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的监狱里也是这样对待犯人吗？我不得而知。为什么不让犯人读书看报，不组织他们学习？不是要教育犯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吗？真正需要洗脑筋的人来了，为什么又不给洗呢？一天到晚让犯人练“和尚打坐”有什么好处呢？这是让他们闭目思过，还是一种惩罚？让他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我感到自己太简单幼稚，无法理解和适应这个收审站里的生活。实际上没有一个犯人（严格地讲我们还不是犯人，叫做什么呢？准犯人——太咬舌头了；收审员——太好听了，倒好像是公安局里的一种干部职称。实际上收审站里上上下下，包括我们这些被关押的人，都把自己叫做犯人），认真地打坐思过，一个个东倒西歪，有的打瞌睡，有的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也得有词儿，这些人缺少的就是新鲜词儿。你看一个个那神头鬼脸的样子，说好听的叫胸无点墨，用骂人的话说叫狗肚子里盛不下二两荤油，能说出什么新鲜词儿？脱口而出的都是脏话，要不就是自己那点作案的手段和从别人嘴里听来的荤笑话，相互都讲过无数遍了，连他们自己都听腻了。这里是一块精神沙漠，每进来一个新的犯人，大家都像过生日一样兴奋。可以打打人，寻找一点皮肉的刺激，还可以听到点新鲜故事，滋润一下空洞干渴的灵魂。

　　我从他们那野兽一样瞪着我的目光中感觉到了。上午，他们那闲得发痒的拳脚把我的皮肉饱餐一顿；现在，他们那饥饿的灵魂又要吞吃我了。

　　黄脸号长是牢房的统治者，他的话就是法令，没有人敢违抗，他似乎比警察的权力还要大。他本人却是自由的，可以躺，可以坐，可以在地上溜达，还可以任意支使别人，打骂不听他摆布的犯人。

　　他摆出一副傲然自负的神态：“都他妈的给我坐好听着，陈公琦，你交代吧！”

　　他老是这样一惊一乍，真要把新犯人的屎尿都给折腾出来。幸好我已经有点稳住神儿了，跟他装傻：“号长，你叫我交代什么？”

　　他蛮横地说：“这是规矩，每个新来的犯人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向同号难友介绍自己的犯罪经过。你可以对‘帽花’说瞎话，不许对我们隐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又搬出他的规矩，该审我的不审，却让这帮不逞之徒来取笑我。

　　同号的犯人们也开了腔：

　　“讲讲你是怎么捞了三万块。”

　　“有没有娘儿们给你帮忙？”

　　“你捞了那么多钱，肯定玩儿了不少女人，讲点有味儿的。”

　　“对，看你这个管痨样子就是个搞女人的老手。来点花哨的，最好把哥几个的老二（生殖器）给说硬了。”

　　“好，哈哈——”

　　不讲是不行了，我必须得过这一关，不知后面还会有什么花样。怎样讲，从哪儿开头呢？用不着正儿八经，我感到自己也渐渐地变成了野兽，我和他们之间只是一种赤裸裸的兽性拼搏。当环境逼迫人不再尊重自己时，就无所谓丑恶或下流了！对付黄脸号长和犯人们这种惹不起的强硬态度，厚颜无耻是最好的和解办法，能软化他们和我的关系。要表现得跟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坏，才能取得他们的谅解和尊重。我能做到这一点吗？我的事情本来枯燥无味，但要尽量说得生动引人，又不能糟蹋自己——

　　“说起我的问题一言难尽。也许你们不信，我真的一丁点罪也没犯！几个小时前是稀里糊涂被骗到这个地方来的……还是从头说吧，去年年底，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突然进驻我们厂，宣布我是贪污受贿三万元集团的首犯，勒令我停职检查。每天还要到工厂保卫科早请示、晚汇报，像‘文化大革命’中对待牛鬼蛇神一样。真是祸从天降，一棍子把我打蒙了。这是从哪儿说起呀？我不服，向上级写了告状信，控告工作组侵犯我的公民权。我老婆是市级模范教师，知道我发生了这么大事情，又急又气，下班回家在雪地上跌倒，把腿摔断。我索性就拒绝上班，在家里服侍老婆。连工人们都说，我敢蹲班，敢反抗工作组，就证明我心里没有鬼——因为我不是傻瓜，没有理不敢胡来。我在家里蹲了三个月，今天早晨工厂保卫科的人到家找我，说要检查生产科的小金库，我是生产科长不能不来。我一进厂门就看到全厂停产，工人们都拥到大门口看我，工商局的雷彪和一个派出所的警察说要找个地方跟我谈话，把我哄上吉普车，一下就送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坐在我旁边的犯人眼睛里还有点善意，但连腮胡子跟头发一样长，毛茸茸的像个大马猴。说话的声音也挺亲近，不像是怀着恶意：“那三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工作组总不会凭空捏造吧？”

