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车的，送人的，背包的，提兜的，像潮水一样从进站口涌进站台，然后又分成许多支脉，流进各个车厢。在这万头攒动的人流里，我突然在我们要找的五号车厢门口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学生头。这是一头乌亮浓厚的美发，像黑色的瀑布从头顶倾泻而下。它不柔软、妩媚，但健美、洒脱，有一种朴素而自然的魅力。除去我的同学姚一真，别人不会有这样的美发，不会将出奇的美发随随便便梳成普通的学生式。我帮着姐姐把行李送上车，安顿好座位，就急忙跳下车去找一真。她已站到远处人少的地方，正和一个男人说话，而且两个人的神情都不大自然。我知道她是无兄无弟的独生女，这男的莫非是她的对象？我没有打招呼，走过去想仔细瞧瞧。

　　一真颀长的身材，挺拔而丰满，鹅蛋形脸，娇美动人，修长的细眉，晶亮的杏核眼，似乎比以前更漂亮更招人喜欢了。但是她脸上的神色，眼里的光芒，却表明她已经变了。我故意在她眼前晃来晃去走了好几趟，想叫她看见我，先打招呼，可她只顾谈话，目不斜视，仿佛站台上就只有他们两个人。我不便插进去打搅，也不忍心抢他们这点宝贵的时间，就站在一边静听。他正说话：

　　“我以为厂里不会有人来给我送行的，没想到你会来。这么说我在厂里还不能算是四面楚歌，至少还混下你这么一个人缘儿。”

　　她说：“你不要太难过，反正就是两年时间。”

　　他似乎是自嘲地摇摇头：“难过？不，正相反，这对我是一趟美差。我像一条受了重伤的狗，需要找一个偏远人少的地方舔舔自己的伤口。别说是到农村待两年，要是叫我到深山老林里当一辈子和尚那才痛快哩！”

　　哟，这是什么话？他俩别是刚怄完了气？我这才仔细打量这个幸运的人：他穿一身整齐的绿军装，魁伟健壮，头颅硕大，额头高耸，人长得不算漂亮，倒还有一种粗犷的男子气，只是脸色发黄，满眼红丝，年岁也比一真大。和水灵水鲜的一真站到一块儿可有点不般配，我心里有点替她惋惜。但她似乎对他蛮好，把手里提的肉松、罐头等一大兜食品塞到他的手里。见这情景我禁不住笑了，她现在也懂这一套人情世故了。

　　五年前上中学的时候，一真还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嫦娥仙子”。她和我在一个学习组，常到我们家复习功课或者是写作业。她那粉皮嫩肉的俊俏模样，深潭似的一对眸子，婶子大娘们谁看见谁爱。可有一样，她不懂社会上的人情事理，不会看别人的眉眼高低。每逢我要到同学家里去，妈妈总是一再嘱咐：在别人家里别待的时间长了，看人家摆桌子吃饭就赶紧出来，人家要是家里有事，大人脸色不好看也赶快离开。可是一真从来不懂这一套。有时作业没写完赶上我们家吃饭，妈妈让她也跟着一块儿吃，如果正巧她肚子也饿了，绝不客气，坐下就吃，不是吃一点儿，一直吃饱为止。而且放下碗筷之后也不会说声谢谢之类的客气话。有时碰上我们家来了亲戚朋友，屋里挤得插不下脚，我们俩作业如果没写完，她也不会自动走开腾地方。碰到这种时候，妈妈只好下逐客令：“好闺女，家里来人了，你先回家，明儿个再来。”虽然是被撵走的，一真决不介意，第二天该来照常来，而且还是那么高兴，昨天的事一点儿也没有在心里留下影子。正因为她这个人长得挺细，心却挺粗，不娇气，傻实在，自己不会虚情假意，也不懂别人的虚情假意，姐姐才说她不像是吃人间五谷杂粮长大的，倒像是在真空里长大的，纯洁得里外透明，就送了她一个“嫦娥仙子”的称号。当时她的确像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美姑娘。初中毕业后我下乡了，她进了工厂。这五年“社会大学”，我可懂得什么叫“社会”啦！姚一真呢，她恐怕也毕业了。这位小嫦娥，现在不是已明世故，懂得不空着手来给男朋友送行吗？

　　但那男的好像还不大情愿接过这些好吃的东西：“你呀，太幼稚，叫他们看见又该说你的闲话了。”

　　“叫他们说吧，我不怕！”姚一真像压着一肚子火气突然爆发了，“我来以前想过了，我就是要堂堂正正地做给他们看。谁想他们竟一个也不来。按理说，别人不来，车间的领导应该来，你的老同学、踩着你爬上去的人也应该来送送你。——我又把他们看错了。”

　　“不，这样最好。我喜欢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好也罢，孬也罢，都要出自真诚。你想，他们讨厌我，恨不得我快滚蛋，心里不愿送我，如果硬要假惺惺来送行，赔着笑脸，再说上几句言不由衷的安慰鼓励之类的话，岂不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末！”

　　她说：“黑书记对你还是挺同情的，他跟我说为你的事使了不少劲儿，还担了不小的责任，有人要给你处分，是他顶住了。他说在你走之前好好和你谈一谈。”

　　他似乎苦笑了一下：“记住，当你受了伤的时候，千万要把伤口掩藏起来。牛受了伤，苍蝇就叮上去吸血。人受了伤，陪着一块唉声叹气的不光是同情，还有幸灾乐祸的带刺的笑眼，这能使你的心里再一次出血！”

