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4日

　　今天，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厂里。王厂长要调走。我猜度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等到职工们都上班来再走的。一定是趁着群众还没有上班，一个人悄悄离开工厂。

　　王厂长是自己向公司打报告，要求调走的。我心里最明白，他是无法在这个厂里再待下去，是被骆副厂长挤走的。也许全厂的职工心里都明白，只是窗户纸不点破，特别是不当着王厂长的面点破，彼此心照不宣。这就更叫人难受。

　　我当了四年秘书，送走了两个厂长。王厂长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轰轰烈烈地上任，灰溜溜地交班。

　　权力的追求者们在权力上做了多少游戏；权力也用游戏的办法报复那些权力的追求者。

　　改选调动，走马换将，是解决问题最简便的办法。大概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但每一次和被撵走的厂长告别，都是一次心灵剖露。我的情绪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平静。这次，我决心破例使用一下秘书的权力，把厂里唯一的那辆吉普车派给王厂长，把他送到新单位去。

　　传达室的人却告诉我：“王厂长走了有半小时了。”

　　“就他一个人？”

　　“刘书记替他扛着行李卷儿。”

　　“咱厂的吉普车呢？”

　　“昨天晚上，就叫骆副厂长派出去了。”

　　我心里翻起一阵内疚，我只想提前一个小时上班帮他点忙。可是想捉弄他的人，提前一天就打好了主意。

　　我突然对刘书记也产生了一股怨恨气：你这个老实而又窝囊的一把手！你们山东自古以来就是出英雄好汉的地方，你为什么就没有一点英雄气？一把手送二把手，竟然自己扛着行李卷儿去挤公共汽车！

　　我正站在厂门口愣神儿，有辆吉普车带着一阵轻风开进厂门口，骆副厂长从车里跳下来，满面春风，脸上浅浅的白麻点里盛满笑意。

　　一见我就打着哈哈说：“老魏，今天来得这么早？是不是给王厂长送行？走了没有？”

　　“走了。”我不愿意多说话，特别是在情绪不好的时候。言多必失，万一超出了小秘书的身份，白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骆副厂长从口袋里摸出几个“二踢脚”，递给我两个：“给你，放两个。”

　　我没有接：“我不敢放这玩意儿。”

　　骆副厂长哈哈一笑：“亏你还是个男子汉。”

　　我问：“你口袋里还常带着这玩意儿？”

　　骆副厂长：“春节剩下的，今天都放了它，驱驱晦气！”

　　“噔——嘎！”

　　“哈哈哈哈！”

　　一股冷气从我的耳朵里钻进去，透过脊椎，冷到脚跟。幸亏王厂长走得早，他若听见这“二踢脚”声该会怎么样？

　　厂长——这个职位竟有这么大的邪劲！为了取得它而摘掉这个“副”字的帽子，已经挤走了三个人，而公司两次又派来了新厂长。这次公司是会派人来顶替王厂长呢，还是随了骆副厂长的心愿，在厂长前边去掉那个讨厌的“副”字？

　　若果真如此，我也应该想想自己的退路，离开厂长办公室，还是到生产科去当我的统计员。

　　1979年3月11日

　　“魏秘书，听说骆副厂长升厂长了？”这几天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工人更多了。

　　我一律回答：“不知道。”

　　跟着就会听到一句：“别来这个了，你还能不知道！”

　　我的这些可怜的同胞们，也真是……什么事情也主不了，还挺好奇，什么消息都打听。谁当厂长你不也得干活儿，关你什么事？

　　这几天楼道里经常响起这样的喊声：“骆厂长，电话！”

　　有的车间打报告，抬头也是“骆厂长”。

　　真的把个“副”字省掉了。这些心眼儿灵活、见风使舵的干部，比工人更可怜。

　　“老魏，你看出来没有？骆厂长这些天紧抓挠，什么事都管，一天到晚全厂飞。说话嗓门儿也高了，脸色也好看了。”

　　“没看出来。”这不是没有的事吗，你上班是干活儿来的，看人家脸色干什么！我也许是当秘书当的，神经老是处于麻木或半麻木状态。什么话都得听，什么脸色都得看，但又能做到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苦啊！我要是有德将来也能当个厂长，一定不叫活人受这份罪。买个机器人当秘书，它没心没肺，没嘴没耳，脸色永远是铁板一块，感情可能随自然气候变化，而不会随着政治气候变化。

　　我知道现在也有人很注意我的脸色，听我的话音。我在称呼骆明同志职务的时候，决不嫌麻烦，一定用全称：“骆副厂长”。

　　需要厂长批办的文件，没有厂长时我按规定一律请示党支部书记老刘，他说请谁处理我再把文件转给谁。决不妄自尊大地给骆明同志提职。骆副厂长可能有觉察。没有办法，我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免通知。

　　我不反对骆明当厂长，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上级领导征求我这个小秘书的意见，我就会说：别看骆明是我们厂的老人，熟悉情况，下边也有一帮人捧他，但他当不好这个厂长。他关心的是厂长的权力，不是厂长的责任。他缺乏一个好厂长应有的政治品质和才能。