　　我叹了一口气：“咳，这怎么说得清楚……”

　　号长不耐烦了：“不敢说出来就证明你的心里还是有鬼！”

　　“大马猴”也安慰我：“老陈，反正大家都闲着没事干，你说出来也好帮你分析分析。把肚子里的话都倒出来，你心里就会觉得好受。”

　　我胸口堵得发慌，涌起一阵阵莫名的悲哀。我不愿意向眼前这样一群人展览自己的痛苦和不幸，向亲人和领导都说不清楚的事情，对这些犯人能说得清楚吗？他们无非是想听点笑话，寻寻开心，而对我来说讲述这一切是非常沉重的。

　　犯人们不再面对墙壁，而是都望着我，一双双令人戒惧不安的眼睛里流露出愚蠢的好奇心、伪善的恻隐之心和对恶的向往。我突然激动起来，眼前这些家伙不是野兽，是人，是跟我一样的人。古往今来没有无犯人的社会，犯人不一定都是坏人。就像有阴就有阳，有夜就有昼，有输就有赢一样。有良心和昧良心的要成一定比例，世界才能保持平衡——不会太好，也不至于毁灭。我受了冤枉，焉知他们当中就没有被冤枉者！我自己也成了犯人，为什么还这么蔑视犯人？他们即便是坏人，也是明的。我们都是这个到处布满陷阱的疯狂的文明社会的牺牲品，还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他们决不会比严茂顺、雷彪、朱刚、刘青萍这样的人更坏。我用不着防备他们，为什么不尽情发泄一下心里的闷气？！也许“大马猴”说的有道理，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些。

　　我一下子承认自己是犯人了，接受了眼前的事实。一旦把自己变成了犯人中的一员，心理上的障碍就拆除了，态度也大不一样。我抬起头，眼睛迎着众犯人灼灼的目光，把受伤的腰身活动一下，让后背靠在墙上，双腿从屁股底下抽出来，坐得更舒服一些。我情绪的突然变化把犯人们给稳定住了，连霸道的黄脸号长也没有干涉我破坏了他的“和尚打坐”的规矩。

　　“我的事可以讲三天三夜。”

　　这像一部评书的开头，果然把犯人们吸引住了。

　　“先讲案子是怎么犯的。朝阳旅馆有个服务员，专门拉拢客人到他家去赌博，实际是替他老婆拉皮条，他老婆卖淫。客人们赌完钱就跟他老婆睡觉，不管是输是赢，最后都得把钱留给他老婆。每天晚上他的房子里总有一帮外地人，吃吃喝喝、玩玩闹闹，这样的人家必然遭到邻居的厌恶。有天夜里邻居告到了派出所，警察从他家里抓出两个东北老客。这两个东北人咬出了严茂顺和我。

　　“严茂顺是怎么个人呢？从前也当过工人，一九六一年下放回到农村。他虽然当了农民，并没有真正种过几天地，挑着个担子走街串巷爆玉米花，有时还到城里贩卖鱼虾或做点别的小买卖。一九六九年我筹办南郊农机厂的时候他找到我，求我给他安排个工作，我叫他当了业务员，全家人由农业户口变为商业户口。当时我对他的印象特别好，他长得矮胖，秃顶，神态活像一尊欢喜佛，叫人感到敦厚牢靠。年纪比我大两岁，皮肤却又红又嫩，脸上一点褶儿也没有，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叫酒精泡的。他一天三遍酒，早晨一睁眼皮就离不开酒杯，除去嗜酒如命以外还好色。但是，他有活动能力，说话办事讲义气。直到现在我也不大相信是他成心害我……”

　　我讲乱套了，犯人们不可能听得明白。幸好他们没有打断我，似乎听得还挺来神儿。我只得按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讲：

