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朝柱逃跑了！

　　这几天我猜到他可能要出什么事情，没想到他会孤注一掷走出这一步。他裹进了一个倒卖黄金的案子，以前还曾因盗窃、群殴被抓过两次。近来他情绪反常，老是念叨自己可能被判刑……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倒也是一条汉子！

　　说来难以置信，越狱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容易得多。他选择了星期天的中午。星期天，收审站里的警察本来就少，到中午休息时间就更为懈怠。他也许把看守是谁、门口值班的警卫是谁早就算计好了。这天中午值班的看守是一个最好说话的老警察，他借口有重要的案情要交代，骗得看守开了号子门，他突然从腰里掏出一把用锯条磨成的刀子，逼住了老警察：

　　“我反正怎么都是个死，你要想活就别吭声！”

　　老警察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他一把推进了我们的牢房。利用他“鹰头”的权威，叫几个新来的犯人用毛巾把看守的嘴堵上，解下看守的腰带把他的双手绑起来。崔朝柱一双血红的眼睛瞪着我们这些被他闹傻了的犯人：

　　“你们帮了我，我不能不顾义气一个人逃跑。你们敢不敢跟我一块冲出去？”

　　十三号牢房里一阵骚动：“怎么出去？”

　　“我们人多，就从大门大摇大摆地出去。”

　　“行吗？”

　　“行，‘帽花’不敢拦我。谁要得罪我，我逃出去就宰谁的全家！敢不敢？”

　　号子里没人应声。

　　“都是熊蛋包！”

　　崔朝柱往一个新“鸟屁”脸上吐了一口唾沫，转身出了号子，反手又把号子门锁上了。

　　“鸟屁”还战战兢兢地说了一句送行的话：

　　“‘鹰头’，再见！”

　　崔朝柱早没影儿了。

　　有人小声说：“他能跟你‘再见’吗？他要是被抓回来跟你‘再见’就没命了！”

　　大家拥到窗户跟前，看崔朝柱怎样冲出大门口。原来他还有第二套方案，用看守的钥匙打开天窗，爬上楼顶，抱着楼角泄水的铁管下到地面，然后翻后墙而去。原来墙上的电网是摆样子的，根本没有通电，而且破破烂烂，崔朝柱用木棍三敲两打就拨弄出一个大窟窿。

　　看守对着“鸟屁”用头撞，用脚踢，示意他拿出塞在自己嘴里的毛巾。

　　“鸟屁”不敢。“鹰头”走了，余威还在。

　　崔朝柱那破釜沉舟的气概，像狼一样坚韧顽强的性格确实把大家镇住了。简直不可思议，警察对犯人的东西检查得那么严格，他是什么时候藏起了一把刀子呢？看来管犯人的不一定就比犯人聪明。我以前对他印象很坏，现在忽然完全改变了。也许做人就应该像他这个样子，才能对付得了阴谋——这头恶毒而疯狂的野兽！早知如此，我真应该跟他一块儿越墙而去，找仇人清算，把自己的冤狱公之于众，即使死了也痛快。这个世界是为强者所准备的，只有强者才可以恣意享受它，它也可以被强者所霸占。窝囊废只是供强者取乐儿。我算强者，还是弱者？当然是后者，而以前我总把自己当成前者。崔朝柱身上有一种令我羡慕的东西……

　　犯人们对警察有一种本能的对抗情绪，谁也不愿意替看守拔出嘴里的毛巾。即使有人想讨好警察，也不敢在众人面前做得太露骨，免得警察走了挨揍。看守的双手是非放开不可的。嘴里的毛巾也是非拿掉不可的。大家推来推去，最后只得由谁塞的毛巾谁拿掉，谁绑的双手由谁解开。看守没有被蒙眼，他看得清清楚楚，刚才按崔朝柱的命令行事的那几个犯人心里犯了嘀咕。倘若被加上一条罪：捆绑警察，帮助崔朝柱越狱，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当天下午警察们忙着去追捕崔朝柱，没有搭理那几个“帮凶”。让一个犯人大白天就越狱而逃，对收审站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这也暴露了收审站的弱点，他们对犯人的待遇比真正的监狱里要坏得多，然而他们的保安措施却很不严密，大有空子可钻。