　　她急切的语气中带着女孩子特有的温存，显然是要尽力安慰他：“不管怎么说，车间里有不少工人还说你是个心地正派的老实人，也能干，你不要太寒心。”

　　他说：“唉，你老是用直线式的眼光看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说我好话的人当然也不是没有，但在他们的眼里，这年头老实和愚蠢差不多，能干和傻子是一个概念。他们送给我最恰当的评价是三个字：倒霉蛋！这不使我寒心，寒心的是另一种人：我刚一回来当上车间副主任，周围几乎全是笑脸和媚眼；我被一撸到底，笑脸随即变成阴冷、蔑视、嘲笑的毒脸。我总算懂得了‘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他的话似乎引起了她的共鸣，使她忘记了自己应该安慰男朋友，而是火上浇油地接上说：“我也感到这一点，现在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正直人太不容易了，因为有人学得又奸又猾，到处都有诡辩术和陷阱，老实人就注定会吃亏。虚伪，纯粹的虚伪，这就是一些人思想的本质。”

　　我站在旁边越听越糊涂，他们不像两个依依不舍的情人，也不像一对话别的夫妻，倒像两个研究哲学的书呆子在发空论。他们的谈话吸引了我，我打定主意，就站在他们身边听下去。好在站台上人很多，他俩的谈话似乎也无意背人。但男的又似乎对刚才一真那番“共鸣”很觉不安。

　　一真从口袋里掏出两本书递给他：“在农村有时间看书了，这是上个月我心里别扭得要命，从爸爸书箱子里翻出来的，你带去看吧。”

　　他看着书的封面，轻声念着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判断力批判》，康德；笛卡儿，《指导理智的规则》。好，谢谢你。”

　　乘务员催旅客上车，送亲友的下车。一真和她的朋友往车门口走，我也要去和姐姐道声再见，听到他边走边向一真急切地说：“小姚，你的情绪也不大对，你不应该这么消沉。……你今天不该来送我，一定是我的情绪影响了你。”他似乎在找寻能准确表达他思想的词句，“他们造了我俩很多谣言，你我心里都很明白，你无心，我无意，你是为我所累。要和你谈那种事，我根本不配。我和他们比，可以算是清白老实的；要和你比，我就是很不纯洁，算得上是油滑的了。你的心太纯洁了。要是世上的人心地都这么纯洁，而且从生到死永远是纯洁的，那有多好。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心里既希望你永远这么纯洁无私，可又怕你吃这心地太单纯的亏。怕你学油滑，可又希望你学油滑点少吃眼前亏。一想到你被生活耍弄和教训几次之后，慢慢老练起来，知道怎样处事待人，怎样顺应潮流而不使自己倒霉，两年后我回来时你已经胸有城府，完全变成另一个人，真是不寒而栗！”

　　她冷冷地说：“我也算受过骗跌过跤了，可是伪君子无非是给我的生活里撒了点儿辣椒面，顶多不过是让我吞了只苍蝇。这只能使我更憎恨虚伪，而不会羡慕虚伪。我永远记住这句话：人类最美好的品德就是诚实。”

　　他向她伸出了大手，两人握住手。他又热烈地补充说：“人一生下来，血管里的血本来是很纯洁的。走上社会后，有人就不知不觉地往血里掺水，渐渐血变冷了，血色淡了。甚至有些人的血管里流的已不再是血，而是油。从灵魂到躯体浸透了投机取巧的润滑油。照这样一代代演变下去，人类还有什么希望！是谁促使了这种演变？这种灵魂的蜕化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才能打住？”

　　铃声响了，他朝一真挥挥手，说了声“再见”，踏上了火车。我看见他眼里闪着晶莹的东西。

　　我走到姐姐的窗口前，嘱咐她到了目的地拍个电报回来。火车徐徐开动了，我和姐姐挥手道别，直到她的头缩进车厢，我才转头看一看。她还在盯着他所在的车窗口，眼里似乎也闪动着泪花。我终于断定，他们的确是一对恋人。

　　火车拐了一个大弯，奔向东北方，车尾渐渐被一片大楼遮住看不见了。我走近一真，站在她的对面，她才略微一惊：“啊，玉兰，是你！”

　　“你还认得我？”我意味深长地冲她抿嘴一笑，等着她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怎么在这儿碰上你啦？你从农村选回来没有？……

　　但是，她只擦擦眼角，没有说一句话，好像我们并不是邂逅相逢的老同学。她以前对人那种真诚的热乎劲儿一点儿没有了，默默地任凭我挎着她的胳膊走出车站。显然，她的心还没有从对象身上收回来。我忍不住逗她说：

　　“哎，要不要我给你招招魂儿？”

　　她看看我没答声。

　　我故意激她：“想不到你这个小‘嫦娥仙子’一旦下凡搞起对象来，还真有股痴劲儿！”

　　“对象？谁的对象？”她总算冲我抬起了那一双好看的杏核眼。

　　“谁的对象？说别人还能对得起你！”我挽紧了她的胳膊，“别装傻了，我都看见了，那个大脑袋的复员军人不是你的……”

　　“无聊，连你也这么说！”她从我手里抽走胳膊，生气地朝前走了几步，又回过头余怒未息地说，“难道在你们眼里世界上男女之间的交往，除去谈恋爱就不会再有别的事？”

　　我见她真恼了，紧走几步追上她，搂紧她的膀子和解地说：“别生气，我不了解情况。可……那个人到底是谁？”