　　“还是讲讲工厂为什么要害我吧，我得罪了书记兼厂长朱刚，我为什么会得罪他？有我说得清的原因，比如嫉妒和因为两个女人。也有我说不清的原因，也许我天生就是这种倒霉的命！就说在南郊下放期间，我把只有十几个人的拖拉机站发展成二百多人的农机厂，给公社赚了大钱。事业扩大了，公社领导争权夺势，闹得我这个外来户混不下去了，一九七五年借着落实政策又回到城里。先在一个小铸造厂里开汽车，一九七八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被调到轻工机械厂当设计科长。那时候轻工机械厂是个亏损大户，产品陈旧，价高质次，没人要。我毕竟在唐山矿冶学院机械系念过两年书，以后因病休学，在新华业大又上了三年，才拿到大学本科的毕业文凭。很快就发现了工厂赔本的症结所在——技术大权掌握在一个二把刀手里。此人叫刘青萍，是工厂里有名的黑美人……”

　　“细长脖”舔舔嘴唇，冷不丁插进一句：“嘿，黑美人，这名儿太甜了，长得什么样？”

　　我把眼光转向这个可怜的色中饿鬼：“既然大家叫她黑美人，就说明她有点黑，但是黑得俏皮，黑得迷人，高鼻梁，深眼窝，有点混血儿的韵味。身材高挑儿，双腿修长，牛仔裤一穿屁股绷得滚圆，长得确实漂亮。而且待人热情洋溢，说话毫不拖泥带水，能说能干。她只不过是个高中毕业生，进厂后本应该下车间当学徒，不知为什么，人长得漂亮在生活的道路上也容易一路顺风，她被分配到设计科当工艺员，帮着工程师鲁植搞设计、编工艺。鲁植自然很高兴收下这样一个漂亮徒弟，很快两人的关系就好得非同一般了，可谁也抓不着什么事情。鲁植虽然有老婆孩子，但基本上长住在工厂里，跟黑美人饭票不分家，同一个碟吃菜，同一个盆喝汤。多少年之后，黑美人要嫁人了，她的丈夫就是劳动工资科管分配的那个干部，当初他把黑美人往设计科分的时候，两人也许就有了某种默契。鲁植却妒火中烧，心里不愿意黑美人结婚，但又拦不住。有个星期天他喝了一肚子闷酒，邪火攻心，找到黑美人的家里去闹事。正赶上黑美人丈夫的弟弟妹妹都在，把鲁植臭打一顿，还用烧红的铁筷子在他脸上烫了个乘号！从此他在工厂里就算臭了，下放车间劳动。设计科的大权落在黑美人手里。

　　“我上任之后一眼就看出来了，黑美人能说能道，咋咋呼呼，对技术上的许多关键问题一知半解。我是新官上任，雄心勃勃，一心要干出番事业来。先把技术大权抓到自己手里，然后起用鲁植。想不到黑美人跟书记的关系更不一般。鲁植一回设计科，她就被调到下面一个大车间当副主任，反倒堂堂正正地成了中层干部。工厂渐渐起死回生，不久我听说同公司的一个小厂要倒闭，立刻上下串联，磨破了嘴皮子才把那个厂子拉进来，跟我们厂合并。工厂壮大，更新设备，搬进新厂房，扩大生产，一年后产值就提高了一倍多。我自知搞技术工作不如鲁植，我的特长是抓生产管理，就建议党总支让鲁植当设计科长。一开始上上下下都不同意，还揭出他过去的一些问题：困难时期盗窃厂里电器，干私活，曾被关押过一年。总之，这个人身上小毛病不少，但我们又不是提拔他当道德科的科长，用他一技之长又有什么关系？好在他有大学毕业生的牌牌，又正赶上知识分子走红，最后总算通过了。任命我当了生产科长。

　　“我抓生产本是驾轻就熟，有了科长的职务指挥起来就更是名正言顺，把全厂生产拨拉得哗哗转儿。不是我在这儿跟你们瞎吹——如今我当了犯人，已经没有资格没有脸皮说大话了。事实是我的权力越来越大，况且我又有文凭，公司里已经有人透出风要让我当厂长。朱刚没有学历，党政分家闹腾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老是书记兼厂长，早晚得让出一样。我猜测他的心里宁愿让出书记的头衔，也不放弃厂长的职位。现在的企业里厂长比书记的权力实在。这样一来我就对他构成了威胁，因为我不可能当书记，要提拔只能是顶替他当厂长，正是掏了他的心肝肺。我不是官迷，实事求是地讲，我当厂长一定会比他当得好。但是朱刚搞权术，我十个陈公琦摽在一块也斗不过他。他把黑美人又从车间调回生产科当副科长，什么事情都找她，显然是准备夺我的权。根本不适合做管理工作的鲁植得寸进尺，也想竞选厂长，把我当成对手。乱上加乱，我的生产科里还有个女统计员，叫许掌妹……”

