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我打开办公室的门，屁股还没有来得及坐到椅子上，后面就跟进来一帮人。在以前事事讲路线、处处抓阶级斗争的年月，当个厂长虽说也不吃香，头上老悬着一顶“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帽子；但不管怎么说还可以落个清闲，动嘴总比动脑子、动手省力气多了。而且那一阵下级对上级总是报喜不报忧，凡事只拣好听的说，形势一派大好嘛。当个领导真是容易得很，超脱得很。左手一举是“路线”，右手一举是“斗争”，“所向无敌”，下面百依百顺，听话得很。现在当厂长是什么滋味？真正到了“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地步。下面对上面像故意找别扭一样，专门报忧不报喜，什么难听就说什么，反正是谁也不怕谁了。我就没有发现一个肚子里不怀牢骚的人。

　　我不用回头就知道屁股后面跟进来的是些什么人，都是我的“嫡系部队”。因此我坐下以后眼皮也没撩，没有好气地说：“有什么事就说吧！”

　　按眼下这股搞业务吃香的风气一直刮下去，将来很有可能顶替我的位置，因而在中层干部中总是以老大自居的生产科长，当仁不让地抢先说：“西德罗姆克公司把给连轧机配套的电器发来了。”

　　“嗯？”我猛地抬起了眼睛，“合作的事八字还没一撇，怎么就把货发来了？”

　　“姥姥家心急，不等孩子生下来，先把小裤小袄送到了，就是孩子流了产，我们也得还给人家衣服钱。”生产科长阴阳怪气地把一沓发货单、说明书之类的东西摔到我桌子上。

　　我没有去翻它，心里像塞了团猪毛，德国人行动好快呀！一种要上当的预感紧紧抓住了我。半年前，局技术处的万处长建议我们厂和西德罗姆克公司合作，引进他们的技术，使用他们现成的图纸，生产连续轧钢设备，我们做不了的东西由罗姆克公司给配套。在工厂生产任务不足的情况下，这未尝不是一条门路，当时我被万处长说得有点心活，生产科长从经营的角度出发坚决反对。万处长三番五次地鼓动我，厂里的工程师们也很上劲，一趟又一趟地找我，我当然明白他们心里的小算盘，是想借机到西德去转一趟。我架不住上下夹攻，最后答应派工程师吴传学跟着万处长到西德和罗姆克公司谈判，先摸摸情况再说。他们走了以后，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很快，机械行业属于重点调整压缩的对象，我对和德国人合作生产连轧机一点儿把握也没有了，在这种时候一着棋下错，工厂就会吃大亏，甚至会完蛋。我派去谈判的人还没回来，罗姆克就把给连轧机配套的电器发来了，这更增加了我的疑心。禁不住自言自语地说：“德国人怎么这样快呀？我们的人还没回来，他们的货倒先到了。”

　　生产科长接口说：“我们是吃官饭的，干的是大爷买卖，快点儿慢点儿没关系。人家讲的就是效率，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力量，就是幸福。”

　　“咱们的人好不容易熬上出趟国，东游西逛，回到北京还要做总结，写汇报，当然外国的货要比中国的人走得还快了！”长舌头的财务科长说话更尖刻，他要是和生产科长联合起来挖苦某个人，那个人连五分钟也支持不住，不是气跑，就得气死。他把罗姆克公司的说明书拿在手里掂了掂，冷笑热哈哈地说：“这不是说明书，这是讨账单。两千万哪，数字可不小。厂长，给不给呀？”

　　我没有吭声。我和外国资本家打交道，一向还比较小心。但对罗姆克公司印象一直不错，他们卖给我们的二百六镗床很好使，质量好，守信用，上个月还派人来帮助检修，并且白送了一箱子备件。要不然我也不会同意和他们谈判，引进他们的技术。

　　财务科长用一种与他无关的嘲讽口吻说：“要是付了这笔款，今年咱厂不仅竹篮打水一场空，还得亏损八百万。职工们白忙乎一年，到年底什么也捞不到，眼睛光看着别厂的工人大把小把往家里拿奖金，厂长你顶着吧，骂娘的人少不了！”

　　我一摆手：“先不付款，等吴传学回来再说。”

　　生产科长耸耸鼻子：“他已经回来了。”

　　“什么时候？”

　　“昨天。”

　　“嘿！”我突然来了火气，“他回来了为什么不进厂汇报？立刻把他找来！”

　　“等等，我还有事哪，也和吴传学有点关系。”一直站在窗子前背对着我们、对我们刚才的谈话毫不感兴趣的保卫科长，突然转过身来，向上翻的大鼻孔像双管猎枪的枪口，从里面喷出两股烟柱，粗糙而阴冷的脸上挂着一种狡诈、得意的神色，眼光中带着一种嘲讽意味，好像他能洞悉一切，他是熟知人性特点的专家，谁想欺骗他都是徒劳的。这副样子全是他的职业造成的。他还用那种令我厌恶的、审讯人时所用的慢条斯理的腔调说：“吴传学的老婆苏敏，昨天晚上跑到宾馆，在那个德国人尤勒的房间混到深夜才走，两个人又听黄色音乐，又跳舞，闹得全宾馆都轰动了。有个服务员躲在门外偷听，似乎还听到轻声的尖叫和撕扯的声音。夜里十二点，宾馆保卫科给我们厂打来电话，报告这件事。是不是还发生了别的关系，人家不敢说，但肯定没有好事……”