　　“一个为时代所不容的人。”

　　“哎呀，你就别说绕口令了。一真，你可真变了，说起话来像个哲学家，叫人听不懂。”

　　“变了吗？”她冷漠地笑笑，“生活教会了老实人，人受了伤是不能不变的，这是痛苦的事，可又多么深沉，使人一下子聪明十倍。”

　　“你也受了伤？”我很惊奇地问，“刚才在站台上就听到你谈受伤的事，是你还是他？是不是出了工伤？”

　　“这是最厉害的‘工伤’！”

　　“伤在哪儿？”

　　“伤在心里，这是精神上的创伤，血往心里流，永远不会收口，永远痛苦。”

　　“痛苦？”她这样的年纪，这样的条件，怎么会和这个字眼发生联系？我是个爱管闲事的热心肠，何况一真又是我要好的朋友，我决心向她打问明白，也许能帮她一把。

　　但她仿佛还沉浸在痛苦的回忆里，或者是还在进行痛苦的思索，很不愿意多说话，不管我怎么引逗就是不搭茬儿。

　　我们漫步走上解放桥，一真回头看着车站，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她问我：

　　“玉兰，你看世上这么多人，他们成天说个没完，你说他们都说些什么？”

　　“那么多人说话谁知道都说些什么！”

　　“他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还是半真半假、有真有假？”

　　“我看你是要疯了。”我惊异地看着她。

　　她眼里闪着一种尖剌剌的光，突然兴奋起来：“我要搞一种机器，不，搞一种药，让人一吃下去就吐真情，说实话，医治世上的撒谎病。”

　　“我看你自己就有病，要不就不会这样冒傻气。”

　　“你不信吗？”她那固执而天真的“仙子”劲儿又上来了。我看她说话开始多起来，就拉她走下解放桥，沿着河边向海河公园走。她问我：“我以前向你讲过手术台上讲真话的事吗？”我摸不着头脑地摇摇头。

　　“从头说吧。那是上初二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的医院里又有大手术，病人是一个商业局的科长，姓申。他爱人是本医院的老护士，几次三番找我妈妈，要让我妈妈亲自操刀。其实妈妈是外科主任，凡有大手术她都要亲自动手。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只要妈妈有大手术，我都买一斤熟牛奶给她送去，怕她身体顶不住，在手术中间喝下去。那天我提着牛奶一进外科，就看见护士们全都撇着嘴议论纷纷。原来那位申科长在手术台上演了一出‘浪子回头’的好戏。为了他的病，他爱人跑前跑后，托人靠友，现在托到外科权威亲自动刀，他的病大有希望能治好，心里感动了。上了手术台，打完麻药，麻醉师为了检验麻醉效果，故意和他搭讪。谁知这位申科长的大脑受了麻药的抑制，突然良心觉醒。大概他多半辈子也没说几句实话，躺在手术台上，肚子被人剖开，对着无影灯痛哭流涕地讲起实话来了。讲他爱人对他多么好，为给他治病费了多少心，他怎么对不起他爱人。还讲了他搞过几个女人，从局里捞过多少外快，受过别人多少贿赂。这一切连同他受的处分过去都瞒住了他的爱人。现在，在手术台上，医生们不仅看到了他内脏里的病块，还看见了他那颗极端丑恶的灵魂。他的爱人当时也在身边，终于经不住这种刺激，手术没完就捂着脸，哭着跑出手术室。这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人做了亏心事瞒过一时，瞒不了长久。但是等上了手术台再说实话总是有点晚了。应该有一种药，放在粮食里、水果里、糕点里、牛奶里，甚至放在冰棍里，让人们随时随地都吐真情，说实话，根绝世上的谎言和虚伪。”

　　我们边说边走进了海河公园，我找了个清静的椅子拉她坐下。见她话匣子有点打开，情绪也比刚才好了，就往正题上引：

　　“一真，说实在的，刚才猛一见到你，感到你变得太厉害，和五年前的‘仙子’大不一样了。可是听了你这些议论，又觉得你仍然还没有从月宫上下来，还是那么天真，喜欢空想。”

　　她看着我摇摇头。

　　我扳住她的肩膀头，恳切地说：“一真，把你的事讲讲吧，我快闷死了。”

　　她转过脸来盯着我的眼睛，似乎真的在考虑我值不值得她信任：“好吧，我心里也憋得难受，就从头给你讲起吧。”

　　“一九六九年，我当了司锤工。工厂是一个新的世界，生活仿佛在我前面展开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图画。先说我周围的那些好人吧。车间党支部的崔书记，四十多岁，漆黑的大葵盘脸上长着许多黑色的小疙瘩，像核桃皮一样很不平整。大概是个由工人提拔上来的干部，看上去很厉害，工人们都有点怵他。他对我们倒十分亲切。他亲自给我挑选工作服，还挑了顶大号的工作帽亲手给我戴好，说话又亲切又风趣：‘小姚，你这头漂亮的头发只好委屈它一下，用帽子盖好，不然火烤铁烫就会变黄。过去都管打铁的叫黑铁匠，锻钢打铁确实也是黑脸的多。你们听到我的外号了吧？大老黑，黑老包，黑书记……这些都是我的大名，倒也名副其实。不过这几年，打铁的可以摘掉这块黑牌子了，来了一批新锻工都是小白脸。一吨锤司锤工刘惠荣是车间第一个漂亮姑娘，你这一来她也只好退居第二位了。好吧，就让漂亮的和美的在一块儿，把你分到她们组去跟小刘学开锤。’

