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简直有点可笑。是去年吧，中央下来文件，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取消，革委会主任改为厂长。仓北厂的人私下都在议论，这样一改，一直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高盛五很有可能要当厂长。他对工厂的生产情况很熟悉，而且确实抓出了点眉目，仓北厂生产的精密机床，由在国际市场上排不上号，上升到世界第二名。党委书记姚刚是“文化大革命”后从人事局调来的干部，对工厂的生产不太熟悉。以前讲究党的一元化领导，他还兼着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其实生产上、技术上这两大摊子主要还是靠高盛五。现在党政分家，建立厂长分工负责制，姚刚当然会实事求是地让高盛五当厂长，自己只做党委书记。况且下边的呼声他也不会听不到的。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姚刚是党委书记兼厂长，主管生产。高盛五由主管全厂生产的第一副主任，改为普通的副厂长，主管人事工作；为了不让干部工人说闲话，给高盛五又加上了党委副书记的职务。除去人事厂长应该主管的劳动工资科、财务科、安技科等，还外加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等一大堆政工部门。把党务政工这一块全给了他，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升了，实际上却没有实权了。

　　姚刚是个十八岁就坐机关的“一帆风顺派”，加上多年做人事工作的经验，在权力上做点手脚那可是用不着费多大劲。他认为“四人帮”倒台以后，势必要跟以前来一个大颠倒。以前臭的，现在香；以前香的，现在臭。往后在一个工厂里管党务抓政工，徒有虚名，没有实权。只有抓生产，掌握工厂的经济大权，才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是工厂里真正的“大拿”！他宁可丢掉党委书记的帽子，也不放弃厂长这块牌子。更何况仓北厂的干部还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能够做党委书记，他还可以兼着这个职务，保留对全厂党政大事自己拿主意，亲自点头的权力。把一些琐碎的具体工作推给副书记高盛五。真是何乐而不为！

　　高盛五来了个大改行，刚开始脑袋真有点发蒙。他是个电工出身，对技术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敏感，十几年前自己就能装电视，做喇叭。他如果不被提拔当干部，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工匠；他如果一九五五年高中毕业后，不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能上得起大学的话，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甚至是个科学家。而命运却让他主管他从来没有干过的政治工作，舍己所长，用己所短。主管政工，首先就得会做思想工作，他自己的思想就不通。但鉴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通也得通，他捏着鼻子上任了。

　　上任就有事，政工部门的干部都想改行，特别是年轻人。组织科管档案的小韩要求到财务科去学会计，高盛五立即就答应了，年纪轻轻的应该支持她去学点真本事。宣传科的两个干事要求到车间去学技术，他答应得更痛快。党委书记都想去学技术抓生产，这些小干事们要求去学技术还不是好事，应该支持。

　　这下可坏了，高盛五犯了疑。人家别的厂长都是谁抓什么就老说自己抓的那一摊重要，千方百计保护自己那一块，他却是站在生产的立场上抓政工；由此引起了政工部门的不满，有真的有假的，政工干部都要求改行。从党委书记那儿就瞧不起政工干部，一甩手扔下这批人不管，自己先改了行。来了个人事厂长，不爱部下，倒给改行开绿灯，谁干政工不伤心。似乎政治工作和“四人帮”一块儿臭了，搞政工没有前途了。往后不搞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不搞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政工人员就要失业了。工厂里再也用不着做政治思想工作了，只要隔两年长一次工资，每月多发点奖金就行了。好吧，奖金越发越多，工人的情绪和奖金的数目并不成正比，积极性不是越来越高，而是忽高忽低。发奖金前三个月有效，过了三个月就不大灵，多给了没意见，少给了发牢骚，在工作上找齐。车间干部总结出一套“苦恼三部曲”，送给了主管发奖金工作的高盛五：“评奖评奖，无人开腔；评奖评奖，越评越僵；评奖评奖，轮流坐庄，评奖变成了平奖。”高盛五头疼了，思想工作不要了，奖金又不是万能的，难道我们的工厂就走投无路了？