　　我心里大吃一惊，苏敏不是轻浮的女人，办事有主见，有事业心，我交给她的工作都很放心，一直对她印象不错，怎么会办出这种事？但我板着脸，拿出一种不动声色的样子。我知道，一旦我对这件事表现出兴趣和惊奇，保卫科长那副盛气凌人的气势就会更厉害了。我用怀疑的目光盯住他，观察着他神色的变化。这位老兄自从“阶级斗争”不再为纲了，“牛鬼蛇神”们也都落实了政策，就有一种近乎失业的感觉，在干部中数他牢骚最多，对思想解放运动最看不惯。这一刻却又像鹰见了兔子一样，耳朵支起来，眼睛瞪起来，又上来精神了。我听了心烦的事，他听了就高兴，好像这一回可该看他的了，他又有机会大显身手了。我怀疑他是不是又捕风捉影，犯了老毛病。

　　保卫科长十分精明，看出了我的疑虑，伸出手指头继续说：“我有三条根据。一、昨天吴传学刚从国外回来，两人都年纪轻轻，分别了一个多月，乍一见面，苏敏不在家里守自己的丈夫，却跑去找尤勒，这说明她跟尤勒的感情，胜过她对丈夫的感情，甚至可以说两人已经如胶似漆，难解难分了。二、关于他们两人的关系，工厂早有闲话，眉来眼去已久，两人还经常一块儿看电影。昨天晚上是被人看到了，没有被人看到的还不知有多少回哩。三、苏敏这样干并不难理解，也不足为奇，现在的技术人员想出国想蓝了眼睛，苏敏想拉上一个德国人，将来出国方便，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尤勒有钱，有外国货，苏敏还能白跟他好。厂长，这件事可不单单是个男女关系的问题，它牵涉我们厂和罗姆克公司的关系，实际就是两个国家的关系，问题很复杂！”

　　我不高兴地止住了他：“事情没有查清以前，从你这儿先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财务科长说：“这才叫赔了夫人又折兵！”

　　保卫科长竟以在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他惯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口吻，向我提出意见：“厂长，我看别叫他俩在一块儿了，检修二百六镗床那一摊子，再另外给尤勒配个助手。”

　　我看他一眼：“你说配谁？”

　　生产科长坚决反对：“不行，检修工作正到了关键的时候，再配新手就会摸不着头脑，影响进度。这个季度正是叫劲的时候，我还指望二百六镗床拿钱哪！再说咱们厂能懂点儿德语的，除去吴传学和苏敏两口子，还有谁？”

　　保卫科长那车轴般的脖子一拧，还想争辩，我挥挥手止住了他们：“不要闹得满城风雨，等查清事实再下结论……”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门上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保卫科长气冲冲拉开门，想不到门口站着的是苏敏。我们几个都感到很意外，但心里最烦、最受惊的，恐怕还就数我了。苏敏跟尤勒想必是真有那回事了，不然为什么她一上班就主动来找我？

　　我不冷不热地说：“进来吧。”

　　苏敏见屋里站着这几位大将，都是厂里的实力派，而且出名的不好惹，尖嘴的、长舌的、手黑的。她神情极不自然，脸色微微泛红，埋下脑袋。但这是一刹那的事，很快她就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抬起眼睛，大胆地迎着众人的目光。这一来使屋里这几个人反倒不大好意思再看着她了。

　　她变了。虽然外表和过去的苏敏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内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从她的眼光里、她的神色中都透露出来了。我感到惊异，感到陌生，她不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文静纤细的女工程师了。她的温柔的目光中，什么时候增加了一种倔强和自傲，带有挑战的意味。荏弱的外表似乎已掩不住她胸腔里那股愤怒般的激情。这一切都是反常的，在她身上都是不协调的。女人的变化真是玄妙莫测，这反而使她的身上出现了一种异样的神采，更增加了她的风韵。她的这种变化从何而来？难道是尤勒那个家伙改变了她的内心生活？这使我又气恼，又不安。

　　她轻声的，然而很严肃地对我说：“厂长，有些事情我想跟您谈一谈。”

　　我说：“请坐吧。”

　　生产科长朝财务科长盯了一眼，仅仅是盯了一眼，决没有使眼色，财务科长便明白了，两个人一块儿往外走。他们俩在任何场合都是这么一唱一和、一搭一档，配合默契。走到门口，财务科长又回头甩了一句冷腔：“厂长，吴传学赔的那两千万到底给不给，你可早下决心。”

　　保卫科长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反倒拉了把椅子在我对面大模大样地坐下了，他似乎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应该参加这场谈话，也许他还想把这场谈话变成审讯。从口袋里掏出总是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在桌上摊开，又从上衣的小口袋里掏出圆珠笔，记录的架势、审问的派头都做好了。我心里想，他愿意听听倒也有好处。

　　可是苏敏不看保卫科长，却冲着我说：“厂长，我想和您单独谈一谈。”

　　“嗯？”保卫科长的脸色立刻沉下来，他后边一定还有更难听的话。我赶紧把话接过来：“忙你的去吧！”

