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把一个铺盖卷儿扔给我：“这是你的家属给送来的。”我猛地从床上跳下来：“能让我见见家里人吗？”

　　“不行，他们已经走啦！”

　　看守的话像闸板一样砸下来。咣当一声，牢门又锁上了！

　　我打开铺盖卷儿，里面夹着两件衣服，散发出一股肥皂的清香味儿。一条单人的褥子，一床薄被，这是大儿子的那一套。大床上睡不下我们五口人，每天晚上他得自己支起行军床。为此，他妈妈特意为他缝制了这套单人用的被褥。上面有一股我所熟悉的无比亲近的味道。我没有急于把它铺开，而是紧紧把它抱在怀里，让自己的脸也埋进被褥，贪婪地吸吮着亲人留在上面的气味……

　　哗啦一声，夹在被褥里的一个搪瓷牙缸、牙膏、牙刷和肥皂、毛巾之类的东西掉在地上，我猛然一惊——妻子给我打点被褥的时候，不可能不给我写几个字来！

　　我下地捡起洗漱用具，开始仔细地检查衣服和被褥，每个口袋都翻遍了，褥子和被整个捏摸了一遍，没有发现一块纸片，白色的被里上也没有写下一个字……

　　老郭看出我的心思，安慰说：

　　“别找了，‘帽花’比你检查得更仔细，即便家里人给你写了信，也早被‘帽花’搜去了。”

　　我失望了，抱着被褥怔神儿，不知家里人这时候正在干什么？是哭，是犯愁，还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救我？他们猜得出收审站是个什么样子，知道我在这里面受的什么罪吗？

　　“老陈，你的事还没有讲完，我们还一点头绪摸不着，接着给大伙儿聊聊吧。”

　　“鹰头”也忽然对我客气起来。

　　晚上他管得比较松，大家东倒西歪，横躺竖卧。我老老实实地说：

　　“号长，我一翻腾出自己那些倒霉的事，心里必然堵得慌，今天夜里就甭想睡觉了。明天我一定全讲给大家听，行不行？今天晚上如果你们想听故事，我讲个轻松愉快的笑话，等会好让大家睡个好觉。”

　　没皮没脸的“鸟屁”响应得最快：“行，来个粉色的！”

　　这才叫穷开心哪。与其说我是想哄着别人乐，不如说想哄着自己乐。这是我坐牢的第一天，太紧张了，一切都不适应。心里快要憋死了，脑袋疼得要爆裂开来。我必须强迫自己放松一下精神，暂时忘记所有的不幸。有什么办法？我必须活下去，等待机会申明自己的冤枉……

　　我自信看书不少，杂书尤其看得多，记忆力也还可以，讲几个故事是难不倒我的。光是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哄大就得需要多少故事？但是近几个月来成天着急、生气、犯愁，幽默感已经被沮丧所代替了。想了半天，才好不容易挖出一个来——

　　“这个笑话是我从一本杂志上看来的。一个年轻的厨师给他的女朋友写了封情书：‘亲爱的，无论在炒菜或煮汤的时候，我都想念着你！你简直像味精那样缺少不得。看见蘑菇，想起你的圆眼睛；看见生猪肝，想起你红润柔软的脸颊；看见鹅掌，想起你纤长的手指；看见绿豆芽，想起你的细腰。你就像我的围裙，不能没有你。快答应嫁给我吧，我一定会像侍候熊掌一样侍候你一辈子。’”

　　有人插了一句：“这傻小子倒说的都是大实话。他的对象答应了吗？”

　　“你听着，他的女朋友给他写了封回信：‘你的信使我想起了你那像鹅掌一样的眉毛，绿豆芽似的眼睛，蘑菇般的鼻子，味精似的嘴巴，还有你那像母鲤鱼一样的身材。我就像鲜笋那么嫩，不到火候，出嫁还早哩！顺便告诉你，我不打算要个像熊掌一样的丈夫。其实我和你就像蒸甲鱼放姜那样。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你们说这个姑娘是答应了厨师的求婚呢，还是拒绝了他？”

