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得清醒机智了还是五迷三道？喝得良心穿孔怒火中烧还是昏天黑地嘴上强硬心里却又恨又愁又悔？

　　这顿酒是从昨天下午开喝的还是从今天早晨开始的？

　　脑袋发硬，像干椰子壳。非常想朝坚硬的东西上碰一碰，钉子、桌子角、枪刺、仇人的脑袋。里面却异常活跃，酒把大脑喝得膨胀了，绵软而敏感了，前三百年后三百年的事都想起来了。

　　是酒误了他成全了他，还是他对不起酒成全了酒？

　　他是酒仙酒鬼酒痴酒智酒虫子酒篓子酒混蛋……

　　杨闻岸的生活就泡在酒精里。

　　嗓子眼儿里冒烟，嘴里有火苗的味道。越喝越干渴，越干渴越想喝。今天喝的不算少了。不是经常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喝酒只有喝到一定的境界感觉才会好。超过了撒酒疯骂大街出闷气的阶段，进入一片宽宏祥和的云雾之中。

　　他被酒精征服了，不存在未来，也没有过去。自觉像酒杯一样博大、深沉、善良。

　　“惠兰和孩子们就一直这样伺候着我？”

　　是啊，他们都受他的牵累失业了。不蹲在家里伺候他又能干什么去呢？当初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就不该把老婆孩子都弄到自己的单位来。没长前后眼。现在不搞政治株连，经济株连更厉害。赵培跟总厂厂长王信健里应外合整倒了他，他们称霸大洋公司。把凡是跟杨闻岸好的人一律放了长假，不给一分钱。谁要想调到别的单位去还得向大洋公司交三千块钱。这一招太损了，把人往死里挤对。这个年头还会有这样的事？跟谁说谁也不信。关外闭塞，什么事都会有。

　　惠兰老了。才刚五十岁。宽厚而慈和的脸挂着幽怨，挂着在外人面前不得不有的应酬的苦笑。她认命了，她从来都是认命的。她原谅他了。这能怪他吗？不原谅他又能怎样？结婚时的小棉袄她穿到现在，丢老人啦。她千省万省叫他一瓶茅台酒就喝光了。

　　她跟他享过福吗？

　　结婚的时候没有房，他花一百元买了个小偏厦子。只能放下一张床，一个炉子，一个碗柜。一住就是好几年，直到有了两个孩子。那年夏天下大雨，棚顶塌下来，老鼠屎把孩子埋住了。

　　从日本回来，他在山水楼花五百元摆了一桌，把老婆也带去了。那是她唯一的一次当吃饭的不当做饭的。如今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前两年他差不多是全市家喻户晓的企业家、劳动模范。她脸上不也风光过吗？

　　他没做过对不起她的事。他在台上的时候有些风骚的姑娘喜欢跟他套近乎，叫他拉兹。他就叫她们莉达。说他体格像杜丘，他就说她们是真由美。有个娘儿们说他的眉毛像林彪，他就说她的眼睛像叶群。他身高一米八二，有男人气派有权有势有名气，想搞女人很方便。他却只限于在嘴上找到小便宜。

　　“连孙军那个王八蛋都咬我一口，说我在车里跟女歌星动手动脚。”

　　孙军从乡下回城后在家待业，是杨闻岸把他招进大洋公司，送他进司机培训学校。谁都知道孙军是杨闻岸的人，给他开专车。咬他一口能烂到骨头。

　　那歌星长得什么样？记不清了。

　　现在明目张胆地搞女人都没有事。即便真的跟歌星动手动脚又算个屁事。

　　“造谣都不会编词儿。要说姓杨的打人骂街杀人放火备不住还有人信。去年在日本，有一回他们把我领进了一个鬼地方，我一进去就觉得不对劲儿。日本大娘儿们真的往你怀里坐，那才叫跟你动手动脚哪。我借口太累了想休息就先回宾馆了。”