　　保卫科长没动地方，反把惊异的目光转向了我，我当然知道他那眼光的意思，他给保卫科的干部们规定，办花花案，跟女人谈话，一定要两个人，免得被不正经的女人咬一口，说不清楚。我是个糟老头子，还怕什么女人咬吗？而且苏敏还未必是那号不正经的女人。我用眼光示意，坚决叫他走开。有他在这儿苏敏是什么也不会讲的。

　　保卫科长没有办法，带着一肚子火气退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苏敏了，她反而显得慌乱起来，眼睛躲避着我的目光。长时间的叫人尴尬的沉默。我不催她，最难说的就是第一句话，何况她要讲的还是一个女人最难说出口的事情。她局促不安，脸色红了变白，白了又变红，时而紧张，时而懊丧。也许她的灵魂里正在进行着一场艰苦的挣扎。我不启发她，也不安慰她，不能由我先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我生怕一出声会动摇她的决心，使她从这间屋子里哭着跑出去。让她的良知受点折磨吧，我不看她，索性翻开一本书，拿出一副耐心等待到底的样子。

　　隔壁就是秘书的办公室，电话铃声，说话声，一阵阵传到我的屋子里来，这也多少冲淡了苏敏紧张的情绪。她突然表现出一种有主见的女人特有的镇静和执拗，像讲述别人的事情一样，冷静地开口了：

　　“我不想只告诉您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为了交代我和尤勒有没有不正当的关系，没有必要找您，保卫科长是最正统的审判员。我今天上班来，许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议论我，他们感兴趣的是我和那个德国人发生了龌龊的事情没有，或者是我把自己卖了多少钱……”她突然说不下去，眼里涌出泪花。她扭过脸去，沉了一会儿，但到底忍住了自己的眼泪。再转过脸来的时候，神色已经平静了。

　　“就是您，现在最关心的可能也是这个问题。不，这不是最主要的。生活的真正含义比表现出来的要复杂得多！我感到痛苦，感到失望，感到愤怒，但决不仅仅是对我自己……

　　“我还是从头讲吧。两个月前，尤勒来到咱们厂，检修罗姆克公司卖给我们的二百六镗床。这台镗床在我们厂被看得很神秘，马工程师曾带着几个大工匠修了一个多月，连毛病在哪儿都没有找到。从此更没有人敢碰它了，怕拆开以后检修不好反而栽跟头。所以我们厂不得不给罗姆克公司拍了电报，他们立刻就派尤勒来了。为了工作便利，也为了从尤勒那儿学点技术，防备以后这台镗床再出了故障，自己好能够检修，您决定要给尤勒配个助手，是吧？

　　“于是，全厂搞机械的工程师、技术员，为了要当这个助手展开了竞争。当然，大家都想去当助手，主要目的是想跟这个德国人学会一点儿检修镗床的绝招，壮大自己的资本，一招鲜，吃遍天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今的风气如此，跟外国人打交道似乎是一种荣耀，哪怕是当助手。但别的技术人员都无法同吴传学和我相比，我们两个德语基础比较好，这些年一直没有丢下。尤其是传学，他有心计，总想搞出点名堂，拼命学外语，立志要出国看看。尤勒一进厂他就充当翻译，他给尤勒当助手最合适，顺理成章，谁也争不过他。可是他不想干，他知道出国的机会快轮到他了，他把上上下下的关节几乎全打通了。局技术处的万处长很喜欢他，甚至私下已经对他许了愿，只要去西德谈判就一定带着他。万处长也没有出过国，他那么热心地支持我们厂和罗姆克公司合作，也想借机到西德去兜一圈。吴传学手里有了这张牌，就不愿意再给尤勒当助手了，他生怕被镗床的检修工作缠住，影响他出国。可他又不想把给尤勒当助手的机会让给别人，就想让我干。这也正是我们遭到很多人嫉恨的原因。有些人早就望风捕影，说了我很多闲话。他们希望我和尤勒出点事情，好看笑话。所以今天我和尤勒几乎无法工作了，人们一群一伙儿地来看我们俩，指指画画，捏鼻子捏眼，好像我们是被批斗的对象，是被展览的动物……”

　　我很想插一句：这能怪谁？还不是你自作自受。而且真要影响了镗床的检修进度，我还要拿你是问。但我忍住了，没有吱声。不知是由于气恼，还是因为受辱，苏敏的脸涨得通红。她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有意使自己的话显得冷静、客观，这样就更增加说服力。她每说到动感情的地方，自己激动起来了，就不得不停下来，低下头，或者把头转过去。