　　楼道里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哨音，把我着实吓了一大跳。

　　“查号啦！”

　　犯人们急急忙忙面对墙壁坐好。

　　看守打开我们牢房的门锁，三个服装整齐的警察走进来。前面两个依次去检查每个犯人的东西，跟在后面的瘦高挑儿一直向我走过来，他两颊深陷，不怒也威。盯着我问：

　　“你叫陈公琦？”

　　“是。”

　　我感到自己的面颊因紧张而不停地抽搐。一则不知查号是怎么一回事，二则以为他要提审我。

　　“你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带铺盖卷儿？”

　　“这……”

　　他难道不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

　　“我们已经派人通知你的家属，快点给你送来。”

　　“谢谢。”

　　我嘴里发出的声音几乎被自己心跳的声音淹没了，我等待他说出那至关紧要的话。然而他不再吭声，只是用眼光审视我，我被他冷峻的眼神震慑，只觉得自己的衣服又被扒光了，五脏六腑被他的目力刺个透底。然而我却猜不透他眼睛深处藏着的秘密。他的脸像石头一样冰冷和僵硬，好像勉强才克制住对我的厌恶和蔑视，连刚才说话的腔调也似乎没有抑扬顿挫，一下子把我拒于千里之外。我问心无愧，又何必这样害怕警察？像发烧一样猛烈袭来的恐惧感和自卑感，令我自己感到屈辱和震惊。这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进了号子门，不是犯人也成了犯人。

　　他不想再跟我说什么了。这难熬的沉默，他那公事公办的冷酷气概快要把我压碎了！

　　另外两个警察已经例行公事地把每个犯人的东西都检查了一遍。

　　瘦高挑儿的警察问黄脸号长：“崔朝柱，你这个号里有什么事吗？”

　　“报告江科长，我的号里不会出事的。”原来他叫崔朝柱。

　　江科长又对“细长脖”说：“杨光，你到审讯室来一趟。”

　　杨光突然紧张起来：“江科长，是不是要放我？”

　　三个警察没有搭理他，转身向号外走去。

　　我比所有的人都更着急，慌忙下床铺紧追一步：“江科长，什么时候提审我？”

　　咣当一声，牢门在我面前锁上了。

　　江科长停住了脚步，却没有回头：“你等着吧。”

　　我几乎要瘫在地上，双手抓住门把稳了稳神。我要有志气真应该一头在墙上撞死！

　　我忽然对警察也感到亲近起来，他们要在号子里多待一会儿，多跟我说说话，我也会感激他们的。我心里很明白，自己是想家，想见到妻子儿女，想听到他们的声音。现在我才体验到老婆孩子对我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我对不起陶波，当她得到我被关进监狱的消息时会怎么样呢？她受得住这一次的打击吗？我那不争气的眼泪簌簌地流下来了，我不敢回头，不能让犯人们看见我哭。

　　崔朝柱还要叫我继续往下讲自己的故事，有几个没心没肺的犯人跟着起哄：

　　“对，刚才正讲到带劲儿的地方，那个许掌妹后来怎么样了？”

　　“大马猴”替我打圆场：“‘鹰头’，陈公琦太累了，他身上又有伤，叫他站着歇一会儿，反正时间还长着哪。”

　　崔朝柱开了恩：“那好吧，晚上再讲。”

　　我感激旁边的“大马猴”，犯人里也有好人。现在我哪还有心思讲自己过去的事情哄着他们玩儿。我坐得太久了，站着确实也是一种休息。让眼泪自己慢慢地停止，干涸。我默默地对着门闭着眼，仿佛离开了这个拥挤的囚室，置身在硕大苍凉的空间，自己的身体也化作一股喷涌升腾的浓烟……

　　一只黑色的小蚂蚁从门缝里爬进来，我蹲下身子把它抓到自己的手心上。看它在我的手掌里、胳膊上飞快地爬动，小爪子搔得我痒痒的，非常舒服，非常亲切。它也是个生命，是个活物，而且比我更加弱小。如果我想在它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两个手指一动就能把它碾死。

　　它为什么要爬到牢房里来？可怜我，想陪伴我？我感激它，生怕被别的犯人看见它，抢过去把它弄死，让它顺着我的袄袖自由自在地向纵深爬去。我不再感到孤单，身上寄养着一个可爱的小生命。它让我感到自己是强大的，是善良的，甚至是自由的，身上充满勃勃生机，脑子里也不再缺乏正常人应有的想象力……

