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火极旺，炉体和烟筒烧得通红。外面正是滴水成冰的三九严冬，屋里却暖如阳春。电视台最后一个频道一声“再见”，就像军营吹响了熄灯号，院子里立刻静了下来。人们不论活得有滋有味还是没滋没味，都开始进入睡眠状态。

　　电视台休息了，城市才算进入夜晚。

　　他的劲头却刚来。黑夜使他亢奋，精力集中，文思勃发。他穿一身老式单布裤褂，袖口挽起，将大瓶的曹素功高级墨汁倒入一个深底大盘子里。墨香腾溢，他深吸两口。眼神突然清炯，注视着展开的宣纸，渐渐进入他所热爱所需要的那种境界。提起笔，蘸饱了墨汁——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引重致远。”

　　“大道广容。”

　　“天涌松涛鸣壮志，龙飞瀑布唱高声。”

　　写过几幅一般化的词句之后，手热了，笔熟了，浓淡随心，力道充沛。他开始拥有那个属于自己的物我两忘的世界。

　　“品若梅花香在骨，人如秋水玉为神。”

　　——女人一定喜欢这样的话。

　　写几条让文人墨客喜欢的。他们喜欢就会买，第一买字，第二买词。知识分子应该是字画市场的主要顾客，可字画一成为商品就被有钱的人垄断了。

　　“真慧匪造作，文章自有神。”

　　“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

　　硕大而圆光光的脑袋开始冒热气。站着悬臂写大字可是力气活儿，何况还要凝神运气，让每个字都活起来，体现他气魄沉雄的风格。他索性脱去裤褂，只穿着背心和灰布大裤衩儿。

　　不是亲眼看到谁也难以想象，一个七十八岁的人还有如此凶猛的精力。他写字偏偏不喜欢让人看，更不能拍电影上电视。好东西不能泄底，泄底就不值钱了。他有过一次教训，五年前一个财大气粗的合资企业的外国老板，要天津市最有名的书法家为他的企业写牌匾。有人推荐了他，他当之无愧是全市写牌匾的第一支笔，他的字体适合制匾。而且他写匾不用放大，主家要多大他就写多大，所以值钱。给中国人写匾最多要给一万元，他向那个外国人提出非十万元他不动笔——他既然是全市最好的书法家，最好的字体价格就不会太便宜。太便宜反被外国人瞧不起。一张外国油画不是可以卖到几千万美元吗？他开这个价算是很谦虚了。外国人同意这个价格，但要亲眼看着他写。言下之意是怕他弄虚作假。他一股豪气冲走了自己立下的规矩，在众人的围观之下他意气飞扬，产生了一种久违了的逞强自信的感觉，摇动大笔一挥而就。自己非常满意，围观者更是赞不绝口。唯独那位洋老板大呼上当，他想不到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地就被赚走了十万元。

　　听着夜的喧嚣，享受夜的沉寂。古风缤纷，奇思妙想，警句格言，滚瓜背诵，从笔端跳出，挥洒得淋漓尽致。他活得让自己满意，写得让自己满意。从六岁起跟着当时天津市名望最高的书法家何匡人学写字，算起来已写了七十多年，居然没有写累，没有写烦，可算是成精了。活得长久就是智者，就能卓越。

　　活得再长久也会衰老，终有一天他会为字倒下，而字不会为他倒下。他现在拼命写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他倒下了，他的字则不会因他的消失而消失。正像现代人一看到“望海楼”三个大字，就会想到他老师何匡人并肃然起敬。写到十六岁他的字就开始卖钱，不过要署上何匡人的名字。当时求何匡人写一个牌匾，“茶资”不得低于四千块大洋。提笔就是钱，但何匡人轻易不摸笔，一般人来求写字都是由他代笔，盖上老师的大印。有人说这是老师白使唤他，他则认为是老师成全他。他终生都对何匡人感恩戴德。在他写字台对面的墙上把恩师何匡人的灵位摆在正中间，左边挂着盖有市长大印的特聘他为一级书法家的证书，右边是他父母的灵位。这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尊敬的四个人。