　　1979年3月12日

　　真是怪事，今天骆副厂长的女儿骆晶玉，坐在办公室里缠了我半天。

　　两年前她就从农村办回城里来，但一直没有分配工作，因为她的条件太高。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不去，工作不随心不去，离家太远不去。她很少到厂里来，我真猜不透她坐在我对面东拉西扯不肯走，到底想干什么。

　　扯来扯去，扯到工作上了，她才说明来意：“我想到你们厂来。”

　　我不相信：“你别开玩笑了，我们厂虽然是国营企业，但是个二百来人的小厂，你怎么会看得上。再说我们是化工厂，没有你愿意干的好工种。”

　　她说了实话：“好单位进不去，已经等了两年了。今年都二十六啦，不能老是这么等下去。再说你们化工厂也有个好处，成本低，赚钱多，工人的奖金发得多。”

　　“这倒也是。那就跟你爸爸说一声呗。”

　　“他怎么好意思办这件事。老魏，你给办办吧。”

　　对一个秘书来说，讨好上司向上爬的机会来了。当厂长心里有想办的事，自己又不好出头的时候，秘书就应该把事情揽过来。上蹿下跳，根据需要打出各种不同的旗号，把厂长的事情办成。

　　可是四年前，我拧不过党支部的调令，硬着头皮上来当秘书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和任何一个领导，都只保持工作联系，不拉拢私人关系。对谁都一律公事公办，不公事私办，更不私事公办。

　　我回答她：“等我请示了党支部再说。”

　　骆晶玉对我的回答很感意外。她选择这个时候到厂里来，显然是以正厂长的女儿这种新的身份找我。按现在新的社会等级观念，厂长的女儿应该比厂长的秘书身份高；厂长的秘书也应该是厂长女儿的秘书。无奈我不愿意领这个新头衔。骆晶玉大为不满，带着和她父亲发怒时一样的冷笑，摔门走了。

　　1979年3月15日

　　刘书记高兴地小声通知我：“新厂长快来了。”

　　这个老实人，简直像个孩子。已经这样高高兴兴地迎接过三次，也忧心忡忡地亲自扛着行李卷儿送走过三次。一听说要来新厂长兴致还是这么高。

　　我的高兴和失望的神经可都麻木了。

　　1979年3月18日

　　丁零零、丁零零……

　　离办公室还老远，我就听见了电话铃响。

　　人们挖苦掐着钟点上班的人是踩着电铃进厂门。我却是十天有八天是踩着电话铃进办公室。

　　这个钟点的电话，多数都是找厂长们的。

　　在刚上班前后的这个时间，最容易把厂长们堵住。上班半小时以后再找厂长们就困难了。连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干什么去了，更不知他们忙的是公事还是私事。

　　丁零零……秘书的耳膜是最厚的，不管电话铃叫得多么急，我照旧不慌不忙地开了门，挂好书包，拿出大饼油条先咬了一口，然后才去接电话。

　　“喂，喂，是魏秘书吗？老魏，求你点事。我父亲昨天过去了，今儿个要火化。你跟厂长说说，能不能把厂里汽车给我用一下，帮帮忙，帮帮忙……”

　　我心里一惊：“你是谁？”

　　“我是大庞，庞万成。多麻烦你了。”

　　我埋怨他：“你怎么不早打个招呼？”

　　“我也没想到他会死这么快呀！”

　　我作难了：“你也知道咱们厂就是一辆吉普、一辆‘解放’，昨天都到外县搞原料去了，一两天回不来，怎么办？”

　　大庞是个老实巴交的起重工，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向厂里张口的，就是有点死心眼儿。我把实情都告诉他了，他还举着电话不放，苦苦求我：“老魏，我跟骆厂长说不上话。不管怎么说你也是给厂长当了这么多年秘书，门路比我广。我现在没有别的路了，好不容易托人定好了火化时间，亲戚都来了，要是找不着车，去不了火葬场，叫我怎么办？魏秘书，我只好抱着你这个坟头哭了。……”

　　他死了老子拿我当坟头，我又到哪儿去找坟头呢？在一般老百姓的眼里，我这个当秘书的似乎权力很大，岂不知我只给厂长们跑腿学舌。但在这种时候，这些话是不能成为推脱大庞的理由的。看来他除了认识我这个“头面人物”外，真的是一点没有别的门路了。

　　我举着电话正犯愁，一个敦敦实实的矮胖子，从我身后绕到我的对面（他什么时候进办公室来的我竟一点不知道），笑嘻嘻地冲着我说：“来，我跟他说几句。”

　　我有点纳闷儿，问他：“你……有什么事？”

　　矮胖子长着一张发面饼似的圆脸，极其和善可亲，一对鼓眼泡，一双又大又亮的金鱼眼，像碰见老熟人一样满含着笑意。

　　我似乎明白了他的身份，他很可能是哪个厂的供销员，到我们厂来联系业务。我用手指指左面，对他说：“左边第三个门是生产科。”