　　“我的师傅刘惠荣，身材不高但十分匀称俏丽，嘴角老是挂着娇羞而迷人的微笑，她的脸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妩媚可爱。她听完黑书记的介绍，亲热地拉着我的手打量了好半天，便带我去见组长。

　　“我的组长叫申富强，别看他年纪只有二十四五岁，却老成厚道，像个老大哥。从不跟女徒弟嘻嘻哈哈，从来不凑到我脸跟前跟我一个人说话，给我讲技术都是当着全组人郑重其事。对我很严格，却不过分，该批就批，该帮就帮，该护着的时候还护着我。我们组里曾出过几回设备事故和废品，我心里很害怕，组长却一个人全担起来，把责任统统揽到他的身上。因此，尽管他有意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却感到他很亲切。我第一次下中班，妈妈很不放心，夜里十一点多钟还站在马路上接我。组长不等我说话，拉着刘惠荣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然后再把刘惠荣也送到家。以后每逢中班，天天如此。光是这一点，妈妈就非常感激。

　　“组长从没有向我打听过家里的情况，可是对我们家的事他似乎知道得很清楚。春节前的一个星期天，他带着组里的几个小伙子突然来到我们家，给我们的房子刷浆。他连工具都自己带来了，就像干自己家的活儿一样又实在又卖力。没等爸爸妈妈下班，他们就刷完浆，连屋子都帮我收拾好了。我要留住他们，等妈妈回来好好款待他们。可组长一摆头，领着人走了。他帮了人家忙，又决不要人家感谢，毫不做作，这更使我敬重。以后我们家凡是有动力气的活儿，好像都由他包了。妈妈也很高兴我遇上了一个好师傅。特别是见惯了社会上的那样一种青年人：留着小胡子，斜叼着烟卷，喜好往女人堆里钻，嬉皮笑脸，挤眉弄眼。再看我们组长申富强，更显得正派，不俗气。虽然他的人样子长得并不算出色，小眼睛，尖下巴，但他心灵美好给他的外貌增添了不少光彩。

　　“人在顺境里时间就过得快。去年秋天，我进厂四年，升为二级工，定级的那一天，师傅刘惠荣向我祝贺的第一句话是：‘你现在是自由的了’。我不大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她说：‘徒工一定级就可以搞对象了。’我简直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这位俊俏腼腆的女师傅竟随随便便地谈起了这个问题。‘瞧你装得这个像，连耳根子都红了。现在这社会你还看不明白，早下手挑好的，晚下手抓剩的。你心里有个谱儿没有？’我老实地承认还从来没想过这回事。她说她倒替我找好一个，而且估计男方没什么问题，只要我点头就可以把关系挑明，存钱准备办大事。她一边说一边冲我甜蜜蜜地笑着。这些女儿家最不好张口的事，从她嘴里却很轻巧地就吐出来了。她等着我问男方是谁，可是我没有问。因为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她等了一会儿，只好自己说出来：‘小姚，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啦。他为人心好，技术上精明能干，又是党员，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和你正般配。你猜他是谁？就是咱们组长申富强。’我真怔住了，有点生气地盯了她一眼，叫她不要胡闹，哪能开这种玩笑。她秀脸一绷：‘这怎么是开玩笑？这是终身大事，我是为你好。你觉得怎么样？’申富强是个好人，我尊敬他，向来拿他当师傅待，当大哥哥看，要和他搞对象却办不到。刘惠荣叫我好好考虑考虑。过了几天她又到家里和妈妈提这件事，照例又把申富强夸了一顿，还特别提到申富强不抽烟，不喝酒，不流气的优点。这一点果然打动了妈妈的心，她平时就从我嘴里听到不少关于申富强的好话，现在心活了：‘要说一真的确年龄还小，可是先交交朋友倒也未尝不可，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倒是觉得一真若找个有头脑、正派好学的工人也不错。’刘惠荣一听这话非常高兴，认为事情已经成了一多半。妈妈向她打听申富强家里的情况，刘惠荣说：‘小申的父亲是商业局一个业务科的科长，他母亲是个老护士，和您在一个医院，说出来您可能也认识，叫李玉珍。’我差点没喊出来，妈妈赶紧用眼色止住了我。由于我平时不爱打听事，特别是不爱打听师傅和男同志的事，在一块儿工作好几年竟不知道组长就是手术台上忏悔的申科长的儿子。虽然有其父未必有其子，儿子不能替父亲的错误负责。但和申富强搞对象的事是绝不可能了。妈妈嘱咐我不能把手术台上的事传出去。刘惠荣不知内情，还一再催我快表态。有一次把我催急了，我告诉她说不同意，她却不相信，唠唠叨叨又开始夸申富强的好处。我反问她：‘你把他说得这么好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跟他搞？’她不仅不生气，反而有几分得意地说：‘我早就有了，过几天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果然，几天后车间里分配来几个复员军人，有个叫胡友良的，是刘惠荣、申富强的老同学，也是一块儿进工厂的。胡友良这次回来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当兵以前他是我们组的副组长，那时申富强还是普通组员，也就是在那时候刘惠荣和他搞成的对象。那天下午车间里开欢迎会，大老黑先讲了一阵客气话，无非是说胡副主任一来，车间面貌一定会变个样。然后请胡副主任讲话。他迈着出操的步子，并不推辞地走到前边去。我这才认识胡友良，他长得倒是威风凛凛，英气外露，一双眼睛虽不太黑，却像一对信号灯似的闪闪逼人。他的脸是热烈而吸引人的，是那种有理想、热爱生活的人的脸。他一说话立刻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气冲，声高，不说那种新官上任都说滥了的客套话：‘不用介绍大家也都认识我，我是这个车间的徒弟，以前大伙儿都叫我愣头青。’他直爽的战士性格把大家逗笑了，‘徒弟在师傅面前要说真话。我回来以后心里老觉着不是滋味。一九六九年我走的时候车间是这个样子，四年过去了，还是这个样子，甚至更破更乱了，设备也损坏得更不像样子了。……这种状况可真吓了我一跳，叫我摸不着大门。我在部队上天天看报纸，讲工厂企业在路线斗争上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群众觉悟一天比一天提高，我原以为厂子变得会使我不认识了，闹了半天这生产和觉悟成反比……’

