会，冲淡了尖锐对立的气氛，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他公布了一些新鲜的资料和数字，害得自认有学者气的来明远听得津津有味，身为会议的主持竟一时也回不过神来，接不上茬儿，或许他是在评估金克任的智慧而走了神儿。沉了一会儿他才重新振作起精神：“克任同志真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好了，大家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多数同志的看法是相近的，我看可以形成个决议了……”

　　卢定安拦住了他的话：“明远同志，常委讨论是有必要的，任何意见都是有价值的，可以避免今后出现更大的失误。但是我建议不要急于形成决议，因为工程已经铺开，拆了的房子必须要盖起来，搬走的住户要还迁，贷了款要还贷，签了协议的要履行，已经停不下来了，更不能因为个别的工作失误就彻底否定危改工程！”

　　来明远笑了，他能在最不容易笑出来的时候笑得自然、和善、优雅，像阳光一样照亮了整个屋子，却又让人毛咕：“哎呀，定安同志，常委们讨论了这么半天，可谓苦口婆心，你怎么还是这样固执？我们知道你是好心，由于自己在低矮的旧平房里呆过，怀有一种平房情结，这些都可以理解。但你怎么不竖着多想一想，横着多比一比，人家上海、北京、广州的棚户区也不少，而人家又是什么财力，上海光是公基金就有一百八十亿，住房基金二百亿，更不要说强大的财政支持，可人家每年就拆那么二三十万平方米，北京也是这个数。人家的口号是建设现代国际大都市，这才是大思路、大举措，谁有粉不往脸上擦！香港富不富？鸽子窝式的房子也很多，普通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也并不比我们梨城高。贫富差距是历史造成的，今后还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它是自然形成，也需要一个自然循环的过程，欲速则不达，何况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家底呢？每年用于市政建设的费用不过几个亿，你拆迁七百四十万平方米要耗资四百亿，到哪儿弄去？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卢定安接过来说：“过去有许多该干的事情没干，就因为是关在屋子里算账，怎么算怎么没有钱，账永远都算不下来，以至于错过时机，造成历史遗憾甚至留下骂名。大路子想好了就应该先干起来，在行动中算账，一切都会有办法解决。”

　　“你这是什么理论？把三思而后行变成三行而后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嘛！”卢定安打出这个旗帜，把来明远噎了一下，“你光算了我们出的账，还有入的账呢？盖了新楼卖出去，不是要回收一部分款吗？城厢区发明只卖不租、货币还迁，是伟大的创造，意义深远，你们不信等着瞧，有一天全国都得这么干，这是他们对改革的重要贡献。上海是靠大投入，势是人造出来的，政府投资架桥修路，搞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带动市政建设，带动经济。北京是靠高需求、高消费，带动城建，带动经济，因为北京有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外商云集，国内大公司也都在北京设办事处，高投入带动高产出。我们的确不能跟他们比，不像上海政府那么有钱，能搞大投入。也不像北京的外向需求那么大，能带动城市发展，我们的地价只是北京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可以调动巨大的民间潜力，国家没有钱，政府没有钱，但是老百姓口袋里有钱，全国的民间存款几千个亿，不是被金融界认为是个大老虎吗？让老百姓的钱投向住房，就会潜力无穷。真是一贫如洗的人也有，只是少数，大部分人家还是多少有点积蓄，你只要到棚户区走一走就会发现，住的房子很破，家用电器齐全，没有电器的人家不多。”

