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天蓝色的小面包车开进了“十间房”住宅区，在坑坑洼洼、狭窄而弯曲的小胡同里东穿西拐，最后在一排土红色的砖房前面停了下来。年轻的司机跳下车，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这个鬼地方，简直是到了贫民窟啦！”

　　从车里走下一个穿戴体面的中年人，看了司机一眼，那眼光分明在说：“不要瞎说，什么是贫民窟，你见过？”

　　中年人打量着眼前这一片低矮的平房，这里不是“十间”，而是有几百间房。离市中心区较远，靠近海港码头。解放前是乱葬岗，解放后政府盖起了一排排平房，成了工人住宅区，大多住的是码头上扛大个的、蹬三轮的、小摊小贩与送煤运货的。体面的中年人抽抽鼻子，有一股难闻的味道，钻进他的鼻孔。这是什么味儿呢？天热气压低，地沟里翻上来的臭气，缺乏打扫的厕所里散发出来的屎尿臊气，再加上随地泼洒的洗鱼刷锅的腥汤酸水挥发出来的气味，构成了“十间房”住宅区这种特殊的味道。

　　漂亮的面包车很快被一群孩子围住了，有几个大人也好奇地凑过来。这胡同里还从来没停过小汽车。今天，是谁家有这么阔气的客人竟坐着小汽车来串门？有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已经忍不住了，纷纷打问：“你们找谁？”

　　“戴长天在这儿住吗？”

　　“找戴大爷，那不是吗！”几个孩子同时朝胡同里一指。

　　中年人顺着孩子们指的方向，首先看见一个黑红黑红的脊背，上面的颗颗汗珠，就像珍珠在黑缎子上滚动一样。戴长天赤裸着上身，穿一条说灰不灰、说白不白的旧短裤，趿拉着一双旧布鞋，正在劈木头准备生炉子。

　　“您就是戴长天同志吗？”

　　戴长天回过身来。他五十岁上下，黑黄的面皮，脖子和喉头上长满了钢刷似的黄胡子。他扫了一眼来客，丝毫没有因为来客服饰讲究、身份不低，就显出高兴或引以为荣的样子，甚至连好奇心都没有。相反，他露出一种对任何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不以为然的神情，他好像是那种生活不得意，对什么全不在乎的人，用一种淡淡的近乎不耐烦的口气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姓刘，是市委外事办的。”来客先做了自我介绍，继续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戴长天，他不大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他要找的那个戴长天。“您是在一九四五年八路军726团‘攻如猛虎，守如泰山’连里当过副排长吗？”

　　“当过。”

　　“现在是海港五区第三装卸小队的队长？”

　　“是啊，你有什么事快说吧！”戴长天讨厌这种查户口式的提问。他从对方的神色里早就看出来了，眼前这个有身份的人也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样，不相信他是一九四五年就当了副排长的“老革命”——要是有那么老的资格，现在早当上大干部了，干吗还挤在“十间房”？只不过这体面人不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直爽，不好意思把这样的话直接讲出来。

　　戴长天却似乎既不为他过去那段光荣历史感到自豪，也不为现在还当个装卸工感到羞愧，像说别人的事情一样说：“平津战役的时候我受了伤，伤好后就没有再回部队。痛快说吧，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您在日本的一个老朋友随着日本经济代表团到我国来了，他提出一定要拜见您。我们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了您。”

　　“我在日本的老朋友？”戴长天抬起了眼睛。这是一双饱经忧患、充满火气的眼睛，谁看到这双眼睛，都会联想起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他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是生活的锋刃留下的刻痕，而且这锋刃也许伤到了内心深处。这一刻，他古井般深邃而干枯的眼睛里满是疑虑，坚定地摇摇头：“我在日本没有亲戚，更没有老朋友！”

　　“您是有顾虑，还是忘了？他叫吉田雄二。”

　　“吉田雄二？不知道，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这两个人的一问一答，被围着他们的大人和孩子听到了，很快又在附近的几排砖房里传开了。邻居们有的羡慕，有的嫉妒，也有的替老戴高兴，交头接耳，看热闹的越来越多了。