　　“申富强悄声对刘惠荣说：‘他说这个干吗，这不等于挑崔书记的眼吗！’刘惠荣脸涨得通红，不知是兴奋，还是心里也稍稍有点不安。她的对象可是越说越热烈：‘九九归一，原因还是领导不力，用软脚踢刺猬。生产上是一本糊涂账，干多干少，干盈干亏没人管，生产计划更是孩子不哭娘不哄，没有预见性、法律性。我伸耳朵一摸，哪儿都有问题，用工人编的顺口溜说，就是择不完的线头，扯不完的皮，抓不净的虱子，脱不下的棉衣。我再加上两句：打不完的官司，生不完的气。搞生产跟打仗一样，手软心活干不了。我在部队当的是炮兵，喜欢准确、干脆。要不咱就别干，要干就像个干的样子。可能有人说我是吹大牛，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看有火就能烧开水，心热总比心冷强。’我听惯了领导讲官话，听了胡友良的‘就职演说’，觉得很痛快。他看出了问题，也敢指出问题，没有用‘形势一片大好’把一切责任都掩过去了，他倒是个有魄力的人。

　　“确实不假，胡友良一来，真像一股山洪冲进了车间，围着他形成一股激流，这激流冲到哪里，哪里立刻就紧张起来。他每天早晨七点以前进厂，到晚上八点多钟才走，一周至少要在厂里住三天。早晨往门口一站，把迟到的人全记下来，第一次迟到不理你，第二次冲你点点头，第三次就要狠批一顿。他六亲不认，不管是老师傅、老同学还是新徒工，犯在他手里一视同仁。他开会不讲官话，可是抓着犯纪律的人，要想找他求个私情，他就开始打官腔，摆大道理，想叫他通融通融是太难了。人们一看见他来了，就赶紧说：‘大胡来了！’有人在工作时间想坐下聊聊天，先看看大胡来没来。有人想在厂里干点私活儿，想往家里捎点东西，也都嘀嘀咕咕怕叫大胡看见。总之，‘大胡’这两个字成了大家头上的紧箍咒。溜奸滑蹭的人一听到这两个字就像听到了警报器。车间的生产还真叫他抓上来了，从他上任以来月月完成任务，一九七三年提前三天完成全年任务。

　　“虽然大家见了他都赔着笑脸，甚至说几句言不由衷的奉承话。但他一转身，后边就有人骂他。特别叫我生气的是，我们组的人也跟着骂，申富强听到有人说他好朋友的坏话不但不阻拦，有时还成心引逗大伙儿，在一旁敲边鼓。这使大胡的未婚妻刘惠荣脸上一红一白，在中间受了不少夹板气。我很替她抱不平，每逢遇到这种场合，我就站出来替她说话，替大胡解释。现在人心真是不好猜，过去生产上不去，大伙儿也着急，发牢骚，骂领导无能。现在来了个抓生产的硬手，管得严一点，大家又受不了，骂爹骂娘。叫当头的怎么办？大胡黑夜白天长在车间，嗓子哑了，舌头烂了，嘴也起泡了，他为了什么？为什么就没有人理解他？别人不理解，刘师傅、申师傅应该理解。我劝刘惠荣别光埋怨他，要给他鼓劲儿，不能泄他的劲儿。我一讲这些话，申富强就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别的人也都不爱听，不等我说完，大伙儿都拨头走了，晾我的台。

　　“有一次我又和在背后说大胡坏话的人摆起了大道理，他们不仅不听还挖苦我说：‘人家刘惠荣都不管，你倒护着胡友良。’连刘惠荣对我的话都挺反感，我又气又不理解。大胡正走过来看我一个人生闷气，就笑着说：‘小姚，你真是个大孩子。往后你也得学着点，说话时先看看对象，看看人家脸色，你犯不上为我惹气生。’

　　“他自己从来说话不看别人脸色，也不怕得罪人，却叫我学这一套。我对他说：‘胡主任，我听几句闲话没关系，你是领导，说话办事可真得注意点态度和方法。’他脸色一下子严肃了：‘是啊，你提到点子上了。我的脾气不好，自己也想控制，可是一进车间，一看到这个烂摊子，一见到有人嘴上一套，干起来一套，火气就压不住。不动肝火，不动真章程没法组织生产。当然，不吵架更好，可是办不到。说轻了，皮松肉紧不顶用，说重了又显得态度不好。我也知道，车间里的人叫我得罪苦了，可是有什么办法？谁叫我是个共产党员，谁叫我挑起了这副担子，对党问心无愧就得了。’

