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乘车”——如果你运气好，坐出租车也可搬回台彩电、冰箱或别的什么东西。车费公家报销，奖品归自己，天下就是有这样的美事。

　　“有奖观影”——如果你运气好，看一场电影，既可娱乐自己，又能发一笔财，白得个千儿八百元。

　　如果你运气好，买一台国产××牌空调器，可获特奖四万元，运气稍差一点可获幸运奖日本东芝牌空调器一台（卖中国货要靠日本货吊胃口，谁还会相信他的××牌空调器呢？不相信他的产品没关系，只要你相信能中奖就行，一样会买他的货）。你运气再差一点也没有关系，他在幸运奖后面还设了十四个等级的奖，从四千元到四百元不等。好馋人！好像人人都有份儿。

　　如果你运气好，买张新年贺卡可得到一套房子，买辆轻骑可得到一辆轿车。

　　你到大街上转转，到商店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不搞有奖销售呢？满眼都是有奖！有奖！有奖！“有奖大酬宾”，“有奖大展销”，“有奖大出血”，“又得奖券又九折，谁来我店谁幸运”！

　　如果你运气好，转这一圈就会发大财，乐死，累死。

　　可惜，如果只是如果，最虚妄靠不住。对买者是如此，对卖者也是如此。“血”不可能真的“大出”，倘是搞“假出血”，一次两次也许对商店的效益不无刺激作用，长此以往还有何商业信誉可言？更要命的是毒化了中国人的消费心理……

　　它培养投机性，变正常的消费为撞大运。谁也不可能不买东西，使正常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又一场的赌博。

　　我甚至相信，在当今这种繁复多变的生活节奏下，什么事物都可能成为一阵风，一刮而过，“各领风骚三五月”。惟独“麻将风”，已刮了数年，仍盛刮不衰，直刮得“祖国山河一片麻”。这可能就跟当前这种赌博式的消费方式有关。

　　清初诗人吴伟业曾著《绥寇纪略》，讲明代曾风行一种马吊牌，士大夫们无日无夜地打马吊，荒误正业，明室正是亡于马吊。此话也许有失偏颇，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因赌博误事误国的激愤。

　　马吊就是麻将的前身。胡适称它是继鸦片、八股、小脚之后的“第四害”。若举国狂打麻将，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危险的。他曾作《麻将考》，初次留学异国，发现麻将已传到国外，成为西洋社会里时髦的游戏，“谁也没有想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136个麻将军！”可是，当1927年他重游各国时，却发现麻将在西洋已成“架上古玩”，很少有人问津了。因此他发出感慨：但凡“勤劳奋斗”的民族是决不会被麻将军征服的，麻将只能是爱闲、爱荡、不珍惜光阴的民族的“专利品”。所以，“麻将军”只好仍旧回到故土。

　　有奖销售亦如此。有个别商店偶尔为之并无不可，也许倒真有一种刺激性、新鲜感。现在大家一窝蜂地都搞这一套，有奖销售的广告充斥电视、报刊和大街小巷的各种广告牌，到处都有“有奖”的叫卖声。小到小孩子买张贺卡，买个玩具，看场电影，大到兜售奖券的汽车招摇过市，车上摆着彩电、冰箱等耀眼的诱饵，奖券现买现对，比打麻将还痛快。人们像看一台好戏一样，争先恐后，把汽车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然而幸运者极少（也许就没有），人们偏偏都想当那个幸运者，转眼间兜里的钱变成了奖券，不中奖的奖券等于废纸，人们恨恨地撕碎它，随手一丢。汽车周围像春节期间农村的鞭炮市场，花花绿绿的纸屑积有半尺深。碰运气碰了一鼻子灰的人们，目光暗淡，却心又不甘，眼睛里偶尔还闪烁出贪婪、愤怒的光斑。

　　我们没有摩纳哥、拉斯维加斯、澳门那种集中的金碧辉煌的赌宫。但这种“麻雀战”、“地道战”、“各自为战”更厉害！

　　有人负责为商人们发放营业执照，至于商人们用什么方式推销自己的货物，只要不犯法，就没人管了。倘是“官商”，自由度就更大。但，商业有其自身的规律，商人也有大小之分。靠一些“贼点子”，玩花活，强刺激，小打小闹，只顾眼前不管长远，也许可以发财，可以“扭亏为盈”，却不会成大气候。

　　真正成大功者，参与创造商品时代并在商品时代占有一席地位者，必然兼顾商业道德和社会道德。既顾及眼前，又有远虑深谋，引导社会消费，培养人们的消费品格。而不是相反，为赚钱腐蚀人们的心理。

　　一位美国作家这样评论可口可乐公司：“可口可乐和自由女神同样象征着美国。”可口可乐创造了一种文化，并把这种可口可乐文化带给了美国人，带给了世界。

　　所以商业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产品的成功。产品的成功说到底又是一种观念的成功，文化的成功。中国商界应该把功夫下在产品上和观念及文化上。用培养顾客的赌博心理来刺激销售，从长远来看是饮鸩止渴。

　　1995年12月 当今骂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