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睡了足足有一年，又好像不曾真正睡着过一分钟。躺着脑袋是清醒的，立起来则是昏昏沉沉的。浑身酸懒不想动弹，我也该好好捞捞本儿，睡上个十天半月也没有关系。二十多年来我可曾认真歇过一个星期天？过年逢节别人都休息，正是我抓钱的好时机，比平时更忙更累，总算挣扎过来了。现在我还有什么可犯愁的呢？户口已经报上了，一家五口堂堂正正成了天津卫的市民。再不是“黑人”了！至于工作嘛，那就无所谓了，现在讲的是挣钱多少而不是职务高低。我就是不缺钱花。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总要缺点什么，我缺什么呢？

　　这是阳光还是月光？像根棒子一样通过射击孔捅进我的“宫殿”。一下子把黑沉沉的“宫殿”捅了个窟窿，灰土、尘埃在光束里团团飞旋，像飘舞的雪花，使我的“宫殿”分为阴阳两部分。我仰着脸凑近光柱，想睁开眼看看光源，眼皮尚未全部撩开，强光像闪电一样刺疼了眼球，眼皮不自觉地又合上了。我没有回到黑暗，周围一片白茫茫，眼皮像透明的玻璃纸，脸上热辣辣的。光束很快就移开了，我挪个地方再把脸放到光柱底下。对了，我这个“宫殿”里什么都好就是缺少充足的阳光。只要有光射进来我就不能浪费掉。这光柱的顶端像有一个钩子，钩着我的脑袋转来转去。妻和孩子们出出进进……

　　我的骄傲我的耻辱我的福气我的不幸我的欢乐我的痛苦全在于我是个大都市里的“堡垒户”。何为“堡垒户”？据传是革命战争年代铁了心支持共产党八路军的人家。即所谓“战斗的堡垒”、“革命的堡垒”、“抗日的堡垒”……

　　我的堡垒也是真正经受过炮火的洗礼战争的考验。它的圆形的外壁上弹痕累累，不知吃过多少枪子儿。解放军攻城的大炮轰到它的腰眼儿上，也只是把它炸得稍微有点倾斜，就像人缺了两根肋条，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这并不影响它的结实，反倒证明它是何等地坚固；也不影响我的居住，碉堡的小门口正好在倾斜的那一面，我出来进去更方便了。我感谢蒋介石的本城警备区司令，是他修筑了这固若金汤的碉堡。我也感谢解放军，是他们赶跑了国民党的兵，使这么好的碉堡空出来，以后变成了我的“宫殿”。一九六一年，当国家遇到天灾人祸要勒紧裤腰带的时候，工厂把我疏散到农村，在农村混了一年多。花完了那点安家费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带着老婆又回到城里来。没有户口，没有工资，没有粮食，没有……一个中国人活着应该有的东西我全没有。糊口的东西总还能找亲戚朋友临时拆对一下，最急需最困难的是没有房子。天无绝人之路，我一眼搭上了这歪脖子碉堡，赶跑了里边的老鼠、黄鼠狼、蝎子、屎壳郎、潮虫子、蚂蚁，清除了人屎、狗屎、蜘蛛网、乌七八糟的发霉的破烂儿，搭起一张床。我便又有了一个窝，而且是一个牢靠的安全窝——不怕轰炸，不怕天塌地陷，不怕着火，不怕龙卷风，不怕暴雨冰雹，不怕小偷。闹大地震的时候谁不羡慕我的碉堡？

　　对一个终日东奔西窜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人来说，没有比住进碉堡更合适的了。二尺厚的钢筋水泥浇注而成的墙壁，夏天阴凉，冬天风吹不透，它仿佛是我身上长出来的一层坚硬的防护外壳。地球上的人这么多，密得几乎人挤人，没有一个外壳怎么生存？怎么敢到社会上去碰去闯？我像田鼠一样忙忙碌碌地到处找食，但尽量躲避着人。每一个同类对我都是威胁。能在夜里干的我就不在白天干，能到远处捞到钱我就不在碉堡附近做买卖。只要能搞到钱我什么都干。我是社会的弃儿，这倒成全了我，社会上流行的那一套做人的道德大理论对我不适用，我只需躲开法律，别触上公安局的霉头就行，我的上帝就是我自己。要生存就是我至高无上的信念。我的良心叫狗吃了，活得像一条狗，还怕办狗事吗？我熟悉工厂，是工厂把我赶走的，我回来了还得先吃工厂。每到深更半夜，每逢刮风下雨，只要是大家都躲起来的时候，便是我出来的时候。我在工厂的围墙外面，用砖头、石块把厂房上的玻璃打碎。早晨，趁工人还没有上班的时候再大摇大摆地去捡破烂儿。碎玻璃三角钱一斤。我打玻璃，工厂里装玻璃，装好了我再打碎它，打碎了他们再装。还有碎铜烂铁、油棉纱、旧砖废钢，工厂里到处都是宝，随便捡点就能卖钱。再穷的工厂对一个私人来说也是一块肥肉。工人们都同情我，知道我交了倒霉运，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吃不饱饭，连干活儿都没有心思，谁还愿意管闲事呢？凡事头三脚难踢，踢开了头三脚我的路子就宽了，手眼也活泛了，开始做买卖。青菜、海货、糖果零食，凡是能换钱的我都倒腾。我称得上是老倒爷儿、倒爷儿的爸爸。渐渐地我摸熟了好几条进钱的门路。钱，不再是我生活里最缺少的东西了。