　　犯人们确实被逗得挺开心，有的说姑娘答应了，有的说姑娘拒绝了。

　　我自己却一点也不开心，反而有一种如烟似雾的悲哀袭上心头，渐渐把我裹住了。

　　熄灯哨响了，大家像蛇一样稀里糊涂地钻进自己的被筒。一阵骚动过后，整个收审站都安静下来。

　　黑暗像有着沉重的分量，死死地压在我身上。我却并不害怕黑暗，黑暗把一切都吞没了——人和兽，幸灾乐祸的笑脸和痛苦的泪眼，幸运者和失意者，一切阴谋和陷阱。我宁愿世界永远处在黑暗之中，那就变得简单多了。因为我是被复杂的生活打败的。我永远无法了解社会的变化多端，永远把握不了险恶而又微妙的人际关系，世界上最大的陷阱就是现代人本身。我就是落在这样一个陷阱里，因此很愿意跟我的敌人在黑暗中一起毁灭。在黑暗中看不见人类的各种嘴脸，我心里反而凝结着一种静谧和充实感。

　　我周围开始发出奇声怪调的呼噜声。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吃得饱睡得着，吃不饱也睡得着。真正有心有肺的人能有几个？这间号子里像我这种身份的犯人又有几个？

　　“嘎……咯咯”——像两只疯狗在争抢一块骨头棒子。“呜……扑、呜……扑”——像鬼吹灯。“呃……嗷儿”——仿佛有一口气喘不上来，立刻就要被憋死！“吱呀……吱呀”——磨牙切齿，如玻璃碴儿划铁板……若不是坐大牢，我要命也想象不出人睡着了还会发出这样千奇百怪的可怕的声响：似哭的，似笑的，似哼的，似叫的，有的凶狠，有的圆滑，有的痛快淋漓，有的暗憋暗气。老天哪！我躺在这样的噪音里还能够睡得着觉吗？

　　他们好像比赛一般，此起彼伏，一声更比一声高，偶尔还有邪调和花腔出现。这全部音响效果只唱给我一个人听！有些不打呼噜的人，早已习惯了监狱生活，在惊天动地的鼾声中照样能够坦然入梦。可怜只让我一个人醒着。我把头蒙在被里，一会儿就捂得受不了。用毛巾塞起耳朵，更是自欺欺人，鼾声没有被挡住耳朵里反倒又增加了一种轰鸣声。越睡不着越烦躁，越烦躁听别人的鼾声越响！

　　没有表，也听不到外界有任何报告时间的声音，只隐约听到隔壁牢房里传来大同小异的鼾声，楼下的女牢房里时而还有叫喊声，大概是女犯人爱做噩梦、爱说梦话吧！我不知挣扎了多长时间，越挣扎，越清醒。我不得不承认，一切关于睡眠的努力全是徒劳的，索性下狠心不睡了。眼下对我来说睡不睡觉有什么关系呢？睡不着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躺下就能睡着反倒不正常了。陶波这时候也未必就睡得着。咳，她这前半辈子算叫我给毁了，她跟着我倒了多大的霉！可是我几次想跟她离婚……我们俩的关系是不是也像蒸甲鱼放姜一样呢？

　　我不打算睡觉了，心情反而渐渐沉静下来，感到四周的鼾声也不像刚才那么可怕了。我睁开眼，目光凝视着黑墙上的一点。黑墙忽然开始移动，逐渐变成一个巨大的黑洞。我眼看着自己的身体在往下落，一刹时，肚子里的所有雄心，各种欲念，全部爱和恨、苦和乐都被黑洞吞没了。猛然出了一身冷汗，我赶紧闭上眼睛。黑洞又在心里出现，这是个失望的黑洞，里面装满了我对命运的失望，对自己的失望。到哪里去寻找无愧无悔的人生啊？