　　“……从掌握镗床的检修技术这一方面出发，我当然也愿意当尤勒的助手。但对这件事我并不积极，作为一个女人，我厌恶这样的差事，我讨厌尤勒这个人。传学曾跟我讲过他陪着尤勒第一天进车间检查镗床时的情形。尤勒一来，金工车间立刻就轰动了，咱们的职工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羡慕，也许是想看什么洋相，呼啦一下子就在尤勒身边围了一大群人，大家兴致勃勃地盯着他瞧，而且一传十，十传百，有的人停下手里的工作，跑来看尤勒，人越围越多，大家指手画脚，议论纷纷。有的议论他的长相；有的打听他的经历；有的眼馋他一天就挣六十元人民币，住在大宾馆，每天厂子派小汽车接送，中午由宾馆给他往厂里送饭。还有人借着尤勒发牢骚：我要是赚他那些钱，吃他吃的东西，我的干劲儿比他还大！当人们听说尤勒并不是什么专家，而是罗姆克公司一个普通的修理工，年纪也只有二十七岁的时候，大家的心里突然冒出一股火气。二十七岁在咱们国家还是个不值一提的小青年，真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中国的工程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一个年轻工人就能解决得了？要是把每月给尤勒的那一千八百元拿出来给中国的哪一个机械工程师，他都会把镗床修好。也有人说：‘别看这钱给外国人行，给中国人就报不了账，那麻烦事就多了！大家七嘴八舌，怀疑尤勒这个西德的小青年是否能单枪独马地修好这台镗床，不少人幸灾乐祸地等着看笑话。尤勒本想认真地检查一下镗床，先找出毛病，一见这么多人围着他，不仅不感到荣幸，不想趁机大出一下风头，反而发了脾气，甩手不干了。对吴传学说：‘你们中国真是个奇怪的国家，有伟大的历史，精美的烹调，动人的魅力，最懂礼貌，最有纪律，可是在工厂里最没有纪律，不讲礼貌，也不讲效率。他们再这样围着我，我就提出抗议，什么也不干。他们妨碍我工作。当然，这些漂亮的姑娘可以例外，我喜欢女人，厌恶男人，厌恶他们这样围着我。’这个家伙竟敢当着众人说出这样的话，是他的直率，还是粗野？我感到惊奇而可怕，仿佛那天我也在现场受到了侮辱一样。吴传学告诉尤勒，厂长准备给他派一个助手，他晃着脑袋表示不需要助手，他的经验也决不传给男人。又是男人、女人，吴传学却灵机一动，用嘻嘻哈哈的口吻反问他：‘假如给你派一个漂亮的女工程师做助手呢？’尤勒耸耸肩表示非常高兴。吴传学十分得意。可是我听了他介绍的情况，却再也不想给尤勒当助手了。他不过是个肤浅而粗野的德国工人，一个中国妇女和这样的外国人打交道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并且您还有规定，当尤勒的助手要负责为他煮咖啡，在他上班的时间里要照料他的生活，这就等于是他的半个服务员。我是工程师，干这种事情有失自己的身份。

　　“但是，吴传学却背着我，向您大包大揽，要求让我给尤勒当助手。还说了一些尤勒只要女助手，不喜欢男人的话。搞机械的女工程师中，既懂点德语，又能够和我竞争的就没有几个人啦。为了便利工作，您最后决定让我去当这个助手。起初我不同意，以后被传学说服了，他的理由是叫人动心的。他叫我不要管尤勒是个什么样的人，尤勒不论多么粗俗，也不敢对我有越轨的举动，这牵涉到我们厂和罗姆克公司的关系，他不怕，我们还怕得罪他的老板，不然要砸破饭碗。传学还讲，给尤勒当助手有两个好处，一是掌握二百六镗床的检修技术，这台镗床是全厂的眼珠子、摇钱树，谁掌握了它的奥秘，谁就是大爷。往后不能总请德国人来帮忙，一旦它突然出了故障，离开你就不行。你要想拿人，厂长也得给你磕头。第二，一边给尤勒当助手，一边向他学习德语。由于局技术处大力支持，我们厂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和罗姆克公司发展技术联系，联合生产连轧机。倘若谈判成功，我们厂就得派技术人员到西德去实习。如果会一口纯熟的德语，那得有多吃香。传学希望我们夫妻两个一起出国，到工业发达的国家去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对于许多没有出过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那实在是一个富有魅力的、神奇的新世界。我们的国家里，私人没有条件到国外去旅行，因此出国才成了极有诱惑力的、很时髦的事情，成了一种荣誉，出一次国连身价都会提高，别人也会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你。只要世界上存在着诱惑的东西，就有被诱惑的人。我的心被传学说活了，同意做了尤勒的助手。