　　矮胖子摇摇头：“我叫金凤池，是化工局党委派我到东方化工厂来工作的。”

　　我一惊：他是新来的厂长？

　　我心里暗骂自己，当秘书最忌势利眼，我为什么今天竟以貌取人呢！

　　我把话筒递给金凤池，他举起话筒，语气变得严肃而又亲切：“大庞同志，别着急，告诉我你几点钟用车。”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我递给他一张纸。他一边重复着大庞的话，一边在纸上记着：

　　“十点钟用车，好。你的家在哪儿？锦州道五条八号，好。你叫什么名字？庞万成，好。喂，我说万成，十点钟的时候，你在家门口等着，汽车一定准时开到你的门口。别客气，用不着说这种话。你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吗？你就别管我是谁了，反正能解决你的问题。我倒还要劝你一句，老人去世是喜丧，你不要太难过，注意身体，多休息几天……”

　　金凤池把话筒倒到左手，又拨通了一个号码：“化工机械修配厂吗？你是谁？老杜哇！知道我是谁吗？哈哈哈……上任啦，不来没有办法，真舍不得离开你们，舍不得离开咱们厂。喂，我有个事得用一下咱们的大轿车，可以吗？好！十点钟，叫小孙把车开到锦州道五条八号，找一个叫庞万成的人。麻烦你了，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就打电话来。”

　　他放下听筒，转头问我：“咱们几部电话？”

　　我答：“咱们厂小，只有三部电话，这儿一部，生产科一部，传达室一部。”

　　他拉个凳子坐下来，掏出烟盒，硬塞给我一支，自己也点着了一支。一双鼓眼睛笑模悠悠地望着我，缓缓地说：“甭问，你就是咱们厂上下一把抓的魏秘书了！”

　　“我叫魏吉祥。是赶鸭子上架，将就材料。”我的语气告诉他，我对当这份秘书差事丝毫不感兴趣。

　　金厂长客气地说：“我刚来，情况不熟，还得请你多帮助。”

　　我连忙摆手，表示消受不起。

　　金厂长脸一绷，神情格外认真，说：“我说的是大实话。群众是干部的先生，秘书是厂长的老师。不管开什么大会，做什么报告，还不是秘书在下边写好，厂长到台上去念。秘书的水平高，厂长的水平就高；秘书的水平低，厂长的水平也高不了。所有的文件，你都得先看，然后再分给各个主管厂长。厂长杂七杂八的事务，也得由你统着。你是厂长们的班长。厂长领导工厂，秘书领导厂长。”

　　我坐不住了，听着他的话，心里一会儿觉得很舒坦，一会儿又觉得很不自在，脸一阵阵发烧。听不出他是恭维我，还是挖苦我。在厂里我也算是个半路出家的知识分子了，今天竟叫新来的厂长给说得蒙头转向，连好坏话都分不出来了。

　　我还说不准对新来的厂长有什么印象，这个人至少是不窝囊。

　　中午，庞万成火化了老人，顾不得脱去孝服，从火化场直接来到厂里。一定要叫我带他去见新来的金厂长。

　　金厂长正由刘书记陪着在车间里熟悉情况。工人们一见我领着满身重孝的庞万成到处找新来的厂长，不知出了什么事，从后边围上了一大帮人。

　　大庞一见金厂长，扑上去，按天津卫的旧礼，跪在地上咕咚磕了个响头。“孝子头，遍地流”，竟流到工厂里来了。大庞这一手大出我意外。

　　金厂长也没有提防，慌忙扶他起来：“大庞同志，你这是干什么！真是，唉！”

　　大庞一肚子感激话，再加上见了新厂长有点激动，就结结巴巴地说：“金厂长，太谢谢你老啦，要不是你老派车去，我爸爸还不知要在家里停几天呐！停一天就多花几十块钱，弄不好人也得臭了。我爸爸在地下也得感谢你老，太谢谢啦……”

　　金厂长想拍拍大庞的肩膀，安慰他几句。可是矮墩墩的金厂长，够不着傻大黑粗的庞万成的肩膀头，只好使劲地抓住了他的胳膊，真诚地说：“大庞，快别这么说。现在是有门路的走门路，有权力的使权力，剩下既没有门路，又没有权力的工人怎么办？我就认为，一不能怪工人们和领导有对立情绪；二不能怪群众不像一九五八年以前那样积极了，埋怨他们尽想自己的事，私心太重。眼看着他们有事没人管嘛。自己要再不管还怎么活？”我感到惊奇，金厂长倒真敢说话！他新来乍到，在这个群众场合，好像是随随便便地同工人们说点大实话，而且是用一种替群众抱不平的口吻。

　　他这几句话果然说到了工人的心里，从他们敬佩的眼神里，从他们交头接耳的啧啧声里，金厂长收到了比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发表一阵“就职演说”还要好的效果。

　　刘书记看到工人们这样欢迎新到来的厂长，很高兴，实实在在地说：“老金，你看咱厂的工人不错吧？都很欢迎你。”

