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见鬼！唉，活着撞见鬼还不错哪，至少可以瞧个新鲜。我明明是睡见鬼，一睡着就做鬼梦，跟鬼纠缠，听鬼说话，见鬼行鬼素。哪怕睡五分钟，也要有一梦。可以说闭上眼就是梦，睁开眼也未必就是醒着，浑身难受，头昏脑涨……

　　莫非我老了？以前最舒服的就是睡觉，最轻松最清醒的就是大睡之后醒来。连睡觉都不美了，世上还有美事吗？这岂不是一种老态？才刚到五十岁，老得未免太快了吧！中年期到五十岁就结束了，老年期一般的计算方法是从六十岁开始，从五十到六十这个年龄段的两腿动物算什么人呢？算更年期？

　　就是因为来到老干部局这一年多，我明显地感到自己渐入老境。成天跟老人打交道，能不老得快吗！正像中央电视台的“鞠萍姐姐”一样，因为她经常跟孩子们在一起，青少年期特别长。永远是“姐姐”。

　　窗帘泛出灰蒙蒙的亮斑，不知是月光还是黎明的第一抹微白。我曾经几次把半夜出的月亮当做天亮，以为起晚了，慌忙穿上衣服，凑到老座钟跟前才看清是凌晨两三点钟。脱了衣服再躺回床上去，要想重新入睡就困难了。能迷迷糊糊到五点钟就不错了。然后是一整天都昏昏沉沉。五点钟必须起床去水上村游泳，风雨无阻，冰雪无碍。用闹钟怕吵醒家人，只有靠自己的意识。我对自己的意识很自信，只要在前一天晚上给大脑输入一个信息：明天几时起床。第二天我只会起早不会起晚。我感到了夜的莫名的噪音的侵扰，但大门口还没有响起郊区农民铲垃圾的铁锨声，后院卖水果的个体户的机动三轮车还没有出发，说明还不到五点钟。对面高高在上的座钟，带着一种傲慢，一种撩拨，发出苍劲有力的“嘀嗒”声，这声音在我失眠的时候格外刺耳，可每晚没有它又睡不安稳。我习惯了这牢靠的声响和节奏。我是听着这声音长大的，座钟的年龄也许比我还大。我结婚的时候，新房的东西大都是新买的，就找家里要了这台老座钟。我不愿睁眼，等待着它打点。它是我的保姆。

　　屋子里乱糟糟的。锅朝天，盆朝地。

　　原来屋子里就有不少人，又拥进来一些人，有家里人也有外人，有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

　　我感到嘴里难受，摘下假牙到水龙头下冲洗。手里捧着一大把假牙，洗不净，嘴里仍然难受。当着许多人洗牙实在不雅，便到里屋的水管下去洗。

　　妻在和几个女亲戚说话。

　　我又从嘴里掏出一个粗如脖项的金属圆环，环下镶着牙，环外套着胶皮圈儿，洗净后却无论如何再也放不进嘴里去了。环形假牙像车床的刀盘，比嘴要大得多。口腔里如何能容得下，可刚才是怎么从里面拿出来的？

　　外面有人喊，快点，要开车了！

　　我愈是着急，假牙愈塞不到嘴里去。

　　便对妻说，火葬场太远，你就不要去了。

　　潜台词儿是，她心太实，连哭也是实实在在拼傻命地哭，半天哭下来嗓子就说不出话来了。往后的几天还得继续哭，不哭不行，她却只能有泪无声。哭不出声音，哭不出词儿来，就着急，就撞头，嗓子哑得就更厉害。哪像大嫂、二嫂纯熟地驾驭着一套完美的哭的技巧，痛心疾首，呼天抢地，声腔凄厉，哀哀有词。能把别人哭得鼻酸眼湿，悲从中来；自己却很会行腔运气，掌握节奏的旋律。根据程式、场面的大小，来吊孝者和围观或解劝者的多少来确定自己是大哭、中哭还是小哭。要哭就立刻进入角色，昏天黑地，要死要活。没有人的时候就不哭，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从容不乱。几天哭下来，声音仍能响遏行云，气足神完，身体也顶得住。这样的人能哭。哭也是一种艺术。

　　外面催得紧急，我只好把戴不上的假牙放进抽屉。不戴牙就出去瘪着嘴多难看，说话也兜不住气……

　　“当剌啦啦——当剌啦啦——”

　　老座钟拖泥带水地打了五下。

　　对我却是惊心动魄，立刻清醒。“掉当门，死老人——”做梦掉门牙，家有不幸。几年前父亲去世的当天晚上，大哥在外地就做梦摔断了两颗门牙。从那时起我对自己的门牙格外爱护，它还关系着母亲的生命，我不能让它出任何差错，以免进入我的梦境。两年前母亲无疾而终，走得突然，我还没有来得及做掉门牙的梦。这次岂只是掉门牙，满嘴都换成了假牙，梦里又好像是办丧事，大不吉利！

　　我摸摸自己的门牙，还结结实实地长着。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这头已经没有老人可值得担忧的人。再说这未必是梦。我根本没有睡着，怎么会做梦呢？老座钟作证，我一直在听着它打点，听着屋子外面的一切动静。顶多是一种幻象，一种想入非非，也许我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牙不够整齐美观，希望有一口漂亮的假牙，故有此幻觉。幻觉、想象跟做梦是两回事，不主任何吉凶。

　　我曾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决不迷信！

　　可心里终归不踏实。莫不是尚健在的岳父岳母那里有什么问题？我这做女婿的有半子之责，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也有资格反映到我的门牙上。

　　我很想把这些担心告诉妻子。听她那均匀的呼吸声又不忍心将她喊醒。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还好说，倘是什么事都没有，打搅了她那十分宝贵的睡眠，仅仅让她担惊受怕，说不定还会送给我一句——“精神病”！ 蒋子龙文集.8，乔厂长上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