　　按老规矩，姑娘们在出嫁的那天会哭上一场。有谁听说，哪个男人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会大哭一场呢？我就是。那当然是不吉祥的，使得我跟陶波以后的感情不和谐；或许那是上苍的启示，我跟陶波就应该听其自然地早早分手。结婚没有几天，我就提出要离婚。父母追问是什么理由，我却说不出任何理由。没有理由怎么可以离婚呢？可我心里别扭，总觉得结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两个人在一起没有意思，感情动物身上最奇妙的特征就是这种说不清楚的感情，有还是没有，好还是不好，爱还是不爱，谁也无法改变。在生第二个孩子之前，我们几乎离成。陶波的态度是无所谓，离也行，不离也行。我还有点游移，主要是找不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理由，心里当然是想离。最后就抓了个“感情不合”为借口去办离婚手续。偏赶上居民代表徐大嫂在街道委员会里坐着，这位身高马大、百分之百的好心热肠的老大嫂，专好管别人家的闲事，她做人的信条是“宁拆一座庙，不拆一家人”。三句话就把我们问住了：

　　“小陈，你抓住陶老师什么不是了？”

　　我傻了。没有，陶波确实没有什么错处。

　　“陶老师，小陈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陶波摇摇头，哇的一声哭了：“不是我想来的，是他要离婚。”

　　“小陈，你说嘛叫‘感情不合’？女的不养汉，男的不搞破鞋，怎么就叫不合？感情是嘛玩意儿，能当钱花还是当饭吃？过日子光靠感情行吗？你们的孩子都老大了，老二眼看也要出世，倒想起闹离婚来了！小陈呀小陈，我看你是有好日子没好过，美得你抽风，烧得你胡说八道。你说，陶老师哪点配不上你？左邻右舍看见你们两口子出出进进，哪个不眼馋！”

　　徐大嫂撸头盖脸一顿倾盆大雨把我们给赶出来了，她大包大揽地为我们白头到老做了主。

　　她说的都是大实话。从外表看我跟陶波的确是很般配的一对儿。她是大连姑娘，长得挑不出毛病。性格开朗大方，爱说话，喜欢跑跑颠颠。不是组织学生排练节目，就是替老师们张罗着看场电影，很容易当个先进分子。至于我呢，虽然称不上是美男子，至少算相貌端正，即便说句仪表堂堂也不算过分。要知道我曾是著名的十六中的舞蹈队长兼领操员。也许毛病就出在这里……

　　想当初我真是出尽风头。每到课间操的时候，全校师生都在操场上站好队，独我登上中心大楼前面高高的指挥台，面对大家，在音乐的伴奏下领操。全校的人都望着我，都随着我的手脚而动作。当时有多少人羡慕我，有多少漂亮的男同学想竞选这个领操员的职务。有的人体育好，学习不一定好；有的人功课好，人样子长得不一定标准。我始终没有从领操台上退下来，因为我不仅身材标准、动作准确，功课也不错，还是校学生会的副主席。负责宣传和文娱活动，总有机会登台演出、发表演说——表现自己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每当我站在高处面对大家的时候，就感受到各种各样的目光，那些平时对我好的女同学的目光是热烈、亲近而又温暖的。特别是洪千彩那双星星似的亮眸，所能表达出来的意思比《康熙字典》上的词汇更丰富。她姐姐是著名的评剧演员，她本人是十六中的校花。节假日我最喜欢用摩托车驮着她去郊游。那时候天津人管摩托车叫“电驴子”，还是一种挺时髦的洋玩意儿。十六中里虽然不乏阔家子弟，同学中会骑摩托的却寥寥不过四五人。如果当初我跟洪千彩结合了，现在会怎样呢？本来是很有这种可能的，我相信她是有此意的，我也不是无情。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她没等中学毕业就进了剧团，有她姐姐当靠山，居然很快就唱出了一点小名气。我们仍然不断地有书信来往，见面的机会也不少。可是有一天一个多事的女同学捎来一句话，她讲是洪千彩亲口说的——“陈公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一气之下再不去找洪千彩。谁知那话是真是假？那个传话的女同学也曾对我好过，我却看不上她。也许是她出于嫉妒而故意编造的。奇怪的是我至今对洪千彩还恨不起来。那算是初恋吗？我们可连一句过头话也没有说过。每当她坐上我的摩托车，出于紧张，双手紧紧抱住我的后腰，我身上立刻像过电一样，腾云驾雾，即便骑着摩托车上山、下海，摔个粉身碎骨，我也心甘情愿！为什么跟陶波就没有这种劲？