　　“第一天上班，我对尤勒是存有戒心的。我们北方人耐寒，一早一晚也已经开始穿毛衣了，他却只穿件开领的短袖尼龙衫，胳膊上长着长毛，露出的上胸也长满了黑黑的长毛。对外国人很难根据他的长相判断年龄，按中国人的眼光，说他三十七岁都会有人相信。传学把我介绍给尤勒，我只微微点了点头，他却冲我又点头又弯腰，露出两排又长又整齐的白牙。有这样一口坚实而有力的牙齿，拧螺丝得时候他完全可以不用扳手，用牙齿就可以把螺丝拧紧。尤勒双颊红得就像扒掉了一层皮，裸露着鲜红的细肉，鼻子像刀背一样又尖又窄，两只深嵌在眉骨后面的蓝眼睛，就像两个玻璃球冲着我熠熠闪光。鹰鼻鹞眼，这副长相可怕而又讨厌，我不敢拿正眼多看他，只偶尔用眼角扫他一下。但是，尤勒工作起来并不嬉皮笑脸，他的作息时间和我们厂的上下班制度一样，每天工作八小时。所不同的是在车间的二楼上专门为他收拾好一个休息室，里面有床铺、沙发、煤气炉和奶锅之类的东西，他随时都可以到休息室里去歇一会儿，喝杯咖啡。由于我对尤勒存有戒心，最怕进他的这间休息室，心里埋怨咱们厂的办公室，为什么还要在休息室里摆上一张床。自己的工人在工作时间睡大觉是违犯劳动纪律，请来的外国工人在工作时间睡大觉难道就是合理合法吗？莫非让他躺在床上，由我给他煮咖啡吗？你们领导愿意怎样低三下四都可以，我不会办那种事，这完全是按中国人的习惯布置的。我们的老习惯认为‘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因此就给外国人也摆了一张床。还好，尤勒对我们为他精心布置的休息室并不感兴趣，仅仅把它当成了更衣间。每天早晨，我总是先到车间。汽车提前五分钟才把他接到厂里来，他一进车间的大门口，就一边走一边解开领带和上衣的纽扣，进了更衣室，外衣已经脱下来了，他的身后边就像有鬼催着一样，既不吸烟，也不喝咖啡，不到两分钟就换好工作服来到现场。一干就是四个小时。干活儿时不吸烟，不东张西望，好像根本不知道我们还允许他中间可以休息一会儿，更谈不上要跑到二楼休息室去喝咖啡。我自然也不会去提醒他。我们厂的考勤制度规定，中午到十二点职工才可以去买饭、休息，可是每天连十一点半钟还不到，工人们就停下手里的工作，洗饭盒，点菜票，准备去排队买饭。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去晚了就买不上好菜。我的情况就是证明，从给尤勒当了助手，中午没赶上过一顿热菜，更谈不上好了。十二点以前，车间的机器几乎全部停了，尤勒却什么也看不见，他工作的时候对别人的情况，对现场以外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概不关心，不到十二点不歇手。下午也是一样，准时到现场，准时下班，不提前也不错后。您私下曾嘱咐过我，要抓紧检修进度，注意检修质量。尤勒似乎不用我抓，他自己盯得就很紧。没有想到他的工作态度会这样认真。

　　“我开始留神观察他，罗姆克公司派他来帮助我们检修镗床，是为了保持自己产品的信誉，取得我们的好感，占住中国这块市场。白送给我们一箱子备件，实际也是赚的我们的钱。尤勒一到中国就由我们厂给他开工资，干一天六十元，他这么着急干什么？第三天，他开动了镗床，这儿听听，那儿摸摸，围着它转了几圈，然后就动手拆设备，三下五除二就把镗床大卸八块了。他的胆量和果断使人惊奇，心里没有十成把握是不敢对机器这样大动手术的。而且外国人的傲慢和自信也的确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明知我是个工程师，居然真的摆出专家对待助手的样子，每拆开一处就把毛病指给我看。对镗床上的每一个部件他都吃得很透，一万多个部件在他手里就像小孩儿玩儿积木一样。手艺很熟练，图纸也看得很明白，镗床的总图和几百张分图他好像都印在了脑子里，我问到哪儿，他立刻就能答上来。他这个工人和我们的工人的确不大一样。几天干下来，我就放心了。尤勒完全用不着我督促，他工作的时候并不故意装出一副忙忙碌碌、十分紧张的样子，冷静，沉着，胸有成竹，且又全力以赴。想不到，倒是我们的天车工首先吃不消了，提出来要换人。在咱们厂，天车工算是比较清闲的工种了，没事的时候都在屋里坐着，有人要用车得到屋里去请他们，干完活儿就又下车回到屋里抽烟喝茶。他们一开始都觉得跟外国人干活儿一定很有意思，抢着要来，干了几天一看，又觉得不合算了。尤勒八点钟准时要用天车，直到十二点钟才停手，中间就是有不用天车的时候，也不许天车工下车，必须待在车上，随叫随到。天车工一爬到车上就是四个小时，想喝口水都不行，连大小便都没有空儿。清闲惯了的天车工们，哪受得了这份罪，向我提出来不干了，要求另换别人。刚干顺了手，相互都熟悉了，一换人会影响尤勒的情绪，也会影响工作。再说换个别人来，也还是这样干，他不是也吃不消吗？我就劝那个天车工，尤勒是给我们干活儿，他受得了，我们怎么能说受不了呢！您猜天车工说什么？他说：‘我跟尤勒不能比，他给我们干，我们是谁？我又给谁干？他到我们中国来足吃足喝足玩儿，就跟我们中国人到德国去一样，一步登天了。你要叫我出国，我不要工资也干。再说他干一天挣六十块，我干一天挣一块六。他中午吃的是什么？宾馆送来的点心盒，烧鸡、火腿、奶油面包，都是真材实料，吃到肚里全变成有用的东西，没有废物，他怎么会受不了？你看他一干就是半天，不抽不喝，不屙不尿，一点毛病都没有，劲头老是梆梆的，他肚子里足啊！我吃的是吗？窝头、咸菜、大葱，数量多、质量差，到肚子里全变成了粪和尿，别说是四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我也憋不住。’天车工说出了这样的话，叫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说老实话，跟着尤勒干活儿我的身体也感到很吃力，那真得像个干活儿的样子，他工作的节奏很快，我当然也得跟上他。不仅手脚要利索，身体的运动量增大；思想还得高度集中，一时一会儿也不能开小差。但在技术上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在厂里虽然紧张，但并不感到劳累，只有下班回到家里才觉得浑身疲乏。我不抱怨，反而觉得很高兴，这才叫干工作。我对尤勒已经有了好感，并且佩服他。可是为了照顾天车工，我不得不使用休息室，干我所不愿意干的事。那天上午工作到十点钟的时候，硬是劝说尤勒上楼休息，名义上是照顾他，实际是照顾我们自己的人。尤勒对我的举动感到很惊讶，他对工作一段，休息一段，然后再工作的习惯不可理解，他宁愿把这些休息时间集中起来，由他自己支配，可以每天提前下班，也可以提前把检修工作完成，到外地痛痛快快地玩儿一玩儿。他仅仅是出于礼貌，出于对我的尊重，不愿拂我的好意使我感到难堪，才同意到休息室去坐一坐。