　　“我听了这话很感动，劝他保持部队的作风，别光听信个别人的话灰心丧气，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紧挨着。他说：‘你放心，我这个人可以被撤职，不会躺倒不干。工作就是拼命、激动、失望，随你说什么都行，可就不是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

　　“听完大胡这些话，我赶紧去找刘惠荣，把大胡的思想告诉她，更证实她的对象的确是个好同志。谁知我师傅不爱听这些话。我也真傻，人家刘惠荣对自己对象的思想不是比我更清楚吗，还用得着别人介绍。

　　“说也怪，每当我和刘惠荣一谈论大胡的事，组长申富强就像影子一样从背后插进来。他说：‘看来小姚对胡主任倒是十分了解啦？’我听不出这是好话还是坏话。他脸上闪着一种奇怪的微笑，叫人很不舒服。他又说：‘大胡倒霉就倒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了。他本身没跌过跤，爱出风头，加上有些势利眼的人再一捧，就把他捧得云山雾罩，头大得没处放了。’

　　“我不满地反驳他：‘你把他当成了出风头？’

　　“他说：‘这是说轻了。工厂是出机器的，可是一个工厂、一个车间本身就是一架由人组成的机器，管好这个有思想、有感情的机器比操作任何一架铁机器都更困难。大胡恰恰是不懂这个，他把人都当成死机器管。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九七四年，我们在搞批林批孔，他却用四十年以前资本家的办法搞生产。你知道工人们骂他什么吗？骂他是工头！’

　　“我又惊又气，也是头一回当场顶撞了他：‘这是诬蔑！别人这么说，你是他的好朋友、老同学，也这么说？’

　　“他突然笑了，但笑得很阴沉，两眼像铁钩子一样，看看我又看看刘惠荣。我以前还从没见过他会有这副神态。冲着我又说：‘一谈起大胡你干吗这么激动？’

　　“‘无聊！’我差一点把这两个字说出口，扭过头去不再答理他。他又向刘惠荣讲起昨天大胡和人吵架的事。昨天下午，一个青年工人在车间里擦自行车，支部书记老崔从办公室出来正要往车间里走，抬头看见有人工作时间擦车，装作没看见转身进了模具间。不一会儿，胡友良也从办公室走出来，一见有人工作时间擦车，火气就顶上脑门子，走过去批了一顿。那个人一贯吊儿郎当什么都不在乎，就当场和大胡吵了起来，吵得全车间都知道了，还是黑书记出来解了围。申富强讲完了过程归纳说：‘什么叫领导水平，老黑这就叫有水平。现在会装哑巴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咱们那个大兵就是唯恐别人把他当成哑巴卖了，把人都得罪苦了。古代法家还懂得天时、地利、人和，现在当领导也都懂得新官上任三把火，头一把抓生活。先给群众来点甜头，树起威信，往后就好办了。大胡上马就是生产、生产，什么背时他抓什么。背天时、丢地利、失人和，总有一天要倒霉。惠荣，我说他几回，他根本不往耳朵里去。人嘛，地位一变，感情肯定也变。你好在和他还有那层关系，要多劝劝他。’

　　“‘我也说不了他，随他折腾去吧，我跟着他挨骂也挨够了！’刘惠荣说完气呼呼地走了。她只要一听到有人谈论大胡，立刻拨头躲开。申富强见只有我们两个人，态度马上变得非常亲热，用一种叫我很不自在的奇特的眼光盯着我问：‘一真，我可是一直在等你的回信呀，你不是说要考虑考虑吗？已经考虑了好几个月啦。考虑的结果怎么样？’

　　“我心跳得连自己都听到声音了，两颊火烧火燎。刘惠荣没跟我说实话，我还真的以为申富强什么都不知道，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也许就是他叫刘惠荣找的我。今天既然逼到这儿了，索性就把话谈明了吧。告诉他我不同意。他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他什么原因都有，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他脸色立刻变得非常阴沉，可是嘴角还挂着带刺般的微笑，眼光又像铁钩一样把我紧紧勾住。我躲开他的眼光，心里一阵阵发凉，又惊又怕。他那张脸在我的印象里是又老实又厚道，真不知道还这样敏于反应，变化多端，令人琢磨不透。沉了好一会儿，他仿佛咬着后牙根，一字一顿地对我说：‘这么说，是我配不上你这个干部的女儿喽？’

　　“我也绷下脸来：‘申师傅，说这个多无聊！你也知道我一向很尊敬你。’

　　“他撇撇嘴笑了，一双小眼睛盯着我不放，似乎要用眼睛把我吞进去：‘我也一向认为你很清高，现在明白了，你不过是个高级一点的势利眼。你现在崇拜的是胡主任，可是你除去看见了他的职务，并不了解这个人。你不要把机舍当成才能，人走时气马走膘，机会能造就英雄也能造就贼。咱们等着瞧，往后有好戏让你看。’

　　“我气得浑身打颤，真想大哭一场。我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害，而且这样恶毒下流的话又是从我的好师傅好组长嘴里吐出来的，更加倍地刺痛了我的心。我以前真是瞎了眼。

　　“从那次谈崩以后，我们的关系变了。他从不放过一个机会向我施加压力，叫我难堪。因为他是组长，这种机会很多。他有时冷笑热哈哈，有时又一连几个星期不答理我，组里什么事也不找我，‘淡’着我。我还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可是我以为若是爱上了一个人，而又不能获得这个人的爱，应该是痛苦的。可是申富强和我谈崩以后，看不出有丝毫痛苦，反而比以前更爱说爱笑了。越是有我在场，他的话越多，笑声也越高。和刘惠荣上班一块来，下班一块走，似乎故意做给我看。

