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比人们想象得可要美妙多了。我身似轻雾，飘过黑森森、冷凄凄、幽暗深长的鬼门关，没有碰上一个青面獠牙的鬼怪就登上了望乡台。前面就是我的去处，也是所有文明人类的最后归宿，没有太阳却光明灿烂，没有空气却令人神清气爽。我感觉到又获得了一个新生命，人的各种欲念顿然消失，心境平和，气调慈祥，没有痛苦和忧虑。我在尘世之上，人间的一切都看得十分清楚，要等留在凡间的亲人们把我那副皮囊处理完，我才能离开望乡台，投身光明——

　　老婆孩子围着我的遗体在哭，涕泪横流，好伤心哟。好像我是个不该死的人而偏偏死了，哪有这样的理，凡是死了的就都该死！

　　噢，我明白了，他们是哭给我听的，哭给别人看的，哭自己的损失，感情上的和经济上的。大哭的仪式是万万省略不得的，好像没有这惊天动地的哭声就不能把我送上西天……他们应该先找块破布把我的遗体盖起来，这副臭皮囊太难看了，躯干和四肢抽缩得像秋天的干丝瓜瓤，上边却顶着两个大脑袋。左边的那个二号脑袋是个肿瘤，两年前它还只有个指头大，我没有答理它，它也未见膨胀。半年前老朋友胡磊说它不一定是好东西，长得也不是地方。我心里犯嘀咕，跑遍所有的医院去检查，这个摸，那个捏，一下子把它摸惊了，一个月后变成苹果大，两个月变成茄子大，三个月成了早花西瓜。这个后长的左脑袋把全部营养都夺走了，正经八百的右脑袋反倒枯萎了！

　　胡磊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追悼我的文章，这小子应名儿是个作家，从来没有写出过好东西。这几年全靠老朋友们照顾他，每年在报纸上露几次名字，以维持那顶作家的破帽子。这回借着哭我又可以捞个十元八元的，能够换一瓶酒喝。他装得还挺正经，说像我这样的“好同志”，死后一定能“升入天堂”，而那些“欺世盗名的人”，死了也只能下地狱。这家伙又在妒火中烧，咒骂那些文学成就比他大的作家。仿佛他是阴间的小鬼，升天堂、下地狱全凭他一句话。真不是玩意儿，把我这个死鬼还要拉扯到他的是是非非之中去。将来他死了万不能叫他到我的这块天堂来，免得搅得阴间也不得清静。

　　我的追悼会就要开始了，生前友好都来了，生前不好的也来了，活人对死人总是宽容的。灵堂布置好了，人们冲着我那张一个脑袋的假像（真实的我是左右两个脑袋）站好了，就等着奏乐、默哀、致词，或许还有人会洒一滴同情之泪。然后把我送进火葬场，万事大吉，我也可以轻松自在地升天了。机关党委书记突然宣布因家属不同意，追悼会不开了，何时召开另行通知。

　　开什么玩笑！

　　天上下着小雪，地面溜滑，空气阴冷，这样的坏天气罚大家白跑一趟，可谓天怒人怨。有人看笑话，有人甩闲腔，有人指着遗像骂我，说我死了还折腾活人！

　　看来我是个早就该死的人！

　　老婆孩子向机关提出要求，不给增加两间房子，不把我女儿调到报社当记者就不同意火化我的尸体。党委书记甚感为难，房子问题、女儿的工作调动问题都不是一两天或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只好让殡仪馆把我放进冷冻室先冻起来，免得腐烂变臭。这正中我老婆下怀，我每天的冷冻费是八元，一个月就是二百四十元，比我生前的工资还高，不愁机关不答应家属的要求。

　　我的皮囊变成了砝码。我感到阴间的阴风吹到了望乡台上，冷飕飕的。望乡台上挤满了像我这种一时还不能从阳世解脱出来的灵魂，有的因交通事故或突遭横祸，尸体尚未被亲人领走。有的则因各种原因还在打官司，暂留尸体为证。但是谁也没有我拖的时间长，在望乡台上已经等了三个月啦！在望乡台上待的时间越长，越被人家看不起，我只能躲在一个角落里，盼望着老婆孩子早发善心，快点把我烧了。

　　凑足了一百天，国家花了八百元冷冻费，我老婆先得到了一间房，欠的那一间等以后有了房子再给，女儿的工作调动也办成了，他们心满意足地同意烧我了。没有再举行追悼会，没有一个朋友为我送行，机关里只出了个办事员把我送到火葬场。

　　火化工人一看我的样子就骂上了：

　　“嘿，两个脑袋的大冰棍儿！”

　　我被放上铁板车，火化工人对我的儿女和机关办事员说：“告诉你们，这个老头儿冻得太硬，烧起来费油，时间也长。你们等不及就回去吧，把骨灰盒放在这儿我给装灰。”

　　他们果然不再管我，坐着机关的面包车拨头而去。

　　火化工人没有把我放进炉子，却推我来到火葬场的后面。一路上还骂骂咧咧：“这老家伙，活着时准没办好事缺了大德，死了才挨冻。一个月要碰上几个这种货，连节油奖都拿不上了！”

　　火葬场后面并排着几眼深井，工人用一根粗麻绳把我双脚捆上，绳子的一头拴在卷扬机上，他一掀车把，我便头朝下栽进深井。他要把我身上的冰全都化开，再送进炉子去烧……

　　我心寒眼晕，突然从望乡台上掉了下来。下面鬼火闪动，人哭鬼嚎，油锅沸沸，几个巨魔张口獠牙正等着我！

　　原来阴间真有地狱……

　　1985年2月 蒋子龙文集.8，乔厂长上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