　　“想不到戴大爷在日本还有个好亲戚，真是天外飞来的喜事。”

　　“瞧着吧，这回他可要‘帅’起来了，电视机、录音机，各种洋玩意儿不愁搞不到了。”

　　“……”

　　有的甚至在打主意，怎样讨好戴长天这个倔老头儿，将来说不定有求着他的时候。十年前人们为着海外关系害怕到什么程度，今天就为这种关系高兴到什么程度，羡慕到什么程度。“十间房”的居民开始替不大好客的戴长天招待刘同志了。有的递烟，有的送水，赔着笑脸说话，一口一个刘同志。刘同志礼貌周到地和每一个人点头，但他没有接烟，也没有喝茶。住在这个地方的人能有什么好烟好茶？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人，什么烟抽不上，什么茶喝不着！不过，对居民们这种明显的讨好，他却是很高兴的。

　　可是当事者戴长天，还在摇着脑袋，一口否认吉田雄二是他的朋友。刘同志心里纳闷：这个老戴一定是个怪物，神经病。日本人是不会错的，人家对他过去的情况说得都对，他为什么不认呢？刘同志根据自己搞外事活动的经验，知道戴长天碰上的这种事，正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现在有一个外国亲戚，就像过去有个皇亲国戚一样。中国人要叫外国人一捧，立刻就会身价百倍！可是这个戴长天又臭又硬，倒拿捏起人来了。他只好耐着性子进一步解释说：“吉田雄二先生说，一九四五年您帮过他的大忙，等于救了他一条命，三十几年来他一直不忘。这次到中国来一定要见见您，还带来一份礼物。”

　　一听说还有礼物，好心的邻居们也帮着劝起来了：“戴大爷，你就别拗了，八成是以前你救了人家一条命，你忘了，人家倒没忘，现在是来报答你了。”

　　“咳，既然刘同志开着车来接你，你就跟着去一趟呗！”

　　刘同志说：“人家吉田先生还说到家里来拜见你呢。”

　　戴长天的老伴儿在门口急忙摆手：“不行！可不行！我们一间房子半条炕，进门插不下脚……”

　　邻居们立刻有人敲边鼓，实际是说给刘同志听：“戴大娘，这您就不用犯愁了，要是叫您在咱们这个蛤蟆坑里接待外国人，那不就失了咱们国体吗！刘同志一定会分给你们一套好房子，然后再叫那个日本人来。”

　　刘同志笑了，表示明白大伙儿的意思。他低头走进了戴长天的屋里。房子是一个标准间，虽然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可是屋里塞得满满的。屋子本来就不算高，还搭了一个暗楼，想必是孩子多睡不下，只好充分利用空间。一间平房隔两层，更闷更热，进屋就得低头弯腰，不然脑袋就会碰上隔板。刘同志立刻觉得身子黏糊糊地直往外冒汗，憋得有点上不来气。他急忙转身出来了，对着戴长天，实际也是对着众邻居说：“搬家来不及了，房子的事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吉田雄二今天下午就要回国，我看你还是跟我到宾馆去看看他，尽到礼节就行了。”

　　“我又不认识他，见了面说什么话？”

　　“一切都有我呐！”刘同志一再坚持，而且抬出了市委领导和海港的党委书记，戴长天要接待日本朋友这件事是经过研究，各级领导都有批示的。不该见的你想见也不行，叫你见的你不见也不行，要考虑国际影响。再加上邻居们好说歹劝，戴长天用湿手巾擦了把脸，换了身衣服，跟着刘同志一块儿上了漂亮的面包车。坐在汽车上，他耷拉着脸，那神情就是告诉刘同志：这可是你把我拉来的，不是我要认他，而是他来找我。我倒要看看这个老朋友是什么样的。