　　来明远似乎也被激起了谈兴：“既然定安同志谈到了宏观上的一些问题，我就讲一讲我们眼前应该关心什么，我们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什么目标上。我们已经进入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工作才是重中之重，这是党中央指定的大方针。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五百年前，世界贸易中心开始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今天又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十九世纪末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就说过，地中海是昔日的海洋，大西洋是当今的海洋，太平洋则是未来的海洋。亚洲的环太平洋地区正像当年年轻而生气勃勃的美国一样在逐渐起飞腾空，而且规模更宏大，比欧洲和美国加在一起还大一倍，在人口上占世界的一半，到二〇〇〇年将占到三分之二。亚洲还拥有三万亿美元购买力的市场，每周购买力的增长额是三十亿美元。无论从地理、人口还是经济的角度衡量，太平洋地区对世界都是举足轻重的。海洋如此重要，而我们正好是渤海湾的龙头，就应该借这个大好机遇建设环渤海大经济圈——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大思路、大举措。也只有这样我们梨城才会有大的发展。而不是违背这个潮流，白白地丢弃这么好的机会，干一些劳民伤财、让后代子孙唾骂的事情。时机不同于时间，时间天天有，而时机是不可能天天有的。也就是说我们改造旧房子的时间今后还有的是，而发展经济的时机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来明远雄辩滔滔，博闻强记，或许是受金克任的启发，突然也甩出了这么一大堆材料和数字，常委们一下子被镇住了——这也是他正式地提出了与危陋平房改造工程针锋相对的理论和主张……大家听得发蒙，没有人能够反对这样的理论，甚至想表示赞成也不知道该如何说。只是佩服来明远知道得很多，记性很好……

　　来明远见常委们被说傻了，就把话又拉回来：“所以，定安同志，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我们不能让危改毁了梨城！”

　　卢定安像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危改会毁了梨城？”

　　“你以为不会吗？”来明远不愿再争下去，他思虑周详，该说的话说了，该表的态度也表明了，又没有干碍祥和之气，影响整个市委班子的名声。他想趁自己的理论在占上风的情势下，给这次常委会作结论，“好吧，既然定安同志是这样的态度，我们强行作个决议就显得太僵了，我们这个班子向来合作得不错，尽量认识统一以后再形成决议。但是，常委会的意见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对大规模改造平房的工程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等于常委会干预过了。我明天就得出国了，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情，实在不想在这个时候出去，原打算取消这次出访，但对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别再把我们的家丑张扬成国际事件了。所以还是按计划出行，在这段时间里，市委的日常工作就由常以新副书记主持。”

　　按惯例，市委书记不在，市委工作应该由排在最前面的副书记卢定安主持。但书记这样宣布也不算错，只是含义丰富，给常委们乃至给整个梨城留下了太多想象、猜测和议论的空间。

　　散了会，正好到下班时间，卢定安离开办公室就回家了。夫人宋文宜大惊，继而大喜：“哟，今天是怎么啦？”卢定安不搭腔，进门换上拖鞋，脱了外套，拽下领带，直奔餐厅。宋文宜在后面跟着解释：“饭还没有做哪。”

　　每天晚上，她都是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才动手做晚饭，做好饭以后等着卢定安回来。卢定安不论在外面是否吃过了，回到家总还要再吃一点，至少要喝点汤，吃几口菜，或者再喝上两杯自己喜欢的酒，在他看来世界上最好吃的饭菜在自己的家里，睡上去最舒服的床也在自己家里，今天他突然早归，让妻子措手不及。便自己动手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白酒，餐桌上有一个方形的铁盒子，掀开盖子里面是炒果仁，他又从地上捡起一根黄瓜，到水龙头下冲洗了一下，开始自斟自饮起来。

　　宋文宜抿嘴一笑：“就馋到这个地步？”然后到里屋给儿子打电话，“小沛吗？快家来吃晚饭吧，今天你爸爸回来得早，也叫上甘英……”电话突然没有声了，原来是卢定安把主机的电话插头给拔了，又从包里拿出手机也关了，宋文宜才知不妙，她看看那瓶白酒，眨眼的工夫小半瓶下去了，便上前按住酒瓶：“你又喝闷酒！一喝闷酒就醉，把人活活吓死！”宋文宜确信今天丈夫有了异乎寻常的烦心事，她坐到餐桌前，希望能为他解忧，让他跟自己说说心里的烦恼，他们毕竟是夫妻，她的意见即使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至少也不会有坏处。可随着他的官越当越大，两口子的话就越来越少，宋文宜只要一见到他那阴沉沉的脸色，就什么主意都没有了，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只能等他自己开口。他原本笑起来是很好看的，那坚实有力的白牙，那宽阔的大嘴，现出一派天真，说话风趣——那得是他开心的时候，可他就是开心的时候太少了。卢定安伸手拿酒瓶子没有拿过来，就到柜子里又翻出一瓶新的，宋文宜不等他打开，就主动用自己手里的酒给他斟上，千方百计逗他说话：“求求你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卢定安翻她一眼：“你是什么意思？”