　　“没过多久，上夜班的时候出了一件事，使我在小组里更孤立了。过去上夜班，工人们总要睡几个小时，自从大胡一来，他夜里抓住睡觉的按旷工论，大部分人不敢明目张胆地睡了，还有人偷着睡。那天夜里一点钟吃完夜宵，正是人最困的时候。组里有人说大胡白天干了一天，上半夜又在三吨锤上拼了好几个小时，他精神头再大下半夜也拾不起个来，不会再转悠了。说完都躲到更衣室去睡觉，锤跟前只剩下我自己。不一会儿，大胡竟真来了，据说他有个毛病，锤声越响他睡得越香甜，锤声一停，车间一静下来他立刻就醒。他问我小组的人都干什么去了，我只好实话实说。大胡自然把他们狠批一顿。自那以后，组里人都用白眼看我，说我给大胡报的信，骂我是‘主任的情报员’。第二天再上夜班，申富强就想出了主意，吃完夜宵以后，他叫我开锤，他一个人掌钳子打些根本用不着的小工具。刘惠荣和其他人都可以安心去睡觉。大胡听到锤响就不大会来转悠，就是来了有申富强在也可应付过去。这简直是磨洋工，真是用工人过去对付资本家的办法对付大胡。可是申富强买了好，都说他是好组长，同时也整治了我，大伙儿也挺高兴。我实在忍不住，下班后就向申富强挑明了，这是磨洋工，是欺骗国家。在批判会上他们口口声声讲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史学的主人，哲学的主人，就是这样当主人？我叫申富强向车间承认错误，要不我就去告诉车间。他最后只好答应，可是也更恨我了。不久，闲话就传出来了，说我拆刘惠荣的墙脚，在追求大胡。没有几天，车间里都轰动了，编得有鼻子有眼，说我这个高干女儿至少要搞个车间主任一级的干部。人们骂大胡的时候，不怕刘惠荣，倒背着我。在他们嘻嘻哈哈讲得正热闹的时候，只要我一去，有人使个眼色就全不吱声了。刘惠荣还几次指桑骂槐地骂我是臭不要脸的。她已经向她的几个好朋友声明，和大胡彻底吹了。嘴里还不三不四地说：‘让那个喜新厌旧的官迷去找官小姐吧！’

　　“我实在受不了啦，就找到崔书记要求调走。等了几天，车间要成立批儒评法写作组，编写一本《劳动人民反孔的故事》，要抽十几个人，脱产一个月，其中有我。通知都下来了，大胡听到信儿却不同意。他提出一个口号，大干一百天，争取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生产任务。这十几个人脱产一个月，对车间生产当然要有影响。他找到老黑，不同意让这么多人脱产。老黑是一把手，又负责抓运动，拿出党委决议，大胡只好认头了。轮到抽我出去，又出了问题。这几天刘惠荣病了，我再一走没人开锤了。大胡临时决定叫我先不去，等刘惠荣病好了再说。我心里不愿意，可是考虑到全组生产只好服从。大胡刚走，申富强把老黑找来了，对他说：‘崔书记，我们在下边没法干了，到底是听支部的呢，还是听大胡一个人的？您通知叫小姚去搞运动，大胡刚才来说不让小姚去，我们也不知听谁的好啦。’

　　“老黑宽宏大量地笑着说：‘谁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就听谁的，个人服从组织嘛。’

　　“申富强的眼光又在书记身上溜来溜去：‘话是这么说，我们也知道谁是对的。可是大胡现在气正横，车间里有嘛事，一提就是大胡说的，大胡拍的板，到处都是大胡、大胡。去年在党支部领导下，全车间工人拼死拼活完成了任务，功劳倒都记在大胡一个人身上了，好像以前的车间领导都是废物蛋，就数他能，他一来车间就变了。今年他的口号要再实现了，就更证明这一点了。说不定他还会升到厂部当副主任去。’

　　“老黑始终不动声色，反问他：‘这不是好事吗？’

　　“申富强赶紧遮掩：‘好事是好事，就是群众意见太大。’

　　“老黑说：‘小伙子挺能干，有人说他想出点风头也是难免的。现在先谈小姚的事吧，她走了，你们组谁开锤？’

　　“申富强说：‘我叫人给刘惠荣带信儿了，她一会儿就来。她胃病本来不重，可能是大胡吹了她，精神上不大痛快。’他说着话故意瞄了我一眼。然后转头问书记：‘小姚到底是去不去？’书记点点头说，还是去吧。看样子申富强也希望我离开小组。

　　“我回到更衣室想把工作服换下来，刘惠荣真的也来了，正在换衣服。我们两个谁也不看谁，相互也不说话。还有几个抽上来写反孔故事的人也在屋里，有的织毛活儿，有的洗衣服，有的在里间的澡堂里洗澡。头一天脱产报到就等于放假。一离开生产班组大胡管不着了，都觉得又随便又轻松。叽叽嘎嘎，说说笑笑，快把房盖掀起来。平时在车间里招呼人就得扯开嗓子大叫，空中天车隆隆，地上的加热炉风吼风啸，再加上铿锵个没完没了的汽锤声，噪声太大。要是在车间向更衣室喊人就更困难了。我当时隐约听到有人喊我，正要出去看看，更衣室的门突然打开，大胡走进来，正脱衣服的刘惠荣和另外两个女工嗷一声叫起来，赶紧用衣服蒙住脸。大胡慌忙退出去，对着门口大声喊：‘小姚，赶紧回组干活儿，不然小组停产造成的损失由你负责！’