　　“在休息室里尤勒告诉我，这样的大型镗床，罗姆克公司只生产了四台，卖给苏联和英国各一台，卖给中国两台。去年他到苏联帮助检修机床，干得很漂亮，公司给了他一笔奖金，还认识了一个苏联姑娘。这次到我们厂来，公司给了他两个月的时间，他想用一个半月把工作干完，挤出半个月时间到苏联去看他的情妇。他毫不掩饰地承认他非常想念她，恨不得立刻见到她。又是钱和女人，难怪他抓得那样紧，那么讲求效率。如果他在中国干得好，维护了罗姆克公司的信誉，替公司做了宣传，回去后公司里说不定还会奖给他一笔钱。因为中国是个大市场，潜力大得很。使我感到惊异的是尤勒丝毫不隐瞒这些。我不能只是陪他坐着聊天，就不情愿地，但也不感到是受侮辱地为他煮了一杯咖啡。当我把咖啡端给他的时候，他突然站起身，毕恭毕敬地向我鞠了一躬，喊了声：‘妈妈，谢谢你！’我的脸臊得发烫，恼也不是，笑也不是。他急忙笑嘻嘻地向我解释，在家里的时候都是他的妈妈替他煮咖啡，照料他的生活，想不到来到了中国能够喝上女工程师为他煮的咖啡，感到很荣幸，理应称我做‘妈妈’。为了解除我自己的窘境，我顺势向他打听起德国的社会风貌、经济结构和科学技术等等我所感到兴趣的问题。

　　“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第一次进行镗床检修工作以外的交谈，我发现他除去精通自己公司的产品，喜欢钱和女人，对别的事情既不关心也不懂，其他知识甚至少得可怜。我看出了他的弱点，心里很有点得意。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五年前，他在中技校毕业后来到罗姆克公司，前两年是试工期，尤勒为了能成为该公司的正式工人，他没黑没白地死记硬背，把罗姆克公司生产的几种大型机床全吃到肚里了。试工期满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际操作和技术理论的考核，公司对他很满意，给他指出了三条道让他选择。第一条路去上大学，由公司负担学习费用，毕业后拿出研究成果再回公司。第二条路当质量检查员，质量管理人员待遇比工人高，属于职员。第三条路当修理工。尤勒选择了第三条路。

　　“时间一长，我和尤勒的关系渐渐变得自然和随便了，对他那副日耳曼人粗野的长相也不再感到可怕和厌恶了。他经常叫我给他买电影票，每次都请我一块儿去看，我差不多都拒绝了，买票的时候只给他买一张。只是上个星期天，办公室让我以厂部的名义回请他，我才陪他看了一场电影。他不加任何遮掩，非常坦率地对我讲不喜欢看中国电影，不喜欢看政治片和艺术片，喜欢看色情电影，可是在中国看不到，只好看侦探片和娱乐片。他下班以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只想怎样玩儿，怎样乐。实在无聊了就把他苏联情妇的照片拿出来，看一阵，吻一阵，这一切就当着我的面做，他毫不掩饰想女人想到快发疯的程度。每逢他谈起这种事情，身上兽性的一面要发作的时候，我就躲开他。听着他这些话，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他的话可怕而又新鲜。他的思想和生活不带任何伪装，需要金钱就去追求金钱，心里想女人嘴里就说出来。仿佛现在真的到了一个生活完全开放的时代，人们可以撕下身上的一切遮羞布，人的本性可以得到充分发展，一切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我清楚地知道这种生活有它放荡和丑恶的一面。也许由于自己过古板的生活太久了，感到尤勒追求的那一套，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吸引力和刺激性，他使我看到了自己生活中的寂寞和虚伪。

　　“我对他的戒心什么时候消除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开始只是对他的工作态度有好感，后来不知不觉我们成了朋友，但仅仅是朋友。他从来没敢触犯过我，他嘴里是敢说一些我们中国人不敢想象的话，但并不像我们猜想的那样只要他高兴，见了任何一个女人都敢动手动脚。相反他对我倒表现得十分敬重。因为检修工作越到后面越难，要求越精细，尤勒的弱点暴露得也就越明显了。对他的本职工作，他就像电脑操纵的机器人一样精确而熟练，有些问题知道该怎样办，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办。出现了意外的情况，或是我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他就显得慌乱，一筹莫展。这时候就需要我在理论上一点点给他讲解，常常是我提要求，他去完成。我心里对镗床的检修质量非常满意，有些地方我提出的指标很难达到，但是尤勒千方百计地都达到了。我的知识赢得了他的钦佩。有时他明显地对我表现出一种不正常的感情，我一发现这种情况，心里感到恐惧，脸上摆出一副中国人公事公办的神情，弄得他只好规规矩矩，不敢做非分之想。有好长时间，尤勒不提他的苏联情妇了，也不再急着把工作干完快点到苏联去。反而跟我说，他不打算到苏联去了，愿意把两个月的时间都花在我们厂，好好地同我合作，把镗床修得比刚生产出来的时候还要好。我只是客客气气地对他表示了感谢。天车工告诉我，在我不在的时候，尤勒偷偷地吻过我的围巾和口罩，还用我的水碗喝过水，天车工叫我留神。以后我就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存放在女更衣室，只有棉纱和手套用完后留在现场，上面沾满机油，他愿意吻就叫他吻吧。