　　第二天，我们号子里那几个捆绑警察的犯人被拉出“码”了十分钟——双臂后背跟腿捆在一起吊起来。这是一种很严酷的刑法，据说半小时就可以把人吊死！

　　第三天，看守高兴地宣布了一个消息，崔朝柱被抓住了，直接送进了天津监狱，至少要判他十五年徒刑。

　　我看犯人们对这一消息持怀疑态度。按惯例，从哪儿逃跑的犯人还应该抓回哪儿，把他“码起来”，以儆戒他人。

　　看守还宣布了另一个惊人的决定：收审站经过研究，决定叫我当十三号牢房的号长。

　　我不知是该笑啊，还是该哭？我这个机械系毕业的国家技术干部、国营企业经过正式任命的中层领导，如今当了一个犯人的小头目！

　　我实在不想当这个号长，哪还有这份当“官”的心思？我已经没有精力顾及别人的事情了。

　　从表面上看，由于老号长释放了或逮捕了，重新任命一个号长是很平常的事情。对我来说这件事却意味深长——是喜哪？还是忧？按常理收审站总是找态度比较好、案情比较轻的人当号长，也就是说找他们信得过的人，这当然只是相对来说。比如我们这个号子，收审站曾指定郭建坤当号长，他自知斗不过“鹰头”崔朝柱，而管不了“鹰头”就无法管别的犯人，他才主动把号长的职权让出来，崔朝柱却毫不客气地就接受了。收审站也没办法，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真正信任的是郭建坤，而郭建坤的案情是很轻的。这样一想，说明收审站对我的印象还不错。反过来再想，我已经被关押了五十二天，再有八天第一期就届满了。在这个时候让我当号长，他们显然想到了我近期不会被释放。难道还要让我蹲到第二期？

　　收审五十二天，只被提审一次，总共不到半小时。我托郭建坤带走了一封上告信，交给江科长一份请求雷彪在我的案子里回避的申诉材料，全都石沉大海。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别的犯人老是吃不饱，我的饭量却越来越小，有时每顿饭连一个窝头也吃不下。因为没有镜子，看不见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但我感觉到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常常头晕，有时突然眼前一片漆黑，在一两分钟的时间里眼睛什么也看不到。收审站真不是人待的地方，我还担心时间长了会丧失记忆力，连说话的功能也会退化。

　　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号长还是当上了。我没有勇气拒绝收审站的决定，是吉不是祸，是祸脱不过。与其当个受警察和号长双重管制的二等犯人，还不如当个在警察之下、犯人之上的号子头。从宣布我为号长的那一刻起，犯人们对我的态度就大变了。以前只能说有些人对我还算客气，喜欢听我讲故事，需要跟我讨点剩窝头吃。现在则表现出一种敬畏和巴结的样子，大多数犯人都向我投来谦卑的目光，好像我手操他们的生杀大权。崔朝柱以武治号，我只能用文治。上台伊始，宣布了几条新的“施政纲领”：

　　1．取消“鹰头”和“鸟屁”的称呼，不论新老犯人一律平等，绝对禁止在号子里打斗。

　　2．吃饭不许抢，轮流按次序拿饭，不许挑大揩油，摸上哪个要哪个。

　　3．便池轮流打扫，每人负责一周。

　　4．把本牢房建成全收审站最干净、最团结、最舒适的号子。

　　我还向犯人们许愿，由我负责向收审站领导交涉，争取像监狱一样每天让我们放风半小时。在这个要求得到满足之前，我一天到晚都躺着，别的犯人也可随便。我眼睁眼闭，决不管得他们老是冲墙坐着。但在查号的时候必须规规矩矩。