　　“就因为大家不相信你会搞男女关系，赵培才告你在南山宾馆跟日本老板住了七天，搞男男合作。”

　　王存林满脸疙瘩，被酒精浸渍得又红又亮。像熟透的烂葡萄。

　　“现在整你最狠的哪个不是你的铁哥们儿？不是你提拔重用的人？别人从来就是变化无常，老也不变的只有你。你好的时候都自称是你的人，一看你成了破鼓烂墙就狠命糟践你，好向你的仇人表忠心。就说想把你送进公安局的赵培、姜重吧，以前还不是也把你当恩人？”

　　这是几句现成的在肚子里憋了好久的话，像她身上洗旧了的衣服一样温顺的徐惠兰终于当着外人的面说了出来。有外人在，说一不二的杨闻岸才会让她把话说完。

　　在这种灾难压头举家失业的窘境中，一个女人得多贤惠才能像她这样赔着笑脸照样伺候别人在自己家里又吃又喝，谁能向她保证现在的朋友将来不会变成敌人？

　　这几个人也是受他牵累丢了工作丢了工资。到底是杨闻岸牵累了他们还是他们牵累了杨闻岸？有他们陪着老杨喝喝酒也好，要不一家人一天到晚的脸对脸发愁，时间长了会憋闷出病来。谁也不愿意出门，不愿碰到熟人，不愿被人问起眼下的窘况。

　　只剩下家庭是他的宇宙中心。全部社会现实都集中在家里。杨闻岸真想摸摸老婆的脸。

　　她再老实再土气，也是人哪。遇到这种情况能不急吗？他想敬她一杯却自己喝了。心里有就行了。

　　城市变得模糊了，天气也模糊一片。一切都像小孩子的尿布那么臊哄哄湿漉漉。

　　思想也昏沉沉，像这盘子里的菜汤。

　　酒喝到这个境界不需要吃菜了。吃菜也没有味道。一口一杯。只有扯不断，越扯越乱越扯越急的话头儿才有味道。

　　桌上还有小半盘花生豆，几瓣像切西瓜一样切开的咸鸭蛋，一碟凉拌黄瓜。不管怎么吹，这景象有点儿度荒的味道。

　　以前的酒是怎么个喝法？外面的大小宴会不用提，家里也常常摆着长命席。客人如流水，桌上不会少于六个菜。谁来了谁吃，端起酒杯就喝。

　　一家人老吃外人剩下的。

　　以前的事太可笑了。他只顾争强好胜，太爱表现自己，敢于表现自己，图口舌之快。如今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是他自己把尊严丧失的。他想原谅自己，也原谅所有的人。

　　他是死了几个死的人啦。

　　九年里他被大规模地审查四次。小冲突小麻烦年年有，月月有。他也曾大张旗鼓地向市里、省里、中央上访告状三次，总想靠打官司分个是非争个输赢。

　　告状没结果就是他输了。

　　整他的人愈发有恃无恐。王信健在群众大会上叫号：

　　“你不是打电报到中央去告吗？还可以直接去找胡耀邦嘛！”

　　“你愿意找哪个党，就去找哪个党吧！”

　　他要想活下去干下去，只能采取别的办法。

　　他曾是阀门总厂道行很大权力也不小的供销科长。当着全厂的半个家。

　　一九七八年有人向党委写匿名信告他有经济问题。立刻给他办“死班”——准备死的学习班，等于被厂方拘留，等待政治上枪毙。

　　看守他的是本厂职工，很容易建立酒肉交情。

　　他每天睡到上午十点，中午和三个看守（三班倒每班一个）猜拳行令喝酒吃菜。午饭后再睡一觉，三四点钟起来到工厂浴池烫澡。回来打扑克，直玩儿到凌晨一两点钟。中间还有一顿酒。