　　“这下可不得了啦，刘惠荣和几个女工撒了泼，更衣室吵成一个蛋，嚷着要跟大胡没个完。我赶紧跑回小组问问是怎么回事。原来我走以后，申富强也跟着老黑走了，大胡到组里一看没人生产，以为是没有司锤工造成了停产，就气急败坏地闯进女更衣室去找我。本来大胡上任以后见到有的女工躲到更衣室去睡觉、干私活儿，他就订了一条制度：除去上班前、下班后女工洗澡换衣服的时间外，男同志一样可以进女更衣室找人或检查纪律。当初这条制度刚一公布的时候，就有的女工骂街。今天大胡又忘了有特殊情况，刘惠荣刚来，有的女工头一天脱产，都要换衣服。再说他进更衣室也应该先敲敲门。

　　“不一会儿，刘惠荣她们在车间门口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大流氓、大坏蛋、大工头胡友良必须低头认罪！》还叫着要去找老黑，叫党支部表态。我压着气看完大字报，完全是任意夸大，连编带造，把大胡骂得简直不是人了，说他从到车间来没干一件好事。人越围越多，却没有一个人敢替大胡说话。我气不忿儿，就说明了事情真相，告诉看大字报的人，大胡是喊我回组干活儿，并不是到女更衣室里去向几个女工耍流氓。不等我说完，身后一个女人急鼻子快脸地嚷起来：‘你还有脸在这儿说话。他当然是去找你的，这全车间谁不知道！可是正经男人有谁往女更衣室去搞对象？你们要早约会好了在更衣室见面也应该告诉我们个话儿，我们也好给你们腾空，省得碍眼。为什么不声不响，连门也不敲，正选我们脱衣服的时候闯进去，这不是使坏耍流氓是干什么？’多么无耻！我回过身一看，说这话的竟是刘惠荣，气得我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扭头挤出了人群。

　　“大胡也正在看大字报，听了刘惠荣的话愤怒地喊起来：‘刘惠荣，你不要像个泼妇似的胡搅蛮缠。对我你们愿意说什么都行，不要随意污辱小姚。’那几个女人更不依不饶了，刘惠荣又哭又骂：‘你这个臭流氓，到这时候了还护着自己的对象……’她那几个好朋友在一边帮腔。要不是有人拉走了大胡，真要被她们几个冲上去挠破了脸。

　　“大胡是个硬汉子，想忍住愤怒撑过这场风波。可是他说话没人听了，虽然工人中大多数都承认大胡是个正派人，决不会干那种事，可是却没有几个人肯站出来替他说话。他已经无法在车间再工作下去了，几天工夫他像换了一个人，精神蔫了，眼窝陷下去了，眼睛红红的，一下子老了好几岁。这时厂里要抽一个人到黑龙江农村做下乡知识青年的带队工作，叫谁去谁都不愿意去。老黑书记到党委把这个差使给大胡要来了。后边的事你已经看到了，刚才我在车站送走的那个人就是胡友良。”

　　我想安慰她，却想不出合适的话来。她遇到的事本没有什么，这种事我在农村也见得多了，要不还叫生活吗？最粗糙的石头又岂止是一面，何况是人。我心里本来在想着安慰她的话，嘴里却不知不觉地说：“那个大胡也真够愣的。”

　　一真说：“他愣算什么错？他无非就是不安心像别人一样混日子，拼啦干啦，对自己对别人都严格得过了头，搅得一些人不安稳，人家就恨他。他吃亏在于不了解人心，不了解形势，现在不是历史飞跃的年代，而是历史曲折迂回的年代。大家都在磨蹭，他偏要往前冲闯，等着他的就不会有好结果。这就是这些天来我反复考虑的结果，但是今天却没有告诉他。”

　　我问申富强的情况怎么样。

　　她说：“申富强接替大胡当了车间副主任，他和刘惠荣今天结婚。车间的人大都去贺喜了。谁不愿意去锦上添花呀？至于被一撸到底、今天带队下农村的大胡却没有一个人来给他送行。”

　　这，真是黑心人自有黑幸福。一真在这样的车间待下去也真够受的，我劝她去上大学。她摇摇头：“早想过了，那没有用，我不想镀层金挂个牌子。而且我一表示要上大学，妈妈会为我使劲，有人看在她和爸爸的面子上也会为我使劲，我就是功课考得再好也说不清。那我岂不违背了自己的心愿，也成了个不干不净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上了手术台不也会追悔莫及。索性咬紧牙关抗下去，清清白白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清清白白地活一辈子。”

　　“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我真想掌握一种能解剖人的思想的技术，制成一种药，把那些骗子成天用来做戏的舞台，变成他们吐真情、露真相的手术台，医治人世间根深蒂固的伪君子。”

　　我是个吃了早晨饭不管晚上饭的人，现在不能不承认我有了一桩沉重的心病：老天哪，千万可别把我的好朋友逼成精神病呀！我搂着她的脖子，肚子里搜索着宽慰人的话：“一真，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颓丧，可不要使自己的心境衰老了。在愤怒和困难里更要勇敢。”可是这些话连我自己也没有宽慰住，倒是把我自己的眼泪说下来了。我把她搂得更紧了，我们两个都茫然地看着汩汩东去的海河水。

　　1979年9月 蒋子龙文集.8，乔厂长上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