　　犯人们受够了崔朝柱那狂烈的反复无常的管制，换上我这样一个开明的号长，真像获得了一次解放。为了防备他们得寸进尺、无法无天，我也宣布了一条纪律：

　　“我对得起你们，你们也得对得起我。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如果有谁违犯了本号的纪律，给我们大家带来麻烦，我也不客气。轻的，在我们号里用崔朝柱的办法教训他；重的我就要告诉警察，或把他送给别的号子。他既然不懂好歹就让他到别处去接受武斗的洗礼。”

　　犯人们感激我，心里也服气。以我的智力管理这十几个犯人当然不在话下。权力使用恰当就产生一种力量，使陌生的人也能很快跟你亲近起来。号子里常有些变化，老的走，新的来，谁被分到十三号牢房就认为自己有福气。我除去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以外，崔朝柱享受的特权我一样也不少，每天躺在床上不动，犯人们争着为我盛汤拿饭。想不到我陈公琦当犯人也能当出个样儿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犯人们都称呼我为“陈大爷”。

　　我有点不自在。我真的变化这么大、看上去很苍老了吗？“狱中才三月，世上已百年”，要知道我实足才只有四十三岁。不知不觉，我对“陈大爷”这三个字听得很顺耳了，我仿佛从里到外都变成了一个真正气息奄奄的老大爷。

　　又熬过了一个闷热的昏昏沉沉、似睡似醒的夜晚。早晨，看守递给我一块天鹅牌香皂，一袋黑白牙膏：“你的家属送来的。”

　　我心里有点纳闷。以往家里送衣物来正是我所需要，我如果急需什么东西，还可以告诉看守。由收审站再通知家属。这香皂、牙膏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叫家里送这些东西来……再说，上个月陶波给我送单衣来，里面就裹着一管崭新的黑白牙膏，我还没打盖儿哪！她不会糊涂到以为我半个月就可以用完一大袋牙膏吧？我连最早的那一袋都还没有用完呢！莫非是告状信出了差错，外面的情况恶化，她暗示我要做长期打算，就准备在这收审站待下去啦？这两袋大牙膏差不多够我用两年的！不要说两年，如果继续关在这里面，就是一年我也熬不过去啦……

　　我心里烦躁。有股邪火放不出来，便破坏那牙膏，拼命往漱口缸里挤。她既然送来了，我何必给她省着！

　　旁边的犯人问：“陈大爷，您这是干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心里闷得慌，挤点牙膏刷刷肠子。”

　　“陈大爷您可真逗，肚子里的油水都叫棒子面窝头给刮净了，肠子里除去清汤苦水没别的，你刷个什么劲儿呀！”

　　我很快发现牙膏里面不对头，牙膏袋的口大而圆，流出的牙膏却细而散，不成形。我从牙膏袋里抽出一个纸卷儿，是陶波的笔迹，字小得几乎难以辨认——

　　你怎么样？得不到你的消息真急死人！我非常惦念你，每周都去一次收审站打听你的情况，他们只说你很好。为了你的冤枉，为了我和孩子，千万要想开点，保护好身体。我到处托人告状，你的工资已补发。检察院和工商局审问了我两次。我们问心无愧，上了刑场也不怕。雷彪还嘱咐我，你的案子是他办的，没有他的同意，任何别的机关来人找我，我不得私自介绍情况。他们还说你跟公安局有关系，托了人，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告状信已寄走多日，尚无消息。你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勿念。

　　我赶紧从另一袋牙膏里也抽出一个同样的纸卷儿——

　　放出的人到家里来过，告状信收到，抄清后将立刻寄出。工厂扣罚了你的工资。我找到公安局、检察院，市里有规定，只有正式逮捕、判刑才不发工资。抓进收审站不算逮捕，理应照发工资。我会跟工厂交涉的，请放心。工商局一个姓雷的来街道上调查咱家的经济情况，非逼着徐大娘证明咱家最近买了一辆新的飞鸽自行车。徐大娘不错，别看“文化大革命”中主持召开过对我们家的街道批斗会，在你受冤这件事情上没有落井下石，是实事求是的。姓雷的还到咱家里察看，多亏我平时不会管家，一堆破烂儿，抄家都不怕。从出来人的嘴里知道了你的真实情况，很不放心。需要什么东西让警察通知我。多多保重，我和孩子们盼你快点放出来！