　　陶波是我妹妹的同学，正当我休学在家的时候妹妹把她领到家里来了，父母很快就相中了。就在我们订婚的第二天，原亨得利表行的董事长把他的三女儿领到我家来了，愿结秦晋之好。命啊！我是相信人各有命，心强不如命强。王董事长若早来一天，我一生的命运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王三小姐的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有大家闺秀的端庄，又有夺人心魄的风采。我想，当时连我的父母也有点后悔了，因为我父亲在亨得利表行干了一辈子，后来成了表行的股东，当了一个分店的经理，解放后结结实实地戴上了一顶资本家的帽子。但心里不无一种怀旧的感情，对他的老东家还是保留着尊敬和感激的。母亲也是出身望门，原是河东曹家的大小姐，洋学堂毕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只因为父亲常去曹公馆修表，两人才悄悄地爱上了。母亲自然也愿意找个门当户对或同命相怜的人家结亲。但他们从来没有为选择陶波做儿媳妇而表示过后悔。

　　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不是我想离婚，而是陶波会不会把我甩掉的问题了。

　　父母站在街道里搭起的高台上挨斗，作为资本家狗崽子的我理所当然地跪在台上陪斗。作为资本家第二个狗崽子的——我的弟弟，则戴着红卫兵的袖章，站在台上对我们进行声嘶力竭的批判。陶波站在台下的人群里，当时她的心里不知承担着怎样的矛盾和痛苦？我不敢问她，那些日子她也不愿多跟我说话。表面上她作出一副公正而客观的样子，没有跳上台去对丈夫及公婆反戈一击，私下里也没有对我们表示什么同情，似乎资本家就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当时有谁不是这样认为的呢？

　　父亲要受到被遣送原籍的处分，而他的原籍在上海农村。母亲是北方人，死活不到南方去。我只好到附近的农村去寻找门路，南郊区愿意接收我的父母，条件是我这个整劳力也必须一块去落户。我只好陪着父母一同被遣送到农村，谁叫我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呢！陶波和两个最小的孩子留在城里，我把大小子带走了。这实际就是一副离婚的架势，只等着她张口。“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何必要牵连她呢！但那时候我的心里是不愿意跟她分手的，地位能改变人的含义。我已经被贬值，唯恐陶波看不上我。

　　她所在学校的教务主任，又是她的好朋友，劝她下定决心，不能再跟着我受洋罪了！准备给她介绍一个空军军官。我相信又是命运之神战胜了她，她带着两个孩子苦挣苦熬了两年，最后做出的决定不是跟我离婚，而是跟我去农村。为此我一辈子都会感激她，今后若是再从我陈公琦嘴里说出“离婚”两个字，天打五雷轰！

　　她不仅给我带来了家庭的欢乐，家庭的温暖，还把我们家那只老黑猫也捎来了，孩子们离不开它，管它叫“黑黑”。当初是我从垃圾箱里把它捡来的，一定是主人嫌它黑才把它丢弃了。母亲也不愿要它，说黑猫不吉利。我年轻气盛，不但不迷信，反而上来犟劲儿，一定要把它养活。其实“黑黑”的生命力极其旺盛，用不着多管它，它就长得十分精壮，渐渐成了我们家庭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员。大人下班回来，孩子们放学回来，要是看不到黑猫，心里总好像缺了点什么……