　　万岁，我的碉堡！

　　它有东西南北四个射击孔，外面口大，里面口小，成喇叭状。我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从外面却看不到里边的情景。每当我躲进碉堡，射击孔就变成了我的透气孔，它还是我和外边那个活生生的世界保持联系的瞭望孔。只不过我没有兴趣老是向外瞭望罢了。因为我在这碉堡里已经住了二十多年，对碉堡周围的地形、地貌及社会环境太熟悉了。就连我那三个孩子，从小是扒着瞭望孔长起来的，一到懂事了就开始厌恶这个神秘的又小又深的方孔。

　　汽车、拖拉机、大马车、自行车、人脚、马蹄，像不断的流水从我的碉堡前滚过，时而大浪，时而小波，带着没完没了的吼声。我昏昏沉沉，活的脑袋被马蹄踩住了，大腿被车轱辘轧上了。幸好我碉堡坚固，不管外面多么热闹，哪怕天摇地动，我在里边也高枕无忧，纹丝不动。只有机动车卷起的一股股旋风夹带着大量尘土从瞭望孔里灌进来，像雪花一样飘飘摇摇地落在我的身上、脸上。床上、柜上全是尘土，一天下来就能积存钢镚儿厚的一层。好在我对土早已习惯了，命中注定我一辈子离不开土。我和妻子在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学的就是铸造，造型就离不开沙子，沙子也是土。毕业后我们被分配到机械铸造厂，两个中专毕业生本可以留在技术科当工艺员，工艺员算干部，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七元。如果到车间去当工人每月则可以多挣四元六角钱，两个人加起来就是近十元。而且当工人升级的机会还多。于是我当了铸工，妻子当了造型工，都离不开沙土。钱是多挣了几块，“下放运动”一来便难逃厄运，索性回到农村跟真正的土坷垃打交道去了。如果留在技术科当那个小干部，也许就不会被下放，现在也住不上碉堡，每天不至于被尘土埋着。我的三个孩子自小就不懂得什么叫干净。每到春夏秋三季，碉堡里太闷气，一日三餐都是在外面吃，饭菜摆好还没等动筷子就落上一层土，我们都看不见。对尘土垃圾视而不见，看见了又能怎么样？人不吃饭不行。没有土还叫吃饭吗？饭菜里落土就跟撒胡椒粉放盐面儿一样合理合情，什么都取决于习惯。人体本是土做的，将来还回到土里去。三个孩子还不是照样都长大了！所有过路的人都说我们这一家子活得不容易，可我也不觉得太难。怎么不是过一辈子……

　　“喂，你怎么还在这碉堡里住着？”

　　老爷来了，不是派出所的就是税务局的，要不就是交通队的民警。我闭上眼睛，妻子自会对付这帮人。

　　“你以为我们愿意住在这个石头洞里？”

　　“那为什么不搬走？”

　　“往哪儿搬？”

　　“找居民委员会要房。”

　　“居委会主任说没有房子。”

　　“你们有没有正式户口？”

　　“有。”

　　“属于哪个派出所管？”

　　“桃花堤派出所。”

　　“这条马路要加宽，我们得把这碉堡炸掉！”

　　“太好了，最好把我们五口人也一块炸上天。”

　　“哟，看不出你还够横的。”

　　“人混到这个份儿上命就不值钱了，不横也得横。来，哥几个吃果仁。”

　　先把这些爷们的嘴堵上。说话要硬，还得舍得扔东西。吧唧吧唧、嘎吱嘎吱——男人有力的牙齿，贪婪地嚼着不花钱的炒果仁。我的脑袋疼，真想好好睡一觉。

　　“你们掌柜的呢？”

　　“在里边睡觉哪。”

　　“嘿，够美的！”

　　“可不，现在就肥了他们这些个体户啦。”

　　“美，‘倒爷儿’嘛！”

　　“倒爷儿”也是爷。我终于混成了爷爷辈儿。别的不敢吹，老子每天扔的钱也比你们挣的多。“倒爷儿”的这个爷爷辈儿纯粹是靠钱堆起来的，人们开始认钱不认人，有钱的就比没钱的辈儿大。外面那些有身份有权力的家伙，在我这个有钱的“倒爷儿”面前，还不是像个贪嘴的馋猫。人人都想贪点小便宜，权力碰到钱也不那么灵验了。这二十多年来，有身份的老爷们来找过我多少次麻烦，哪一次也没把我怎么样，因为我舍得捅钱。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以前是偷着富，腰里有钱也装穷，如今要堂而皇之地摆阔。我可怎么摆法？连摆阔的地方都没有。这也许正是我躺倒不干的原因。现在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风险、危险、纷乱大大地减少了，儿女全长大了，钱也存得不少了，以眼下的标准老两口儿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后半世。为什么浑身像散了架，一点劲头都没有了。只有这样躺在床上回想过去的种种冒险经历才能使自己感到一种满足和有趣。莫非我真是受大累的命，享不了清福？以前也许正因为生活中充满了风险，我才感到紧张，总是精神抖擞，连头疼脑热的权利都放弃了。 蒋子龙文集.6，赤橙黄绿青蓝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