　　当我为自己在墙上画完第十二个“正”字的最后一笔，江科长亲自到号子来提我出去接受第二次审讯。在楼道里他对我说：

　　“老陈，你的申诉材料我们给你反映上去了。工商局领导经过调查研究，认为雷彪同志不算受贿，有些事情与本案无关，所以你的案子还是由他办理。我先跟你打声招呼，为了早日结案，你还应该积极主动地配合他。”

　　对我来说这不啻又是一记闷棍。我感到自己是这样孤立无援和身单力薄。而雷彪后面有工商局、检察院，工商局、检察院后面又牵动着错综复杂如铁网一般的社会关系，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地跟他们抗争，怎么会有好果子吃呢？江科长愿意为我去得罪雷彪吗？公安局的人愿意为一个不值钱的犯人去搞坏跟检察院和工商局的关系吗？

　　江科长甚至连对我的审问也不感兴趣了，他把我送进审讯室自己就走开了。

　　雷彪那张线条粗硬的脸非常苍白，眼睛里射出灼灼逼人的敌意，一上来就没有好话了：

　　“陈公琦，你没有想到吧？今天来提审你的还是我！我代表一级政府，你有天大的本事，水大也漫不过鸭子。你告到检察院、公安局、市委、国务院，我都欢迎。但要告诉你一句话，你的案子最后还得由我解决。你要恶意中伤，不仅治你的经济罪，还要治你的诬陷罪！”

　　好一番赤裸裸的威胁与恫吓，我没有告倒他，反而深深地得罪了他，激怒了他，真是活该倒霉！

　　“说吧，你跟许掌妹是什么关系？你给过她什么好处？为什么你俩以前那样好，以后又突然闹崩了？她告你强奸她，你要彻底交代全部过程！”

　　他脸上带着疯狂的神色，想一口把我咬死。

　　我也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胸中胀满仇恨，不顾一切地要反扑，要还嘴。可说出的话却是那样软弱无力，好像不是我的声音：

　　“许掌妹和刘青萍是一块进厂的高中毕业生，她倒没有太大的野心，只是想保住统计员的职务。统计员在一般工人的眼里是个很高雅、很吃香又很有权力的工作，考核生产，计算出勤，分配奖金等等与职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全由统计员干。一个女同志当上了全厂统计员应该说是很幸运的了，许掌妹不断给书记送烟送酒，而书记朱刚，跟刘青萍的关系更好，不把许掌妹放在心上。有一次过年，刘青萍把我们拉到她家喝酒，朱刚喝了酒之后公开对我们说：‘许掌妹不就是给我几条烟吗，哪天我撤了她！’不知为什么许掌妹跟刘青萍又是一对死冤家。她为了保住统计员的位子当然不愿得罪我这个顶头上司。但我们只是一般同志的关系。以后朱刚把刘青萍调到生产科准备夺我的权。但最先受到威胁的是许掌妹，刘青萍不会让她这个眼中钉留在生产科。生产科有两间屋，大屋是科员们的办公室，小屋是我和刘青萍的办公室。每天中午我在大屋吃饭，跟大家说说笑笑，有时还打会儿扑克。而朱刚每天中午则要到我的小屋里和刘青萍一块吃饭，有时下午的上班铃响了，朱刚还不走，他不走我就不能进去。他们的关系是明的，大家都知道，我何必要碍他们的眼，坏他们的好事呢？每天中午搞得我无家可归，有事情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心里当然很生气。有一天中午，许掌妹和其他一些干部在旁边敲铲子，说我是冤大头，科长的交椅眼看就要被别人抢走，每天还得乖乖地给人家腾地方，让人家放心大胆地幽会。我气不过就闯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看见他们的情态不雅，但并未做出什么大的越轨举动。我好心好意地劝了书记几句，叫他注意点影响，如果非要在工厂里谈情说爱，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谈。我犯了一个错误，古人讲劝赌不劝娼，何况朱刚又是个不懂好歹的土皇上。他原是戏院子里烧茶炉的，解放初期参加工会，打‘老虎’（指镇压反革命运动），搞‘三反五反’，入党当干部。原来的轻工机械厂只有三百多人，差不多都跟他有点关系，吃吃喝喝，狗咬连环。他成天吆五喝六，说了不算，算的不说，反复无常，脾气像狗脸一样说变就变。他的优点也在这儿，肚子藏不住话，我从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这是我和朱刚、刘青萍矛盾的开始……”