　　金厂长又对大庞说：“万成，人死了是不能再活了，你要想得开，把后事料理完在家多休息几天，千万把身体养好。”

　　他早晨在电话里已经嘱咐过了，当着大家的面又重复一遍。

　　庞万成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脸红脖子粗地说：“不，我不歇了，我就是来上班的。”

　　说完脱掉孝服，换上工作服。金厂长叫他多歇几天，他不仅没有多歇，三天的丧假只歇了一天半。

　　老刘陪着金厂长到别的车间去了。我转身回办公室，突然看见骆副厂长在人群后边站着。他眼睛望着刘书记和金厂长远去的背影，使劲吸着香烟，脸上的白色麻点一个个非常鲜明。麻子是他情绪变化的指示灯。在他心情愉快、气色好看的时候，浅浅的白麻子似乎也隐去了。当他发脾气、冒肝火的时候，脸红麻子白，非常突出。

　　他走到大庞跟前，笑着说：“庞万成，想不到你愣大的个子，腿倒挺软，借给你辆汽车就给人下跪！”

　　庞万成一怔，结结巴巴地说：“骆厂长，你这是……”

　　骆明是个狗脾气，说翻脸就翻脸，你无缘无故也许就被他咬上一口。我装做没看见他，扭头回办公室。

　　他却从后面跟上来，并肩和我走着。

　　“老魏，咱们这个新来的头儿，挺会收买人心哪！”

　　我没有搭腔。厂长之间勾心斗角的事，我从来不参与，不向这一个，也不偏那一个。

　　不过，我们这个小化工厂，又要进入多事之秋了。

　　1979年3月23日

　　“金厂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从外单位给本厂一个最老实的工人借调汽车。”

　　这件事在全厂传遍了，而且添枝补花，加上了许多传奇色彩。

　　我们的群众多么容易满足和被感动呀！

　　1979年4月2日

　　我和金厂长到公司汇报工作。坐进吉普车，好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

　　他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问题：“‘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是哪个戏里的一句词儿？”

　　我看看他：“《沙家浜》。”

　　谁也不再说话了。

　　但是他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

　　直到下了车，踏进公司的办公大楼，金厂长又对我说：“我们要争取头一个讲。开头大家总有点客气，你推我让。有身份的人不想开头一炮，都愿意先听听别人怎么讲。我们这样的小厂，正好可以挤上去。再说会议刚开始，领导们精神集中，听得仔细。到后边老头儿们都累了，抽烟喝水上厕所，谁还认真听你的发言。”

　　我佩服他的分析，但也替他担心。他来厂还不到一个月，能讲些什么呢？

　　公司通知是厂长来开会。任何会都有个灵活机动，憨厚的刘书记害怕金厂长来的时间太短，情况掌握得不多，提出叫骆副厂长来参加。

　　我知道骆副厂长也最愿意干这种出头开会的事。可是金厂长笑笑说：“我还是去吧。”

　　非常微妙。是他不愿意给骆明这个以厂长身份出头露脸的机会呢，还是自己不愿意放弃这个在公司领导面前表示新身份的机会呢？

　　会议开始以后，他果真头一个发言，讲得很生动，举出了庞万成三天丧假只歇一天半的例子。他表扬的是工人，没有表白自己。给人的感觉却是领导很高明。

　　公司领导表扬了我们厂。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厂受到表扬，太稀罕了。

　　我越发感觉到，金厂长这个人不那么简单。

　　第二个发言刚开始，金厂长就悄悄地对我说：

　　“老魏，你好好记一下，特别是外单位好的经验和公司领导的指示。我出去一会儿。”

　　他这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到快散会的时候才回来。真是怪事。

　　1979年4月25日

　　怪事一件接着一件，这两天我发现骆副厂长脸上的麻点不那么明显了。

　　这场新的权力角逐的暴风雨，难道这样快就过去了？

　　骆明这个人不会轻易服输的。难道是他对金厂长服气了？他似乎也不是那种肯服气的人。

　　中午，我从食堂回到办公室，金厂长正在我的屋里打电话，骆副厂长以少有的媚脸在旁边陪着。

　　“……叫骆晶玉，骆驼的骆，晶体管的晶，林黛玉的玉。她是我的亲戚，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一个星期内我听你的信儿！好，就这样定。”

　　我心里有点开窍。我不赞成金厂长老来这一套，可是佩服他的心计和手段。骆明是个不好对付、不好配合的副手。

　　但他熟悉这个厂的生产情况，下边也有一帮子人，如果把他治服了，金厂长的脚跟就算站稳了。

　　我却没有想到金厂长会用这种办法：小人喻以利。难怪有工人背地议论金厂长够滑的。

　　1979年5月10日

　　我和金厂长到局里开会。坐了一会儿，他又悄悄地对我说：“老魏，你好好记一记，我出去一会儿。”