　　面包车在宾馆大楼前面停住，戴长天随着刘同志走上台阶，他们还没有推门，包着银边的玻璃钢大门自动打开了。走进宾馆，戴长天就觉得从燥热的三伏盛夏，突然一脚迈进了秋天，清凉凉格外舒服。抽抽鼻子，一种新奇的幽香钻进鼻孔，淡淡的，清新而悠长，令人精神格外爽快。这是什么香味？不像是花香，可是宾馆的厅堂里确实摆着各种奇花异草。地上是使人不忍落脚的深红色地毯；墙上挂着壁毯，还有许多摆设是戴长天没有见过，叫不出名字的。在一进门的左右两个大厅里，还设有售货的柜台，不管是吃的、用的，所有高级的、外面见不到的东西，这里都有。在没有看见这些东西之前，他连想也想不出人类竟能造出这许多奇妙的玩意儿。原来不光外国有好地方，中国也有好地方。大楼外面挂的牌子写的是“人民饭店”，他这才感到“人民”的意义和分量了。他活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里面的人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着他，交头接耳，使他感到背上痒痒的，似乎出了一层毛毛汗。

　　戴长天正在红地毯上踯躅蹒跚，一个六十来岁又矮又胖的日本人已经迎过来了，老远就向他伸出了手：

　　“您就是戴长天先生？谢谢，非常谢谢！”

　　吉田看上去是个文静而慈祥的老者，戴副无框眼镜，面色红润，保养得很好。他态度极其亲热谦和，真像一对好朋友多年不见乍一相逢一样。

　　戴长天没有说话，刘同志在路上一再嘱咐他，不要一见吉田雄二的面就先说不认识，对日本朋友要有礼貌，要表示友好和亲热。可是，他也没有装出一副笑脸，他不卑不亢，用淡漠而严峻的目光，不太有礼貌地盯住了吉田雄二。

　　吉田雄二从戴长天的神色里看出他还没有认出自己，完全把三十年前的那件事给忘了。他就巧妙地讲起了和戴长天相识的那场战役的详细过程。

　　戴长天终于明白了，他眼前坐着的这个日本人，是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前最后一次战役的俘虏。但是，这个俘虏怎么还会记得他戴长天？还口口声声说什么自己帮过他的忙？戴长天记得很清楚，他没有帮过任何一个日本人的忙。

　　戴长天虽然一肚子狐疑，却不好照直提出来，稍微和缓地问：“吉田先生这次到中国来……”

　　吉田雄二笑着说：“我是以日本化工机械公司董事长的身份，来和贵国谈判一笔买卖。贵国要在海滨建造一个大型化工厂，全套设备由我们公司提供。感谢贵国的诚心协助，昨天已经正式签署了协议书。”

　　戴长天没有再说话。

　　吉田雄二热情地留住戴长天和刘同志在宾馆吃了午饭，算是临别前的一种答谢。虽然是在中国的宾馆里，吉田雄二倒像是东道主，以主人的身份不断地让菜让酒。饭菜也极其丰盛，许多菜是戴长天没有吃过的。可是他心里老觉得不自在，没有吃出什么滋味。还是刘同志见过世面，既不失身份又讲究“实惠”，美美地吃了一顿。

　　吃过饭休息了一会儿，刘同志拉着戴长天把吉田雄二送到飞机场。吉田雄二在临上飞机之前，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纸盒送给戴长天。戴长天不要，他一直疑心这个日本人对他这么亲热一定有什么原因，而且他也一直没有想起来自己和这个三十多年前的日本俘虏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关系，怎么好接受一个莫名其妙的外国人送的莫名其妙的礼物？！

　　一个满脸赔笑一定要送，一个绷紧脸死活不接，这场面很尴尬，显得对日本朋友不大友好。刘同志赶紧把纸盒接过来，代替戴长天收下了礼物。等到吉田雄二乘坐的飞机起飞了，他轻轻地舒了口气，接待任务总算顺利完成了。他把纸盒递给戴长天，对老戴的口气也不那么尊敬了，说：“刚才你怎么对吉田那样呢？快打开看看吧，他送给你个什么玩意儿？”

　　戴长天打开纸盒。嗯？里面是一条旧皮带，像蛇一样很规矩地盘成一盘，底下压着一张纸条——

　　戴长天先生：

　　时间是治愈一切创伤的最好的良药，它能给一切悲剧都续上一个喜剧的结尾。我们两个人的友谊又证明了这一点。我原打算把这根皮带一直保存下去，使我永远记住贵国人民的骨气，您对我的教训和我对贵国的歉意。可是随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不断加深，今天我有机会用实际行动改正了以前我对贵国犯下的罪行。我想通过这根皮带和您建立长期的牢固的朋友之谊。您不会拒绝吧？