　　我身上开始发痒，是小蚂蚁在跟我亲热，刚开始我能感觉出它爬到了什么部位，渐渐全身都刺痒起来，好像通身爬满了蚂蚁。这小东西可真解闷儿，我忘记了自己眼前的处境，忘记一切烦恼，只顾抓痒，应付小蚂蚁耍的把戏。

　　我的肚皮上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蚂蚁翻了脸，连三并四又在我腰上啃了几口。大概它想往下爬，被腰带拦住了去路，这才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连蚂蚁都敢欺侮我，做人真不能有好心！

　　我在地上又跳又蹦，双手连抓带挠。身上奇痒无比，渐渐被剧烈的疼痛所代替，我的后背仿佛被蚂蚁啃出了一个大洞。我不后悔，但愿它不要离开我的身体。它只是默默地咬我，不说话，不鄙视我，它吃饱了就不会再咬的，让我体验到一种为别人作出贡献的高尚感……

　　杨光被提审回来了，犯人们迫不及待地问：

　　“‘鸟屁’，是要放你出去吗？”

　　“他妈的！找我是打听别人的事。”

　　杨光摇摇头，忽然又赶紧用双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鹰头’，你猜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好东西？”杨光用两个手指头在乱蓬蓬的长头发里挖着，一副极力要讨好崔朝柱的媚态，“我一进审讯室就找‘帽花’要烟抽，我对他说，行行好吧，几十天闻不到烟味，快熬死了。你们不是规定在审问犯人的时候可以给犯人烟抽吗？他拿我这副憨皮赖脸的样子没办法，只好给了我一支。我抽了几口就提出要去厕所，到厕所里赶紧把烟掐灭，藏到了一个‘帽花’绝对搜不出来的地方……”

　　“有烟？好小子！”

　　崔朝柱眼睛放光，急忙跳下床，亲自动手到“鸟屁”的乱头发里去找。由于心急用力过猛，拔掉了几根头发，疼得“鸟屁”吱呀乱叫。翻了半天只找出一个小烟屁股，崔朝柱火了，朝着“鸟屁”的屁股踢了一脚：

　　“你他妈的，就给老子剩回这么一点玩意儿！”

　　杨光抱屈地叫喊：“你别急嘛，还有哪。我在厕所的地板上还捡了两个烟头。”

　　他果然又从头发里摸出两个烟屁股。

　　“鹰头”高兴了。其他犯人也都馋得吧叽嘴，目光贪婪地盯着“鹰头”手里那三个烟屁股。

　　崔朝柱从自己的枕头底下摸出一小条白纸，熟练地把三个烟屁股撕开，将烟丝一丝不漏地放到白纸上，搓成一个细长卷儿。然后脱下脚上的布鞋，用鞋底狠命摩擦水泥地板。不一会儿，在鞋底儿和地板之间就冒出了一个个小火星，他叼着烟趴在地上。“鸟屁”也过来帮着他磨鞋底儿，烟很快就被他吸着了，他站起身子连吸三大口，烟气却一丝也不外泄，全部吞进肚里。停了一会儿，才有像一根线似的烟雾从鼻孔里溜出来，他又狠命地一连气吸了三口，那根细长的小烟卷儿也只剩下一个屁股了。他慷慨地把烟屁股让给身边早就伸长脖子等着的犯人，那几个犯人一人吸一口，到第五个人已经吸不出烟，只好把那点沾满尼古丁的纸头放进嘴里去嚼。还有人凑过去贪婪地吸收从别人嘴里吐出来的烟雾，号子里可算一片欢呼，出现了令我惊奇不已的快乐场面。

　　心满意足的崔朝柱，拍拍杨光的肩膀：

　　“你小子够意思！”

　　杨光神气活现，好像为“鹰头”立了一功。不知为什么，他那得意的目光特别爱往我这边瞟。

　　旁边的“大马猴”小声提醒我：“你要特别小心杨光这小子，他想叫你顶替他当‘鸟屁’。”

　　我问：“什么叫‘鸟屁’？号长就是‘鹰头’吗？”

　　“这都是监狱里的黑话，‘鹰头’就是犯人中的流氓头，谁也惹不起。也叫‘老棱子’，意思是有棱有角的老犯人、老流氓。‘鹰头’不一定是号长，号长是收审站指派的，‘鹰头’是自己打出来的。崔朝柱赶巧了，他是‘鹰头’，原来的号长释放了，收审站指派另一个人当号长，那个人斗不过崔朝柱，本心也不想当这个犯人头儿，就让给他当了号长。‘鸟屁’则是最低等的犯人，专门侍候‘鹰头’的。杨光可不是像他表面装的这么老实，刚来的时候也是个‘棱子’，想压倒‘老棱子’，生生是被崔朝柱给打服的。你上午挨打不过是例行公事，叫你知道一下‘鹰头’的威风。其实他们一眼就看出你不是‘棱子’否则不会那么手下留情。”