　　一到公司和局里来开会，他就来这一手。他出去干什么？哪来的这么多事？

　　等了一会儿，我也走出会场。我想看看他到底去干什么。

　　天气已经转暖，许多办公室都开着门。金厂长是在化工局大楼里，挨个屋子“拜年”。从一楼到四楼，一个处一个处地转。每到一个处，就像进了老朋友的家一样。从处长到每一个干部，都亲热地一一打招呼，又说又笑。他兜里装的都是好烟，大大方方地给每一个会抽烟的人撒一根。谁的茶杯里有刚沏好的茶水，端起来就喝。

　　当然，他也不是光掏自己的烟，别人给他烟的时候也很多。他和每个处的人都很熟悉，又抽又喝。有时谈几句正经事，有时纯粹是扯闲篇、开玩笑，嘻嘻哈哈，非常开心。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在化工局里，我们厂是排不上号的一个小单位。

　　这样一个小厂的厂长，在局办公大楼竟这样自由自在，到处都有熟人，到哪里都可以谈笑风生，而且认识许多职位比他高得多的干部，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本事。

　　散会以后，在回厂的路上，我问金厂长：“听说你在局里和公司里有很多熟人？”

　　“今天下午你不都看到了！”他冲着我笑了。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尴尬。

　　他很开心地说：“魏秘书，这些日子我看出来，你是个好同志。钢笔字写得又快又漂亮，成天忙得四脚朝天，比哪一个厂长都忙。就是有点书呆子气，办事死心眼儿。老魏，我告诉你一种我发明的学问。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金钱。在我们国家，能够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搞好关系。今后三五年内这种风气变不了。我们是小厂子、小干部，要地位没地位，要权势没权势，再不吃透社会学、关系学就寸步难行。”

　　惊人的理论！我说不清心里是敬佩他，还是厌恶他。

　　1979年5月12日

　　骆副厂长脸上的笑纹几乎把所有的麻点全遮住了，他兴冲冲地对我说：“老魏，交给你个任务，今天晚上你陪着金厂长到我家里去吃饭。我怕老金不去，你一定得作陪，无论如何要把他拉去！”

　　我心里说：“浅薄的人。给你闺女找个工作就值得这样！”

　　转念又想，一个五级看泵工，由于某种机缘入了党，当上了副厂长，你又能要求他怎么样呢？我是决不能到他家里吃这顿饭。以前我遇到这种拉拉扯扯的事就往老婆孩子身上推，不是借口老婆病了，就是推说孩子发烧。反正是老婆孩子跟着我倒霉！

　　今天说轻了推不掉，我狠了狠心就对骆副厂长说：“哎呀，不凑巧，我那个小不点儿得了肺炎，下班后我得赶紧回家送他上医院。”

　　骆副厂长的脸像外国鸡，立刻变了：“我就知道我老骆的脸小，请不动你这位大秘书。这样办吧，下班前，你把老金送到我家门口，然后，就请你自便。”

　　我没有办法，谁叫我是秘书呢！只好冲着骆副厂长的背影又骂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将来要再给人家当秘书，我就把他的手指剁掉！”

　　临下班的时候，我去请金厂长。金厂长答应得很痛快，而且约我一块儿去。我把瞎话又说了一遍。金厂长那对突出的金鱼眼眯成了一道缝儿，笑了：“老魏，你不会编瞎话，往后就别编了，瞧你那脸色，红了又白，白了又红。”

　　“金厂长，这是真的……”我急忙遮掩。

　　他笑得更凶了：“得了，你的瞎话千篇一律，连个花样也不会变。你就不拿耳朵摸摸，全厂谁不知道魏秘书有一手绝活儿，一旦人家有事求他，他不愿意给办的时候，就往老婆孩子身上推。老魏呀，你那么大学问编什么瞎话不行，干吗非给老婆孩子招灾！”

　　我只好苦笑着摇摇头。

　　他拍拍我的肩膀：“你真是个书呆子，副厂长请客，不吃白不吃。他要是拿出两块钱以下的酒，咱都不喝！你就跟着我去，进门不用你说话，只管低头吃你的饭。这样的美事还不干！”

　　我最终也没有去。

　　但我知道了骆明请客的原因，他的女儿今天到国营无线电十厂去报到了。

　　金厂长的道行真大，这一手就可以把骆明给降住了。

　　当党性、纪律和法制对某些人不起作用的时候，也可以用义气和恩惠试一试。

　　不知为什么，金厂长这一手却怎么也引不起我的敬佩。相反，他在上任第一天留给我的那个朴实可亲的印象，已经被后来的这些事给冲淡了。

　　（1979年6月至9月的日记略）

　　1979年10月9日

　　上行下效。领导干部之间关系有多复杂，社会上就有多复杂，群众的思想就有多复杂。

　　骆明和金厂长摽成把了，刘书记和金厂长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今天在讨论奖金问题的支部会上，书记和厂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公开化了。

　　九月份，上级发下来一个文件，工厂可以从利润里按比例提取奖金。我们厂原是由搞综合利用起家的，大部分原料是捡别的厂甩出来的废物，花钱不多，一本万利。发奖给钱的事，厂子越小、工人越少，就越好办。九月底一结算，每个工人可以拿到五十元奖金。就连科室的干部，也可以分到四十多元。大部分工人等于一个月拿双份的工资。