　　他买通看守，看守买通食堂。在工厂里什么事办不成呢？

　　他还自鸣得意悟出了一个道理：阶级斗争就是人跟人斗。人斗人就是看谁把谁气了。谁生气谁就算输了。

　　虽然三个月后他被放出了“死班”，党委书记还在职工大会上给他平反道歉。但他感到不能再在王信健的眼皮底下混了。自告奋勇，召集八百名待业的知识青年成立了“阀门总厂知青公司”。其实就是阀门总厂的家属工厂，大集体，自负盈亏。他自由了。有本事尽可以施展，没本事自认倒霉。

　　他嫌“知青公司”不好听，对外叫“大洋公司”，头上也不再顶着阀门总厂。“大洋”者，大杨也。

　　几年工夫他搞了十六个小厂。什么赚钱干什么，东方不亮西方亮。比总厂还火爆，工资福利比总厂的职工高出一大截。出现了总厂职工向知青公司大逃亡的局面。

　　赵培和姜重，就是这时候来投奔他的。

　　他跟总厂摽上了，跟王信健摽上了。

　　兴竞选的时候，他跟王信健竞选阀门总厂厂长的职务。虽然最后上边还是指定王信健当厂长，但他的竞选演说、他的竞选条件都比王信健强，群众投了他一票，给王信健一个难堪。

　　刮承包风的时候，王信健只敢承包二百万元的利润。他的承包指标是五百万元利润。局里最后拍板宁要二百万元不要五百万元。等于在全厂职工面前又把王信健和局长臭了一下。

　　他得意之后也不免悲哀。靠机械局他永远当不上阀门总厂的厂长，也无法站到草包王信健的上边。

　　只能靠自己的本事。

　　打出去。财大气粗，赚外人的钱跟外人合作也同样气粗。

　　盖起了十二层楼的大洋大厦。建立了中日合资的华安工业公司。他任总经理。

　　再过两年，阀门总厂算什么玩意儿，机械局算老几！

　　为什么要等两年？

　　现在人家就可以说：杨闻岸算什么玩意儿！

　　“干！”

　　他终于把酒给征服了。酒精不再对他有任何反应，只是一种无色无味能润喉的液体。

　　他从来都是征服酒而不被酒征服。

　　他跟王信健开玩笑：

　　“你是四一领导四门干部。每天一杯茶一张报一盒烟一泡尿。走家门机关门食堂门厕所门。”

　　王信健只能说：“你又喝酒了！”

　　“你又喝酒了”——成了他借酒撒疯的挡箭牌，成了受他奚落的人下不来台的台阶。

　　他只要嘴里喷着酒气，哪怕只用白酒漱漱口，就谁都可以骂。

　　骂局长：“你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箭，左眼显微镜，右眼放大镜。明枪暗箭，横挑鼻子竖挑眼，叫我怎么干？”

　　局长是王信健的老上级，他不骂街都看着他不顺眼。“你又喝多了？”

　　骂窝囊的受洋罪的唯上级命是从的总厂党委书记：

　　“今天说紧就紧，明天说松就松。干什么？领导放个屁就是屁，不是打雷下雨。”

　　他得意的时候书记得向他赔笑：“跟党中央保持一致，中央太远。我没有胆量不跟上级组织保持一致。”

　　快到春节了他给厂长打电话：

　　“你想怎么过年？”

　　“什么意思？”王信健每次正式交手都能打败他，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影子还是紧张。

　　“没什么意思，给你拜年。”

　　“初一到家里来，带着烟带着酒。”

　　“你想得美。我三十晚上去，带着炮去轰！”

　　“酒鬼！”

　　“怎么？在电话里你就闻到酒味儿了？”

　　赵培联合大洋公司的五个党员告他张嘴就骂人，不骂人不说话。

　　他在公司里当着这些人的面儿又骂上了：

　　“你们诬陷人没有罪，我骂人就有罪了？我累死气死，再不骂着你们点儿还不得癌症吗？”