　　“啊，这还算手下留情？”

　　“当然了，哪儿也没有把你打坏。你没有前科，他们就想找个乐儿，把你寒碜一下，你得认便宜。他们要真下狠手，你五天下不了床！”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摸摸腰腿上还隐隐作痛的部位。

　　趁着号子里乱哄哄的，犯人们还浸沉在香烟的味道所带来的喜悦里，我向“大马猴”又打听了一些关于收审站的情况以及号子里的其他规矩。还知道了“大马猴”的名字叫郭建坤，是生产资料公司的采购员，常去深圳购买彩色电视机，价钱比这边便宜。海关的人也托他给买两台，他没有办到，这回借着打击经济犯罪把他抓进来了。人家的案情都能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唯独我的问题，三天两夜也说不清楚……

　　看守又送饭来了，跟上午的饭一样，看来这里每天是两顿饭。我也感到肚子有点饿了，等“鸟屁”把“鹰头”的那一份窝头和汤拿走，我便和其他犯人一样拿了两个窝头，盛了一碗菜汤，坐自己的铺位上啃起来，菜汤像刷锅水一样没有滋味，窝头咬在嘴里像豆腐渣，我的心里却有万千滋味！

　　杨光侍候好崔朝柱，回头看见我又吃又喝，恶狠狠地冲过来就要夺我手里的窝头。我用右手一挡，汤碗掉在地上，啪地一声摔碎了，菜汤洒了我一身。我心里已经有点底，不像上午那么害怕了，故意心平气和地问他：

　　“杨光，你要干什么？”

　　他气势汹汹，跟刚才那个嬉皮笑脸的“鸟屁”判若两人：“你有什么资格吃两个窝头！”

　　我跟他不能动恶的，动恶的我比不过他，只会把局面弄糟。就平静地反问他：

　　“我应该吃几个？”

　　“吃一个。”

　　“这是谁的规定？”

　　“是……号子里的规定。”

　　“是收审站定的，还是号长定的？你说清楚。”

　　我的冷静反而把他给稳住了。

　　他有点气急败坏：“这规矩是我定的！”

　　“你是什么人？想当号长？”

　　“他是‘鸟屁’！”犯人们哄地一声笑了。

　　郭建坤又替我打圆场：“‘鸟屁’，算啦，人家老陈文质彬彬，老实巴交，你就别欺侮他了。”

　　杨光有点泄劲，转脸去求崔朝柱：“‘鹰头’，不能老叫我当‘鸟屁’，陈公琦是新来的，应该叫他当。”

　　崔朝柱眼睛里露出骇人的凶光：

　　“他当‘鸟屁’没有你合适！”

　　一句话定乾坤，杨光的脑袋立刻耷拉了，拿起篮子里那唯一的一个窝头，蹲在地上就着气吃。

　　我肚子虽饿，却啃不下两个窝头，省下一块让给郭建坤。郭建坤很会做人，又把那半块窝头递给杨光：

　　“哎，‘鸟屁’，老陈吃不了，就便宜你吧。”

　　杨光没有志气，一下子把半个窝头全送进嘴里。

　　吃完饭有人向号长报告要小便。崔朝柱下令，所有犯人都必须解一次手，有屎的拉屎，没屎的撒尿，暂时没有的也要强挤出一点。屋角上有一个白瓷便池，擦得雪白锃亮，加上犯人的脸在内，它也算是牢房里最干净的一件东西。

　　我悄悄地问郭建坤，这是什么规矩，为什么要集体大小便？他告诉我，大家集中解手便于冲洗便池。这是“鸟屁”的工作，他必须在大家解过手之后把便池擦洗得干干净净，不得闻出有一星半点的屎尿味儿。因为大家还要从那个便池里接水刷碗、洗脸、漱口……

　　我一阵恶心，险些把刚吃进去的窝头全吐出来。也赶紧起身去打扫一下肚子里的废物，今后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屎尿，最好能随上大流。屎尿太勤，肯定会挨骂遭恨，我开始同情“鸟屁”，庆幸自己还不是最末等的犯人。 蒋子龙文集.6，赤橙黄绿青蓝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