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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奖”

当今骂坛 蒋子龙 2109 2021-04-06 06:21

  “有奖乘车”——如果你运气好,坐出租车也可搬回台彩电、冰箱或别的什么东西。车费公家报销,奖品归自己,天下就是有这样的美事。

  “有奖观影”——如果你运气好,看一场电影,既可娱乐自己,又能发一笔财,白得个千儿八百元。

  如果你运气好,买一台国产××牌空调器,可获特奖四万元,运气稍差一点可获幸运奖日本东芝牌空调器一台(卖中国货要靠日本货吊胃口,谁还会相信他的××牌空调器呢?不相信他的产品没关系,只要你相信能中奖就行,一样会买他的货)。你运气再差一点也没有关系,他在幸运奖后面还设了十四个等级的奖,从四千元到四百元不等。好馋人!好像人人都有份儿。

  如果你运气好,买张新年贺卡可得到一套房子,买辆轻骑可得到一辆轿车。

  你到大街上转转,到商店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不搞有奖销售呢?满眼都是有奖!有奖!有奖!“有奖大酬宾”,“有奖大展销”,“有奖大出血”,“又得奖券又九折,谁来我店谁幸运”!

  如果你运气好,转这一圈就会发大财,乐死,累死。

  可惜,如果只是如果,最虚妄靠不住。对买者是如此,对卖者也是如此。“血”不可能真的“大出”,倘是搞“假出血”,一次两次也许对商店的效益不无刺激作用,长此以往还有何商业信誉可言?更要命的是毒化了中国人的消费心理……

  它培养投机性,变正常的消费为撞大运。谁也不可能不买东西,使正常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又一场的赌博。

  我甚至相信,在当今这种繁复多变的生活节奏下,什么事物都可能成为一阵风,一刮而过,“各领风骚三五月”。惟独“麻将风”,已刮了数年,仍盛刮不衰,直刮得“祖国山河一片麻”。这可能就跟当前这种赌博式的消费方式有关。

  清初诗人吴伟业曾著《绥寇纪略》,讲明代曾风行一种马吊牌,士大夫们无日无夜地打马吊,荒误正业,明室正是亡于马吊。此话也许有失偏颇,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因赌博误事误国的激愤。

  马吊就是麻将的前身。胡适称它是继鸦片、八股、小脚之后的“第四害”。若举国狂打麻将,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危险的。他曾作《麻将考》,初次留学异国,发现麻将已传到国外,成为西洋社会里时髦的游戏,“谁也没有想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136个麻将军!”可是,当1927年他重游各国时,却发现麻将在西洋已成“架上古玩”,很少有人问津了。因此他发出感慨:但凡“勤劳奋斗”的民族是决不会被麻将军征服的,麻将只能是爱闲、爱荡、不珍惜光阴的民族的“专利品”。所以,“麻将军”只好仍旧回到故土。

  有奖销售亦如此。有个别商店偶尔为之并无不可,也许倒真有一种刺激性、新鲜感。现在大家一窝蜂地都搞这一套,有奖销售的广告充斥电视、报刊和大街小巷的各种广告牌,到处都有“有奖”的叫卖声。小到小孩子买张贺卡,买个玩具,看场电影,大到兜售奖券的汽车招摇过市,车上摆着彩电、冰箱等耀眼的诱饵,奖券现买现对,比打麻将还痛快。人们像看一台好戏一样,争先恐后,把汽车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然而幸运者极少(也许就没有),人们偏偏都想当那个幸运者,转眼间兜里的钱变成了奖券,不中奖的奖券等于废纸,人们恨恨地撕碎它,随手一丢。汽车周围像春节期间农村的鞭炮市场,花花绿绿的纸屑积有半尺深。碰运气碰了一鼻子灰的人们,目光暗淡,却心又不甘,眼睛里偶尔还闪烁出贪婪、愤怒的光斑。

  我们没有摩纳哥、拉斯维加斯、澳门那种集中的金碧辉煌的赌宫。但这种“麻雀战”、“地道战”、“各自为战”更厉害!

  有人负责为商人们发放营业执照,至于商人们用什么方式推销自己的货物,只要不犯法,就没人管了。倘是“官商”,自由度就更大。但,商业有其自身的规律,商人也有大小之分。靠一些“贼点子”,玩花活,强刺激,小打小闹,只顾眼前不管长远,也许可以发财,可以“扭亏为盈”,却不会成大气候。

  真正成大功者,参与创造商品时代并在商品时代占有一席地位者,必然兼顾商业道德和社会道德。既顾及眼前,又有远虑深谋,引导社会消费,培养人们的消费品格。而不是相反,为赚钱腐蚀人们的心理。

  一位美国作家这样评论可口可乐公司:“可口可乐和自由女神同样象征着美国。”可口可乐创造了一种文化,并把这种可口可乐文化带给了美国人,带给了世界。

  所以商业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产品的成功。产品的成功说到底又是一种观念的成功,文化的成功。中国商界应该把功夫下在产品上和观念及文化上。用培养顾客的赌博心理来刺激销售,从长远来看是饮鸩止渴。

  1995年12月 当今骂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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