　　谁知这家伙竟不喜欢农村的环境，没几天自己跑回城里去了。我们自然很想念它，尤其孩子们，天天都要念叨几遍“黑黑”。半个月后，我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突然听到猫叫，孩子们耳朵尖，最先高兴地叫起来：“是‘黑黑’回来了！”

　　果然是它。趴在门外，不知是因羞愧不敢进屋，还是饿得没有力气上床了。它的样子完全变了，骨瘦毛长，满身泥土，抓在手里像面条一样软，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不知它跑了多少路，饿了多少天！孩子们给它洗了澡，拿出最好的东西让它吃。它却看也不看，闻也不闻，不论怎样喂它也不吃，三天后“黑黑”就死了。孩子们在房后给它堆了个很像样子的坟堆……

　　陶波来到农村以后我们确实过了两年好日子。父亲摆摊修表，农村戴表的人开始多起来，还真赚不少钱。我当厂长，也算有头有脸，吃穿不想。陶波在公社小学里教书，她表面上还是快乐的。但我发现她有点变了，缺点越来越突出了，不会操持家务，屋子里老是乱七八糟，袜子随便丢，有时用裤衩擦桌子……人的感情多么奇怪，她为我做出了牺牲，我对她好了，可她的心里又冷淡了。

　　我们回城不久就赶上大地震。那天正巧我去房山县拉白灰，回来得太晚了，没有卸车。清晨就发生了地震，房倒屋塌，工厂停产，那辆卡车就一直跟着我，那车白灰也正好让邻居们搭抗震棚用了。我每天开着卡车给工厂的领导、职工和自己的老邻居们拉砖、拉料。那年月当个汽车司机可是大拿，“离地三尺，高人一等”，谁不求我？包括从前瞪着眼珠子对我们家进行批判的人，也得向我送笑脸儿。既然老天有眼，我就不能小肚鸡肠，跟他们一般见识。我不计前嫌，不报复，只要他们肯来求我，我陈公琦就是有这点肚量，能答应的事情都答应。其实他们求的不是我，是我手里的方向盘。汽车和汽油都是公家的，我刚从农村回来，犯不上得罪人。我这个人的缺点也在于此，对外人很好，基本上有求必应。因为我有理智，有顾虑，知道自己也有求于别人的时候。我喜欢什么都会，包括开汽车。但并不愿意一辈子就当个汽车司机。说得再简单一点，跟外人打交道的时候我能掌握自己的情绪。回到家里精神就完全放松了，用不着伪装，说话做事、喜怒哀乐完全听凭感情的自由发泄，有时非常粗暴，决定家里的事情武断而又任性。我的家庭又出现了危机——

　　陶波忽然变得不说话了，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发多么大的脾气，她都不再跟我争吵。好像对一切都厌倦了、麻木了。我感到不对头，一再追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对我的纠缠也感到无比厌烦，实在被逼急了就说：“哎呀，还会有什么事？连活着都没有什么意思了！我真不明白，地震那天为什么没有把我砸死。难道我受的罪还不够吗？我活得太久了，真烦人。”

　　她才只有三十四岁，怎么说自己活得太久了？我心里流过一阵寒气，这可比提出离婚更可怕。

　　我的抗震棚搭在马路边上，连续几天暴雨，大水没过了床铺，无法睡觉，无法做饭。她是为这个才想到死比活好吗？不会的，这是天灾，家家如此，她是明白人。

　　陶波在女人中算是有本事的，常遭同事的妒忌。当初我的妹妹不是平白无故非要拉她做嫂子的。而现在，一些从才能到外表都不如她的人，生活得都比她好，叫她怎么想呢？还不是由于我的命运坎坷连累了她，到现在家不像家，人不像人。我把着方向盘，成天去为别人帮忙，接受人家的奉承，回到家来还像有功似的。我为自己的老婆孩子又做了什么呢？