　　雷彪打断了我的话：

　　“你不要东拉西扯，我叫你讲自己跟许掌妹的关系。”

　　“你不是叫我讲出全过程吗？”

　　我感到说话特别吃力，好像肺里的气不够用似的。但我必须说，必须控诉，我有一肚子话要倒出来！雷彪带着个人的恩怨来办我的案子，我既然硬顶顶不过他，就要讲出全部实情，尽量感化他。叫他不要雪上加霜，迫害无辜：

　　“……十月一日中午，许掌妹找到我家，说工会发了几张电影票，问我去不去。我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去。二号上班后她就告到书记那里，说我侮辱她，企图强奸她。这种诬陷太卑劣，太不要脸了。她是看到我斗不过朱刚和刘青萍，我虽然手里抓着他们的把柄，不仅没有办法把他们搞臭，反而得罪了他们，刘青萍很可能要顶替我。她为了保住自己不被踢出生产科，转而投靠刘青萍，就想出了这么一招计策。把我整下台，就等于为刘青萍当科长立了一功。刘青萍果然感激她，跟她成了好朋友。朱刚也真想借机把我的生产科长撤掉。但是一调查，那天中午我的孩子在家，左邻右舍全都歇班在家，只看见我客客气气地送她出门，没听见她被强奸时的呼救声。事情传开以后连工人们都不相信，工人们说，要真有那种事情，许掌妹就不会说出来了。她为了求一个青年工人给她裁衣服，在机床后面站着就能跟人家发生关系！她是什么人物，厂里的群众很清楚。这件事工厂保卫科已经调查清楚了，朱刚也不敢撤我的职，许掌妹的诬蔑对我没有任何妨害。是几个月后我出了所谓的贪污受贿问题，朱刚才如愿以偿。您是工商局搞经济问题的，为什么对许掌妹制造的那场风波也发生了兴趣，旧话重提呢？”

　　“经济问题从来就跟男女关系问题连在一起，富贵思淫欲。你们捞了那么多不义之财，我想知道是怎么花的？严茂顺有这方面的问题，你的同伙中大部分都是酒色之徒，你能例外？”

　　他的思路就像铡刀一样武断而又直上直落，在他的铡刀下没有好人，一律铡成三截！

　　我强自做出一种空洞的苦笑，几乎是用哀告的口吻求他能够放弃私人成见，用稍微公正的态度对待我：

　　“雷彪同志，我哪来的同伙？难道你真的把我看成了赌博宿娼者的一伙？”

　　雷彪恶意地笑了：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我没有同伙，我没有犯罪！”

　　“你已经在收审站里待了三个月，以你现在这种顽固而狡猾的态度，还要继续在这里面待下去。想想看，谁还相信你会没罪？正像你们犯人自己说的，裤裆里抹黄泥——是屎不是屎说不清楚！”

　　他忽然露出了一种虚伪的同情。

　　他说了一句实话，使我的大脑受了致命的一击。我已经落进了这个荒谬世界的陷阱，只好就听任荒谬的摆布。倘若在这个地方再待三个月，连我也会相信自己是不清白的。我努力靠还算坚强的意志支撑着瘦弱的身体，不让它在雷彪面前瘫软下来。

　　“陈公琦，我再问一件事，有没有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老婆接受了严茂顺的钱？”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心里一震。

　　“我的意思你没有听明白吗？你是大学生，而严茂顺是个坑蒙拐骗的社会投机分子，为什么你们关系那么好？为什么他常往你家里跑？为什么他会那样关心你老婆，主动借钱让她跟你去广州旅游？据我所知，那一阵你们家的经济状况可是不好。”