　　“昨天，传学从西德回来了，衣冠楚楚，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带回来一些值不了多少钱的洋玩意儿，亲戚朋友和邻居们都来看他，都感到很新奇。传学就更加显得得意了。我向他打听谈判的事，他支支吾吾，但还是承认上当了。他们到了德国，罗姆克公司接待得非常热情和周到，带他们观光，送他们礼物，陪他们看戏，他们十分感动，甚至受宠若惊。岂知人家这样干完全是为了做买卖，在接待时破费了一元钱，谈判时就要捞回十元钱。而我们的人由于‘吃了人家嘴软，拿了人家手短’，把温良恭俭让的作风带到了谈判桌上。与罗姆克公司正相反，个人占了人家一元钱的便宜，工厂却赔进去一百元、一千元。等您接到合同书的时候，仔细研究一下就明白了，对人家有利的全写上了，而且清清楚楚，意思一点不含混；对咱们有利的不是没有写进条款里，就是写上了也含含糊糊，可以做各种解释。比如我们引进罗姆克公司的技术，生产连轧机，合同上规定必须贴他们的商标，但又不许到国际市场上去卖。这就等于堵死我们的销路，不许我们到国际市场上和他们竞争。可是我们国内有几家工厂能买得起连轧机？即便能卖出一两套，又有什么意义？罗姆克公司似乎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在合同上又规定了一条，不管我们厂的生产发生了什么问题，罗姆克公司为连轧机配套而卖给我们的电器，按期运来，我们必须如期付款，否则人家就要罚款。我们倘若生产连轧机，搞出来卖给谁？如果不生产连轧机，买它的配套电器有什么用？合同一签骑虎难下，净赔两千万元！”

　　我终于忍不住了，敲了一下桌子：“他们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签合同？岂有此理！”

　　“我们厂在局里领导下，万处长有这个权力。而且他们欠了人家的情，不签合同似乎也不好回来。每个人的胳膊肘都朝里，我们的人一和外国人打交道胳膊肘就要朝外。你说他们有意出卖国家的利益，这好像太冤枉他们了。你说他们没本事，连他们自己也不认账，就说传学吧，哪一点不比尤勒强。可是罗姆克公司派尤勒这样一个工人出来，他单枪匹马，能独当一面。咱们派出去的都是专家、工程师，却赔了个一塌糊涂。更可悲的是咱们人在国外赔了钱，还满不在乎，像赚了钱一样振振有词。签完合同以后，吴传学毕竟是小人物，心里嘀嘀咕咕，怕回来以后不好向您交代。万处长却说：‘我们这才赔了多一点儿？比起那些大工程，我们赔的还不如他们赔的零头多。’原来我们的领导都比着看谁赔得多！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一屋子人，都想听传学讲讲国外见闻。以前我也很愿意听出国回来的人介绍国外的情况。可是，昨天我说什么也忍受不了传学那眉飞色舞的样子。他似乎把刚赔掉的两千万早扔到脖子后边去了，在国外谈判受骗，丢了人还不以为耻，倒像个凯旋的英雄。亲戚朋友们对他赶上了这么好的出国机会很眼热，恭维他走运，说着羡慕他的话。他自己也飘飘然，表面上装得很矜持，心里却得意得很。这一切当然都瞒不过做妻子的眼睛，我突然对他涌起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反感。我看着他那副洋洋自得的样子，简直想呕吐。我一向认为他聪明，有才气，一表人才，风流潇洒，结婚十几年来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讲公正话，这次出国谈判的失败，也不能全归罪于他。可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却深深地伤害了我对他的感情，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在维护本企业的利益上还不如一个中技校的毕业生尤勒。在传学讲得正上劲的时候，我离开了乌烟瘴气的家，想在大街上散散心，没有目的地溜达着。由于二百六镗床的质量不错，再加上尤勒来帮助维修的工作态度也很认真，我对罗姆克公司怀有好感。想不到在进行进一步技术合作的时候，他们竟采取这样狡诈的商人手段。我问自己，如果我去谈判会怎么样呢？我自信不会像吴传学那样又赔钱又丢脸。不知不觉地我走到了宾馆大楼的门前，突然想起何不上楼向尤勒打听一下罗姆克公司的情况。