　　刘书记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汉子，一听这个数目字吃了一惊。虽然他的生活条件在厂级干部里最差，每月多收入四十多元还是很需要的。但他一摆脑袋，表示反对：“不行，发这么多的奖金，这可了不得！”

　　“有什么了不得？”他的意见遭到了不少人在心里反对，从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钱不是坏东西，给多少也不烫手，每月多进个四五十元，谁还不高兴？但是，委员们嘴里，谁也不说赞成，谁也不说反对。都拿眼瞅着厂长和书记，等着一二把手定板，谁都想多领钱，少担责任。

　　金厂长对骆明说：“老骆，说说你的意见。”

　　骆副厂长很干脆：“应该发给工人，照文件办事。”

　　刘书记说：“文件是指一般情况说的，我们有我们厂的特殊情况，不能钻这个空子。我们要全面领会文件精神。上级要知道我们发这么多奖金，也不见得就会同意。”

　　骆明：“这笔钱不发给工人怎么处理？难道白白地上交？”

　　刘书记：“存在银行，将来搞点集体福利设施。”

　　金厂长只顾抽烟，一言不发。谁也猜不透他的态度。他是个会处关系、善于权衡得失的人，决不会为了多给工人发几十块钱的奖金而让自己担风险。万一为了这件事和局、公司的领导把关系搞僵了怎么办？损害了国家利益，使工厂和国家的关系搞坏了怎么办？哪头重，哪头轻，他不会不知道，他不会因小失大。更何况党支部书记已经表态，像他这样的人难道愿意站到书记的对立面去吗？

　　连我都觉得，金厂长一定不会同意多发奖金。

　　金厂长开始表态，一张嘴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老刘说得对，奖金数目是大了一点……”

　　骆副厂长脸突然涨红了：“你——”

　　金厂长冲他摆摆手，他们两个似乎是私下已经碰过头了。我心里一动，金厂长既然收服了骆明，就一定会利用这个“贼大胆”。今天说不定也是拿他当一杆枪，先试试刘书记的火力。

　　金厂长接着说：“我们是东方化工厂的领导，我们用不着替国家操心，我们要操心的是东方化工厂的群众，得罪了他们，我们就要倒霉了。文件向群众传达了，如果奖金不照数给，我们就失了信，国家也失了信。我们挨骂还不说，群众的心气一散，生产就会掉下来。所以，我主张五十元的奖金一个不剩全发下去。公司里要问，我们有词儿：按上级文件办事。兄弟厂要反映，咬扯我们，我们更有理：这是多劳多得，我们厂搞得好，给国家赚钱多，奖金自然就发得多。大伙儿说怎么样？”

　　委员们大多数都同意金厂长的意见，就算通过了。

　　刘书记心里感到发这么多奖金不合适，嘴上却又讲不出更多的道理。虽然在会上按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金厂长的意见，可是散了会，老刘把金厂长留住了。他就是这么个爱钻牛角尖的人，骆副厂长背后就骂他是“犟死亲爹不戴孝帽子”。

　　我要给公司赶写个材料，下班后也没有走。我把通刘书记房子里的上亮门打开，一边写着材料，一边支起耳朵听着隔壁房间里谈话声。我担心刘书记的脾气，他也太认死理，老实得过分了。以前正副厂长不和，他成天焦心。调走的王厂长最对他的脾气，作风正派，对上对下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弄虚作假。就是心胸太窄，爱生闷气，不到一年就被骆明气跑了。现在来了个金厂长精明能干，上上下下关系都处得挺好，连骆明都服气了，正副厂长配合得挺好。按理说老刘这个党支部书记不该省心了吗？他却偏要没事找事。过去他和王厂长两个人还对付不了一个骆明，现在他一个人又怎么能对付得了金厂长和骆明两个人！心实的斗不过心虚的，搞事业的斗不过搞权术的。我真替他、替我们厂担心。

　　隔壁房间里老刘的声音越来越高：“……当个领导最主要的是思想要端正，不能迎合一部分人的口味，八面讨好。更不能拿着国家的东西送人情。老金，有人确实向我反映这个问题，你不能不注意点儿。”

　　这话说得太刺人了，一把手对二把手哪能这样说话！我赶紧把写好的材料送过去，冲淡他们的紧张气氛。

　　金厂长真有两下子，什么话都听得进去，脸上一点不挂相，冲我一笑，说：“老魏，你来得正好，咱们一块儿扯扯。咱们这位刘书记真够戗，难怪以前咱厂的班子都尿不到一个壶里，他这个一把手不是给下边擦屁股，下边得给他擦屁股。我问你，你说我思想不端正有什么事实？你说我拿国家的东西讨好群众，我执行的是不是上级的文件？”

　　“唉，”老刘一摆手，“给钱的事越多越不嫌多，一降下来群众就有意见。但是，我们做领导的应该为群众的长远利益考虑，要教育引导群众，文件上不也说可以抽出一部分奖金搞些集体福利事业吗？”