　　吉田雄二

　　戴长天的大脑像被电流击了一下，他猛然想起来了……

　　战斗结束了，日本军宣布全面无条件投降，戴长天清理俘虏。他大声地叫喊着，咒骂着：“快，到那边去集合。他妈的，你们也有这一天！”可是他心里窝了好几年的那口气并没有全出来，日本人真鬼，投降得太快了，他们钻了中国俘虏政策的空子。他们把中国糟害成这样，中国人还没有好好地教训他们，他们就投降了……

　　俘虏们大都低着头，一个个走向集合地点。俘虏的队伍里却有个又矮又壮的“鬼子”，头不低，背不弯，还是一副武士道精神。戴长天走过去把那个俘虏拉出队伍，命令他：“解下皮带！”

　　矮壮的俘虏兵先是一惊，但他照办了。

　　戴长天接过皮带，劈头盖脸地朝俘虏抽打起来。但是他越打，俘虏的头昂得越高，而且还大声地用中国话叫了一声：“你打吧，打不死三十年后我还会来的！”

　　这下可把戴长天气疯了，他直到把那个俘虏打得趴在地上，揪住他的衣领问：“你还到不到中国来？”

　　日本俘虏有气无力地摇摇脑袋：“不来了。”

　　“哼，原来你这个武士也是骨头掺肉长的，也知道疼啊！你要再说声‘还来’，我不把你活活打死，就不算是个中国人！”

　　日本人睁开眼睛，挑起大拇指：“你们中国人这个，我要永远记住你，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戴长天，就是这个城市的人。有一天你只要还到中国来，就还会碰上我戴长天，今天的这出戏就还会再演一遍！”

　　事后，戴长天受到纪律处分。

　　……

　　今天，戴长天抚着这根皮带，瞳孔里似有岩浆喷射出来：他真的又来了，不过，不是带着枪炮与仇恨，而是技术与友情。三十年啊，他保存着这根皮带，从趴在地上的战俘变成了日本化工机械公司的董事长，开口闭口“我的公司”，“我向贵国负责提供……”友好之中，时时流露出踌躇满志的神情。可我戴长天是战争的胜利者，却早已忘了这根皮带。是啊，三十年来，我在码头上扛大个，带着一班年轻人拼命干，汗没少流一滴，力没少使一分，闹腾来闹腾去，怎么“十间房”还是“十间房”？我老戴还得光着胳膊劈柴引火？……技术？我老戴没文化，可咱们偌大个国家，能人多着呢！他妈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被三十年的劳累、喧闹、公事、家务和走马灯似的“运动”、“阶级斗争”整治得麻木了的脑袋，此时分外活跃起来。戴长天突然捧起盒子向前冲去，载着吉田雄二的飞机已经在天空变成了灰色的小点，越去越远。他愣了一会儿，扭身一下子看见刘同志正用惊异的目光望着他。他索性逼上一步，直盯住刘同志的眼睛。

　　刘同志吓了一跳，以为他疯了：“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你说，三十年前，日本是战败国，他们比我们强不了多少。为什么到现在他们由小国变成了经济大国，我们地大物博的国家倒变成了经济上的小国？我们八年抗战打胜了，为什么两个八年、三个八年、四个八年都过去了，在经济上、技术上不能打胜？！我一个装卸工都感到脸红，感到着急，你倒又牵绳子又敲锣，不紧不慢，耍我老戴一场猴儿戏，自在着哩！”

　　“这这……”刘同志也有点上火了，心里咕哝着：这老家伙！不是公事公办，转三百六十个弯儿我也攀不上你。真是……

　　不过，他毕竟是有涵养的，什么也没说，瞟了戴长天一眼，径自上了面包车。

　　“嘶——”面包车轻快地开走了。戴长天孤单单地站着，眼中的火光渐渐熄灭，数滴老泪，落在皮带上。

　　1980年9月 蒋子龙文集.8，乔厂长上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