　　敢从上骂到下，除去他没有第二人。而且骂得随心所欲骂得光明正大骂得有专利权骂得大家认为他不骂人才奇怪。真是成精了！

　　有时装傻，一副严肃认真得便宜卖乖的腔调：“我从不骂街，是茅台酒在骂！”

　　杯小乾坤大。

　　酒里的世界狂乱而又真实。他所以能够忍受人类的最大弱点——愚昧和邪恶，老骂，老挨整，老挨整，老骂，没有染上绝症，没有想过自杀，全靠酒精消解。

　　如果有一天他不再贪杯了，就会厌恶自己，厌恶生命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

　　“杨经理，你听说了吗？赵培和姜重他们到处对人解释，不是他们整你，你那三十条罪状也不是他们写的。”

　　“他老婆到家里来向我表白过。”

　　这是没出息，还是他们的狡诈？

　　反正他看不起他们。自己倒了没丢人。他们赢了却不像个赢的样子。

　　“姜重住院了。前天晚上到一个工人家里喝酒，回来路上掉进臭水沟，摔断了三根肋条。”

　　“赵培跟工会的那个娘儿们搞上了，他老婆天天追到公司跟他打架，他东躲西藏。”

　　“干！”

　　“孙军被赵培放了长假。那小子像狗一样，赵培怕他以后再揭发自己。”

　　“干！”

　　他养肥了八百子弟兵。谁同情他，赵培就砸谁的饭碗。如今已有一百多人被放了长假。还有七八个人却格外让他心热。

　　“惠兰，把我这个月的工资拿来。”

　　“干什么？”

　　徐惠兰感到不妙却又不敢不把钱拿来。

　　“只要我一天不被公安局抓走，他们就得发给我一天的工资。他们敢撤我的职审查我，不敢放我的长假。”

　　他把一百二十元钱分成四份，交给四个陪酒的每人三十元。

　　“这点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只是一点意思。谁叫我牵连了你们！”

　　到底是谁牵累了谁？

　　他的部下习惯了对他的服从。对他的话不执行是不行的。借着酒劲儿也不存在好意思或不好意思，收起钱再关切地问：

　　“你们这一家子怎么办？”

　　“我好办，不发工资也饿不死，到哪个亲戚朋友家张一次嘴也能借到几百。”

　　他喜欢感情用事，总是不习惯从严峻的现实出发。正直却过于轻信。坚强果断又不顾后果。干着一大摊子事业，政治上却欠成少熟。曾为自己的慷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仍然慷慨。

　　去年他获承包奖九千零三十六元。用六千零三十六元给职工买气罐，另外的三千元奖励了基层有功人员。每年他都有一笔可观的奖金，自己却从未拿过一分钱。

　　傻，太傻了！不要白不要，没人说你好。拿了没有好，不拿也没有好。老挨整为什么老不相信自己真的会被整倒？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如果家里存着几万块钱，那是什么阵势？倒了也落个饱鬼。