　　尊敬归尊敬，他决不让学生代自己写字。前些年宣纸便宜，他一下就买了一千刀，从地面快码到了房顶，这些纸够他写到死也用不完。现在宣纸的价码翻了好几倍，光是这一千刀纸就赚大发了。他不仅活着卖真字，就在他死后也会让同行们大吃一惊，仍然有大批他的真迹控制书法市场。如果他的一幅字标价四百元，别人的字最多敢标价三百元。他想叫别人卖字或自己不急于用钱，就把自己的字的价格抬高，别人的字价格便宜，就能卖得出去。倘若他不想叫别人卖字，或者自己急于用钱，就把自己的字的价格定得无法再低了。大家自然都来抢他的字，别人的字还怎么卖得出去？

　　他写到凌晨四点钟，然后饱餐了一顿，熄灭炉子，上床睡觉。

　　他从不解释，为什么要在睡觉前把炉子捅落。怕着火？怕被煤气熏着？谁也不知道，他似乎不需要去理解别人，适应别人，别人只应该来理解他，适应他。到早晨老伴儿起床的时候，屋子里冰冷梆硬。桌子上、椅子上、凳子上、纸垛上、书堆上、炉子上、角角落落到处都摊晾着夜里刚写好的字幅。老伴儿知道这些东西都能换钱，但无法让自己相信这些东西就是钱。相反倒有一种被挤压感，在老鬼眼里这些字比她更重要。她像怕踩上地雷一样，小心翼翼地逃出房子。到街上吃过早点，她或者继续逛大街买东西，或者到邻居家的暖和屋子里去打麻将，或者回到冰凉的床上去围着被坐着。整个上午，他睡觉，家也死了。到中午他醒来，屋里才开始有点儿活气，收拾屋子，点火生炉子，吃午饭。吃过饭之后他还要再睡一会儿。

　　老伴儿也没有多少事可干。所谓收拾屋子就是把摊晾的字幅收起来，其他地方则用不着收拾。这是一间少说也有百年历史的旧平房，与其配套的家具大多也是老式的：一张高大的旧床，一把油漆剥落的太师椅，旧桌子，旧凳子，唯色彩生硬的写字台好像是解放后的产物，上面铺着沾有墨迹的毡子。屋子中间支着一个烧蜂窝煤的大炉子，炉子四周有一块空地。也只有这块空地可供人自由活动，吃饭在这儿，来了客人自己搬个凳子坐在这儿——市里领导人来求字也是如此。谁要是看着不顺眼可以批给他一套好房子。也只有这块空地，当主人高兴的时候可以打扫一下。屋里其余的空间全都堆满了宣纸、旧书、杂七杂八的所谓古董、裱好的和尚未装裱的字画。颜色和味道都和尘土差不多，灰黄、古老、陈旧。不能打扫，也不必打扫。

　　不打扫的房子灵气则不会走失。

　　人们都说，这一片老平房的风水好就应在他的身上，他死之后就难说了。所以保护好他就是保护这带的风水，就是这一带居民的福气。历史可以作证：这一带是块宝地，出名人和能人最多，过去天津城里最著名的两大家，高家和何家都是在这老平房里发起来的。他就是高家的第三辈代表人物。左邻右舍的人不论年长年幼，哪个见了他不喊一声“大爷”——“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除外。这几年所有老规矩都恢复了，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远邻近舍的人见了他不敢太套近乎，就在“大爷”前面加上一个“高”字。文化界的人和领导干部们，叫“爷”不方便，一律尊称他为“大先生”。他的真实名姓除去写在户口册里印在身份证上，哪个敢当面呼叫？