　　是高盛五感到走投无路了。“四人帮”时期，靠批、靠斗、靠吓唬；现在靠什么呢？靠讲大道理，人家不听，靠钱又不灵。就在他作难的时候，保卫科长拿着一把大剪刀找他来了，气呼呼地说：“高副厂长，现在戴蛤蟆眼镜、穿喇叭裤这股风再不刹不行了！明天上班的时候，我在大门口检查，有穿喇叭裤，有男的留着女人头的一律给剪了！有戴蛤蟆眼镜的不让进厂，按旷工处理。你看行不行？”

　　“你这是想干什么？”高盛五大惑不解，“你们保卫科没事干了？”

　　“哎，你这是怎么说？……”想借机给政工干部出出心里的闷气，提提政工干部威信的保卫科长，被不懂政工的人事厂长气得一句话没说完，赌着气走了。

　　高盛五真是动了脑子了，没办法，一切从头学起。他领导生产，从来都是想好了再做，决不做起来再想，用不着返工。态度从容，抉择果断，因为他把生产那一套都吃透了。这个政治思想工作无边无沿，没有章程，没有规范，抓不着，摸不透，也没有一本教科书可以参考。幸好高盛五是个多才多智的家伙，别看他长得武高武大，看上去好像动作迟缓，笨手笨脚，心却细得要命，不着急不上火，心里有真主意。他硬着头皮，钻起来了。他翻了很多资料，研究外国人的管理办法。又从桌子底下把两三年没有动的马列著作搬出来，找了点理论根据。在一个大学教师的帮助下，高盛五又学习了心理学、教育学和人才学。在一次党委会上他正式提出自己的主张：政治思想工作既不是专门整人斗人的“石头政治”；也不是假大空式的“空头政治”。这两种“政治”应该跟着“四人帮”一块儿完蛋了！真正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一门科学，连国外的资本家都懂得这门学问，如果我们放弃了这门科学，就搞不好现代化的工厂。老姚当场就善意地挖苦他是“高克思”。

　　高盛五并不介意党委书记的玩笑话，他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要说我这一套不行，就请你们拿出一套办法来。你们要是拿不出办法，国家也没有政治思想操作规程，那就得听我的。”

　　党委只好同意他试试。国家经济体制和结构正在进行改革，办工厂谁也拿不出个准章程，就靠自己摸索着往前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人的头脑是无所不能的，只要你无止境地吃苦耐劳，不断探求，总会想出办法，把政治思想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现代化的管理加上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老传统，嘿，不愁管不好工厂！

　　高盛五开始按自己的土办法行事。

　　第一件事，去年一年把全厂职工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子女大部分都招回仓北厂上了技工学校。眼下，只剩下四个人，今年要把他们都办回来，去掉职工心上的一块病，也卸掉了他们肩上的一个大包袱。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烧起来很得人心。高盛五来了劲头，他盘算着今年又有九个老工人到了退休年龄，给他们办退休手续，让他们的子女来顶替。但是这些老工人不能放走，留在厂里能干多少是多少，他们是厂子的宝贝疙瘩，仓北厂能得金质奖章全是靠他们的手艺抠出来的。这些人走一个就少一个了，要想办法把他们的技术留下。现在三十岁以下的工人顶戗的少，哪怕叫老人把着手一人带一个呢，带自己的儿子也行！对，将来技工学校就招收本厂职工的子弟，如果将来仓北厂的工人都是血统工人，两代、三代，甚至四代、五代都在仓北厂做工，厂史就是他们的家史。他们不就会更加热爱自己的工厂，更希望把工厂办好……

　　第二件事，高盛五利用工人都想出差的心理，规定每个季度选出来的先进生产者，每人放两天假，轮流坐着厂里的那辆吉普车到北京去玩儿两天，到长城、十三陵逛一逛，晚上回来还可以从北京买点鱼回来。北京菜市场里物品丰富，天津人爱吃鱼，这既是一种政治待遇又是一种物质享受。而且还规定，任何厂长不得以任何理由占用这辆先进生产者专用的吉普车。

　　这件事情不大，在仓北厂影响却不小，工人的情绪很高，都支持这项制度。

　　厂长们却很反感。姚刚半开玩笑地说：“盛五啊，你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这样做呀，用牺牲领导干部的利益，去讨好群众。”