　　“您也许要问，我在马路上闲溜达，为什么不往别处走，偏偏来到尤勒住的宾馆门前？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从家里一出来就想去找尤勒，但是我在心里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或者想欺骗自己，不敢承认这一点。宾馆离我的家很近，尤勒几次邀请我晚上到他的住处去做客，我都没有去。我也没有向他提出过邀请，叫他到我家里来做客。因为我的丈夫不在家，这样做有许多不方便。我本来是打算等传学回来，我们两个一起到宾馆去看望尤勒，星期天也请他到我们家吃顿中国饭。没有想到传学他们这样惨地上了罗姆克公司的当，按理说我应该恨罗姆克公司。可是我却生自己丈夫的气，恨他们无能，不争气。对胜利者的罗姆克公司派来的修理工尤勒，反倒更增加了几分好感。这本来是反常的，人有时候就是常常有这种反常的感情。

　　“尤勒正在听音乐，也许那就是‘黄色音乐’，我没有听过，也叫不出它的名字。他见到我很惊奇，也很高兴，立刻关掉录音机，给我斟上咖啡。坐下以后他就发现我的神色不对。因为这时候我已经为自己的举动后悔了，我为什么在晚上要跑到这儿来，要坐在尤勒的房间里喝咖啡呢？但是已经来了，就不能马上再走开。尤勒问我：‘苏工程师，出了什么事情吗？’我摇摇头：‘没有，我丈夫回来了。’他一怔，带着不解的神情说：‘我真替您高兴。’我说：‘谢谢。可是他叫你们公司赚去了两千万元，明天我们厂长和全厂职工都会骂他！’

　　“尤勒一听是这回事，哈哈笑了：‘做买卖总是要有赔有赚。而且你们和罗姆克公司打交道不可能不赔钱，连多疑的日本人，粗暴的俄国人，浅薄的美国人都不是对手。我们罗姆克公司是向来不赔钱的。我们最愿意和中国人打交道，你们谦虚、正直、爽快，喜欢在小处斤斤计较，往往在大处失算。’我感到受了侮辱，真想立刻站起身走开。尤勒一见我脸色不好，立刻改口：‘谈这个多没味道，来，让我们轻松一下。’

　　“他又打开了录音机，随着轻飘飘怪腔怪调的乐曲，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跳起了舞。跳着跳着，竟围着我打起转转来，并伸出手邀请我一块儿跳。我也不知是哪来的一股冲动，也许是想发泄一下胸中的闷气，想对传学报复一下，竟然站起身和尤勒一块儿跳起舞来。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学会的跳舞，很多年没跳了，脚步生疏，尤其是跟一个外国人跳，紧张而激动。他架着我由慢到快，我的双脚被他架得几乎要离开了地板。起初我步法混乱，担心踩到他脚上，渐渐地有点熟悉了，音乐的旋律也像发狂一般，他拉着我越跳越快。我的头感到有点晕，想停下来，但他趁势把我的腰箍得更紧了，我像被他抱起来一样贴着他的身子旋转。他的脸低下来，向我的脸靠近，我把头拼命往后躲，他的头却不断往下压。我感到不对头，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刚才我不好意思看他的脸，只低着头盯住我的脚尖。这会儿我的耳边感到他的呼吸声越来越急促，他的嘴快要贴上我的脸了。我抬起头，看到他那对蓝眼睛里闪着一种贪婪的可怕的光。我突然清醒了，这是闪着一股不可抑制的冲动、燃烧着兽性般欲望的眼光。我在心里问自己：这是干什么？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工厂刚刚被他的公司算计去一大笔钱，我却又跑来陪着他跳舞狂欢。他是为了庆祝自己公司的胜利，我哪？难道赔了钱，还不够，还再丢一份人？

　　“一股强烈的羞耻感，像仇恨一样给了我一股力量，我挣开了他的手臂，推开了他的身子，向他一点头，说了声‘再见’！气冲冲地跑出了宾馆。我生谁的气呢？生传学的气，也生我自己的气。这就是所谓‘苏敏和尤勒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不想替自己做什么解释，我想说的是：一切不幸都是从看不起自己开始的，对一个女人是这样，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听了苏敏的叙述，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唯一担心的是怕她受不了别人的风言风语，撂挑子不干了。她一撤出来，镗床的检修工作肯定会留尾巴。想了想，我用婉转的口吻说：“小苏，每一次我交给你的工作都非常放心，这次镗床的检修质量我很满意。你要是不干了，尤勒就会草三潦四地把床子装起来，后患无穷。质量关在你手里把着，对镗床你都吃透了，再换谁也接不上茬儿呀！”

　　苏敏一怔：“我什么时候说不干了？”

　　“啊……那好！”我站起来高兴地说，“我陪你一块儿到现场去，让那些说闲话的人看看，我对镗床检修工作非常满意。今天晚上我请尤勒吃饭，你作陪。一下就把那些无事生非的人的嘴堵上了。”

　　我们两个刚走出了办公室，保卫科长拦住了我，他的意思我明白，是想探听一下我和苏敏谈话的结果怎么样。我让苏敏先走一步，小声对他说：“不仅不应该办她的案子，还应该表扬她。你不要听见风就是雨，要把精力用到正道上，保卫工厂，保卫国家和整体利益。去把吴传学找来，那两千万倒该当个案子搞。”

　　保卫科长站着发怔，好像没听懂我的话。我只好摇摇头，这位老兄就是对花花绿绿、鸡毛蒜皮的事感兴趣，大事他倒不管。

　　1981年3月 蒋子龙文集.8，乔厂长上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