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结识的多才多艺、兴趣广泛的人中，以泳友崔以泰教授格外出彩。他年轻时喜欢举重，后来成为国家一级举重裁判，在省市级的大型运动会上做过裁判长，至今还保留着国际举重裁判的头衔。他收藏的“世界医学邮票”，被评为“全国之冠”，获颁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一等奖，并连续五次获国际邮展金奖，同时编撰了《世界医学邮票大观》《邮票上的医学故事》等多部砖头般厚重的大书，俨然成了这方面的“权威”。其实他自小学医，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副院长、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20世纪80年代，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随后又在医大第二医院创立“临终关怀科”。美国德瑞克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东西方死亡教育学会主席莱尔教授尊他为：“中国从事临终关怀事业的第一人，开创了中国的临终关怀学，当之无愧是中国的临终关怀之父。”他先后还创建了天津宁养院、天津怡泰医院，曾被李嘉诚基金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授予用纯金铸造的“业绩奖”及“终身成就奖”。还获得过中国性学会颁发的“科学进步一等奖”，以及美国雪兰多大学授予的“杰出领导奖”……如今崔以泰身上至少还披挂着十几个头衔，我曾问他：“若只能保留一顶帽子，您选哪一个？”他脱口而出：“诗人！”

　　呀？写出什么样的诗、写了多少诗才可称得上是诗人？诗坛上有一种现象我始终说不清楚，也不知该如何评论？天津有自发的群众性诗社20多家，加在一起上千人，其中有一个都是厅局级干部组成的诗社，专写古典诗词。还有家经营非常好的天安公司，从总经理到员工都写诗。每年春天，各诗社联合在桃花堤举办诗会，堤上堤下桃花如海、诗歌如潮。他们写诗主要是自得其乐，有机会交流时就朗诵一下自己的诗作，与诗友们同乐。倘手里有闲钱，印成集子散发给朋友，也算是一种发表。在他们身上，诗显然还有另一种作用：“以诗养生，以诗养业”。还以崔教授为例，因写诗心灵生机蓬勃，生活情趣丰盈，年近八旬，热情洋溢，凡有聚会，兴致一上来张口就是诗，引吭能高歌。心里有诗的人，活在一种诗性中，有时现实就成了他的歌，在别人看来很难很复杂的事情，比如创建一座又一座的医院，选地址、跑批文、筹款、建楼等等；比如将天津医学院纳入国务院“211工程”，进入全国重点建设大学的行列并升格为天津医科大学，这都些让人一听就打心里发怵的事情，崔以泰干得不急不乱，甚至看不出他作过多大难，有条不紊地一件件都办得功德圆满。诗情濡染他的生活，在人生的转折点、凡经见过并让他心有所悟的事物，必有诗作产生。将他的诗连起来就是他最真实的自传，见证了他大半生的心路历程。

　　最近网上有个帖子传得很火，说中国人正在沦为一个不阅读的民族，在车站、码头或候机大厅里，人们都在玩手机或打电话，很少有读书的。而崔以泰从美国费彻伯格大学讲学归来，一登上飞机就开始将他在美国的零散感悟整理成篇，一路上竟埋头写了8首新诗。快到北京时，邻座的金发女士忍不住好奇，主动跟他搭讪，他即兴选了一首刚写的诗解释给那位美国女士听：“地球不平，人间不平，心中尤不平；苍天似平，静水似平，心平方能平。”那位女士随之也介绍自己是服装设计师，或许是受他的影响，在飞机上突然有了灵感，竟也一气设计了三套服装。不管怎样，因勤于写诗而有点这样的际遇，不也是一种美好、一段佳话吗？现代人抱怨诗歌的影响力小了，却不要忽略了那些业余诗人们，以诗句启发心智，点亮自己的精神，既是人格的超脱，又是人生的凝聚。写诗会滋润生活，有诗样的人生也是一种精彩。 蒋子龙散文集：红豆树下