　　“你扣住这五十元不给，那群众就会骂我们。再说你把这钱扣下干什么用？”

　　“留点后路，长流水不断线，万一哪个月出点事，没有完成任务，仍然可以发奖金。再说钱存多了还可以给群众盖点宿舍。”

　　“得了，刘书记，你吃亏吃得还不够！”金厂长转头对我说，“你当秘书最清楚，咱们国家的事就是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现在叫你发奖金，你就发；如果不发下去，精神一变，剩下的钱你就没有权力支配了，你还想盖房子？咱们这个小厂，好不容易盖几十间房，土建部门要几间，管电的要几间，给水的要几间，煤店、副食店再要走几间，层层扒皮，我们还能剩几间？花了钱，受了累，还得惹气挨骂，本厂工人落不着实惠。把钱往大伙儿手里一分，又稳当又实惠。”

　　刘书记并不认可，但他也不吭声了。

　　金厂长掏出烟盒，每人给一支烟。老刘没接，掏出自己的烟吸着。金厂长也不在意，把给老刘的那支烟叼在自己嘴上，点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又说：“老刘，你那一套一九五八年以前行得通，现在不行。对上级文件既不能不办，又不能完全照文件的精神办，这里边学问可大啦。就说你老刘吧，在这方面坐了多少蜡！‘文化大革命’中遣送的可以回城安排工作，你没有快抓快办，现在又冻结了，叫就地安排。这一件事你挨了多少骂？退赔，办得快了钱就拿到手了，办得慢了就没拿到。这种事多了。谁死板谁就吃亏。”

　　金厂长说得很诚恳，他是真心想劝刘书记灵活点儿。我却觉得老刘听了这番理论，对他的反感更深了。

　　1979年10月10日

　　得便宜卖乖。奖金发下去了，全厂上下议论纷纷。可气的是，群众对昨天党支部会上讨论奖金问题的争论都知道了，而且知道得比我的记录还详细。刘书记挨了大骂，金厂长成了“青天大老爷”。

　　我感到不公，替老刘抱不平。

　　金厂长提出要借发奖金这个东风，把群众情绪鼓起来。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金厂长在会上做了个简短而又深得人心的报告，没有叫我给起草，那是真正代表厂长的水平。

　　他说：“……这个月的奖金一分不少，全发给大伙儿了。有人接到这一包子钱，吓了一跳。只要大家干得好，我们厂的利润再提高一块，下个月奖金还会多。你们放心，只要是通过我的手发给大伙儿的钱，我是一分不扣，一分钟不停，全发给大伙儿！……”

　　1979年11月2日

　　这个星期天最丧气了，从早晨四点多钟起来钓鱼，到下午三点钟，才钓到三四条小鲫鱼。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金厂长。他钓了满满一篓子，我问他在哪儿钓的，他笑而不答。我猜他一定是和哪个看养鱼池的人有关系，从养鱼池里钓的。他不顾我的拒绝，硬是把鱼分了一半给我。

　　路过他的家门口时，还要拉我上楼坐一会儿。我不好拒绝，也想看看他的家里是个什么样子。我猜想，像他这样神通广大的人，家里一定搞得很富丽堂皇。

　　我走进去一看才知他的家里非常简朴，简朴得使我不敢相信这是金厂长的家。

　　他的女儿正在家写功课，他叫女儿给炒个菜，要和我喝二两。他女儿瞪他一眼，拿起书包到奶奶屋里去了。

　　金厂长还有个老娘，他只好又去求老娘。老奶奶虽然答应给他炒菜下酒，但是嘴里也不停地埋怨儿子。很快我就从老太太的嘴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金厂长每月工资七十多元，只给家里一小部分，剩下的抽好烟，喝好酒。每天晚上在饭馆里喝完酒，回到家里随便吃两口饭就行。老娘和两个孩子主要靠他爱人的工资养活。

　　他在家里的地位，远不如在工厂里。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一种人。这倒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好感：是同情他的家庭，还是欣赏他把神通都用到工厂里，并没有往自己家里搂东西？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真是莫名其妙！

　　1979年12月31日

　　下班铃早响过了，干部们一个也没有走。金厂长从银行打来电话不让干部走。从早晨一上班他就带着财务科长到银行去了。我们厂在年底每人要发一百元的奖金，银行不同意。厂长亲自拿着文件去交涉。他在银行蹲了一天，连中午吃饭都没回来。不知他把干部们留住是什么意思？

　　又等了一会儿，厂长回来了。

　　他满脸喜色，对干部们说：“大家都动手，今天无论如何要把钱分出来，发下去。”

　　干部们一个个都很高兴，在财务科长的指挥下开始数钱，数到一百元就装进一个红信封。

　　刘书记把金厂长叫到我的屋里，动感情了，说：“老金，不能这样干，这叫滥发奖金！文件里没有叫你年终发这么一大笔钱吧？”

　　金厂长忙了一天，也没有好气地说：“文件里也没有说不让发这笔钱。”

　　“老金，这样要犯错误！是不是发完这笔钱，过了年，我们厂就关门？”