　　你看赵培一上台是什么气势，给自己买房子，豪华装修，什么礼都敢收，什么东西都敢往家拿，什么钱都敢要。群众有意见，有上边保着，还不是照样当经理。捞足了倒台也值得。

　　这种后悔是说不出的。

　　他不愿看老婆那难看的脸色和儿女们那厌恶的目光。

　　大儿子杨春是个不错的司机，再这样待下去驾驶执照就作废了。

　　二儿子杨秋很像他，跑供销搞经营是把好手。被人家一卡脖子也干瞪眼。近来急得嗷嗷叫，想去当个体户。

　　女儿杨雪联系好去日本上学，这下告吹了，能不埋怨甚至恨他吗？

　　他原指望日本老板撤回投资，会对机械局和阀门总厂构成很大压力，王信健他们不得不重新请他出来。像一九八三年他们解散了知青公司，半年后不得不再恢复一样。

　　他又错了。

　　十几年前他从对立派的土监狱里跑出来，不敢回家，躲到烟台的表妹家里。

　　每天六点钟，不等表妹一家人吃早饭他就出去了。你守在家里人家吃饭的时候能不让让你吗？

　　自己到街上喝两碗馄饨。然后再买两个烧饼放到口袋里，到海边找个背风背人的地方一坐。中午饿了就啃那两个烧饼。

　　晚上六点多找个小面馆吃两碗面条，磨蹭到八点钟以后表妹一家吃完饭了再回去。这样就省得表妹两口子打架。

　　他感到孤单。前面是狂风恶浪，后面是恶浪狂风。有凉气从心底冒出，觉得自己从未有过的渺小和虚弱。真的老了吗？

　　自己陷于灾难之中能依靠谁呢？

　　他仿佛生来就不能依靠别人，只能被别人依靠。

　　莫非自己服输了？他不寒而栗。这骨子里的懦弱比被撤职给他的打击更大。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未赢过。

　　阀门总厂近几年也讲究“感情投资”。每年春天要开一次运动会。知青公司不惜重金，招聘运动员，培训运动员，奖励运动员。在运动场上自然占据了优势。

　　八百子弟兵身着清一色的一百多元一套的毛料厂服，在看台上摇旗呐喊。心齐声威，也咄咄逼人。

　　中午总厂职工每人发六角钱午餐补助。知青公司的人发面包、火腿、水果、汽水。第二年总厂职工也发面包、灌肠。知青公司却供应刚出锅的玉米面大饼子、新鲜豆腐脑外加辣椒粉。又是一个大胜利。他始终占上风。

　　这叫赢吗？管什么用？

　　现在想起来太可笑了。

　　这些年都干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烈酒像一团团烈火在他胸膛里冲撞。

　　“杨经理你走吧，这个地方再待下去也没有好了！”

　　“想请我去的地方很多，广东、天津、大庆。有的叫我去当经理，承包一个单位。有的一张口就答应每月给五百元工资。但是问题没弄清怎么走？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其他受我牵累的人怎么办？”

　　是啊，他总认为自己还是头儿，对别人负有责任。

　　“把我们一块儿带走吧。”

　　这就难了。哪个单位能安置这么多人？而且还要替每个人交三千元的赎身钱。他带着一帮随从人家会害怕的，没有单位敢要他们。

　　“杨经理真不愧是酒仙，喝了一辈子酒还没有输过吧？”

　　“杨经理是九仙，不是酒仙。古代不是有八仙过海吗！”

　　现在还敢称仙吗？他过得去海吗？

　　这是几句很顺耳的话。老部下们看他低头只顾喝闷酒，想说一些让他开心的事，有谈兴才有酒兴。万不可哪壶不开提哪壶，再添堵惹气。此时这些恭维的话却适得其反，让他感到不舒服，是对他刻骨的嘲弄和彻底的否定。

　　酒气昏昏。酒鬼谈酒是最自然合理的永远谈不腻谈不尽的乐事。

　　“杨经理，听说你九岁就开始喝酒，敢跟大人赌输赢！”

　　他仍旧不吭声，只是大口大口地往下灌酒，以浇灭心底越来越强大的悲哀。这悲哀正借助酒精向全身扩散。他何曾真的是嗜酒如命？不过是装疯卖傻，图个办事容易、活得容易又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到头来弄假成真，他成了一名地道的酒鬼。别人谈起他总离不开酒，好像除去跟他谈酒就没有什么别的好谈了！