　　我忽然发现自己是个不合格的丈夫，对陶波温情太少、关心照顾太少了。对我来说这是个转折，陶波跟我夫妻一场，终究是有缘分，有情义。眼看她生出厌世之心，我若不管不问，连这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还算是人吗？

　　我尽力变得温柔了，经常检点自己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逼得陶波一时想不开做出无法挽救的蠢事。有一回我要出差去广州，正赶上陶波身体不舒服，我离开她有点不放心。严茂顺建议我带着陶波一块去广州散散心，我心里为难，嘴上说不出。我们两个人的工资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已经相当拮据，哪有力量带着老婆自费去旅游呢？大丈夫生不逢时，难免也会被几个臭钱所制！当时严茂顺很够朋友，他看出了我的心思，提出有个单位可以替陶波报销路费，并且愿意先借给我们五百块钱。我收下了他的钱，一是为了应急，二是心里也想贪点小便宜。虽然以后如数归还给他了，陶波的车票也没有让他给报销。但这毕竟是一件使我难堪的事情，直到今天还跟严茂顺有扯不完的瓜葛。我陈公琦也不敢对自己的人品挑大拇哥……

　　“喵！喵——”

　　“喵儿，喵儿……”

　　从屋顶上传来瘆人的猫叫声。猫本来是一种很温驯、很讨人喜欢的动物，白天冲着人叫几声，也是嗓子细细的，一副耍贱的惹人怜爱的样子。怎么到了深更半夜，猫的叫声就变得这样激昂、尖厉？好像有两只猫，一只叫得高亢粗野，一只叫得尖细嘹亮，在静静的黑夜里显得格外刺耳，格外激动人心。

　　“喵！喵——”

　　“喵儿，喵儿……”

　　它们在干什么？一声接一声，一声高似一声。在咬架，还是争夺食物？为什么不咬不吃，只是叫呢？

　　猫的叫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急。犯人们的鼾声却低下去了。有的坐了起来捅醒了旁边的人：

　　“快听，野猫发情了！”

　　“真的。那尖声的是母猫，听它叫得多浪，多美！”

　　“公猫急了，扑上去了……”

　　犯人们纷纷坐了起来，在黑暗中他们的眼睛像猫眼一样闪着亮光。

　　“喵儿，喵儿……”

　　“猫的那个家伙是什么样儿？”

　　“马鸡巴黑，羊鸡巴白，驴子鸡巴狗尿台，猪鸡巴三道弯儿，猫鸡巴一个尖儿，狗鸡巴进去不出来。”

　　“你馋了？说说过过嘴瘾吧！”

　　“你屁股眼儿痒痒啦？”

　　“我们还不如变个猫哪……”

　　两只多情的猫终于走了，收审站里重又安静下来。年轻的犯人们却翻过来倒过去，耿耿难眠了。从通铺的最里边传过来一种奇怪的声音，有人在厮打，他们喘着粗气……

　　我宁愿堵上耳朵去想自己的心事。

　　往事还像残余的火星在我眼前飞迸。

　　可能已是后半夜了，一种冰冷的空虚感越来越难熬了。这回我真的要被逼得绝望了！

　　今后吉凶祸福殊难逆料，跟这次打架相比，以前经历的那些坎坷简直不算什么。我那个多灾多难的家庭还闯得过这场危机吗？我被抓起来之前，陶波的心情就已经坏得无法再坏了，她受得住吗？倘若她挺不下去怎么办？她今年多大……四十一岁，还很年轻。

　　我也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脑子里闪出一个强烈的念头：应该逃出去，不能坐以待毙！

　　黑暗中，我仿佛也能看到门上那把厚重的大锁。窗户上一根根四分粗的铁棍，被院子里的灯光一照，发出冷冰冰的光泽…… 蒋子龙文集.6，赤橙黄绿青蓝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