　　现实也可以作证：市政府十年前就提出改造旧平房，建设新天津，各处的旧房都拆了，没有拆的也列入了拆迁规划。老城区内唯独保留了这一片错落有致的古老私产平房，明令规定不许动。即使坍塌了也要按老样子翻盖，整旧如旧。作为一种古董，一种老天津城的遗迹，一种对现代城市建筑的反衬，这一片老平房要永远保存。它成了天津的标本，拆了它就破坏了全市的风水。

　　——他这么说，大家才这么认为。

　　但是住在老平房里的人并不是都有这种自豪感。谁如果说不羡慕那些现代化的高层住宅，漂亮整洁的楼群，幽雅的新式住宅小区，还有那煤气、暖气、自用的卫生间和厨房，谁就是傻瓜。大先生不傻，邻居们都想听听他的高论——

　　“老房子金不换，冬暖夏凉。这年头房价突飞猛涨，买一间房子要几万乃至十几万元，以后还会更高，还是住自己的房子最牢靠。能守住祖宗留下的房产就如同守住一块永远不会贬值的金子。最倒霉的就是前几年舍弃自己的旧房搬进新公寓的人，如今房屋政策改革，又得重新花高价钱租房或买房，转了一圈儿上了个大当。我们原地不动，等他们改革改了一圈儿回来，我们又成了最实惠最时髦的。”

　　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话是有远见的。不以万变应万变，不以不变应万变，人生三大法则是知变、应变、适变，守住自己的太极，一动一静俱浑然。

　　智慧活得最长久。他以独有的经验和智慧把握着自己生命的盈亏缩涨，获得了一种固执的满足。在这个不求人就难以生存的现代商品社会上，他就能做到不求人，想要什么拿钱去买。古今中外很少有拿钱买不到的东西。他生活里经常碰到的是别人求他，命中注定他就是被人求的。包括市里的最高领导也得向他求宇，当然要比一般人来求字容易些。这个世界上一般人太多，要字就是要钱，他打发不起，所以门关得很严。邻居们敢登门向他求字是始于狮子胡同的刘娘，她进门就下跪：

　　“大爷，您无论如何赏给口饭吃！”

　　他并不慌张，连手里的《千家诗》也没有放下。他见过阵势，以前有人给他下跪磕头并不新鲜。

　　“这是怎么说的，快起来，有话好说。”

　　“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什么事？”

　　“我们家的老小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那单位的头头知道我们跟您是邻居，非要求您一幅字。有您一幅字他就收下老小子，还可以让他当个小干部。没有您的字，老小子这口饭就吃不上。”

　　“我的字真有那么值钱？好吧，那个头头叫什么名字？”

　　他拿出一条“寿而康”，在右上角题上请那个头头指正的字样，给了刘娘。这件事在老平房里传扬开来，他很得意。善门一开再关上就难了。当他下午睡醒以后，常有邻居找上门来，一律学刘娘的样子，进门先下跪，叫大爷。连说词也差不多，无非是孩子上学，儿女调动工作，评职称，调工资，总之是请他赏口饭吃。好多年没有这么多人给他下过跪了，凡真诚跪拜者，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值一幅字。

　　他的老伴儿看不下去。只要她在屋里，对想下跪的人能拦的都拦住；无法拦住的也慌忙奔过去扶起来。也只有老伴儿敢在有他没有外人，或有外人没有他的情况下叫他老鬼。一声“老鬼”，表达了老伴儿对他的依靠、珍惜、敬畏、憎恶和无可奈何。不错，家里的钱的确都是他挣的，可挣大钱的男人有的是，没有像他这么毒的。所有的钱都放在太师椅的棉垫子底下，结结实实地用自己的大屁股压上。老伴儿花钱现找他要，他一欠屁股就抻出一张票子。如果老伴儿嫌少，他就再欠屁股，抻出一张大票递过去。他醒着的时候屁股不离太师椅，睡觉的时候用写好字的宣纸搭在太师椅上，有人一动沙沙响，他便醒了。