　　高盛五也同样用嘻嘻哈哈的声调回答：“没办法，领导搞特权，使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很大，只好对头头搞点一平二调。因为你们是领导，政治思想工作总要好做一点。”

　　高盛五没有说出来，他心里还有打算哩，局里答应，今年要拨给仓北厂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仓北厂的领导只坐过吉普车，还没坐过自己的小轿车。不要说姚刚，就是高盛五也很想进城开会的时候能坐一坐“小上海”。但是他打定主意，这辆“小上海”一来就把那辆吉普车替下来，让先进生产者坐着“小上海”去逛北京。姚刚肯定不会同意，高盛五也想好了办法，召开职工代表委员会，鼓动职工代表说话，给他来个众愿难违。

　　姚刚当然也不是傻子，他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就用党委书记的口吻提醒高盛五：“你是党委副书记，你可不能用满足群众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来代替政治思想工作。”

　　要是以前，高盛五还真得被姚刚这几句话给吓住，现在他看了点书，肚里有了几套词儿，张口就说：“政治觉悟，即令是最伟大、最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觉悟，都决不是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可知的东西。它不是乌托邦的空想，也不是神秘的宗教的狂热，而是从非常现实的物质利益中产生出来的。政治觉悟的产生决定于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它是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反映。”

　　“老机关”姚刚还真叫他给唬住了。心里暗暗叫苦，后悔不该叫高盛五管这一摊儿，这家伙头脑灵活，鬼点子太多，他抓什么，什么就突出，什么就出新花样。暂时只好由他去。

　　头两脚踢开了，高盛五这个“土政治家”摸到了一点门道，也有了点兴趣，各种各样的点子更多了。凡是新的念头一旦钻进了高盛五的脑子里，就会燃起强烈的欲望，他非要试试不可。

　　仓北机床厂生产的精密仪表机床，在世界上仅次于瑞士产品，远远超过了原来是第二名的日本产品，国家奖给仓北厂一个金牌和一笔奖金。去年年底，又从利润里提出一大笔钱，这两笔奖金加在一块儿每个职工可以分到一百多元。工人想把这笔钱拿到手，过个肥年；领导也想把这笔钱发下去，大家干了一年，不白辛苦，高高兴兴，上下同乐。高盛五却有他的想法，钱发下去一吃一乐抹抹嘴头子就完了。而且今年发一百二，明年就得发一百五，你要发一百群众都有意见。他利用自己主管这项工作的便利条件，死说活说，总算说服了党委书记，每个职工只发了二十元。利用剩下的钱，按每个职工的身材做了一身质地考究、式样大方而又漂亮的厂服，绣上了金牌和厂名。春节前发给了职工，要求每个职工一出厂门口，必须换上厂服。虽然仓北机床厂只有一千多名职工，这件事却很快轰动了全天津城。这不仅仅是因为仓北厂的厂服做得漂亮，而是人家一看见这身衣服，就知道这是仓北厂的人；就知道这个厂的产品在世界上占第二位，得了国家的金牌，都挑起大拇哥：了不起，真是好样的！

　　高盛五发了这一身厂服，等于给每个职工颁发了一个金牌，把集体的荣誉变成了每个职工的个人荣誉。仓北厂的人一下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感到当个仓北厂的工人很光荣，对自己的工厂从来没有这样喜欢过。干活加倍当心，不能出废品丢了金牌，还要争取超过瑞士。仓北厂的人走到马路、大街上，招来很多羡慕的眼光，特别是姑娘小伙子，连搞对象都容易多了。他们除去感到自豪，也有了一种责任感，说话办事可不能给胸前的金牌抹黑，不能损害仓北厂的名声。要是穿着这身衣服被人揪到派出所，那脸还往哪儿搁！

　　一个聪明的主意，常常比一件功绩更可贵。只不过是发了一套厂服，使仓北厂的厂风、职工的精神面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保卫科长也用不着拿把剪刀站在厂门口（没有人穿着喇叭裤进厂）了。 蒋子龙文集.8，乔厂长上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