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忙，也许很闲。每天早晨上班来把包往自己的办公桌上一放，就去挨个推开各个科室的门。他推开人家的门并不进去，只探进半个身子，歪着脑袋，严肃认真、大方自然地挨个扫大家一眼，一言不发，也不理睬别人向他打什么招呼，然后抽身而退，又去推开别的办公室的门。

　　一开始搞得干部们很紧张，不明白厂长扒头探脑是什么意思，是检查卫生，还是看看谁迟到了？可是他并不询问什么，你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搭腔，顶多是摇摇脑袋。摇脑袋就说明没有事。没有事推门探头干什么？你说厂长请进，他反而退出去了……

　　愈是如此，他愈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有一股不可知的威慑力量。他不死板着脸，可也难得有笑容，像庙里的泥塑一样老是一个模样，一股劲儿。

　　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了。他愿意推门就推门，愿意探头就探头，愿意进或愿意退都随他的便。科室的人们都控制着自己不去看他，也不主动跟他打招呼。他把所有科室的门都推完，就站到了工厂的大门口。这个举动的目的是明确的：检查全厂上班迟到者的情况。

　　他往大门口一站，对每个迟到者都是一种震慑，一种批评，一种难堪。

　　对大部分迟到的人他并不认识，于是都问同一句话：“你是哪个车间的？”

　　大家告诉了他，他也不一定都能记得住。便叫迟到者到传达室登记下自己的姓名和单位。劳动工资科将根据厂规扣罚迟到者的奖金乃至部分工资。

　　一些有迟到经验的人，远远看见厂长站在大门口便掉头而回，或者找个凉快的地方打牌，或者到人多的地方瞧热闹。厂长在门口最多站一个小时，他们磨蹭到十点钟以后再进厂便平安无事。

　　他离开大门口，如果不开会和没有紧急事情需要他回办公室处理，便要到各个车间去转一圈儿。

　　这也许是一种很好的工作习惯，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便于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立即就地解决。正是该大力提倡的模范领导作风。他不论转到什么地方，只要看到有两个以上的人在谈话，就一定要凑过去。不插言，不打断人家的谈话，只是歪着头、支起耳朵听。谈话的人如果看见他来立刻散开或止住话头不谈了，必然会让他多心，以为你们不是在工作时间说与工作无关的闲话，就是在悄悄说他的坏话。最好的办法是不避他，不理他，装看不见他，谈话要继续，当然不能是闲话，也不能是坏话，要与工作有点联系又无关痛痒，要一本正经内容又枯燥乏味。他歪着头听一会儿，与自己无关便会走开。

　　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大提琴！”

　　每一天，他都不知道要在多少地方歪着头演奏多少次大提琴。

　　厂里有三大难解之谜。他为什么成了“大提琴”便是其中之一。群众为此做了许多考证，编出了许多故事。有人说，他以前被揭发批判过，受了刺激，一看见有人小声说话或背着他说话，就怀疑是在议论他、造他的谣。也有人说他是靠当包打听、打小报告升上去的，积习难改，遂成自然，到哪儿都是一副鬼鬼祟祟的特务相。还有人说，他心里有鬼，得罪人太多，不能不多跑，不能不防……

　　当他转到五车间的时候，劳资科长找到了他，手里拿着“迟到者登记簿”。

　　“厂长，这个月对迟到的人没法扣钱。”

　　“为什么？”

　　“不知是谁迟到了。”

　　“传达室不是有登记本吗？”

　　“他们登的都是假名字，你看吧。”

　　他接过油脂麻花、缺角卷边的“迟到者登记簿”。嗯？全厂一共只有七个车间，在迟到者“单位”一栏里却写着：

　　“250车间”

　　“220车间”

　　“666车间”

　　在迟到者的“姓名”一栏里写得就更热闹了：泰森、贝里、刘晓庆、姜文、毛阿敏、洪学敏、张艺谋、巩俐……还有一些国内足球运动员的名字、已经死了的著名英雄模范的名字、本厂党委书记和他的名字。而且他这个惩罚迟到者的厂长的名字在“迟到者登记簿”里出现的次数最多，有一页上记着他在一天里竟迟到了十一次。

　　他的头又歪了，脸色乌青。

　　劳资科长小心地说：“厂长，这个月就算了吧？”

　　不算了也没办法，要扣钱首先得扣他的，把他的工资全扣光也不够。

　　“下个月我们得想别的办法！”

　　劳资科长看着他不出声。旁边不远的地方工人们又仨一群俩一伙儿地小声嘀咕，他知道厂长心里又开始发毛了……

　　1985年3月 蒋子龙文集.8，乔厂长上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