　　“你这人，真是！”金厂长强压住火气，“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有多少发多少，而且必须在今天发下去。要不还用得着我亲自到银行里去泡蘑菇！上边的精神没有准儿，一会儿一变，明年还不知道是嘛章程，要是来个新文件，奖金冻结，你想发也发不了，到那时我们就挨大骂啦！”

　　“你怕挨骂我顶着！”

　　“这是支部会上定的，你一个人不能推翻。发！”金厂长推门走了，我这是第一次看见他发火。

　　1980年1月3日

　　今天一上班我就收到了好几个文件，其中有一个文件就是通知一九七九年的奖金暂时冻结。

　　我把文件拿给金厂长，他哈哈一笑：“我早就猜到会有这一手！”

　　一公布，全厂上下对金厂长的欢呼声更高了。干部们也都议论这件事：这一百元拿得太巧了，晚一天就飞了。金厂长既有远见卓识，又敢作敢为。

　　下午，选人民代表。区里只给我们厂一个名额。

　　今年的选举是真正的民主，上边连候选人都不提，完全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四个车间分成三个选区，全体干部编为一个选区。车间的三个选区投票结果，金厂长以绝对压倒的优势当选。在干部这个选区里，金厂长只差三票就是满票。这个结果是谁都料得到的。可是也有一点没有料到，在车间的选区里有一张票上写了这样一句话：“金凤池是个大滑头！”

　　由于监票、唱票的那几个工人嘴不严，这句话给传出去了，这对金厂长是个打击。

　　看来不管多滑的人，也很难滑过群众的眼。但是，让群众看出是滑头的人，还能算滑吗？世界上有没有一种真正的、让人并不觉得滑的滑头呢？

　　下班后，金厂长提着多半瓶“芦台春”来到我的办公室：“老魏，先别走，可怜可怜我这个无家可归的人，陪我先喝二两。”

　　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两包花生米。

　　“您怎么不回家？”我问。

　　“昨天和老婆吵架了，今天不能回去，一回去还得吵。”他把酒斟到茶杯里，一仰脖就灌了一大口。

　　我劝他：“金厂长，您这样不顾家可不行。从下个月起，我把您的工资扣出一大半，送给您的家里。”

　　他笑了：“来来，喝酒！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老婆和我打了二十年，都没有管住我。你能管得了？来，喝！”

　　他真是个喝酒的能手，光喝酒不吃菜。喝两口酒，才吃一个花生米。越喝口越大，不一会儿，那对突出的金鱼眼就有点发红了。

　　他突然盯住我的眼睛说：“老魏，现在的群众真难伺候！五股八流，什么人都有，不管你怎么干，也不会让他都满意。”

　　我明白他是指什么说的，还不好搭腔。他喝了一口酒又说：“我是为了群众，得罪了头头。反过来说，让头头满意，一定又会得罪群众。你知道今天干部投票时反对我的这三票都是谁吗？”

　　我心里一惊，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怎么会知道谁投了反对票呢？他一定是疑心刘书记，但刘书记是个光明正大的汉子，他不会投金厂长的赞成票，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只好回答说：“不知道。”

　　金厂长嘴角一咧：“有一票是老骆投的，没错，准是他！”

　　我实在是没想到，也不大相信：“他对您不是很敬佩，很好吗？”

　　他笑了：“那是因为我给他办过事，他那两下子也玩儿不过我。但是这个人比较毒，忌妒心太强。不过今天他不赞成我当人民代表是对的。”

　　我又问：“那一票是谁呢？”

　　他用食指点点自己的鼻子尖：“我自己！”

　　他不是醉了，就是成心拿我耍笑着玩儿。

　　“我说的是实话。”他又灌了一口酒，果真是带着几分醉意了，“我知道，连你也瞧不起我，一定认为我是个大滑头，社会油子。我不是天生就这么滑的。是在这个社会上越混，身上的润滑剂就涂得越厚。泥鳅所以滑，是为了好往泥里钻，不被人抓住。人经过磕磕碰碰，也会学滑。社会越复杂，人就越滑头。刘书记是大好人，可他的选票还没有我的多，这叫好人怎么干？我要是按他的办法规规矩矩办工厂，工厂搞不好，得罪了群众，交不出利润，国家对你也不满意，领导也不高兴。你别以为我的票数最多就高兴，正相反，心里老觉着不是滋味。所以我明知老刘不投我的票，我却投了他一票……”

　　“金厂长，您喝多了。”我扶他在值班员睡的床上躺下来，“您先躺一会儿，我回家给您拿点饭来。”

　　我真后悔下午投了他一票。他虽然精明能干，而且票数多，可是他这个人和“人民代表”这种荣誉总不大协调。难道金凤池是当今这个时代最合格的“人民代表”的候选人吗？我在心中连连暗自摇头。但转而又想，他刚才那一番心里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时代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变人的灵魂，“人民”这两个字的概念就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吗？群众既然拥护金凤池，为什么不能说他是人民的代表呢？

　　1980年6月 蒋子龙文集.8，乔厂长上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