　　他少年时代的那件壮举像传奇故事一样在喜欢他的人的酒桌上流传。当然也是他自己在酒后说出来的。

　　过去他们家在村里开了个小杂货铺。一个背枪的俄国兵买了一盒草包烟不给钱就走。当时他确实只有九岁，抓住俄国兵的腰带不讨回那一角二分钱不肯甘休。也许他沾了是孩子的光，俄国兵只是推推搡搡弄得他鼻青脸肿，并没有抡起枪托砸他。两个人纠缠到酒馆门口，俄国兵要了两大碗白酒，拉开枪栓顶上子弹。比比画画告诉他，每人一碗酒，他喝光了就给他烟钱，不喝酒——俄国兵拍拍枪托，那意思是叫他吃枪弹。他害怕了，俄国兵说翻脸就翻脸。酒馆的掌柜的也吓坏了，俄国兵是没法规劝的，只能叫他瞅冷子快跑。大兵盯着他，跑不了，只好一闭眼把那碗酒喝光了。他并没有立刻辣坏醉死，攥着那一角二分钱直到进了自己的家门才摔倒。

　　这件事他骄傲了大半辈子，不过是小孩子的逞能。

　　他逞能了一辈子，最后却栽了大跟斗。

　　难怪赵培会得意洋洋：“杨闻岸算什么名人、企业家，三级党组织没有整倒他，就败在我一个副科级的手里。”

　　赵培有权得意。

　　他现在撒酒疯，大骂特骂全都奈何不了人家。

　　省委书记表态支持他也不管用。省委书记也不会为了他真的去追查市、机械局和阀门总厂的头头们的责任。

　　上边说的话下边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不听上边也没有办法。

　　他平时大手大脚，对新闻界尤其慷慨得惊人。需知新闻界是喂不饱的，是喜新厌旧有奶便是娘，愿意为他锦上添花，当他需要雪里送炭的时候，那一大群记者朋友却爱莫能助。

　　几位好心的政协委员在北京替他呼吁，连个水花也激不起来。真是哭诉无门。何况他还不肯放下架子去哭诉。

　　有人宣布对他停职审查，无人宣布审查结果。这一边倒的上级组织只会赢不会输，他只会输不会赢的官司何时能了结？

　　酒杯里突然出现赵培那张带着市侩的得意和狡诈的脸。

　　阴毒向他浸漫过来。他被浸泡在一种无人性的酸液里。自己满意的那个灵魂和身体一块儿被销蚀了，只剩下一团模糊的意识和机械般的喝酒的动作。

　　他的大脑平时靠权力和酒精滋补。如今只剩下酒精，显得苍白贫弱。为人处世没有威势的男人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格和快乐。

　　绝望的怒火烧红了他的眼珠子。

　　凡是暴露在外面的部位无一不是通红的，仿佛从皮肤里能够渗出燃烧的液体。

　　他丧失了总是在酒醉时最有创造性的才华，嘴里像含着一块热豆腐，舌头僵硬，说话含混不清。

　　他曾经是个狂才，工厂里放不下的人物。正因为他狂才让人不放心，狂就意味着他可能出问题或者干脆就有问题。如今却被深刻的自卑和消沉击垮了。连百验百灵的烈酒也不能再唤起他的热情和斗志。

　　他神情怪异地盯着狼藉不堪的饭桌，仿佛在审视自己被撕得粉碎的尊严和信心。

　　陪吃陪喝的人觉得不对劲儿，递给他一支烟，并为他划着了火柴。当火苗举到他嘴边的时候，没有点着香烟却点着了他口腔里的酒精。口腔里的酒精又通过食管跟肠胃里的酒精相通，一股强硬的火焰从他嘴里喷射出来。

　　所有的人都愣了、傻了。

　　这可不是变魔术。他成了一座酒精炉在自焚，嘴唇被烧得滋滋冒烟。

　　徐惠兰扑上来捂住他的嘴，火焰又从鼻孔里蹿出来。

　　他被烧得嗷嗷怪叫，像蛇一样甩动着着了火的脑袋。这个有着控制型人格模式的大汉，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满脸汗水滚滚而下，有许多是从眼里流出来的。

　　所有的人都使用最大的力气才掐把住他，捂住他的嘴，捏住他的鼻子，抬着他往医院里跑。

　　1985年6月 蒋子龙文集.8，乔厂长上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