　　不知内情的以为他是地道的老财迷。恰恰相反，他把着钱是为了花起来方便。让女人管钱就尽想存起来，他反而不自由了。这样多好，他想吃什么就可以拿钱去买。他爱吃爱喝，吃喝了一辈子仍然吃不够，喝不够。而且是大吃大喝。三伏天炖七只鸡，也只够吃两天。每月不论挣一万元还是八千块，全部吃光喝净。当然不是彻底地花个精光，老伴儿每次采购都有剩余，有时甚至剩的比花的还多，也不再交还给他，便自己存起来，所以老伴儿每天上街都重新找他要钱，不要白不要。

　　老伴儿虽然也知道他的字值钱。但字要卖得了才能变成钱。她怎么也弄不明白，全市有那么多书法家，大家都比着写，写那么多字卖给谁呢？字这玩意儿能看不能吃，可有可无，最多一家挂上一两幅就足够了。谁买这么多字干什么呢？现在人人抢购字画是一股邪劲儿，万一有一天世道一变没人买字了怎么办？不如趁老鬼活着多存点儿现钱心里踏实。大先生则认为这是妇人的小心眼儿，见识短。老伴儿小他十七岁，又无儿女，叫她不多留个心眼儿是不可能的。

　　老夫妻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每隔几天就要重复一次这样的谈话：

　　“现在我的字值钱，等我死了以后就更值钱。我天天写字就等于给你留钱，这屋里到处都是钱。有朝一日你没钱花了，随便拿两张出去一卖，就够你吃个一年半载的！”

　　“那也不如给商店写牌匾来钱快。写一幅牌匾少则几千，多则上万。有一天你不在了，再想写不是也晚了？趁着现在还能写就应该多写，别老拿架子。”

　　“写得太多就不值钱了，字画一个理，要抻着点儿卖。”

　　“那你天天写，存下这么多字，就担保一准儿能卖得出去？”

　　话一说到这儿，大先生就动了气。老伴儿也自然不敢再往下深说，谈话遂不欢而散。

　　无论谁，敢对他的字的价值有所怀疑，他就怒从心起。特别是跟他过了大半辈子，大半辈子就靠他的字活着的人，居然也不全心全意地崇拜他的字（可以不崇拜他这个人，但不能容忍不崇拜他的字），就不只是让他生气，还让他泄气，让他心伤、心寒。他把一生都泡在了墨汁里，他的字融进了自己精神上和官能上的全部享受。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他的字永远不会被冷落，被鄙视。

　　看看别的书法家的老婆。首先把自己的丈夫视作世间第一大奇宝，从头到脚无一处不伟大，无一处不值钱。不要说手写出的字，即便是脚踩出的印子都价值连城。自己则是丈夫最无私最忠诚的崇拜者和守护者，就如同阎王殿前的小鬼——阎王好见小鬼难搪！除了她们自己，别人休想靠近她们的丈夫一步。空着手来求字，更没有门儿！要字可以，按字索价。书法家本人也许还不好意思斤斤计较，老婆可不管那一套，根本用不着书法家露面张口。这才叫名人的老婆。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的价值的人就不配当名人的老婆！

　　大先生一生气，就要脱光衣服，捅旺炉子，烧一壶开水，烫身上的丹毒。滚沸的热水浇到长丹毒的地方，不起包，不觉疼，只是舒服地滋滋吸气。把所有丹毒都烫舒服了要三大壶开水。房子里蒸汽弥漫，腥臭难闻。

　　老伴儿一见他拉开烫毒的架势，就赶紧躲出去。是她受不了，不是他怕人瞧。在他赤条条大烫其毒的时候，天塌了也不管。即便在这时候有客人来，他也大大方方地照烫不误。只要客人不怕，他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从里到外烫得舒舒服服，然后尽兴地大吃一顿。不论住什么样的房子，过什么样的日子，顺乎自己的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大先生活得轻松、自信。别人比不了也学不了。他有办法让好风水老围着自己转。

　　1985年5月 蒋子龙文集.8，乔厂长上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