　　“今儿个怎么回来这么早？”

　　“好像我就不能按正常的下班时间回来。”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现在正是太阳从西边落下去。”

　　宋文宜怕的是卢定安一声不吭，他一张嘴说话就好办了：“你先等一会儿再喝，我去做饭，给你炒几个菜，一会儿儿子也回来，爷俩坐一块，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着酒多好。”“别做了，一会儿到外面吃去。”

　　“你是不是说酒话？你敢陪我到外面去吃？到哪里人家认不出你来？”

　　“是啊，你说我当这个市长有什么意思？连带着老婆到饭馆吃顿饭都不行！那就不吃啦。”

　　她赔着小心：“不吃还行，今天是谁惹你生这么大的气？”卢定安突然又来了邪火：“你还有完没完？我在外边烦，回到家你又烦我！”他心里恍恍惚惚，满腹郁勃，愈想排遣愈是盘结于胸。对老婆一喊叫，立刻又对自己生出鄙视，赶忙闭住嘴。他喊叫的时候宋文宜从来不激火，反而拿来一条热毛巾让他擦擦脸，他借机拍拍妻子的手背：“没什么，就是有点心烦。”

　　宋文宜一脸愁苦：“我知道你心烦，那就少喝一点。”

　　“那怎么行，我这一生就只有两个最忠实的朋友，永远不会背叛我，一个是你，一个是酒。”

　　“胡说，你把我看成跟酒精一样的东西！”

　　“不是这个意思，有人心里烦还可以回到家跟自己的老婆说一说，我烦心的事连老婆也不能说，你想想，我在外边挨了大批判，还能回到家再烦你吗？只有跟酒诉诉委屈，酒不语，却有情。”

　　老伴一惊：“你挨了大批判？”

　　“我是说着玩儿的……你说我是在工厂的时候好，还是现在好？”

　　“这不能比，你以为现在当个工人或当个厂长就容易吗？也是天天为钱发愁。”

　　“照你这么说，当个市长还不是最倒霉、最难受的？”

　　“我看你今天喝得够多了……”宋文宜正在为难，看见儿子卢沛领着未婚妻甘英进了门，赶紧向儿子使眼色，并小声嘱咐，“快坐下来陪你爸爸说话，他喝得可不少了，别让他喝闷酒。”

　　卢沛嬉笑着凑上来：“爸今天怎这么闲在？”

　　“想你们，什么时候让我抱孙子？”

　　“爸，您别给我们施加压力好不好，如果生个女孩怎么办？”

　　“那也没有关系，我在外边心烦意乱地一回来，孙伙计立刻扑上来，喊爷爷，接我的包，递给我拖鞋，给我倒酒，那是什么境界！”

　　“好，那我们就快点办，您的意见我们是大办啊？中办啊？还是小办？”

　　“何谓大办？”

　　“酒宴不能少于四十桌，接新娘的车队不能少于八辆豪华轿车，四平八稳嘛。沙漠公狼在前面开道，顺便负责摄像，打头的是加长的林肯，披红挂彩，后面的也不能低于四环，每辆车上都悬挂大红气球……”

　　“我跟你妈坐第几辆？”

　　“这个车队里没有您的份。”

　　“那中办呢？”

　　“打头的不一定是加长林肯，用奔驰、凌志、劳斯莱斯也都行。”

　　“还有卡迪拉克。”

　　“那不行，卡迪拉克是黑社会首领坐的车。”

　　“还有这一说？”

　　甘英帮助宋文宜把刚炒出的热菜端上桌，她笑得富有灵性：“爸爸喝点酒之后太可爱了，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后我每次来都要带酒来。爸爸您喜欢喝什么酒？”

　　“太贵的喝不起，衡水老白干就行，而且还没有假的。”

　　卢沛调侃未婚妻：“行了，你这样当儿媳妇，保准能让老公公满意。”

　　卢定安舌头已经有点发直：“小沛，不管你们的喜事是想大办、中办还是小办，我都要求你们俩到危陋平房拆迁现场去看一看，看看那些人住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环境下生存的，看看他们的家里都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就知道你们的事该怎么办了。”

　　卢沛虚张声势地喊叫：“甘英，快过来，爸要忆苦思甜了。” 蒋子龙文集.3，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