　　我脑中涌出一团疑云，再也不能强作镇静，忽然站起来大叫：

　　“不，不可能！这是诬蔑，你们害了我，还想坑害我老婆吗？”

　　雷彪一拍桌子也站了起来，他的目光严酷而凶狠，似乎有一种能杀我致死的力量。我禁不住浑身颤抖。

　　“陈公琦，你不要胡说八道。是你自己执迷不悟，顽固不化，害了自己，也害了你全家！告诉你，你的小儿子眼睛已经瞎了。”

　　“你说什么？”

　　“你的孩子眼睛出了问题。为了你的老婆孩子，快点承认吧。以你的情况判不了几年刑，再这样拖下去，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雷彪不再搭理我，竟自走出了审讯室。

　　我听他在楼道里喊：

　　“看守，把陈公琦送回号子。告诉江科长，我走了。”

　　我心里想着要迈步出房门，不知为什么脚步移动不了，身子晃动着，眼睛又被一片黑暗蒙住了，啪喳一声，整个身体都摔倒在地上。一刹时仿佛被雷彪对我那末日审判的霹雳击中了，神经、理智全被雷火烧毁了，我失去了对自己控制的能力。忽然号啕大哭起来——

　　我从来没有这样哭过，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还会这样哭。忘记了羞耻，忘记了做人的起码尊严，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和自己，死命地呼号！左手揪住自己的头发，右手捶打自己的眼睛，身子在地板上扭动翻滚，脑袋朝着桌子腿拼力碰撞……

　　我哭得天旋地转，哭得超越了痛苦，反觉通体虚脱，四肢轻浮，万念俱灰。仿佛不是我在哭，是一颗受了致命伤的灵魂，借助我的躯壳在垂死挣扎。我不能自已，完全是一阵狂暴的神经错乱！

　　警察们围着我不知所措。

　　江科长拍打着我的后背：“老陈，你怎么了？老陈，老陈，冷静点。”

　　我突然像女人一样哭喊出有内容的句子：

　　“你们枪毙我吧，别害我全家！雷彪，你把我毙了吧！为什么要把我儿子的眼睛搞瞎……”

　　“老陈，你说什么？”

　　江科长继续拍打我的后背，像哄小孩子一样。男人的哭啊，别人受不了，自己也受不了！

　　我渐渐止住了哭声，不是我想停住，而是心里哭嘴上发不出声音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要把我的身体撕成两半，拧成麻花儿。这力量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产生在我身体的内部，仿佛在心脏发生了地震，在胸口爆发了火山！我的右半个身子已经不属于我，不停地抽筋，右眼往上吊，右嘴角往上斜。这种剧烈的毁坏身体机能的痉挛和无规则的扭动，使我疼痛难忍。“五马分尸”的痛苦大概也不过如此。

　　我的头脑却异常清醒，知道自己要完了。也好，就在这极大的痛苦中告别这痛苦的人生和世界吧！什么都来不及想，来不及说，想说也说不出……

　　江科长把我扶起来。他也不像往日那么深沉自若，似乎真的动了怜悯之情，大声呼叫着：

　　“老陈，你怎么了？老陈……”

　　我想冲他笑一笑，他的脸上却现出恐惧的神色，大概我这个处于穷途末路的人的苦笑是十分难看和吓人的。他以为我要说话：“你想说什么？”

　　我发出的声音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断断续续而又含混不清：

　　“江科长，我是冤枉的。我儿子的眼睛瞎了，老婆的清白受到别人的诽谤，我对他们是有罪的……对不起他们！”

　　我抵抗不住那跳跃的撕心裂肺的疼痛，闭上眼睛和嘴，静等那最后时刻的到来。

　　“老张，你去找大夫。”

　　“小王，你去准备汽车。”

　　江科长是个好人。他们把我放上担架，抬出了审讯室。

　　“知了，知了……”

　　院子里那棵大杨树上的知了叫得真欢，它们知道些什么呢？我若是一只知了或麻雀该有多好…… 蒋子龙文集.6，赤橙黄绿青蓝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